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多如牛毛。有把斯大林称之为“社会主义圣徒”、“社会主义教父”、“社会主义伟大天才”的著作，也有把斯大林描绘成是“暴君”、“刽子手”、“阴谋家”等等的书籍。因此，在俄罗斯的语言中“Сталиниад”这个词就具有了新的包罗万象的意义，其主要含义就是“斯大林研究的功过评说”。而当代“斯大林研究”中语气铿锵的政治对垒和刀光剑影的杀伐之气却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无论是赞颂说者，还是谴责论者，几乎都是从社会主义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都是从社会主义的领袖这个立场来评价斯大林的。
雷巴斯父女的这部斯大林传《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却显然让人耳目一新。他们并没有完全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评述斯大林的一生，也没有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书写斯大林的功过。他们借用了斯大林对儿子瓦西里说的一句话作为评价斯大林的最主要线索，这句话就是“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在雷巴斯笔下，斯大林和苏联是同义语，是一个等同的不可分离的事物。
从传记中的描述来看，“斯大林就是苏联”的含义大概有三个层面，首先，斯大林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其次，斯大林是千年俄罗斯传统的继承和东正教文化的符号；最后，评价斯大林就是评价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苏联。因此，“斯大林就是苏联”成了这部传记的大背景，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整个苏联的历史进程都在这一大背景下展现，斯大林个人及其妻儿的生活与变迁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的悲欢离合。采用这种大背景，雷巴斯要告诉读者的是：斯大林传记不仅是他个人的传记，而且是全苏联的“传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评传实际上就是雷巴斯笔下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史。
这部苏联史中的主角是斯大林，但是这个苏联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个斯大林也不是在漫长岁月中被歌颂或遭谴责的斯大林。在雷巴斯的笔下，斯大林变成了一个超越时空、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越特定时期特定政治和人文符号的英雄，是千年俄罗斯的承继者，而斯大林对国家的治理也就是自伊万雷帝、彼得大帝伊始的俄罗斯国家管理方式的延续。因此，雷巴斯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是：“要知道斯大林可不是横空出世的，他是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俄罗斯历史环境的产物。俄罗斯立宪民主党人与当局作斗争时曾请求过‘地狱之河’的帮助，他们当时并未料到这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意志坚定、清心寡欲、理智且残酷的领袖的出现，是对那些毁掉了俄罗斯国家的帝国精英所犯的错误和罪行的革命报复。斯大林站在与维特和斯托雷平未完成的改革相反的那一面。他重建了国家，并依靠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将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雷巴斯总的评价是，俄国特有的环境和氛围决定了斯大林的事业。他讲述了三点理由。
第一，是俄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的、居民生活远远逊于西方国家的贫穷处境。他说：“国土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特点，是决定国家千年历程的主要因素。恶劣的自然条件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决定了俄罗斯居民的贫穷和执政当局物质资源的有限……形象地说，自古以来，俄罗斯居民就生活在潮湿黑暗的地下室里，而西欧人则住在阳光明媚的高楼大厦里。”
第二，“罗斯和俄国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许多代人悲剧式、超限度的承受力，这种承受力使国家对生存的需求和大自然所能赐予的之间的鸿沟得以弥补。所以俄罗斯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军事实体，其体制是动员式的，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精英利益所需要的民主协商。几百年来，政权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人民来达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企及的目标。”
第三，西方国家的社会基础是精英之间的协约关系，而在俄国则是另一种制度，“一种其贫乏的资源不可能分配给私有者，而只能由最高统治者掌控的制度。为祖国忘我服务的思想成为俄罗斯国家意识的主流就不是偶然的了，而在东正教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的爱和仁慈，这与天主教不同，对天主教而言，是信徒与上帝的契约关系。因此俄罗斯一直是带有独特文化符号的或多或少有点神秘的国家。”
