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到了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中，对自己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早期创作有这样一个评价：“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对于鲁迅的这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白话小说，它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虽然鲁迅自己把《狂人日记》的主题概括为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但事实上，这篇小说所内蕴的“表现的深切”，远不止这一点，它的“忧愤深广”，涵盖的其实是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总体认识，以及他对改造这种“国民性”所提出的自己的方案——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显示出了他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要想说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表现的深切”的真正内涵，就必须联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比较中，突显出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压之下，亡国灭种的威胁，就一直笼罩着中国且日益加剧，对此，寻求富国强民之道，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之不辍的紧迫课题。
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反应是“器不如人”，因此，“师夷之长伎以制夷”（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对抗西方列强的最初主张——此时他们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探讨，集中在“器物”层面。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充分意识到光有“器物”层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器物”的角度看，当时的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却被日本海军一战而败），而必须从政治结构上进行调整，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运而生，期望在保持现有政治框架（满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变法”和“维新”，以拯救中国——此时他们对中国“积弱”的原因分析，集中到了“政治结构”层面。
1898年“百日维新”的迅速失败，宣告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变法”和“改良”的不可能，对满清王朝的彻底失望使另一些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革命”身上，在他们看来，要想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凌，保国强民，就必须推翻妨碍中国进步的颟顸的清王朝——此时他们对中国不能强大的原因关注，落实到了“革命”层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革命”从理想化为行动并最终实现，中国的政体也终于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制的转变。
然而，民国的建立却并不意味着富国强民理想的实现，事实上“民国”虽然建立了，中国却并没有就此强大起来，相反，不但“复辟”的逆流曾经回潮（张勋），就是已是事实上终身制的总统，想的还是要再做皇帝（袁世凯）。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意识到，凭借“革命“手段赶走满清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外在的政体，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内在的思想，如果只是照搬了西方的“政体”而没有与这种“政体”相吻合的具有新思想的“人”，“革命”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此时他们找到的拯救中国的药方，在于“思想”层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至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就经历了从“器物”层到“政治结构”层到“革命”层再到“思想”层的历史发展过程。
当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由《新青年》所倡导和鼓动的思想革命运动，正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着，同是这场“思想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区别在于：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侧重于以灌输外来的种种理论、观念、主义、学说来努力改造国人的思想，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的话，那么鲁迅则对“立人”投以更多的关注。