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与伦理”的性质、特征、意义与作用
（一）“中国政治与伦理”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老3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后建立起的新5门（唯物辩证法哲学、辩证逻辑、新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化社会学、中国政治与伦理）学科之一，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中有关政治的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历史文化社会学)的创立，为“中国政治与伦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文明类型理论认为，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此外还有宗教主导型文明及其复合型文明。按照文明类型理论，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并延续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恩所构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阶段所要经历的社会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沿着各自文明发展的道路前进，不存在谁代替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是两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包括生态文明阶段的到来）而不断改进、继续保持的文明类型，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和而不同。宗教主导型文明因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将逐渐消亡，但宗教将继续存在。当今世界，妨害和平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作为主导型（或主要）整合要素的宗教观念和制度，如排他性的“上帝”观念、“圣战”观念、军国主义，等等，由此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对抗，形成恐怖事件、恐怖组织，甚至会形成恐怖政府，必须引起重视。
从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历程看，在农业文明阶段，政治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到了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当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以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又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事实、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经验，都在不同程度上证明了与西方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不同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及其模式有存在的必然性，必须对其政治原理及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而不能套用西方政治学的原理和规律。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西方的理论思维以形式逻辑为工具，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建立学科。这样建立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有其清晰、明白的长处，也有其割断了联系的短处。现在他们也开始注意纠正这一偏向，形成了一些新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等。中国的社会本身就整体性强、关系复杂，习惯于辩证思维，强调知行合一，所以，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就要以复合型学科（体现了相互联系）或发展型学科（体现了发展变化）为基本学科。除上面提到的5门作为基础理论的学科（唯物辩证法哲学、辩证逻辑、新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化社会学、中国政治与伦理）外，还包括自然与科技、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政策/法律/民间规则、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军事与战略、国际关系与外交、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
（二）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从古至今，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经济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都受其控制。这一点与西方根本不同，西方的政治受经济力量（资本的力量）和其他力量的控制。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那么，在中国，不受经济力量控制的政权又是怎样防止腐败的呢？这不能不说到“伦理”。“伦理”在汉语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人伦道德之理，二是指事物的条理。用现代术语来表述，就是：一是指道德，二是指科学。道德与科学也有联系。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形成，往往是当时的社会需要的反映，多数具有客观必要性。但客观必要性与客观必然性还是有差别的，过时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需要舍弃或矫正。孔子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但他也认为，“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损益”变革的。另一方面，科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要受道德的监督和制约。伦理是道德与科学的时代性统一。研究中国政治，必须与伦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实践（包括新中国政治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也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思想的精华。
儒家主张政治与道德应当结合在一起。周公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是“敬德保民”。孔子认为，社会治理应以道德教育和礼治为主，行政和刑罚为辅。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的过程。季康子向他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他认为从政者的道德形象是行政命令能否得到实行的必要条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培养官员不是首先让他们学会知识和技术，而是要首先进行道德训练和培养。君臣之间要建立起道德互信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不认为只有当官才算从政，宣传孝道、建设基层政治的道德基础也是从政，把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实践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儒家伦理政治的传统相融合，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以后又进一步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句话被写入了党章。其后又写入宪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毛泽东之后的历届领导人也都坚持并不断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1985年提出“领导就是服务”。从而把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江泽民明确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胡锦涛强调：党员干部一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如果说，中国传统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伦理”主要侧重于“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建构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伦理”则要纠正传统政治忽视“科学”的偏向，增加政治科学、科学政治的视角和内容，同时要在政治问题上把科学与道德统一起来，既纠正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偏向，又避免西方政治学说的偏向。