因此，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出现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对此，他说了句富含哲理的话：“历史上常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延续千年的偶然就是不可能的了。”非偶然性决定了斯大林一定要为争夺资源而斗争，一定要以动员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定要让社会自我牺牲地为苏联效劳，在斯大林的“上帝的爱和仁慈”中生存。在这三者之中，动员式的制度是苏联体制的核心，自我牺牲地为苏联效劳是统治意识，而为争夺资源、赶超西方而斗争则是目的。在雷巴斯看来，俄国的精英只要是违反了这一机制，他就要垮台，国家也将遭殃。雷巴斯说：“20世纪初，在俄罗斯历史上，执政当局首次开始尝试由动员到民主的发展机制的转变，然而却导致了灾难。此时俄罗斯居民中不同群体文化和观念的矛盾就成了燃起内战和混乱之火。”
雷巴斯就是这样评述十月革命的，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历史进程中存在的两个集团。雷巴斯说：“布尔什维克出现在了事件的中心，因为他们是最坚定的力量。在这个力量的中心有两个集团：列宁集团和斯大林集团。前者依靠的是侨民，后者依靠的是国家的组织工作者。”换句话说，在雷巴斯的描述中，列宁是一个脱离俄国国内实际情况、紧紧依靠侨民的思想家，而斯大林才是真正了解国情并拥有真正革命者支持的实践家。雷巴斯的这种划分实际上要说明的是，斯大林才是十月革命的真正领导人，斯大林的作用不仅凌驾于列宁之上，而且是其他布尔什维克无法超越的。雷巴斯认为，十月革命前后唯一没有失算，没有犯错误的人就是斯大林。
正是这个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成了“党的‘将军’”，“俄罗斯国家在苏联旗帜下再生了。斯大林成为再生的领导人。他重建了类似古希腊模式的国家（政权和所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实行独裁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斯大林必须采用动员的办法来进行专制管理并发展经济。
由于俄国是个农村人口占85%的农业国家，因此斯大林的动员制度首先就是针对农民的。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征集制到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国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就是对农民进行动员的全部进程。雷巴斯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群体，“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既与红军，也与白军作战，只要他们能让他们安静生活就行。至于说什么工业化，他们连听都不原意听。”所以，雷巴斯认为，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是进行的“第三次革命”，是要“按照美国大的谷物工厂的模式将农业转到工业的基础上来”。此外，新经济政策并未能提供发展的资金，党的中下层领导的办事作风和贪污腐败令农民不满意，这是决定实行集体化的原因。“斯大林集团的决定重创了俄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但是不执行集体化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计划上都绝对是不行的。”
雷巴斯在书中肯定了集体化的进程，但他同时也承认，集体化“令整个俄国社会动荡，激起了统治精英、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可是，他仍然坚持一种意见：“如果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另外一些人，比如，尼古拉·布哈林，那位主张农村渐进（斯托雷平式）发展的人，那多半也是要使国家垮台的。”
对于与集体化相并行的工业化，人们经常提到当时利用囚犯劳动力的问题。而雷巴斯对此是这么描述的：“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去深究，那么由这些犯人所修建的运河、铁路、水电站、港口、工厂、矿场、矿井、油田可以比作俄国北极开垦拓荒的新阶段。这种开拓类似于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创建‘北方的底比斯’时那样：修道院的拓荒建立了北罗斯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空间，因为不具备完成既定任务所必要的资源，其过程是极为艰辛的。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体系中就反映出了俄国几世纪以来‘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传统。”
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斯大林加强和加快了争夺世界资源的斗争。雷巴斯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并渲染了斯大林和罗斯福及丘吉尔之间的争斗。雷巴斯说，在这场争斗中，谁都在欺骗人，而斯大林的骗术高人一等，这种精明的骗术都是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成了高于罗斯福、丘吉尔的战略家，为苏联争得了许多的资源。斯大林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因此，雷巴斯说：“莫斯科曾经充当过第三罗马。而现在它在世界性危机的背景下又成了‘红色罗马’。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雷巴斯看来，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并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而是将军们的差错。雷巴斯借用了民意来评述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失利：“在俄罗斯人的历史意识中，6月22日根本不是斯大林失败的象征，而是与蒙古入侵一样的民族大悲剧的标志。就像没能防止国家受到更强大敌人侵略的古俄罗斯大公们一样，斯大林也没有被看成1941年所发生之事的唯一罪人。”