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文化偏执论》中，对怎样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的境地并强大起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应当说，对“立人”的重视和强调，构成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内容当然也体现在了《狂人日记》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对如何才能“立人”所提出的答案是：不以外在的思想灌输来达到，而以“新思维”的具备来实现。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明确地表达过他对中国病根症结的归结，是在于那些“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愚弱的国民”，而要消除这一病根，“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对国人因文化积淀而导致的思维因循（从鲁迅这样的启蒙者看来它又导致精神麻木）的深切关注，一直是鲁迅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的重点。
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再出现的“招牌虽换，骨子里依旧”的现象，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输入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固然重要和必要，但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而变得面目全非，并成为举新名而行旧实的依凭，最终“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惟有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思维”上获得了质的改观，对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的接受才可能是顺向的接受而非扭曲式的篡改——也就是说，只有把染缸彻底涤净，新装入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才能保持它的原汁性，
因此，要想“立人”，要想实现以西方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来“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对国民进行总体的“思维“改造。在鲁迅那里，“思维”方式的能否改变构成了“思想革命”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从“精神上”“立人”引发的对“思维”层的思考，无疑使鲁迅在进行“思想革命”的启蒙时，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同辈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它使近代以来富国强民的种种探索，到鲁迅这里从“思想”层迈入了“思维”层，这无疑是一大突破和飞跃，从中也显示出鲁迅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如果说“染缸”的比喻是鲁迅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惰性强大的理论说明，那么《狂人日记》则是鲁迅欲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进行总体置换和再造的思想观念的形象体现。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种迥异的“思维”形态的诞生，“狂人”与所谓“正常人”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思维方式和思维路径的巨大差异，以“狂人”的思维看来是正常的，“正常人“却视为怪异；而被“正常人”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事，“狂人”却看出了它的异乎寻常性，“狂人”和“正常人”之间的这种思维错位，正是鲁迅借以表达他要从“思维”层来“立人”这一理念的现实前提，而通过鲁迅对“狂人”这一形象的塑造，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鲁迅对“立人”的思考，是着重在“思维”层面的。
“思维”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看取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新思维”的具备使他能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也使他获得了看出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能力，并能对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狂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这种深刻把握和清醒认识，无疑得力于他全新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看待事物的角度还是看待事物的立场，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具备了“新思维”的“狂人”，正是鲁迅所要“立”的“真的人”的基本体现。“愚弱的国民”的“精神改变”，也只有在这些在“思维”形态上不同于以往的“真的人”的身上，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当然，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决非在朝夕之间就能完成，事实上，思维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假使说鲁迅在“思想革命”运动中，他那超出他的前人和同辈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在于从“思维”层的角度来思考“立人”的问题的话，那么，对这种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达到“立人”的目的的艰巨性和曲折性的清醒认识，就构成了鲁迅思想深刻性的更为重要的方面。