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可能是大多数两岸民众所不愿意看到的。从去年“520”开始，“蔡总统”一直使用“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的词句，而始终不从正面回应并承认“九二共识”，而大陆官方将“承认九二共识”的概念拆分为“坚持‘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和“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个并列概念，等待蔡政府的回答。然而，时间不等人，一再的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随着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的一通电话，似乎有松动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的迹象。如今，蔡政府的代表团前往中美洲访问，过境美国德州，该州州长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接待并与蔡英文会晤，再次触动了中国大陆的敏感神经。

如果说圣多美普林西比与中华民国的断交并无大碍的话，那么大陆一再的军机绕台试飞、航母战斗群的实弹演习以及传闻中梵蒂冈将要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种种情形充满了许久不见的火药味道。回过头来审视两岸，各自究竟在近几年发生着什么，发展到了如今的田地？

一、台湾民主的迷思

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最早应该追溯到1970年代。1972年蒋经国提出十项行政革新，并大举任用台籍人士并且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到了1974年2月，蒋经国在立法院施政报告上提出政府将会实施经费、人事、意见和奖惩四项作为公开。随着十大建设的深入，加上面对国际社会、中国大陆以及台湾本土化的压力下，蒋经国也开始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并且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华民国政府才能够在台湾得以继续维持。

*美丽岛事件

特别是1977年，在蒋经国第六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曾发生“中坜事件” 。1979年12月，高雄市党外运动人士发起追求民主政治的“美丽岛事件”，对此蒋经国则指示不处死美丽岛事件的被告以免激化冲突。“中坜事件”及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震撼了蒋经国领导的权威政府，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一次挑战和沉重打击，极大的鼓舞了党外反对政治势力，并使其迅速发展，不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在台湾政坛上逐渐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1980年10月，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蒋经国则将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民生均富、国防巩固以及教育发达列为往后努力方向。

1987年蒋经国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除戒严，此后1991年4月宣告了“动员勘乱”时期结束，1996年实现了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普选。从威权体制到西式民主体制，整个转型不过短短20多年。

诚然，不可否认台湾地区的民主化的的确确是在进步，但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背后就没有问题吗？如今，问题已经逐步暴露了出来，经济上来看，经济发展放缓、产业面临新的转型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财政赤字加大，然而政治的民主化却持续削弱社会法治的基础。

今天的台湾民主，充斥着多元的意见和批评，政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得以充分保障。然而，政府“公权力”正在弱化，执法和司法部门陷入到“该管不管”甚至是“不敢管”的怪圈，着实耐人询问。而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就是--法治社会遭到践踏。

*台湾反服贸学生占领“立法院”

事实上，法治（rule of law）是一种守法的精神。这个法不一定指一条条的法律，也包含了约定俗成的做事原则。而法治社会，至少有三层意义。首先，一个法治社会就必然会对政治统治的公权力有节制与规范的架构，在根本上可预防政治权力的盲目滥用。其次，就是蕴含民主，透过民主决定的法律规范，因为这是政治统治权力的来源、认可与运作的落实。最后是最深刻而重要的意义，即内化于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

*台湾监督年金改革行动联盟发起“夜宿围城”包围“立法院”行动，蔡英文对此公开发言谴责暴力。

重新审视台湾。我想，缺乏法治约束的民主，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更危险的是，当所谓“民主”和“自由”绑架了民意和整个公众安全的时候，政治就沦为了既得利益者权力斗争的舞台，自由和民主就成为了蒙蔽民众双眼的布料。

二、大陆改革的反思

同样中国大陆的变革起始于1970年代。从1976年开始，政治上的“文革”结束、“两个凡是”被否定，陆续采取了恢复了高考制度、任用年轻干部等等政治上的重要措施，特别是1979年与美国的正式建交，中国大陆逐步纳入到国际体系之中，也就促进了整个国家迈进了全球化经济的时代。可以说1979年代末的大陆变革是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务实改革派的胜利，主张进行务实经济改革，任用年轻干部，促进社会经济变革和对外开放，加速中国大陆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然而，政治上积聚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政治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要有李克强就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来形容改革之难。

中共十八大以来，着重的进行是两方面的历史性变革，一方面是经济改革，主要针对金融、土地和国企三块硬骨头。另一方面是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在此不做重点探讨，着重于政治改革。治党和法治其实实现政治改革目标的途径和必要手段，而这个目标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面上看是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但其实质早已飞跃，过去的四个现代化的工业、农行、国防、科技都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围绕这个目标，大陆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实行了多项改革举措。

意识形态上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现代化国家共同遵循的价值观，例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军事上，重新划分战区，改革指挥系统和军队建设体系，向现代化军队改进，同时也是继续深化军事现代化改革，训练“新”军、随时可以作战，建立起强大的过方和军事实力，特别是海洋和空中的战力。

政党政治方面，高举理想、严管队伍，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高效运转、廉洁自律的行政官僚体系。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学一做”在底层的走样和变形并非上层发起的初衷。

法治上，尊崇宪法精神，所有经过人大、一府两院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都要面对宪法宣誓：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在2018年3月可以看到新当选的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各部部长将会面对宪法宣誓的场景。同时，最新试点实行的监察委员会制度，将不从属于行政机构，而是隶属于各级人大委员会，这将会重新构建司法监督体系，促进党政分开，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对违纪和违法案件分开处理。即使当前纪委和检察系统是合署办公，但这也是改革的第一步。

*2016年12月30日马兴瑞任广东代省长，向宪法宣誓就职

国家礼义层面，《诗经》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大陆先后设立国家公祭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抗战胜利纪念日，今年年初所有历史课本将正式将“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这些举措，就是凝聚民心、培育国民的国家意识。甚至，近期大陆也在低调纪念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从中也放映了将两岸纳入到一个中国史的历史叙事体系之中。

而在两岸层面，2015年出乎意料的举行了“习马会”，这是两岸分治66年来，两岸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把两岸互动拉到了一个更高层次。2016年中国大陆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讲话中特别强调：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与时俱进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略，毫不妥协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他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毛泽东同志把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并称为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可以看出，当台湾正在试图“去中国化”的时候，中国大陆正在逐步将台湾试图抛弃的东西都纳入到大陆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

综上，可以感觉到，中国大陆当前攻坚阶段的政治改革目标是要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人大、政府、监察、司法、军队等主体权力分配合理、运转高效，并不比台湾、日本甚至是英美的政治框架差。可以说，大陆在走的并不是一条试图模仿某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架构，而是在创立出新的政治架构。也可以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中国方案”。

三、两岸关系的沉思

行文至此，笔者想要表述对的也即将呼之欲出了。

其一，大陆的政治改革，不再是口号式的话语，而正在一步一步实施，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改革正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其二，不可否认，民主化是一条进步的“不归路”，台湾已经走在了这条“不归路”之上，当大陆经济发展的体量已经足够大之后，在汲取了台湾民主化的问题和教训之后，开始逐步实行法治化和崇尚宪法精神。

其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不能忽视台湾的分离心理和势力，但对于台湾来说，也不要低估大陆统一的决心和毅力。

2017年1月于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