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 南（1918.11.18—1997.11.10），原名项德崇，福建省连城县人。早年随父亲项与年从事闽浙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开辟工作，1929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部中央华中局工作组组员，中共阜东九区区委书记、阜东县委宣传部部长，苏北第五专署建设处处长，中共滁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青年团华东工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第一书记、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项南被誉为改革开放先行者，振兴福建创业家。他主政福建期间，使福建的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是建国以来福建省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在海内外、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享有崇高声誉。

一、项府风光

京城有条万寿路，万寿路有座甲15号院，院内有幢塔楼，楼的五层住着项南；这是老人家跌宕人生的最后一站——于今已成故居。项公这一级的高干住房，照例由公家分配，想当初，钥匙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是水泥地面，石灰墙壁，简易门窗，他搬进去的时候，也依然是简易门窗，石灰墙壁，水泥地面。这事若搁在遍布京城的大杂院，搁在贫嘴张大民们的头上，自然啥话没有，但搁在公侯云集的高档社区，搁在曾贵为封疆大吏的项府，就变得出格，反常，不协调，谁看扎谁眼。为此，一位熟悉的装饰公司老板特意登门，与项老爷子商量：

“项书记，这都是什么年代？您这房子，也该装修装修了！我们知道您为官清廉，一尘不染，如果免费为您装修，您肯定不同意。这样吧，您自己出钱，我们施工，您看怎么样？”

项公取下圆便帽，亮出宝葫芦似的光脑壳，粲然一笑，说：“我还不知道你们那个收费？纯粹象征性的，跟免费差不多。你以为这样变通一下，我就能心安理得吗？！”

老爷子丁是丁，卯是卯，不会变着法儿欺骗自己，昧着良心玩弄原则，此事注定谈不拢，只能不了了之。

问题是，你老爷子安贫乐道，素面红尘，倒还罢了。日久天长，甭说海内海外有头有脸的贵客，触景生怀，感慨良多，就是项家的六位子女——小红、小青、小白、小蓝、小米、小绿，也都觉得颜面无光，过意不去。一天，六位“小”字辈凑到一起，作老爷子的思想工作：

“爸，咱们有话直说，既然你没钱装修，又不想沾别人的便宜，那么，这钱由我们来出，你看好不好？”

“不好。”老爷子寿眉微挑，弥勒佛般的圆脸霎时涨得通红。“不是我批评你们，实在是，这房子已经够好的了，为什么还要浪费？！”

的确，换个角度看，这房子宽敞而又温馨。宽敞不仅指它的面积，还有内涵，温馨不仅指它的氛围，还有品味。你看，客厅的一角摆了一张棋牌桌，桌子上方缺乏合理的照明，老爷子找来一根细竹，打通，中间穿进电线，然后将一头斜挑在书柜的顶端，一头安上白炽灯泡，这就有了一盏梨形风味的吊灯；你再看，院内有人扔了两截枯竹，老爷子兴兴冲冲捡回来，拿铁丝捆在一起，搭在阳台，这就有了一根山野情调的晒衣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谁说老爷子不懂得审美？他审的是大美，质朴无华的美，光风霁月的美，嵚崎磊落的美。

二、微服出行

项公这人，是能走路，决不坐车，能光头，决不戴帽，能穿布鞋，决不穿皮鞋，能着便服，决不着西装；闲常没事，他要是往大街上一站，绝对比老百姓还老百姓。

说个故事你听。1981年元月，项公离京去福建上任，在这之前，他为“右倾”沉沦多年，在这之后，他是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值此命运的转折关头，你说，他应该如何上路？

你想吧。凭你的人生经验，你尽可以设想出若干又若干的方案，但我估计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出发前，项公让秘书给福建省委打电话，谎称：

“项书记有点急事要处理，暂时不能启程，两位秘书计划不变，按期乘45次列车到达。”

省委听说项南推迟动身，先期到达的仅仅是两位秘书，就派了办公厅一位处长前去接站。这位处长到了站台，惊讶地发现，来的不仅是秘书，更有常务书记本人，刹那傻了眼。他醒过神，一边恭请新书记去贵宾室稍候，一边忙着找电话通知省委秘书长。项公走上一步，拍拍他的肩膀，和蔼地说：

“不必惊动其他同志，我们现在就走。”

这镜头是上得晚报头版的（福州那时只怕还没有晚报）：于是，处长同志打头，项公居中，两位秘书殿后，或手提旅行袋，或肩扛背包，随人流涌出车站，来到广场，走近一辆老式的“伏尔加”，他们将行李塞进后备箱，项公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三位年轻汉子挤在后座，锣不敲，鼓不响，静悄悄地上路。

