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不管生前如何显赫，一去职、一去世，人们就淡忘了。项南离开福建逾十年，广大干部群众一直没有忘记他，他去世的噩耗引起长时间哀思，这就是人民对他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评价。
1997年11月10日，项南突然病逝。说是突然，因为这天清晨，他照常五点起床，活动活动筋骨后即审阅文稿；上午去医院检查；下午福州来人谈话；五点到王府饭店会见华侨朋友，共进晚餐；八点又回到中国大饭店会见另一位华侨朋友，谈到十点，感觉不适，向监护他的夫人要药。站起来，水杯还没有接到手，猝然坐下，便与世长辞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
其实毫不突然。医生早已一次再次提醒，劝告、警告、严重警告，要他住院、要他静养、要他少劳累。所有这些，他都答应都遵守，可是事情一来，他又笑嘻嘻地说服医生和家人去忙他的事了。他总是强撑着并且让你感觉他撑得住。要找他的人太多，他惦记的事也太多了，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
几个月前党的十五大召开，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亲自动手写了发言提纲，共有十条，言简意赅，针对性强。例如第二条：「我党全部历史，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历史，但也犯过极严重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危害最烈的是『左』，而不是右。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都有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们党应当为他们营造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氛围，给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随便冠以右倾、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其后果，永远是落后，葬送现代化。」第三条说：「*员要光明磊落，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可以写，也可以保留，但不能搞小圈子，背着大家写一些同党的路线唱反调而又不敢具名的文章……，以『革命』的极左面貌，放肆地攻击改革开放。」第四条说：「新闻媒体不能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在宣传鼓舞我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敢于揭露我们消极不健康的现象，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这些话，他过去并非没有说过，而是说过多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一有机会就说。这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他又一次向党郑重建议，倾诉衷肠。他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为此一再呼吁要深化改革，要接受教训，继续扫除现代的最大阻碍──左；要讲真话，再不能报喜不报忧了。
项南享年七十又九，寿臻耄耋，无论怎么说，也可称高龄了。可是他突然去世，却出人意料，令人痛惜。
项南患的是隐性心脏病，必须做手术。他的新加坡好友来探病，这位世界有名的华裔心脏病专家为他做诊断后，邀他去新加坡做手术，他有百分百的把握，费用也由他全部负责。他的诚挚终于说服了项南。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出国就医的申请报告还没有得到批覆，就匆匆走了。
最冷的追悼会
11月中旬是北京的初冬季节，阴云欲雪，寒凝大地。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项南的寓所，吊唁项公，慰问志馨大姐。用鲜花编成的花圈、花篮，从灵堂摆到屋外两侧，挽联、挽词，挂满四周墙壁。我和两位挚友并排向项公遗像鞠躬默哀，心潮起伏不已。
1995年夏，我正在美国探亲，一日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经项公考虑，《中国贫困地区》准备停刊。越洋电话不便长谈，但已可听出基金会遇到麻烦，这是项公不得不作的决定。我回到北京时，项公已因心脏病发作住入医院。我约了林京跃、郑仲兵一起到北京医院去探视。他经过治疗病情好转，精力旺盛，兴致很高，和往常一样，一谈就没有个完，却根本没涉及刊物的事。此后我们仍几次见过面，却没有机会单独深谈，以表示我的歉意。不久他辞去基金会会长职务，再谈更似乎没有必要了。