对于战争初期的失利，常有人们指责是由于“大清洗”对军队的摧残。而雷巴斯的描述是：“1937年至1938年对指挥人员进行镇压的不良后果，1941年夏季时得到了部分扭转，因此不能把这列为我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那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呢？雷巴斯说：“这不是日期上的失算，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有意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犯了一个错：他过高估计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按师的数量和战斗装备来看，苏联军队要比德国军队强很多，这是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部也同样）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失算之处。”
在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中，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对垒和争斗是根主线。雷巴斯笔下的朱可夫是个骁勇善战的指挥官，但斯大林比他更高一筹。雷巴斯说：“可为什么我们只从军事的角度去衡量斯大林的决断呢？谁说过战争只是军事行动？何况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位高于军人的人。他还必须考虑到其它情况。”
雷巴斯对战后斯大林的统治方式有个概括：“斯大林把战前的斗争方式搬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他对战后的苏联情况是这样看待的：“实际上，胜利之后，除了情绪高涨之外，非战时的生活并未到来。”雷巴斯对这个结论用事实作了陈述：“所有的苏联民众原来都期盼着，在5月9日之后马上就可以松一口气，生活可以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他们突然发现，生活不仅一点点都没有轻松起来，反而更加艰难了。现在，工作日又恢复到了8小时工作制，而非11小时：废除了义务加班。但工资却急剧地减少了。军工企业转产民用产品也很不顺利，经常因为原料不足而造成停工，这又影响到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在战争中消耗巨大的农村同样没有迎来任何曙光。1942年发布的那些提高劳动日义务工作量和对未完成者处以刑事惩罚的命令还在继续执行。他们可被迫在自己的集体农庄里进行长达6个月的劳动改造，并扣除个人工资的25%上交给国家。政府也没有要减轻每户农家都需上缴的农业税的打算。”“总之，苏联的整个农村地区在这些年承受着对于非战争年代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与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相提并论的重负。根据各种估算，当时由于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斯大林极权制度的牺牲品，也可以看成是那场不是斯大林挑起的‘冷战’的牺牲品。如何看待取决于每个人获知的信息和所持的立场。”
在这里，雷巴斯对他们曾经赞扬过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也提出了质疑：“从实际情况来看，战后的苏联经济（包括有近250万犯人在劳动的建筑工地）与战时区别不大。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经济。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人们在消耗自己的体力达到极限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支撑下去吗？”
雷巴斯对战后苏联生活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的苏联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人们生活在政治地位、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差异之中：“但这一事件却也包含了其它发人深省的东西。战后的苏联形成了一个小的享受着很高物质水平的权贵阶层，他们是将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学者、党的领导人和商业人士。这些人获得了对于苏联来说空前的财富（在普遍仍处于贫穷的背景下），他们理应明白，这些财富并不牢固，并有可能随时失去。”
雷巴斯认为，斯大林一生的宏愿，他的“战略构想”就是“国家利益高于宗派集团和地方主义的利益”。为此目的，在十月革命后的漫长岁月中，他无休无止地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派别之争，也粉碎了要闹山头和搞独立的地方势力。在战后的岁月中，斯大林重操旧业，试图利用战前的手段重建一个大帝国。尽管他先后除掉了列宁格勒集团和身边的莫洛托夫等“投降派”，但他的这个战略构想却远未能实现。斯大林本人成了斯大林事业的障碍和限制者，所以，雷巴斯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正如我们所见，要想实现我们主人公的战略构想，需要他离开人世，即消除这个构想的主要限制者。”
在历来对苏联历史进程和斯大林本人功过的论述中，有五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一是对20世纪20年代俄共（布）党内的斗争及“列宁近卫军”的被消灭；二是30年代遍及苏联全境的对“人民之敌”的“大清洗”；三是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和直接工业化问题；四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与过；五是战后的斯大林统治。在这部传记中，雷巴斯对这五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承认斯大林在这五个问题上都有过错。雷巴斯在斯大林功过的总评价上说了一句话：“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而他犯下的罪行也是可怕的。”在这里，雷巴斯确实是用了“罪行”（грехи），而不是“错误”或“失误”（ошибки，провал）。