官场的威风，体面，或者说良好的自我感觉，是由随从的前呼后拥、接待的高车驷马提升的。县太爷出行要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总督驾临要张灯结彩，列队欢迎。这是规格，也是待遇。项公不喜欢这一套，他打小服膺的是共产主义，历尽劫波而信仰未减，苍生在他心头，使命在他双肩。若干年后，当他已是伏枥的老骥，仅仅为了发挥余热而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仍然把重心放得很低很低，把主义放得很高很高。有一回他考察西部贫困地区，为了掌握确切可靠的下情，竟然瞒过组织，撇开随从，与另一位老同志“微服出行”，火车买硬座，汽车挤巴士，到了不通火车也不通巴士的地方，就改为徒步，走村串乡，翻山越岭，半道鞋底磨烂，衣衫挂破，盘缠用光，堂堂的扶贫大员，差点沦为扶贫对象。

三、罢 宴

项公是闽西人，闽西的土特产之一，是地瓜，不言而喻，他就是吃地瓜长大的。

当了省委书记的项公，依然对地瓜情有独钟。七八年前，我在福州采访，听到过一则传闻：项公上任伊始，招待首次来闽的港澳台记者团，上的就是“地瓜宴”。

我相信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在我的采访本里，还记录着他的另一则传闻：罢宴。

说的是：1983年12月，项公率属下考察邻省，所到之处，免不了受到热烈欢迎，盛情接待。接待中最富国人口味而又最令项公反感的，是每顿必大摆宴席，觥筹交错。项公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不是老土，他多次出国，欧美官员饭局之俭朴、之务实，令他心悦诚服，叹为观止。他更不是败家子，不会忘本，他从农村来，“右倾”后又再度被削职为民，复出后长期抓的也是农机、农业，他清楚这个国家有多大的家底，自己这帮公仆肩头又有多大的责任。因此，第一顿宴席吃下来，他向对方婉转提出，希望以后“饭菜尽量简单一些”。项公这里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以为你说了要简单，对方就会理所当然的简单，岂知对方理解为客气，下一顿愈加丰富多彩。项公心里烦躁，若是在省内，就要骂娘。这儿不行，这是兄弟省，客随主便。他只得按下性子，向主人郑重表示：“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作客的，无论如何，请降低宴请规格！”对方满口应承，连说“好，好，好！”可到了再下一站，端上来的仍旧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事情就是这般呈戏剧化：你这边不停地交涉，他那边永远是“下不为例”。唉，像这样不痛不痒、没完没了的“下不为例”，于考察何益？于党风党纪何益？！项公的焦躁、愧疚和恼怒，简直是如影随形，与日俱增。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顿——邻省负责人设宴，为福建同志饯行。项公的车子来到酒店门口，他突然意识到这次由省政府出面，规格只会比以往更高，菜肴只会比以往更丰盛……脑子嗡的一响，山民的倔强上来了，多日的压抑爆发了，他吩咐司机打道回头，老子不吃了！

罢宴乃不得已而为，你可以批评项公不够策略，不够艺术，却不能不敬佩他高傲的操守。项公的脑子就一根筋：立党为公，忧国忧民。谁也甭想用私利攻破他的布尔什维克防线；即使在吃喝这类小事上，他也中规中矩，一丝不苟。项公曾对一位记者坦言：“我每月的工资，基本都用在吃饭上。”怎么会吃掉那么多？应酬呀！——不过，别人是在酒店请他吃宴席，他是在家里回请别人“喝粥”。

四、140字的社论

吃、住、行，体现了项公一贯的风格：俭省。

那么文章呢？

很多人都知道项公是党内有名的才子，大手笔，至于什么是项公的大手笔？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了。我这里向你推荐一篇文章——项公为福建日报起草的社论，让你在人品之外，也领略领略项公的文品。

社论不长，从头至尾只有140字——

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

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

一是自己屁股有屎；

二是派性作怪；

三是软弱无能。

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

这是编者按吗？

不。

这是讲话提纲吗？

不。

社论就是社论，它代表省委，代表一级党报郑重发言。上兵伐谋，旨在攻心；攻心不在话多，在如庖丁解牛，正中肯綮；声势不在虚张，在如高坡滚石，敲山震虎。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太短，不够味，不带劲？哈，告诉你，它的绝妙之处，正在于短中见长，四两拨千斤。非胸中屯积甲兵百万，不能发如此霹雳。非笔底洗尽八股老调，不能作如此檄文。社论无名——谁的名字也没署；社论又大大有名——它震慑八闽大地，令魑魅魍魉及其“保护伞”无所遁形。正是这篇短文，尔后获1982年度全国“好新闻”奖，连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青眼有加，称它为中国舆论界吹起一股清新矫健的文风。

五、与理论权威“扭秧歌”