面对项公的遗像，哀思中升起更多的歉疚，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慢慢走出来，吊唁的人群还在往里走。在北京比项公资格更老、地位更高的领导人不知凡几，像项公这已离职十几年的省委书记更不知凡几，但是有这么多人听到噩耗不等通知就一定要赶到寓所来默哀告别，实在不多见，其中不仅仅包括各个时期相识、相交、相知的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志如乔石夫妇、邹家华、胡启立等，年臻耄耋的陈兰、邓六金红军老大姐；也不仅仅有不少和他交往不算太多但内心对他非常崇敬他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及教育界、科学界的着名人士；还有千里迢迢从福建赶来的一批又一批的乡亲，有的泪流满面，长跪灵前。唁电、唁函雪片一样从各地飞来，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副总裁皮特拉的唁电长近千字，催人泪下。印尼侨领李尚大是项公的挚友，是知道噩耗最早的海外华人，他几次打来电话，痛哭失声。最后一次电话说，他立即率亲属子女从印尼赶来北京，为尊敬的项公送行。 1988年，北京东郊农场党委书记患癌症逝世，临终前表示最大的愿望是想再见项南一面。几十年前，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这位朴实的三八式老干部，接受项南意见制订了《农场管理十八条》，因而领导农场度过了困难时期，也因此后来遭到严厉的批判，还要追究出主意的后台，老书记就是死不开口，坚持独自承担责任。他和项南情谊深厚无比，临终还想再见一面。几天后项南赶到，老书记呼吸微弱，已经说不成话了。但是两颗炽热的心是相通的。
年逾九十、重病缠身的赵朴初老，为项南亲自用毛笔写了长达四十多句的五言哀辞，极受尊敬的老诗人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高尚、真挚的感情，写出了无数不同的人以共同感受的痛惜，痛惜七十九岁的项南「英年早逝」，其中说：「忠诚与友爱，众我咸感泣。君年少于我，体魄亦魁梧。方期百岁宴，同倾甘露壶。孰知噩耗传，君竟挥手别。岂惟亲友悲，闽民同泣血。」
悼唁活动在12月3日到达高潮。这一天天气特别冷，风也特别大，项南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后来作家梁晓声是这样写的：
那是我在北京参加过的天气最冷、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一次追悼会，会场始终被悲痛庄重的气氛笼罩着。我没有料到那天会有那么多人，足有三千人之多。人们默默肃立在寒风之中，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久久地期待着步入灵堂，无一人畏寒而退……，当我离开灵堂，外面仍有近百人于寒风之中默默肃立……。
一个人的逝世，在今天，在中国，被许多人所真诚地怀念和哀悼，必定也意味着许多生死之外的事。人们不是来参加一个例行的人生仪式，尽生者对死者的义务。
我对一切这样的逝世者心怀敬意。
如果*的官员，逝世后都能得到如此的怀念和追悼，而且来自民间的、自发的，那么中国的一切事情则就好办多了！
在福建，在那段日子里，熟人相见话题总是悼念项南。唏嘘叹息者有之，击掌赞赏者有之，泪不自禁者亦有之。在他的家乡，乡亲们自发地设置了灵堂，远近数十百里前来祭奠致哀的络绎不绝。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不管生前如何显赫，一去职、一去世，人们就淡忘了。项南离开福建已过十年，广大干部群众一直没有忘记他，去世的噩耗又在全省范围内引起长时间哀思的波浪，这就是人民对他的评价，最公正最权威的评价。
追悼会散发的《项南生平》，称项南为「中国*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写甚么「警告处分」。但在了解项南生平的人，特别是福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项南最值得纪念的是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勤于思考又勇于实践，有许多卓越甚至超前的观点，得到实施并屡见实效、大效，对推动转型期的历史进步起过一定的作用。这是一些任过省委第一书记甚至更高职务的人所没有做到或根本做不到或不敢做的。称他为改革开放的先驱，项南九泉有知一定会断然拒绝，降低一格，改称为前驱是不是可以呢？
南国巨榕
项南出生于闽西山区一个贫苦的革命家庭。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员，早年是一位居无定所、神出鬼没的职业革命家，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母亲是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守门看风，为此坐过牢，小女儿随同入狱，后染病而殁；叔父为革命牺牲，堪称「满门忠烈」。项与年行踪飘忽，对小儿子却要求很严。有次带项南去看「朋友」，告辞回家的路上，忽然对儿子说：「我的礼帽忘在他家里了，你回去取一趟。」上海弄堂里的楼房外观几乎一模一样，不知道门牌号是找不到的。他想考察一下刚十一二岁的儿子。项南从小机敏过人，遇事认真，得益于父亲有意却无形之中的培训。
项与年为党立过不少奇勋。最辉煌的一页是，他与一位具有国民党将军身分的战友获得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绝密计划」后，毫不犹豫立即化装潜入苏区，亲送这一紧急重要的情报。为此不惜毅然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爬山越岭闯入荒野，途经八个县市和十多道关卡，忍饥耐饿日夜兼程，历尽艰险，送到了瑞金周恩来手里。蒋军围剿尚未布置完毕，红军开始了历史上着名的长征。