雷巴斯之所以用“罪行”二字，意思是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允许和不可饶恕的。
比如，雷巴斯在讲述战后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谋杀时，就指责这是斯大林的预谋：“对于斯大林来说，米霍埃尔斯无疑是应该受到惩办的。那么是否可以进行一场公开的审判，来指控这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从事间谍活动及其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呢？看来，这种方案可能被讨论过。但显然被否决了，因为若是进行公开审判，那么以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作为诱饵和与美国犹太组织勾心斗角就都会暴露出来。斯大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走这一步的。而如果在审判中查出他的亲戚与米霍埃尔斯身边的人有牵连，那么就会让人感觉这有个人报复之嫌。总之，此时这位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人是如此束手无策。他选择了谋杀，这不仅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也分裂了苏联的统治精英阶层。从此之后，他内心的行为准则就变得没有理性可言了。”
当然，在雷巴斯看来，斯大林所犯的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罪行。雷巴斯说：“以牺牲轻工业的代价过度地发展重工业，给农民施加了过重的经济压力，过度强调中央集权而损害了地方的利益。”这是错误。但是，“最主要的错误，大错而特错的，就是苏联变成了一个由官僚集团控制的官僚主义国家。”
雷巴斯在讲述斯大林的罪行和错误时，没有离开三个判断标准：第一，权力上的；第二，心理上的；第三，环境压力上的。斯大林一生的活动没有离开过这三重压力。执掌政权的压力让他时刻提防权力的丧失，巩固权力的欲望与行动使斯大林饱受心理压力之苦，为争夺资源的环境压力是斯大林挥之不去的魔影。在这三重压力下，斯大林不得不在成就与错误（罪行）、胜利与失败中负重前行。雷巴斯在讲述斯大林的罪行与错误时，都会引用这“三重压力说”来解读，因此这也就成为雷巴斯在解说斯大林罪行与错误时的辩词。
比如，人们常常指责斯大林的残暴造成了人民的苦难，而雷巴斯说：“不管多么遗憾，苦难从来都不是评价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参数，自古至今，目标和精神的是否崇高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在对斯大林一生的教训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以追求公正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巨峰。”因为在雷巴斯的笔下，斯大林是千年俄罗斯的继承，是那些曾令这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和骄傲的帝王的后来者，因此，传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从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大帝，他们在生活中都远非天使，也曾让鲜血流淌成河。”雷巴斯还写道：“一提到斯大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统治的强暴和残酷。从人性的角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像看待彼得大帝、拿破仑、克伦威尔、俾斯麦或是毛泽东那样（也只应该这样去看待），那就应该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
对斯大林的残暴，雷巴斯的解释是：“毫无疑问，斯大林相信革命的暴力和世界的公正可以使人们变得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传道者。后来，在围绕着这一思想开始进行国家建设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工程队队长或修道院院长。他明白，传承给他的这个国家不会屈从于直线变革。而其它的一切就都好理解了：社会工程、国家对生活所有领域的干预、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斗争。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少进行一场真正较量所必需的资源，大部分居民又主要生活在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为了国家利益压制个人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结果甚至连他的孩子们也都被压垮了。”
比如，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和30年代的“大清洗”，雷巴斯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当谈论斯大林的镇压和无辜的受害者时应该记住，他们都是同一个革命派别中的人；一旦获得胜利，斯大林的反对者同样会继续推行带来各种后果的工业化。”“如果深入挖掘一下‘党的悲剧’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分党员对另一部分党员的消灭，也就是主张国家强权的人消灭了主张世界性革命的人。当然，一些与此无关的人也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们是‘敌人’的熟人或是同事。这还代表着血腥和残酷的国内战争的彻底结束。”因此，在雷巴斯看来，无论是党内斗争，还是“大清洗”都没有扩大化：“这表明，可以说30年代这些所谓的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不管受审人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其特点都是局限在党内，并且是按照另一些规则在处理。”