中国政治的基本学科应当是“政治与伦理”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学。在中国,政治以实现伦理目标为宗旨,伦理又始终围绕着政治。离开伦理的政治必然演变为暴政和腐败政治，离开政治的伦理思想将陷于无用。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原始社会解体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决定的，其历史惯性的作用和政治生态的影响使其延续到今天；不断地吸收和变革又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形成与西方政治制度和宗教传统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各有利弊。其他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说明，中国保持和不断变革自己的模式，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选择。当然，中国政治和伦理还面临着现代化变革的攻坚，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这也是创建“中国政治与伦理”这门学科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沿着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思路去构建中国的政治科学，反过来指导中国政治和伦理的现代化。
（三）就其社会实践作用和意义来说，“中国政治与伦理”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学科。中华文明是政治\伦理型文明，中国社会是政治主导的社会，政治与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使其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不仅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需要完成的关键任务，也可以反过来指导改革，推进中国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国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难点。中国现代政治与伦理的发展，既以传统优秀的政治伦理思想和行为作为基础，又要吸收其他文明政治科学与道德的现代成果，从思想理论到政治制度，实现从传统经验型政治伦理思想向现代政治学与道德学的提升，完成传统集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变革。
第一部分 中国伦理政治的基本原理
二、权力的合理性：反作用与作用原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不同的文明类型会形成不同的侧重。在经济主导型文明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力比较强:生产力发展了，就能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改变了，就能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政治主导型文明的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比较强: 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要依赖生产关系调整到合适的程度，经济基础的变革和经济发展往往要依赖国家实行了合适的政策和发展战略。这样的社会结构可以叫反结构。
在反结构的社会，国家对经济和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有很强的掌控力，控制着重要资源，也掌握有较多的管理经济和科技教育文化的权力；同时，国家也直接兴办企业和垄断行业， 这种社会结构使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兴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调控市场价格，等等。其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组织及调动能力强，政治思想教育的普及程度高，政治决策在正常情况下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这是反结构社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等，就是这种优势的体现。
但是，反结构社会也容易出现政治干扰甚至阻碍经济、科技和文化按正常规律发展的偏向或倾向，这种偏向会导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出现停滞、倒退，容易出现为了方便统治而实行弱民、愚民政策的偏向，弱民政策导致尚武精神和国防力量的衰减，愚民政策阻碍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传播，导致社会意识的短视甚至愚昧，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宗法\专制统治者为了统治的方便，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在生产力水平领先世界的条件下，长期禁锢在自然经济的形态中。在科技教育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通过科举考试，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逐渐引向维护统治方面。使得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以前，这一原理并没有被明确认识到，只是通过一些侧面性思想得到反映。例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的意思是,人以地为生存的基础，要遵循地的规律；但地又要以天为基础，遵循天的规律；天遵循的基本规律是道；道又存在于自然事物中。这一思想体现在国家治理上 ,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不能单凭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强作妄为。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基础,道家在治国的问题上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包含有尊重人权，减少政府干预的意思。老子认为 ,政府实行过多的限制性政策,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使老百姓更加贫困。“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我无事而民自富”。只要不过多地干预老百姓 ,老百姓就会自己富裕起来。老子用烹小鱼为例,来说明治国理政的道理。“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鱼煎烹时不能频繁地搅动。治国也是一样,要想使社会有序,就不能不断地用政令来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表现为补充、代替、阻碍、拔苗助长等方式，其中补充有积极作用，阻碍和拔苗助长都有消极作用，代替在特殊情况下有积极作用，更多情况下则是消极作用。这一原理的涵义是：在中国社会结构条件下，很容易形成政治对经济、科教文（第一生产力）、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力；但是，中国政治首先要明白的真理，就是只有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及其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作用力，才是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
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主要是由于宗法/专制政治及其意识形态阻碍市场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所造成的；落后挨打以后，反作用干扰又主要表现为“拔苗助长”（“左”的思想及路线）。
改革开放在前一个阶段，中国政治自发地遵从了“反作用与作用原理”，开放和发展倒逼改革；在后一个阶段，由于制度和思维惯性的作用，偏离了 “反作用与作用原理”，改革的阻力增大，出现偏差。在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总结中，才最终明白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白了政府要“简政放权”，“自我革命”。
三、政权的合法性：自控制与载/覆原理
政权的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学中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也有所思考和讨论。最早的观点，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天(上帝)，君主“受命于天”，替天行道，宣称君主是“天子”（上天之子）。改朝换代的事实,使人们开始质疑这种观念，从而萌发出“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的思想，即上天依据德行来决定是否接受和继续辅佐一个政权，统治者要用自己的德行、德政来“以德配天”，才能获得和保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君主要想持久地拥有政治权力,一方面要在天意之下不断修身、正己，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施政的过程中“保民”。“民”是指与君、臣相对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庶民。民是政权的支撑者，也是政权的推翻者。