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的这一认识，仍然是通过“狂人”的形象来传达的。小说中的“狂人”虽然在“思维“层面上与赵贵翁、大哥等人截然不同，但他事实上与这些被他指斥为是吃人亦被吃的”野蛮的人“之间，在客观上有着难以割裂的血肉联系，对于这一点，鲁迅赋予了有着“另类”思维的“狂人”对此保有着清醒的自觉，“狂人”不但“发见”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还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借助于“狂人”对自己与置身的历史和现实的天然联系的明确认识，鲁迅向我们指出了“狂人”虽然具有着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新思维”，但他仍是他所从属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因此他在“思维”层面虽然有所改变，但历史的宿命决定了他的这种改变不可能是彻底的和完全的。
如果说客观上难以摆脱与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联系导致了“狂人”不可能在“思维”层彻底实现与“旧思维”的剥离，那么历史惰性和现实局囿则使“狂人”在主观上也无法真正完成对“旧思维”的超越。在小说中，“狂人”“愈后”的“赴某地候补”，实际寓示的是“狂人”对“旧思维”的回归，而“狂人”对自己“狂人”的命名，也正表明“狂人”最终对自己曾有的“新思维”进行了否定——塑造了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形象（狂人）却又对这个新人本身的局限性进行揭示，从而昭示出从“思维”层“立人”的艰巨性，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在《狂人日记》中最具震撼力的表现。
着眼于从“思维”的层面来进行“立人”的构想不仅是《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的实质性内涵，而且它对《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密切交融在一起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又互相说明的关系。为了艺术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结合作品的主题，从人物设置、写作手法、语言形态等方面精心布置，巧妙安排，构筑起了一个“格式特别”的艺术世界。
除了白话文、日记体这样的显在层面之外，《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两种人物系列的精心设置
在《狂人日记》中，作者为我们设置了两种人物系列，一个是小说的核心人物“狂人”，另一个是以大哥、赵贵翁、陈老五、何先生为代表的众人（包括“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给债主逼死的”、“街上的那个女人”、“家里的人”、“佃户”、等），人物的塑造原本就属于“形象化”的范畴，如何设置人物关系，并赋予这种关系何种意义就更是一个关乎“技巧性”的问题。鲁迅之所以在《狂人日记》中将他笔下的人物归属为两种人物系列，显然有他的深意在。
由于是要从“思维”层入手，通过对新人的塑造，来揭露和剖析封建制度的“吃人”性质，因此，这样的思想主旨本身就实际隐含着一对矛盾关系——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和因循着“旧思维”的“众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浑然不觉并且既是这种制度的执行者又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的“众数”，对他们的这种状态的揭示，必得是一个对这种状态有所察觉的“先觉者”，而这一“先觉者”相对于“众数”而言，则因其“先觉”而成为不被理解的“另类”和“孤独者”，怎样的形象才具备“另类”和“孤独”的特征呢？
鲁迅将这一形象设置为“狂人”（“疯子”）。将“先觉者”设置成“狂人”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通常意义上：
（1）“狂人”和“正常人”的人数比是绝对的少数（“狂人”）比绝对的多数（“正常人”）；
（2）“狂人”和“正常人”在思维方式上不能彼此相通和互相理解，有各自不同的思维路径和表达方式；
（3）“狂人”和“正常人”由于对对方的思维体系无法把握而形成互看“不正常”的关系。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正是利用了通常状况下“狂人”和“正常人”的这种关系构成，巧妙地将处于绝对少数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而又难以被“众数”理解的“先觉者”塑造成“狂人”的形象，然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形象的塑造虽然借助了通常状况下”狂人“和”正常人“的同构关系，但他的主观意旨和价值判断却恰巧与这种”同构“关系相反——“正常人”在《狂人日记》中实际上是“狂人”，而“狂人”在小说中其实倒是“正常人”。这种“狂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同构异质关系，构成了小说《狂人日记》艺术技巧的核心形态。
于是，在《狂人日记》中，就有了“狂人”与所谓“正常人”这样两组人物系列的对比。在小说中，“狂人”虽然是“狂人”的自我命名，但“狂人”的另一个含义“疯子”的命名却是由“大哥”（隐性命名者还有“赵贵翁”、“一路上的人”、“街上的那个女人”、“佃户”、“外面的那伙人”“老头子”等人）赋予的，在这些“正常人”旧有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中，“我”（“狂人”）说历史上每叶“仁义道德”的背后都是“吃人”两个字，说他们“现吃”，并处心积虑地要吃“我”，这一切自然被视作狂谵疯颠， “我”对旧思维规范下建立起来的所有思想、观念、文化、传统、行为、习俗的“落后”、“愚昧”和“凶残”本质的洞察，在他们的眼里，都成了判定“我”“妄想狂”、“迫害狂”的依据——“疯子”的命名由此而来。然而在“我”（“狂人”——孤独的先觉者）的眼里，因了新思维的具备而产生的对世界的全新认识，则把既定的一切“仁义道德”、社会本质归结为“吃人”，把所有沉溺于这一状态中而不自知的国人（“正常人”——昏昧的大多数）均归结为怪异、疯狂而又充满兽性的“吃人者”和“被吃者”。