比如，在雷巴斯的评传中，斯大林的一生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实质是他的个人生活“国家化”了：“斯大林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但这种孤独是非常独特的：他似乎融入了国家事务之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国家化了。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是怎么对儿子瓦西里说的：‘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这是一个称得上是不幸的人的异乎寻常的悲剧式自白。但问题是：他的自我感觉是否是这样的？想必，有时斯大林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且还特别强烈。也就是为什么他常常用集体进餐、集体看电影和戏剧来填补自己的生活空间。”
雷巴斯还引用了尤里·日丹诺夫回忆录中斯大林亲口说的一句话来为斯大林自己辩解：“战争表明，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多内部的敌人，不像向我们汇报和我们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是白白蒙冤。人民本应为此让我们卷铺盖滚蛋。我们应该忏悔。”下面这段雷巴斯的话是很有文学味道的：“这个坦白完全推翻了1937年是精心策划的、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的标志的传统看法。斯大林明白他犯了错误。有可能，在他的梦中，那些被枪毙的人的幽灵来找过他，并用我们所不知的对话折磨着他。”
雷巴斯用一句话表达了对斯大林罪行和错误评判的结论：“他的有无罪过和他的凯旋式胜利，与他残酷的且屡犯错误的实践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斯大林模式。他要对一切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可以涵盖所有军人的、情报人员的、外交官的和战友们的错误。”
在这部传记的最后一章里，雷巴斯提出，在对斯大林一生功过的评价上，他同意毛泽东关于“三七开”看法。雷巴斯讲述的下面两段话是很有意思的：“斯大林的命运是悲惨的：不幸的个人生活、妻子自杀、孩子们的失败人生。他缔造的那个国家也已不复存在。历史的流沙正在冷漠地覆盖他所有的事业。留下的只有一件事--共产主义的中国正繁荣昌盛。”“让我们回忆一段往事。1901年，在清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俄国、英国和德国的军队进入了中国。在北京慈禧太后宫殿里的一次谈判中，一位英国外交官不无讽刺地对老态龙钟的清朝外务大臣说：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们争辩，要知道你们是一个战败国。对此这个中国人回答道：‘让我们过一百年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吧。’也许，这个中国人就是我们主人公的志同道合者。”
上面这些话大概就是雷巴斯所著斯大林传记的主要思想脉络。雷巴斯在写这部传记时反复强调，斯大林不仅仅是斯大林的个人现象，“问题不在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及其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斯大林对于国家是一个统一经济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的认知，在后苏联时期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中都表现了出来。”所以，可以看出，雷巴斯是要人们不要完全否定斯大林，因为否定了斯大林就是否定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千年传统和历史。
总之，《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是一部在俄国千年传统的统治制度和思想意识上，从心理、性格、道德等各个层面分析和总结斯大林一生功过的评传作品，它对斯大林的赞誉和肯定是极为清晰的，对他的罪行与错误的讲述与辩解也是另辟蹊径的。雷巴斯把矛盾的多面的甚至是分裂的斯大林归结成了一个意思：“就历史而言，斯大林的残酷、多疑和其它的阴森性格都是无关紧要的，他只不过是重复了在他之前伊万三世、伊万雷帝、彼得大帝做过的事情，而这些帝王的铁腕曾令老百姓处境艰难。”
在这部传记里，俄罗斯民族的千年传统意识在起着明显的作用，作者所呼吁的也正是这种传统：大国的传统，霸主的传统，东正教的传统。作者所期望的是，当今的俄罗斯应该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重新崛起并成为世界的大国、强国，继承祖先的霸业。所以，这部传记的潜在目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述。这部传记于2007年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以“著名人物生平系列丛书”出版时，出版者就加了一个模棱两可，但意图明确的导言：“约瑟夫·斯大林，他是谁？‘人民之父’和世界级的政治家，抑或是那个为政治犯建造劳改营和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人？是致力于建成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得到应有尊重的人，抑或是那个对自己周围的人都不相信的冷酷的和城府极深的国务活动家？是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睿智的和有远见的外交家，抑或是没有家庭幸福、得不到自己亲人和孩子理解的孤家寡人？”