中国社会因为政治处于主导地位，缺乏经常性从外部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所以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政治体制内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控制，防止滥用权力，侵犯被统治者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最后被推翻。这不仅体现在“坐江山”的时候，而且体现在“打江山”的过程中。那些能够获得政权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在“打江山”的时候，就能够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人民的愿望，不侵犯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才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支持和参与，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历史上，最早自发认识到这一原理的是周公，他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自控制主张。如果说，周公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的，那么，孔子、孟子和荀子则从思想家的角度对这一原理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讨和论述。荀子以形象化的论证使这一原理得到阐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统治者能够自我控制，不侵犯民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民众就可以承认和接受其政权的合法性；如果统治者放松甚至放弃自我控制，侵犯甚至剥夺了民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该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民众就会背弃它，推翻它。
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的政治受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制约，议会制竞选、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制度，实质上就是经济力量控制和制约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方式。这种机制使政治权力在外部受到社会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的经常性制约，产生滥用权力、发生腐败行为的机会比较少；但经济主导型文明也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资本的力量）难以控制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集团要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严环保政策造成资本利润难以提高的束缚，在全球寻找赚取高额利润的机会。资本集团这样做的结果，使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工人大量失业、政府财政亏空、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和社会中，都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力量缺乏足够的外部控制力度的问题，都需要自控制。在过去，西方资本力量的自控制主要靠基督教伦理，中国皇权官僚政治力量的自控制主要靠儒释道伦理。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也存在着社会对政治的外控制。最主要的就是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式的外控制。这种方式虽然是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但它经历的周期长，只有当大多数人民苦于恶政而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发生，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性也大；而且，推翻一个王朝后，新建立起来的王朝仍然会走上由于腐败而灭亡的道路。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也能起到从外部控制政权的作用。例如，其他国家政权的争夺和战争威胁，能够促使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增强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起到一定的防止腐败发展和蔓延的作用。但是，这种控制也会转向统治者通过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取得苟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甚至造成灾难。再例如，异质文明(如经济主导型文明) 的竞争和威胁，能够促使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进行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但是，这种改革不会改变政治主导的社会结构，经济组织和经济力量仍然不会形成对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的有效制约，仍然需要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进行自我控制，自控制仍然起主要的作用。
自控制包括政治信念和道德控制(自觉和自律)、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集体对个人的控制、监察制度的控制、纪律约束、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其中政治信念和道德自律是自控制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自控制能够使德才兼备的贤能之人居于上位，掌握较多的权力和资源，发挥较大的作用，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种重视群体和社会的伦理扩展到商品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中，又形成了儒商精神和儒士精神，从而使中华文明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只有在重视群体和社会的伦理普遍形成的基础上，才能够涌现和选拔出国家所需要的大量德才兼备的人才，既保证国家能够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又能够进行自我控制，不断地对从政人员进行信念和道德教育，防止或减少懈怠、以权谋私等行为的发生，清除腐败分子，以保证国家机能的正常发挥。
四、治理的合序性：政/法治与德/规原理
这一原理最早由孔子分析提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发展到现在成为“法”，“礼”发展到现在变成各种“规”（礼规、乡规、行规、校规、厂规、党规，等等）和文化（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等等）。
从夏礼、殷礼算起，礼在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礼乐文化，对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礼规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和规范，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感觉到群体和社会的存在，明确自己在群体和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社会在各个层面的稳定、协调和有序地运行。这些礼规，包括出生、生日、成人、婚姻、丧祭等家庭和亲友参与的活动仪式，乡村、社区、学校、企业、政府机构、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制定或自然形成的章程、规定、纪律以及节日庆祝、宣传、表彰、惩戒、文化体育等活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行会、学会、协会等举行的会议、典礼、仪式，等等。
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乱，乱則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对于道德、信仰而言，礼可以使它们形象化、制度化，行为化，得到传承和延续。渗透融合在各种礼规中的信仰和道德观念，潜移默化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可以起到像西方国家宗教活动、宗教信仰给人们的理想追求和终极关怀的作用。《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同时，礼规又可以有效地防止好的道德品质发展为偏执与极端。《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只有通过礼的矫正，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才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礼治，表现为乡土社会中的礼俗、人情、乡规、家训、族约等等，它们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道德和礼规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严刑峻法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汉初贾谊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指出，秦王朝统一全国后，未能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治国策略，“违礼义、弃伦理”，“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一味信赖严刑峻法，遂使“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他指出，礼与法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也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合适的道德教育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礼规建设作为基础，单纯依靠政法治理，必然会出现“民免而无耻”的问题。
