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起到1947年的27年中，粮食歉收和严重的灾荒遍及苏联最肥沃的黑土区（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沿岸、乌克兰的第聂伯河沿岸）、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盛产粮食的地区。灾荒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没隔太长时间就又会发生，1920-1923年、1924-1925年、1927-1928年、1932-1933年、1936-1937年、1939-1941年、1946-1947年的饥荒成了这27年中苏联经济发展的重大标志。
在苏联时期的粮食歉收和粮荒的进程中，乌克兰是首当其冲的受灾地区，而其中对乌克兰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当算1920-1922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的粮食歉收和粮荒，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变迁的综合性危机。
1920-1923年的饥荒是一场席卷伏尔加河沿岸、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大饥荒。这次饥荒是从1920年夏天开始的，1921年大旱大灾，22%的粮田绝收，1921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13年的43%。1922年，虽然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丰收，但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却持续汹涌发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夏天。1921年的秋到1922年春，这次饥荒发展到了极为严峻的地步。饥荒扩展到了有9千万居民的35个省，结果是有4千万居民处于饥荒之中。
1920年并不是饥荒年，但是由于这一年余粮征集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产粮地区的农民作为抗议手段大幅度减少了播种面积，从而大幅度减少了粮食产量。也就是说，余粮征集制使农村处于破产的状态、国家面临深重危机的边缘，废除余粮征集制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事。1921年的大灾荒发展和深化了1920年的人为的粮食短缺现象，演变成了席卷俄国中部地区的大灾荒。
关于这场饥荒，列宁是承认存在的，但只是归结为在计算和使用粮食上犯了错误。1921年2月，列宁对莫斯科的党的积极分子说：“现在是春季，我们的粮食困难又加剧了，虽然不久以前粮食情况有所好转。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没有估计到的。征粮计划制订后所取得成绩向我们表明，情况是有可能好转的。人民已极度饥饿，以至非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可了。不仅需要救济他们，而且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没有估计到，只顾眼前，到后来就会遇到困难。这是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使我们现在面临粮食危机。”
对于这样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列宁仍然坚持他一贯的方针：一是向农民要粮，二是向富裕的农村要粮，尽管这时列宁已经决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及租让等一系列较为自由的农村、农业和发展工业经济的政策。关于向农民要粮，1921年2月，列宁十分开诚布公地说过：“你们知道，这一年我们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多少粮食？有将近3亿普特。如果没有这些粮食，工人阶级将怎么办？就是这样，他们也一直在挨饿！我们知道，农民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改善这种状况……我们不能向农民许下立刻使他们摆脱贫困的诺言，要摆脱贫困，必须把工厂里的生产提高100倍。”列宁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农民要想活，就必须先让工人阶级活。而这时，列宁对农民的基本态度是：“农民——这是另一个阶级；只有阶级不存在了，全部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在我国阶级还存在，要消灭阶级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谁答应很快可以做到这一点，谁就是骗子。农民过着个体的生活，他们自己当家，单独经营，他们有粮食，可以靠粮食来盘剥所有的人。”
关于向富裕的农村要粮，在列宁的视野里就是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也是在这一年的2月，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批评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不理解“要把粮食发给最需要的人”。“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农民……他们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余粮都比俄国中部农民多。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俄国中部这样的处境。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的农民都从来没有经受过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三年来所经受的那种贫困和饥饿（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的农民所收获的粮食比乌克兰的农民要少得多）。他们通常拥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他们总认为，要他们拿出这些余粮就得马上给他们商品。要使工厂开工，就需要时间，需要准备，需要工人。我们不是在绝境中而是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来忍受空前的牺牲的。这个差别决定着一切。”这些话所揭示的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真理：苏维埃俄国的农民和农村是划分为二等的，一等的是等待别人必须提供粮食的大俄罗斯地区（莫斯科省和彼得格勒省），另一等是必须无条件提供粮食的小俄罗斯以及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