这种 “狂人”和“正常人”之间因思维错位而导致的完全相反的观念以及互不理解关系，正构成了鲁迅借以揭示出不被理解的“先觉者”和愚昧无知的“众数”之间的悲剧关系的艺术手段——“先觉者”本来是为着唤醒沉睡的“大众”而指出“吃人”的历史本质、现实环境和“大众”参与“吃人”的事实的，然而他的这一“呐喊”不但不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反而因“大众”的“疯子”指称而显得“荒谬化”，而透过这种“先觉者”被“荒谬化”的现象，鲁迅的思想传达了出来，那就是在中国，一切的“新”，必须从深层而又核心的“思维”开始。只有当“众数”都在思维上接纳、认可并且归入“狂人”（先觉者）的思维轨道，不再视“先觉者”为“狂人”，而是也用“狂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和看取世界，才能使自己从“吃人”的“虫子”状态提升到不再吃人的“真的人”的世界。否则，他们就不能实现从“动物”向“人”的转化，先觉者也就只能永远成为被大多数所孤立的“狂人”。
应当说，鲁迅的医学背景在形成《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艺术形态上具有着重要意义——对“狂人”和“正常人”关系的专业了解使他在《狂人日记》中着意设置了“狂人”（先觉者）和“正常人”（“众数”）这两组人物系列，通过对“先觉者”和“众数”在互看时各自状态和思路的描述，展示出当时进行新思想、新观念启蒙的必要和艰难，而作为一个艺术产品，“狂人”（先觉者）和“正常人”（“众数”）这两组人物系列在小说中的出现，则可以说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这两者天衣无缝的交融，正显示出鲁迅杰出的艺术才能。
（2）两种写作手法的精思妙用
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写实与象征互为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世界。小说中“狂人”（孤独的先觉者）与“正常人”（昏昧的大多数）的许多言行，有时看似写实，其实倒是象征；或者此时为写实，到了彼时，则又成了象征。像小说中的这一段：
“
大清早，去寻找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
……
你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残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
从这一段文字的总体外在形态上看，似乎是一个兄弟两人写实的对话场景，而事实上，在这个写实场景的框架之下，隐蕴着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我”的系统和“大哥”的系统。
因为小说是日记体，因此叙述者是“我”，从一个具有新思维和新观念的“真的人”的角度去看，封建礼教的残酷和旧家族制度的黑暗，以及产生这一切的旧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无不带有着扼杀人、摧残人的、泯灭人的凶残本质，因此，“我”对“野蛮人”“吃人”的判定，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觉者”对一种文化体系（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和这一体系的产品（“蒙昧的众数”）的一个带有象征性的总结和概括，这一判定，如果只是从“写实“的而不是”象征“的层面上去理解，那无疑具有着某种狂谵性，然而，如果从“象征”的意义上去理解“我”的“吃人”含义，就恰恰体现出了“我”的觉醒以及因这种觉醒而导致的深刻——认识到了旧的文化体系的弊端，以及置身其中的“众数”对自己蒙昧状态的不自觉。
然而，“我”的系统的深刻性、象征性和本质性是建立在绝对孤独的基础上的，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于“我”对他们“吃人”的判定以及劝戒他们不要再“吃人”的行为，是难以理解和不能接受的。而且，他们的昏昧状态使他们对“我”口口声声的“吃人”的理解，就只能是“实”（现实的真实情形）的而难以从“虚”（本质的抽象概括）的“象征”层面上去理解，这样，在“大哥”（“众数”的代表）的眼里，我的“吃人”就具有了一种“妄想迫害”的“疯子”特征——因为从“实“的层面来看，“大哥”和“众人”并没有真的”吃人“，而“我”在数量上的绝对少数就更使 “大哥”（ 以及“众人”）有理由把“我”归为“狂人“的行列——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众不同的“疯子”总是少数。
因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实际运用了两种写作手法：在写“我”的系统的时候，在貌似写实的场景外壳下面，包蕴着的是象征的核心（如对话的形态是“写实”的，但对话的内涵在本质上是“象征”的；对话的内涵在“写实”的层面上理解是“疯癫”的，但从“象征”的层面理解却又是理性的和深刻的）；而在写“大哥”（“众人”）的系统的时候，则基本上是写实的，是“我”的眼里看出来的现实活动——“众人”对一个“狂人”的反应，然而，由于“我”的先觉性，因此在“我”的眼里，那些对自己“吃人”和“被吃”浑然不觉的“众人”，因其“野蛮”性而带有某种怪异的色彩（如“青面獠牙”，“用布蒙着面貌”等）——这就又带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了。
这种“写实”和“象征”虽各有侧重，但互相叠加、时有交错的艺术手法，使《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写实层面而言似乎具有着“狂人”（“疯子”）的一般特征（感觉“奇特”，语颇错杂无伦次，与小说的篇名也相符），但从象征的层面看，则“狂人”的“狂”恰恰是他清醒的表现，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真的人”的表现，是他不野蛮的表现。