政/法治与德/规原理的涵义是：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引导下，由民众和社会（包括家庭、社区、企业、社会团体、行业、市场、群体、党派等）约定俗成而形成的礼规约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社会治理中起主要作用；由行政活动和政策引导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在社会治理中只起补充作用。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就会形成多数人自觉遵纪守法的有序社会；如果把这个关系处理错，忽视伦理道德教育，不顾民间社会规则，治理主体变成了行政领导人的意志，民众和社会变成了治理客体，那么，就会出现无序的局面。
第二部分 中国政治与伦理的演变规律
五、政治利益：为公/为私的蜕变/新生规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描述过两条不同的阶级及国家产生的道路：一条是奴隶制形成的道路；另一条是“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的过程。
从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出发，通过深入研究有关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私有制和国家的形成，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是生产资料私有化（即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趋势；另一种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并通过私有权力占有生产资料，谋取私有利益）的趋势。这两种趋势既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在公共权力私有化趋势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专制君主和专制国家会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发展，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公社所有）的现状，或者把它变成国家所有。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资料附属于政治权力，从而有利于他们的专制统治，有利于解决财政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化趋势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私有资产的占有者（如奴隶主、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就要组织起来，防止和限制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以把第一种情况称为权力私有化的方式，把第二种情况称为资产私有化的方式。
资产私有化方式的典型，当推古希腊；而古希腊各城邦中，又以雅典为典型。
古希腊城邦的建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希腊已进入使用铁器的时代，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制陶、造船等工业相当发达；耕地用的木犁装上了铁铧，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再加上希腊与东方的贸易，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公元七世纪时希腊开始使用铸币，这是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雅典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的不断改革，就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产私有制的形成为基础的。
约在公元前八世纪，雅典城邦开始形成。根据古代传说，雅典国王提秀斯当时就实行类似君主立宪的制度，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规定在雅典设立一个中央管理机关，把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转归它统一处理；同时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这一方面反映出国家机构开始代替氏族机构，另一方面也初步反映出雅典的国家权力是以资产的占有为根据进行分配的。
雅典政治制度的演变继续向限制君主权力的方向发展，国王的职位后来由世袭改为选举，雅典成为一个共和政体的城邦。城邦的首脑是执政官，最初是终身制，后来改为十年一任，公元前七世纪初改为一年一任。执政官共有三名，国王职位居第二；另外还有六名司法官，总称九执政，都从贵族中选举。另一个掌握军政大权的机构是贵族会议，由担任过执政官的贵族组成，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可以说，这时的政治权力已经由国王手中转移到了贵族阶级，权力有所分散，权力私有化的程度有所降低，这与贵族阶级掌握着最多的私有资产是分不开的。
后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工商奴隶主掌握的资产增多，这一阶级也要求政治上的相应权力。于是，在反映这种要求的梭伦改革中，又按照资产的多少把全体公民重新分成四个等级：五百斗级（年收入达五百斗者）、骑士级（年收入达三百斗，能养一匹马者）、双牛级（年收入达二百斗，能养两头牛者）和日佣（年收入在二百斗以下者）。五百斗级可以任司库官、执政官以下一切公职；骑士级可以任执政官以下一切公职；双牛级可任小官吏；日佣级不得任公职，但是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以前仅贵族可以参加）。这样，资产便成了政治权利的基础和根据：有了资产便有了参政的权利；拥有的资产愈多，权利就愈大。这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时的逻辑顺序正好相反。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条件下，政治权力是资产的基础和根据：谁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天子、诸侯、大夫……），谁就能分封到相应的土地和劳动力；位置愈高，地位愈显赫，分封到的土地就愈多、位置就愈好。
中国古代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是典型的权力私有化的方式。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在尧、舜、禹的时代，公共权力总的来说还没有蜕变，部落联盟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部落酋长会议。部落联盟大酋长的接替，实行“禅让”制，即由原来的大酋长提名，部落酋长会议通过，来确定新的大酋长。禹去世前，部落酋长会议确定禹的接替人（新的大酋长）是伯益。禹去世以后，禹的儿子启代伯益而成为新的大酋长，破坏了“禅让”制，使大酋长的职位成为世袭。这标志着权力私有化在中国的开始，标志着中国阶级社会的形成。
关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形成前后的对比，古书中已经有所记述。《礼记·礼运》中把阶级未产生之前的社会称为“大同”，而把阶级形成的社会称为“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阶级社会（“小康”社会）与原始社会（“大同”社会）在特征上的种种不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政治上的区别，如“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谋用是作而兵由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等等。从整体特征和性质上来说，“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公共权力已经开始向私有权力蜕化，为家族和小集团的利益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恩格斯语）为了在权力私有化的条件下继续执行社会职能，就需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而且需要继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到了专制社会，政治权力进一步由大私( 家族、氏族) 集中为小私( 皇帝)。 当然，这里的国家权力，在为“朕”的同时，还保留有其公共职能的一面，即统治者还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关系，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政治伦理思想领域，存在着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扩大国家权力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同取向。其中，以韩非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理论思想，被秦始皇所用，转变成为制度并得到沿袭，使政治权力为私的偏向极大加强。具有民本主义取向、主张仁政的儒家思想和具有限制国家权力取向、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对这种偏向具有一定的矫正和抗衡作用。