这部传记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赞誉者有之，诋毁者有之。当年，身为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协会副主席的于尔根斯就这样评述道：这部传记“开始了斯大林研究的新方向。作者令人信服地证实，对俄罗斯的历史是绝不能割裂的，不能沉默的，不能歪曲的。在我国历史上，斯大林过去是怎样的现在还是怎样的，他不应该被抛弃或者被描绘成另外一个人：不管是卓越人物还是铁腕人物。作者讲述了客观事情，真话，还是真话。”
一位叫鲍勃科夫的大将对传记却持不同的看法：“这本书很突出、犀利，所以它是有害的。它将独裁者的概念翻了个个儿，因为它摆在第一位的不是他的罪行，而是国家间为争夺政治主导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不断的秘密而公开的战争。当然，历史不是涅瓦大街。”
但对垒双方却有一个共同的关心之点：作为大国和强国的苏联（俄罗斯）的利益。这正如一位读者所言：“斯大林的一生，他的事业、斗争、上升和坠落，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是没有一点办法的事，不必对此诋毁和亵渎，而需要从中吸取教益。”
有意思的是，当雷巴斯把此书送给当年的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时，大牧首回信这样写道：“对我国历史道路和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思考，无疑是件很复杂的事。然而，应当承认，从历史上看，尽管俄国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但始终根据斯拉夫文化和精神的特点，在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里，对国家和亲人的爱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形态里，忘我地为祖国效劳是主要之点。我和你们一样希望，过去的历史不会白白流逝，它们应该被当代人所思考。所以，只有当俄罗斯最终成为精神强大、道德健康和经济发达的国家时，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欢乐。”在这里，大牧首没有直接评价传记的是非得失，而是间接表达了要继承和发扬千年东正教传统的愿望。
一本史书并不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人的专著，即使是最详尽、最具感染力的作品也只是一个人的作品，它同样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承认的历史。在当代的俄罗斯，史书众多，绝不能从一本书来肯定或者否定俄罗斯国家（包括苏联）的历史。那种拿着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就说“这就是苏联史”，“这才是真斯大林”的看法和做法是要不得的。我国有句古话：“别拿鸡毛当令箭。”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俄罗斯史书和历史人物的评说都是一家之见，或者说是一根鸡毛。对于当今的俄罗斯史书，你同意的要读，不同意的也要耐着性子来看。这样，从你同意的史书中会发现你曾经忽略了的或者误解了的东西，从你不同意的史书中你也会找到实情和真知。这种对比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追求真知的过程。
《斯大林：命运与战略》似乎是一把双刃剑，斯大林的赞誉者可以用来作武器，而斯大林的抨击者也会以它来反对反对者。我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雷巴斯也只是传记作者中的一个，书中所表述的也毕竟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我们又何必苦苦地拿它这根俄罗斯鸡毛当令箭呢！顺便说一句，其他的斯大林传记和俄罗斯的史书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读它是为了知道，在当今的俄罗斯存在这样一种对斯大林的看法，即斯大林是千年俄国传统承继者的看法，并且能清楚这种看法对于当今的俄罗斯（对统治者是执政和权力，对普通人是民族感情和国家威望）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此外，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中国的那句古话“开卷有益”恐怕还是用得着的。看看缤纷世界里有那么多对斯大林的评说，我们自己的一家之言总是会有什么可修正和补充的地方吧。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4年前我才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这部斯大林传记，也才会在今天同意写这篇中译本代序，因为这部传记所陈述的不仅是有关斯大林个人的生平，而且（尤其是当今俄罗斯人渴望再度成为大国、强国的愿望）是俄罗斯人要使斯大林成为千年俄国传统的继承人和俄国历代统治精英的又一代伟大领袖的愿望的表达。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较为清晰地了解现在一些俄罗斯人再次为斯大林树碑立传的关键动因。这种愿望虽不能说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但更多地却是与俄国的强国意志与渴求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是作为大国统治者、强国领袖而再次出现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的。
事实上，我在学术观点上与这部传记所述的有不少不同之处，有些甚至有很大的分歧，但我认为并不影响我去读这部书，并不影响我去仔细地推敲书中的观点与结论。我觉得，我从通读这部传记中获得了不少的启迪，对于俄罗斯当今的重述斯大林之风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深入的认识，为我今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以及诸如斯大林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提供了必要的营养。