项公大概不擅舞蹈，在日常生活。

但在理论战线，他却是长袖善舞，圆转自如。

有故事为证：1985年2月，一天晚上，项公陪某位主管理论、宣传的中央领导，观看文艺演出。起初，场内气氛融融，宾主有说有笑，神色怡然。待到台上出现迪斯科舞，某老勃然变色，怒视项公：“这种节目也上了社会主义的舞台，我感到吃惊！我消受不了！”说罢起身离席，项公连忙挽留，某老拂袖，厉声说：“不必了。我要泾渭分明！”

事情不大不小，项公认为对于一个具体舞种，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纠缠，因此事情过后，也就撂在一边，没往心里搁。谁知到了7月底，某老突然旧话重提，来函说：

“项南同志：我看过你写的一篇关于迪斯科舞的文章。我不是保守派，但不以你写这样的文章为然。音乐舞蹈一类问题似不宜满足于就事论事，而要看到它们对青年生活的整个影响。某些音乐舞蹈会激发青年的狂热放荡状态，这是一个客观的世界性的现象，不是就其一枝一节所能判断。现剪送参考消息的一篇报道供参考。如同意，亦可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但这类问题不妨各是其所是，不必勉强。”

话虽然说得客客气气，实际绵里藏针，咄咄逼人。项公掂量再三，觉得有必要在这位意识形态大员面前，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于是他给某老复函，说：

“XX同志：七月二十六日来信及所附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文章，均奉悉。因最近常外出，复信迟了。

“你说，看过我写的一篇关于迪斯科舞的文章，并不以我写这样的文章为然。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个报刊上看到的。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类文章。

“不过，我并不反对青年人跳这种舞。由我们党和政府来规定青年人该跳什么舞，不该跳什么舞，不一定行得通，也不一定妥当。我的这种想法，曾与一些关心这类事情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不知您以为然否？”

项公下笔力求婉转，但其不平之鸣，不恭之态，还是泄露无遗。他太执拗！太顶真！因此，信写好后，遭到秘书善意的扣留，经过一阵冷处理，项公还是坚持要发，秘书不给，他就凭记忆重写一遍，径直交办公厅寄出。

同年9月12日，某老从北京复函，表示：“信收到。你说得不错，该文确是介绍你的谈话，不是你写的文章，是我记错了。因为你没有看过那篇文章，现特检奉，请一阅，可能与你的原意，有所出入……”

细心人不难看出，某老这里，已经为项公预设了台阶。然而，项公读罢那篇采访稿，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并无出入，他不愿违心，旋即又复了一函，旗帜比前番更加鲜明：

“XX同志：……你前信说，‘某些音乐舞蹈会激发青年的狂热放荡状态’，是否说得过于严重了。你说的某些音乐舞蹈，当然包括你反对的迪斯科，因为你上封信正是从迪斯科引发出来的。

“我看，迪斯科似比传统的交谊舞更健康，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运动。不仅青年人喜欢，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也喜欢。她的确是世界性的舞蹈。

“反对迪斯科的理由之一，是说这种舞‘扭’得厉害，更易激发青年人狂热放荡。其实，跳舞，哪有不扭之理！北方人喜欢的秧歌舞就叫‘扭秧歌’，她‘扭’得极其自然、优美、健康。谁也不会说她会激发青年人的放荡。

“积极引导青年健康向上，完全必要。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青年人限制、禁止的东西太多了。青年人爱穿什么服装，爱理什么发型，爱跳什么舞蹈，让青年人自己去选择吧！我们似以少加干涉为好。”

项公这里的确“扭”得漂亮，这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精彩绝伦。当年他访问英国，曾在海格特公园马克思的墓地前趺坐半日，看来这番朝拜没有白费。某老尔后再也没有回音，至于某老心里究竟是怎么想，那已不关本篇的事，——就此打住。

六、趟过感情河

再绝色的佳人，也要老去，再大的官，也要下台，这是自然规律，社会法则，谁也越不过这道坎。项公在福建转眼就是五年，年岁已接近古稀，即使不出意外，早晚也得卷铺盖走人，何况意外不断，麻烦层出不穷，终于有一次大意外，大麻烦，促使他加速离任。

项公是那种老派、经典的共产党人：来，来得别出心裁，堂堂正正；走，也要走得斩钉截铁，光明磊落。因此，项公在主持的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到既成事实的离任，慨然宣布：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就与福建一刀两断！”

“你这是什么情绪？项南同志，难道你对福建就没有一点留恋，对同事就没有一点感情？”有人当场责问。

“请同志们别误会，我这不是绝情，是‘道是无情却有情’。”项公顿了顿话头，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深情地解释，“我所谓的‘一刀两断’，不是从此就不与福建的同志来往了，更不是不关心福建了，而是要坚决、彻底地做到不再过问福建省委的工作。”