上述思想都是在政治主导型文明的范围内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和伦理主张的。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墨家，其政治伦理思想则脱离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实际，具有了经济主导型文明的价值观取向，因而不能被接受，由显学变为绝学。为什么主张克己复礼、具有恢复宗法制度倾向的儒家思想和具有恢复原始社会无为而治倾向的道家思想能够在专制制度条件下有积极意义? 这是因为原始社会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很有限，也很少有权力为私的思想和行为；宗法社会权力为私的倾向还刚刚开始发展，权力为公的成分还比较多；在专制制度建立后，为私\为公的平衡被打破，向为私的方面极大倾斜，滥用政治权力的事情容易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好像是倒退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反倒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到了近现代，政治权力开始由为私转向为公，由专制转向民主。在这个变革和过渡阶段，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局势起伏跌宕，既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不断把变革引向深入的正面事件，也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专权等专制制度的阴魂反复出现并逐渐减弱的反面事件。这些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治权力继续独裁还是民主化、是用来为公还是为私而展开的，最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理念和新的“禅让制”。这样一个政治权力和利益从“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再变为“天下为朕”，最后在近代“天下为公”的观念和制度又获得新生的长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周期”。
中周期：一个新的政权（王朝）由开始能够考虑到民众的利益，“与民休养生息”，统治者比较节俭，逐渐演变为追求奢华的生活、盘剥民众、官员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的蜕变。蜕变后被新的政权（在为公、为民方面做得较好的政权）代替的新生。中周期的延续就是所谓的“周期律”。
短周期：一个新的统治者（皇帝、领导人）上台（登基）后，改革弊政，惩治腐败，改善民生，政治向为公、为民的方向改进；统治稳定后转向骄横、好大喜功、腐化堕落，使民怨沸腾，这是小的蜕变。另一个新统治者上台（登基）有可能带来新的希望（新生）。新生是优秀政治文化基因（其中包括为公为民传统）的新生。
六、政治权力：集权/分权的偏好/逆转规律
中国政治有着集权的偏好，所以从古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总的趋势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历史上，早期实行的宗法分封制政治制度，还保留有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许多特征，没有完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分离，没有形成严密的权力控制体系。天子不仅在经济上权力有限，而且在政治上对诸侯和卿大夫的控制力也很有限。宗法分封制度的维系主要靠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靠约束力不太强的礼来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宗法分封制长期运行，必然增强各诸侯国的独立性，导致全国性政权（王室）的衰微。西周末期王室衰微导致的主要是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进行的战争，其发展就沿着怎样保证中央政治权力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散和衰微的路径演变，最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地主/自耕农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为了建立稳固的政治体制使经济缩小了规模，不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构成威胁。这种制度也有很大的弊端，最高权力的个人占有和世袭制，使任人唯贤从根本上受到阻碍，使法治不能贯彻到底，变成了人治，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腐败和决策失误。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终于创立了现代的政党制度和共和制度，取消了最高权力的世袭和独裁，开始了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进步，进一步扩大了政权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吸收政治人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控制权力和整合各界各方面力量的经验、发展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经验、领导军队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立党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等，为中国现代政治和伦理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政治原因，一是共产党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伦理道德要求更高；二是共产党的政治控制能力在许多方面比国民党更强。
当然，政治控制力的强度不能违反“反作用与作用”原理，造成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阻碍、干扰和破坏，造成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扰和压抑。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重视和改善民生，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改善政治控制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集权偏好发展的长阶段，也有分权逆转的中阶段和小阶段。如辛亥革命就是分权逆转的中阶段，这样的阶段对政治进步极端重要，但却表现为不稳定，因为强大的集权惯性在潜在地发挥着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总的趋势将是分权逆转的长阶段，在这个长阶段中，也会出现集权偏好的中阶段和小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政治从表面来看可能还是稳定的（因为集权偏好惯性在起作用），但是对政治进步有阻碍作用。
七、社会治理：治乱兴衰的循环/持续规律
中国是政治主导的社会和政治/伦理型文化。在古代几千年的政治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善治的典型，如尧舜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诸葛亮治蜀，等等。也出现过许多反面典型和人物，如桀、纣、烽火戏诸侯、秦二世而亡，等等。与此相适应，还产生出许多关于治国之道的精彩论述。例如，《管子》中就讲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刘向的《说苑﹒政理》中，也有两段讲得很好：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武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不阴害，不幸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宫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武王曰：“善哉！”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却是陷入“治”与“乱”、“兴”与“衰”、经济恢复与毁坏、人口快速增长与急剧减少的循环之中，一直没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进步。进入近现代以来，虽经多次变革，但前进的脚步仍然很慢、很难。现在研究社会治理，我们不能不集中于“周期律”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1945年7月 ，黄炎培到延安考察。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第三部分 中国政治与伦理的现代化
八、伦理公理化
（一）从人伦道德到公共道德
中国古代的道德是从人伦出发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有忠（君臣关系）、孝（长辈与晚辈的关系）、节（夫妻关系）、义（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出发、带有一定的公理性质的道德规范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仁”的公理性质是“爱人”（“仁者爱人”），其伦理性质是“等差之爱”，爱自己的孩子与爱别人的孩子是有“远近”区别的。而更深一层的公理性质又要求爱人如己，推己及人。“义”把对兄弟、朋友之间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等伦理性质抽象出来，变成了在社会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和关系（如交往、交换）中都适用的公理。“礼、智、信”分别是包含有一定公理成分的伦理实现的制度、观念和道德条件。