小说中的“狂人”相对于那些“不狂”的“众数”而言，构成了一个莫大的嘲讽。在阅读这篇小说时，读者和作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种潜在的“共谋”的，即只有那些具有了现代意识的读者，才能越过小说中的“写实”外壳，进入到作品的“象征”层面，捕捉到作者的真正思想，阅读出小说的真意。
而作者在这种“狂”——象征手法——“真的人”；“不狂”——写实手法——“动物的人”两种关系的互动和交织中，利用“象征”和“写实”彼此交融的艺术手法，实现“狂人”和“众人”的彻底错位（貌似“狂”的人其实是“真的人”，看上去不狂的人倒反而是可怕的“吃人的人”），不但充分地表达出他对一切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弃决，同时也显示出作者高妙的艺术手法。
（3）两种“语言”形态的着意并存
在小说《狂人日记》中，构成作品的主体语言是“狂人”用白话文写成的十三则日记，然而，在这篇小说的开首，还有一篇用文言文写就的“引言”——这样，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就实际存在着两种“语言”(文言文和白话文)并存的形态，而语言作为思维的直接显现，在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种“语言”的背后，昭示着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态和由此生发出的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就是两个分属不同领域的生存世界。
因此，语言的不同实际意味着思维的不同，世界的不同。在小说中，很显然，文言文是属于那个旧的、多数的、似乎“正常”（从具有现代意识的角度看则是吃人且被吃的、野蛮的）的群体，而白话文代表的则是新的、少数的、先觉的、现代的（从不具有现代意识的角度看则是“狂的”、“疯”的）个体。
鲁迅在《狂人日记》这样一篇以白话文为主体的小说中加入一个文言文的“引言”当然不是一种无意。事实上，白话文和文言文在《狂人日记》中的并存正是鲁迅艺术匠心的体现之一。对于“先觉者”和“众数”在思维层面上的根本不同，鲁迅在小说中除了通过谁“狂”谁“不狂”的错位，“写实”和“象征”的交融这两种艺术手段来对之进行表现之外，还借助了“语言”这一最能反映人的思维状况的载体来作进一步的深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思想的最具震撼力之处在于：即便是对具有新思维的新人（“狂人”），他也没有把这个新人塑造成一个突兀而来的全新的英雄，而是对已经具有了新思维的“狂人”自身在其思维转换过程中的局限性和艰难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小说中通过两种“语言”形态的并置对“狂人”进行前后变化的推衍，正是鲁迅这一思想的艺术化体现。
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狂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生存”在“白话文”的世界中，表现他与众不同的“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寄寓”在白话文之中，用白话文写日记，一句话，“狂人”是属于白话文的。然而，从小说篇首的这段不长的文言文“引言” 中，我们知道了“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而《狂人日记》这一“书名”的命名，也是“狂人”“本人愈后所题”。虽然这段文言文“引言” 的叙述者并不是“狂人”，但从“狂人”“ 赴某地候补”和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狂人日记》的行为中，可以想见他已对自己曾经具有过的现代意识进行了否定，而回归了他曾痛诋和弃绝了的“吃人”的世界。可以想见，去“候补”了的“狂人”，一定不会再用白话文写作，而把自己的白话文日记题为《狂人日记》，也正表明“愈后”的“狂人”已与那些他“狂”时贬斥的“众数”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这段“文言文”的出现，代表了“愈后”“狂人”的语言形态，应该不算牵强，此时的“狂人”，思维和观念既已认同“众数”，那作为思维和观念的载体的“语言”，自然也就不会还在“白话文“的世界里沉湎。
反过来讲，“狂人”语言形态的转换，也正表明他的思维和观念的回退。这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向我们展示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狂人”，就只是一个在“病中”的、非常态和非持续状态下的先觉者，“狂人”在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性，就只具有暂时的意义——而且这一意义后来还遭到了他自己的否定。最终，“狂人”在思维上和观念意识上，又重归“旧”的老套。“狂人”不但有着沉重的“旧”过去，而且他的未来也不容乐观——“新”的现在（“病中”）最终还是跌入了“旧”的未来（“愈后”）。
从总体上看，鲁迅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所内蕴的思想是深刻的：过去中国人之不立，归根到底是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作用的结果，要想“立人”，就必须从思维层彻底变起——只有从思维层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重铸全新的思想观念，进而塑造新人（现代意义上的“真的人”），而通过对“思维”的再造来重铸新人，其过程又是艰巨和曲折的。
为了充分而又艺术地表达这一思想，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两种人物系列的设置，两种写作手法的运用，两种“语言”形态的并存，形象而又充满技巧地传递出了自己在“立人”问题上的思考成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产生重大影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但在思想的深刻性上达到当时的颠峰，它的艺术技巧，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堪称精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