项南幼年在家乡放过牛，仅上过小学，少年随父母到上海、南京等地，靠自己半工半读，在革命家庭薰陶过程中成长。后来与父母失散，几乎无家可归。抗战初期，又独自寻求党，寻求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却长期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父子互相寻找。项南小时候叫项德崇，项与年却早已变成梁明德，因此寻来寻去，总是找不着，后来项与年影影绰绰打听到一个线索，便写信给老战友曾希圣，请代为寻找。
当时曾是安徽省委书记，项南是团省委书记。曾希圣找项南来，郑重其事地把这项找人的任务交付给他。项南翻遍全省团干部名册都对不上，只好又去找曾希圣。这次谈话，两人互相问来问去，愈说愈投机，引起各自对往事的回忆，最后竟发现曾希圣就是项南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并留有模糊印象的「胡子叔叔」，曾经带他逛「大世界」，看「哈哈镜」，而项南本人结果竟是项与年失散多年的小儿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如此巧合，使两人同时大喜过望。长期失散、日夜思念的父子终于找到了，联系上了。
1953年，项南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团代会，项与年请假从渖阳赶来，整整二十年没有音讯，生死难卜的父子第一次喜悦重逢，开怀畅谈。父亲向儿子讲述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讲述了关于长征起因的故事，也讲述了1937年到延安抗大和党校学习，耳闻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的消息，曾与十多名地下党同志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如实反映在上海的所见所闻，陈述反对毛江联姻的种种理由，直接交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儿子也讲了失散后的颠沛流离，独自寻找党的曲折艰难，还讲到在整风中因为讲不清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职业和经济来源遭到的质疑，他只有幼年的模糊记忆，并不确知父亲真正是个甚么人。审干人员根据他提供的模糊印象，曾试着询问：「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他无奈中含糊地回答：「可能是。」但又无把握，唯恐犯说假话的错误，随后赶紧更正，使审干人员十分恼火。幸好遇到区党委一位实事求是的领导，理解革命斗争环境的错综复杂，听完汇报不无感叹地说：「在我们这个苦难的时代，人们遭受沉重的苦难，儿子说不清老子，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既然如此，就让他在革命中接受考验吧！」
儿子讲完这一段经历，父亲内心满意极了。他不仅找到离散二十年的亲骨肉，已经长大成人了，还找到了一个同志，一个战友，一个不讲假话的*员，感到有生以来最大的快慰。
但是没有多久，喜剧突然又变成了悲剧。项南一夜之间由青年有为的领导干部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场劳动，戴着帽子出来工作，忽而又变成「走资派」。父亲的悲惨遭遇更甚于儿子多少倍。这位有大功于党、于共和国的革命英雄，在人妖颠倒的文革中竟被打成「大叛徒」、「大特务」，无休止游街、批斗，整得死去活来，一次从造反派架起的椅子上一头栽在地上，从此患了严重的中风失语症及多种并发症。后来造反派便把这失去劳动能力的病残老人遣送原籍福建连城。老区人民虽然贫穷，却极为正直，仍然十分热情地迎接远方归来的老革命，安置进敬老院，为他治病疗养。
1972年，辽宁省革委会为梁明德平反昭雪，补发工资。老人收到这一大笔钱后，首先邮汇一千五百元给原单位缴纳党费，然后又捐资五千元为家乡修筑公路，此前他已献出过去的积蓄，为本村购置了一小台发电机。每到夜晚，山区大地一片漆黑，唯独朋口村灯光闪烁，引发人们对光明的向往。
梁明德1979年8月19日在龙岩医院逝世。当时项南正受命率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惊闻噩耗，悲痛欲绝，只好委托妻子赴家乡料理丧事。临终时儿子虽不在身边，但父子的心是相通的，老人相信儿子能战胜曲折挫失，大器晚成，可以无遗无憾了。在儿子的心目中，父亲永远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英雄。但这荣誉只属于父亲，儿子不能也不应以此作为炫耀。
对这位英雄的父亲，项南总是三缄其口，但项南却继承了父母优良的品德，正直刚毅、和善包容、诙谐风趣、淡泊名利。
项南的毛笔字很耐看。闽北南平九峰索桥桥头有一巨石，上书「九峰索桥」四字，结构谨严、笔力遒劲，是项南遗留下为数不多的遗墨之一，但是没有署名，是他自己不让留下名字的。
南中国各省，有一种榕树，是北方所没有的，我在长江流域也没有见过。它高大的树干，屈曲的虬枝，茂盛的绿叶，使初见的人每每感到惊讶甚至震撼：一棵树的树冠往往会投下十亩浓荫，赛过北方一片小森林。有位教授悼念项南时，把榕树比拟为项南的形象。他指出榕树具有浓荫覆盖的树冠，奥秘不在枝叶，而在根须。这根须有极顽强的生命力，能扎入深厚的土层，即使没有深厚的土壤，不能上下延伸，也会变成铁枝铜杆似的网路或下垂的气根。项南正像一株榕树，一株改革开放的巨榕。他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心里装着人民，时刻警惕不脱离人民，毕生热忱为人民服务，是一个真正的*人，自认为是人民公仆，也无愧于这个称号。尽管风吹雨打，海啸台风的狂暴袭击，榕树仍会屹立高耸，成为巨大力量的象徵，和大地同在，历久而弥坚。
原载香港《广角镜》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