中国古代的道德是在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现代社会是工业和信息文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要求基本道德规范更多地反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容，“公理”的成分更多，甚至完全变成“公理”。这对中国的道德建设来说，需要来一个大的提升和改变。
当代中国基本的道德规范应当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应当是公正、诚信和仁爱。
“公正”应当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公理”。做人、办事、决策、设立制度、发表言论，等等，都要讲公平正义。“五常”中的“义”，就包含有“正义”的内容。做人不讲公正，就会弃善从恶；办企业不讲公正，就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经商不讲公正，就会搞坑蒙拐骗；官员不讲公正，就会营私舞弊；法官不讲公正，就会徇私枉法；学者不讲公正，就会昧着良心发表言论。企业不讲公正，就会污染环境；政府不讲公正，就会做出伤天害民的决策；执政党不讲公正，就会使社会治理背离正义；理论家失去公正，社会就无真理可言。只讲忠孝节义而不讲公正，忠孝节义就会由善蜕变成恶。例如，一个官员如果以权谋私，可以为了得到提拔或庇护对上司很“忠”、对父母很“孝”、对亲戚朋友很“义”，但却对其他不沾亲带故的人歧视、刁难、勒索，对下属和群众为所欲为。
人民有了公正之心，国家有了公正之法，社会有了制度的公正，政府有了权力的公正使用，接下来的基本道德规范就是“诚信”。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下，诚信具有广泛的必要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没有诚信，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难以顺利交易，卖方难以取得买方的信任；在民主政治中，政策难以落实，政府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五常”中，虽然也有“信”这一范畴，但排在最后。在古代的自然经济中，商品交换是偶然的。在宗法专制政治中，人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都使“信”发挥作用的的范围和程度受到很大限制。现在我们要把“诚信”提到重要位置。
“仁”是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中公理性很强的范畴，所以我们要加以提升和保留。“仁”的含义中，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迖而迖人”。这可以说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和对待他人的基本原则。这里面也包含有公平待人和公平竞争的含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迖而迖人”可以这样来理解：自己想立业、立志、立身，也要保持公平竞争，让别人也能在同等条件下立业、立志、立身，不能为了自己能立业、立志、立身，就设立不公平的制度、制定不公正的政策、采取不正当的手法，让竞争的对方不能立业、立志、立身；自己要成功，也要保持公平竞争，让别人也能在同等条件下成功。“仁”的“爱人”，包含平等待人、尊重他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人道主义内涵。在公平正义和讲诚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仁爱”，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道德的积极作用，创造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环境。
（二）从政治伦理到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人从古至今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整体偏向，这就是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重视“行动”而轻视“思考”。与中国相比，西方人既重视务实，跑遍全球，积累财富和资本；又重视求真，创立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由此，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捷足先登，而中国则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的这个偏向可以称之为短视偏向或“瘸腿”偏向（务实之“腿”长，求真之“腿”短，拖慢了文明发展的步伐）。它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最深层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大、最隐蔽的障碍。
根据李约瑟等国外科学技术史专家的研究，中国在16世纪以前，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为什么在近代却落后了，败在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之所以落伍，与短视偏向有直接关系。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实用技术，这些技术创新是依靠“务实”摸索完成的，而不是依靠科学指导发展起来的。在实用技术依赖于实践经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到了技术需要依靠科学作为基础发展的近现代，中国就开始落伍。许多人都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归结于封建制度（实际上应该是专制制度更准确）。这在一定层面是对的。但是，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中国能形成这么严密的专制制度？为什么专制制度没有在数百次农民起义中被另一种制度所代替？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也涉及到短视偏向问题。由于“务实”而不“求真”，中国古代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怎样在宗法制度(西周建立)和专制制度(秦汉建立)的条件下使政治和社会更完善的政治伦理思想，却没有形成认识、批判、创新社会的社会科学。没有新制度的思想理论，就不会有大变革的社会运动。每一次农民起义最多只是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新建立的则是另一个专制王朝。这样就使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及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由浅入深地进行了探索，从机器设备（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民主，再到思想理论不科学，直到国民存在劣根性，逐步深入。与此相适应，实践上也经历了洋务运动（解决机器设备不如人的问题），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解决政治不民主的问题），向西方寻找真理（解决思想理论不科学的问题），再到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如果正常发展下去，短视偏向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现实改变了这种探索。“救亡”使得短视偏向又得到加强，再加上“十月革命”的爆发，仁人志士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寻找到的不是富民强国的真理，而是批判西方制度和观念的理论，其主张比较接近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效仿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苏联的集权制度。这样的制度和理论有利于在短期内凝聚人心和人力、财力，取得革命的胜利，甚至也有利于很快建立起工业化的布局，但是经不起长期经济发展和防止腐败的考验。这样的理论和制度还有一个最符合中国国民性的特征，这就是它一下子使中国从落后于西方“飞跃”到制度和思想理论都比西方“先进”。但是，这只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导致中国走入现代化的第一次循环。集权制度面临着现代化的“二难推理”：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但在集权制度下经济发展会滋生腐败，经济愈发展，腐败愈演愈烈，不反腐败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动乱；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毛泽东就是沿着反腐败的路子走到了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全面反现代化（把文明成果当“四旧”破除、破坏掉，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洋务运动开始搞“中体西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反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循环——现代化的道路走了一个迷圈，现代化未能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第二次现代化，也可以说还是从新的“中体西用”开始的。如果不能克服短视偏向，创立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现代化理论，实现制度创新，第二次现代化也有可能最终陷入循环。传统重视“务实”而忽视“求真”、重视“行动”而忽视“思考”的短视偏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潜在地发挥着作用。