项公列举了三条理由，大意是：一，这是党的纪律所要求；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前任领导随意干预后一任领导的工作，历来没有什么好结果；三，我退下来之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了解不到太多的情况，没有资格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因此，请新一届省委领导大胆工作，我决不干预。

最后，项公向与会者拱拱手，“请同志们监督，我五年之内不回福建。”

七、陷入鞭炮阵

五年又是一晃而过。对于项公，五年是一个君子承诺。对于他的继任，五年则是整整一届。五年后，项公的影响理应已被消除，政绩理应已被遗忘。

项公甘愿被人遗忘，只有这样，他才能如一个局外人，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地回福建观光。

事实不然。项公到处都被人认出，认出了就有掌声，就有欢呼。看起来，五年的时间实在还是太短，项公的痕迹一时还不能磨光。

更大的情感地震，爆发在晋江县陈埭镇。

啊，你可知道：这里是闽南乡镇企业的“排头兵”，这里也是因“晋江假药案”而导致项公马失前蹄的“滑铁卢”。

那天，面包车徐徐驶进陈埭，项公旧地重游，百感交集。

车子停在镇中心。项公跨出车门，来到大街。项公摘下便帽，敞开衣襟，挺直腰板。突然——绝对是突然——从街道两旁的商铺，从行道树的树杈，从电线杆的半腰，从高楼的窗口，就像有人暗中擎起指挥棒，一挂又一挂、一百挂、一千挂、一万挂的鞭炮同时点燃，爆炸声惊天动地。啊，难道适逢哪家商场开业？难道适逢谁家娶媳妇？难道适逢小镇有什么重大活动？项公惊疑未定，道旁呼拉一下涌出大批群众，都是生面孔，望过去，没有一个认识，但是人人似乎都认识他，有人带头鼓掌，有人振臂高呼，欢呼声鞭炮声顿时混作一团。项公他渐渐听清了，听清了自然也就闹明白了，原来群众呼喊的是：“项书记，你好！”“项书记，我们忘不了你！”“我们想念你，项书记！”……项公愣在原地，愣在鞭炮阵的核心，他虽然见过大阵势、大场面，一时也有点手足失措，好比一个年老退休的演员，离开舞台已经多年，不料有一天，他打开房门，屋前站满了挚爱他的观众，人人手捧鲜花，大声呼喊他的名字。此时此刻，项公显然动了感情，他清清喉咙，像要发表一通即席谈话，比如感谢陈埭父老乡亲的厚爱，感谢他们“捉虫护花”，把乡镇企业办得更加红火，感谢……然而，这位前任封疆大吏，民众爱戴的开拓者、先行者，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含泪向大伙挥手致意。

八、树木如何化成煤？项公点化我要捂

八十年代是一特殊的年代。那时空气中混合着青草与麦秸的芳香。那时大人物与小人物特别容易走近。

我与项公交往，缘起于1988年，已在他离闽返京之后。说起来，那正是我生命的彷徨期，身为记者，但已对新闻隐隐产生困惑，向往作家，又没有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欲望的钟摆在茫然的现实和朦胧的未来之间晃荡，时而激奋，时而消沉。这当口，我有幸结识了项公。我在一篇题为《大匠运斤》的散文中记叙说：“这位1918年出生于闽西山区的老兵，前年从福建省委书记位上退下来的长者，多半都是正襟危坐，作佛陀拈花状，以一种大彻大悟和坚定如磐的自信，带我进入他生命的 ‘深山老林’ 。”项公听我叙述了转型期的苦闷，他在正式接受采访之前，有这样一番开场白：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经历的事情也未必典型。我是想了好久，才决定接受你的采访，也算交一个朋友吧。我提供的材料，对你，无论从记者的角度，还是从作家的角度，肯定有些用途。但有一条，你不要急着把它写出来发表。你急急地发了，毓方，你笃定还是从前的你，不会有大气象，大出息。树木在地底埋久了，地表的重压加上时间的重压，才能使它化成煤。许多东西就是要捂，捂的时间越长，越能转化成巨大的能量。”

项公大概觉得他自己的矿脉还不够丰富，不够密集，尔后又特地为我联系了两位老同志，都是身居高位，而又饱经沧桑。项公交代说：“他们都很忙，也很有个性，可能不像我这般容易采访，你要随机应变。咱们呐还是那个君子协定：非到实在憋不住了，你轻易不要动这些老同志的材料。不动它，不等于就对你没用，你吃进去的一切，都会化作你的血肉，都会流动在你的字里行间。”

本意是我采访项公，结果却变成项公丰富我、栽培我、雕琢我。我见项公多妩媚。啊，所谓长者之风，只是在路人需要荫凉的时候，从繁枝间悄悄绽出几片新叶；所谓斲轮老手，只是在走第一步棋时，已经预先埋下后面的第三步、第五步。

2004-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