我想有必要说一下传记的两位作者。老雷巴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长期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文学俄罗斯》等媒体工作过，是俄罗斯很有名气的传记作家，传记作品有：《斯托雷平的生与死》、《维特传》、《库波捷夫将军》、《萨姆松诺夫将军》等。他还写有中篇小说《英雄之镜》并被拍成电影。在这部传记出版后的第三年，他又出版了《斯大林》一书。他还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修复观察委员会”主席。作为虔诚的东正教信仰者和斯拉夫文化的赞颂者，他获得过“圣谢尔基·拉多涅日斯基勋章”和“神圣莫斯科大公达尼尔勋章”。老雷巴斯现年68岁，当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叶卡捷琳娜·雷巴斯是他的女儿，是当代俄罗斯作家，以小说为主。小雷巴斯是第一次参与老雷巴斯的传记写作工作。
最后，我要说一下本书的译者吴昊先生。也许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吴昊先生和老雷巴斯一样，他的博士学位也是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攻读的，只不过吴昊要晚许多年。吴昊的俄文功底深厚，在文学院的学习使他对文学的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精神的俄罗斯有了与他人不同的深刻感受。文学院毕业后，他一直留在莫斯科做中俄文化交往和中俄友好工作，与莫斯科、俄罗斯的各阶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他的俄语口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中，吴昊先生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是我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他翻译这部传记的动因。
吴昊先生在莫斯科的华人中享有盛誉，因此当选为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和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秘书长。此书的翻译工作始于三年之前，三年多来，吴昊先生坚持这项翻译工作，在工作之余，起早贪黑地努力。最后，为了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不得不躲起来，集中精力于本书翻译的合龙工程。真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只闻笔下事。此书的翻译完成，也使吴昊先生对历史的俄罗斯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和认识，这定会为他所从事的中俄文化交流事业增添新的活力，而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其夫人张彬的加盟，使这部翻译作品成了他俩爱情的又一结晶。
(本文为《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译本代序)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作者及译者介绍
作者：雷巴斯父女
老雷巴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64岁，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长期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文学俄罗斯》等媒体工作过，是俄罗斯很有名气的传记作家，传记作品有：《斯托雷平的生与死》、《维特传》、《库波捷夫将军》、《萨姆松诺夫将军》等。他还写有中篇小说《英雄之镜》并被拍成电影。他还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曾经担任过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修复观察委员会”主席。作为虔诚的东正教信仰者和斯拉夫文化的赞颂者，获得过“圣谢尔基·拉多涅日斯基勋章”和“神圣莫斯科大公达尼尔勋章”。老雷巴斯现年叶卡捷琳娜·雷巴斯是他的女儿，当代俄罗斯作家。
译者：
吴昊，南京人，俄罗斯语言文学博士，毕业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现任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侨界青年总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侨联顾问、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理事等。出版文集《外面的世界》，发表专业论文、报告文学和随笔等数十篇，其中《原来不是梦——北京奥运开幕式观感》被中、俄各大媒体网站刊登、转载，获得“2013中央电视台全球侨胞中国梦”征文特等奖。
张彬，上海人，归国留学人员，现就职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期间，兼任新闻系系刊《新闻记者》的美术和新闻编辑，发表随笔等多篇。回国后，曾受相关部门之聘，作为随团翻译参加了十余次中俄政府间文化交流考察团的活动。社会兼职有上海市侨联青年委员会委员等。
吴昊先生和本书作者老雷巴斯一样，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吴昊的俄文功底深厚，在文学院的学习使他对文学的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精神的俄罗斯有了与他人不同的深刻感受。文学院毕业后，一直留在莫斯科做中俄文化交往和中俄友好工作，与莫斯科、俄罗斯的各阶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他的俄语口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中，吴昊先生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此书的翻译历时三年完成。
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