现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要能够实现，必须完成经济转型、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四大变革任务。只有完成经济转型，才能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体制创新，才能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理论创建，才能实现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只要完成国民性改造，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在传统思维偏向的作用下，我们只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中心位置，而没有把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这三大任务放在应有的位置，甚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改革”被列到了“两个基本点”之中，但没有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体制创新”，结果，改革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服务于对外开放，旧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也提出了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也进行了理论创新，但不加区别的讲解放思想造成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理论创新只达到了应用理论的层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完成（甚至没有意识到）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的创新，与理论创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由此形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矛盾和分化。至于国民性改造，尽管在现实中已经有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最深刻的理论，我们现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设想的社会主义又复杂了一层，所以需要用更深刻的理论才能解释透彻，解释全面；用更加完善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来指导，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哲学社会科学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不同，可以借鉴吸收，但不能照搬，必须自己创建。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这样就产生了理论指导上的偏差，这种偏差使改革出现了重大失误。实际上，我们是按中国的社会结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了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权力，又按西方的社会结构（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求）承担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方面来说，就出现了资源剩余和权力剩余。这些剩余的资源和权力，成了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成了腐败分子与寻租商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或黑色收入的对象。从普通民众来说，在无形中损失了应有的权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加快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过快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广大民众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增加收入和消费，暴富起来的少数人有钱但消费已经趋于饱和，这样就导致消费（相对于生产）严重不足，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理论与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暴富和通过收受贿赂获得巨额财富的人心有余悸，把财富转移出国外，甚至也将子女和亲属移民到国外。
《论语》中记载有孔子与子路的一段文言文对话。笔者在忠于文言文原意的前提下尽量按现在的词语翻译这段对话的中心内容。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君主等待您去执政，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一定是纠正名实不符的问题啊！”(“必也正名乎！”)子路认为老师迂腐(体现出短视偏向)：“纠正名实不符有什么用？”（“奚其正？”）孔子解释说：“名实不符，官方的言论就不能讲清道理；讲不清道理的政策，实行起来也就不能成功。政策不能成功地实施，那么良好的社会治理制度就不能形成；社会治理混乱，刑罚就不会公正；刑罚不公正，民众就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所以想改良社会的人士提出任何主张首先要在理论上说得通，理论上说得通还必须在实践上行得通。想改良社会的人士对于自己的言论，绝不能随便、马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取得30多年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系统性的、不可持续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问题，包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效益不高、分配不公、腐败丛生、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矛盾增多、对抗升级、政令不通、改革受阻、外交受挫、经济不稳，等等。产生这些系统性问题的原因如果一层一层追下去，都会追到基础理论与现实不一致、改革发展稳定缺乏基础理论指导的问题。套用孔夫子的话，是因为“名不正”（基础理论脱离现实，现实脱离基础理论）而导致“言不顺”（传统基础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新的实践靠各级领导的自我感觉摸索借鉴，盲目推进），“言不顺”导致“事不成”（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社会公正难以实现，和谐社会难以形成）。
不仅是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照搬西方的问题，再加上西方其他文化产品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我国在越来越多的公有、公共的领域出现了不应当有的“个体化”、私利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国民性中存在的宗法依附性偏向、短视性缺陷，又导致很难自发形成公正的、长远的公共性共识。人们（包括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按只考虑自己或亲近族群的利益说话办事，只考虑当前，不考虑长远，不考虑整体，势必会使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社会风险不断加大。要能够形成公正的、长远的公共性共识，就必须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创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这就是理论创建。理论创建要本着客观、公正、求真的原则，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以现代化为目标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长周期地研究和反思，实事求是地寻找发展规律，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创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克服短视缺陷和主观意志，超脱利益偏见，说理精确到位，不留盲区和雾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成为中国公共文化的核心内容，反过来指导经济转型和体制创新，使其能最终完成。创建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教材，应用于教育和普及，实现大众化，起到启蒙、纠偏、改邪和匡正的作用，对改造旧的国民性、形成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民性起到持久性作用。如果说，儒家思想（包括吸收了道、释等各家思想的儒学）是中国最完整的“政治伦理”，那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中国最完整的“社会公理”。
九、权力配置合理化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体制是“左”与“旧”的结合。“左”的实质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把马恩所构想的比商品经济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照搬过来。传统体制还有一个“旧”的问题，这就是受专制主义的影响，产生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传统体制把“左”和“旧”结合在一起，不仅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把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的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到党政领导机关。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邓小平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引进了竞争机制，但一元化领导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竞争机制被扭曲，形成了党政权力控制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社会甚至包括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不正常的结构。各级党政组织仍然管了许多“管不好”（如企业）、“管不了”（如科技、教育）的事，结果，管这些事感觉能力不足，也没有管好。能力不足是因为这些事不适合党政组织管，而适合经济组织、科技教育文化组织管，由党政组织管就“管不好，管不了”，既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党，只利于“管”事的部门和“管”事的人利用党和政府的权力扬私威、谋私利，败坏党和政府的声誉。拿权的不干事，权可滥用，权可谋私；干事的不拿权，委曲求权，难干事，干不成事。保持这样的权力结构，经济资源难以合理配置，会形成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发展不可持续，并造成分配不公，使贫富分化加剧、腐败愈演愈烈；保持这样的权力配置，会使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行政化”扭曲，资源和人力资本严重浪费，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创新不能自主完成。改革的“攻坚”，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实现权力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应当承认，传统体制确实培养了许多会当官（当党政领导）的干部，有很强的协调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但问题是，没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学者，光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划和协调，不可能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学者都统一到“官本位”的体制内，就扭曲、破坏了他们正常成长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企业亏损、规模缩小，企业家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破产，企业家下岗。企业家的升迁是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而党政官员的升迁是上级任命的，可以随时调动，官员没有自主权。如果把公有制企业领导人也纳入官员队伍，一是必然导致企业领导人的短期行为，不对所经营的企业和资产做长期打算，而是只作为官阶晋升的一个跳板；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党政部门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
科技专家学者可以说是千秋万代制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创造和传承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新的有价值的创新也会传之千秋。科学技术的传承和创新，就不能只考虑当前的用处，而必须综观古今与未来，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如果把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也纳入行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那造成的扭曲、干扰和破坏比对企业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公共科技、教育、文化的费用需要国家财政负担或补贴，掌握财政资金分配权和人事权的党政领导机关更容易控制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单位。我国的高校、科研院所、文化部门之所以被“行政化”，就是这样造成的。党政职能部门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上级领导，学术附属于行政，行政职务成了获取学术地位和待遇的制高点，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逐渐丧失，学术组织的学术性逐渐减弱，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使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研人员，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怎样获得行政职务并不断得到提升方面，而不是放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方面。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方面，又放在了按晋升的要求去跑项目、找刊物、找评审专家方面，重视练“外功”而轻视练“内功”。在科研上，又是找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着手，不去攻坚，重视练“软功”而忽视练“硬功”。这样还使学术、技术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发生了扭曲，大家不再关心学术上、技术上的进步，而是能不能立上项目和立上哪一级的项目？能不能获奖和能获得哪一级的奖项？能不能发表和发表在哪种刊物上？这种行政化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必然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使全民族的科技素质得到实质性提高；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很难产生出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十、政治法治化
中国传统的政治，不是法治政治，而是法、势、术并用。“势”就是等级权力，“官大一级压死人”，“民不与官斗”，官府“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等。“术”就是在“势”的基础上玩弄权术，搞阴谋、“阳谋”。“势”和“术”的广泛存在也制约和影响到“法”，包括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准确性、精确性和执法的灵活性、随意性、偏向性，等等。这样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治民”,而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所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减势、去术、彰法。只有实现政治的法治化，才能实现社会的法治化，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腐败愈演愈烈的政权和政党必然灭亡，这是被越来越多的事实（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一再证明了的真理。现代社会不能搞人治，只能靠法治；不能以党治国，而只能依法治国；也不能党治和法治同时并存，或者党治凌驾于法治之上，而必须是党在法治的框架内发挥执政党的作用，党组织的权力范围有明确界定，这样，真正的依法治国才能形成。任何组织掌握的权力与其职责要相应相称。执政党和政府掌握的权力既要够用，又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会腐蚀党和政府，使党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丢掉优良作风，也容易使投机分子为了获取权力以谋私利而千方百计钻进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会使党和政府变质。
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就是：自律很重要，但不能完全靠自律；领导监督下属也很重要，但还不够，还必须有外在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让人大掌握最后的监督权，运用好财政预算审批权，掌握“三公”开支审批权，掌握监察机关，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另外，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重视立法，有专门的、合适的机构认真地讨论法律和法规，及时制定良法和修改法律。在现有国家机构中，政协是最合适的机构，但要调整充实政协的人员构成，由执政党和其他党派、政府、工商界、科教文卫界及其他各界的代表组成，提出和讨论法律，通过法规，法律交由人大审议通过，法规交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执行。
要从组织上保障人大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落实让人民监督执政党、政府、军队、企业、事业、央行、法院等国家机构或社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周期律”。人大代表和委员必须是最适合承担这些任务的公民，而不能由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充任，或者作为模范人物、知名人士的政治荣誉。人大代表和委员，要通过公开竞选产生，直接对选民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