5个月后，7月9日，列宁将向乌克兰要粮的决策更坚定了、更细化了。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如下建议：“如果歉收和饥荒地区的人口达到2，500万，是否应当采取一系列最革命的措施，从该地区征召大约50万名（甚至100万）青年入伍？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救济居民，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供养了一部分饥民，而且寄粮食回家也许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救济饥民，这是第一点。第二，把这50万人安置到乌克兰去加强粮食工作，他们同粮食工作有切身利害关系，会深切认识到和感受到乌克兰富裕农民大吃大喝是多么不合理。”列宁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乌克兰领导人拉科夫斯基的谎报：“乌克兰的收成据统计（拉科夫斯基）约为55，000-65，000万普特。除掉15，000万普特留种和30，000普特（15x20，000万=30，000万）作为口粮和饲料，平均尚有大约15，000万普特的剩余（55，000万-45，000万=10，000万；65，000万-45，000万=20，000万）。如果把从饥荒省份征召的军队派到乌克兰去，这个剩余部分就能全部收集起来（粮食税+商品交换+向富裕农民专门征收的救灾粮）。”
在这里，列宁明确规定了要从乌克兰征收的粮食和具体的方法，于是，乌克兰不得不在余粮征集制后，农村缺粮、灾荒的影响之下，面临一种新的在“帮助伏尔加河流域居民”的旗号下开展的交粮运动。8月2日，列宁又签署了《告乌克兰农民书》：“今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丰收。但是，伏尔加河流域却在闹饥荒，那里的工人和农民正遭到比1891年的大灾荒差不了多少的灾荒。必须大力帮助他们。希望每一个农民都能把自己的余粮分给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东西下种了。”
列宁的精确计算和对乌克兰农民的呼吁显然都没有起到他所预期的作用。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的灾荒并没有停息，而伏尔加河沿岸的灾荒不断激起民变。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发出请求援助的呼吁。也就是在发表《告乌克兰农民书》的同一天，苏维埃政府照会国际社会：“俄罗斯政府将接收任何援助，不管这种援助来自何处，并且不将其与现有的政治关系相联系”。此后，对俄罗斯进行了有效赈灾援助的是由国际红十字协会下属的南森领导的“赈济俄罗斯灾民国际委员会”和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济署。自1921年9月至1922年9月，南森委员会总共为俄国提供了9万多吨粮食。而美国救济署的赈灾自1921年10月1日起开始，作为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组织在进入苏维埃国家时也曾遭遇到过惯常的麻烦。
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向世界各国呼吁援助。这是当年有关此决定的一幅宣传画，画上面的标题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拯救饥饿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的劳动居民！”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议决与美国救济署合作救灾的过程中，斯大林就提出，美国救灾署向俄国灾民寄送食物是一种贸易而不是慈善事业，所以应该征收从边境至仓库的运费和仓库保存费。列宁驳斥了这种意见：“即使目的是贸易，我们也应当做这个尝试。因为我们只会得到救济灾民的好处并且有监督权，而且有权在3个月内拒绝。因此，不应收运费和仓库费。应经政治局批准派我们的一名检查员前往美国救济署督办此事。此人既要忠实可靠，又要具备监督一切的本领。”（黑体字为列宁本人所用）
伊•弗拉基米罗夫：《偷窃红十字会的救灾粮》。画家为当年的彼得格勒“契卡”工作人员。他的画是他随行各地，速写画下来，再创作出成这样的。他用画笔记录下来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在看来，是极为难得的“档案文献”资料。
这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与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也是美国（通过救济署）第一次参与俄国国内的事务。这在当时，美国救济署的行动是与苏维埃俄国向万德里普和哈默等美国商人租让工业企业是同一个进程。两年中，美国救济署的粮食救济总额为7，900万美元，其中美国政府出资2，800万美元，苏联政府出资1，300万美元，其他为私人组织和慈善捐款。到1922年10月，美国停止了对苏联的赈灾援助。
1921-1923年的灾荒以及随之引起的疾病瘟疫流行，死亡人数达到了520万之多。而对于乌克兰来讲，灾民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但它在灾荒年所经受的粮食剥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与伏尔加河流域没有两样。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紧缩了新经济政策，转而强调“社会主义愈是深入发展，社会的阶级斗争愈是尖锐”的理论，执行了一条在全国将资产阶级全盘消灭的政策。尤其是在农村，被认为藏有余粮的富农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而1924年又逢大旱，11%的粮田绝收。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受灾人数达到了800多万。这时，乌克兰并没有受大旱灾的严重影响，但是，它却成为中央政府加强粮食收购、不断增加收购量的主要地区。乌克兰的粮食成为斯大林决策中解决灾荒的重要砝码，通过高强度和高压力的采购，以及在全国各地对因灾荒和政府粮食政策不满的农民骚动和起义的镇压，1924年的大灾荒才算艰难度过。1927年，斯大林本人承认了这次灾荒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国家还没有从1924年饥荒的后果中完全恢复过来。”
但从1926年起，乌克兰农村开始出现灾情并且延续到了1928年，1928年的灾情席卷了乌克兰盛产粮食的南部各地区：克列缅丘克、扎波罗热、马里乌波尔、敖德萨、克里沃罗格和波多里斯克等地。而到了1929年秋天，受到国家优先照顾的工矿重区顿巴斯的情况严重恶化。全苏煤矿工会的一份报告里描述了这种困境：“没有肉，没有土豆，即使有的话，那也搞不到，因为到处都在排队”。对苏联政府来说终于到了灾难性的一天：乌克兰也严重缺粮，粮荒遍及乌克兰全境。而乌克兰的粮荒迫使苏联政府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地区加紧了武装征粮的进程。1931年1月，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实行主要食品和非粮食商品的全国性凭证供应制，法令中还特别做出保证：“在1931年实施全苏凭证供应制时，政府承诺将给居民相对高的供应指标。至于面包、肉和糖的指标，它们将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国家给自己的公民所定的指标。”
但是，斯大林认为粮荒是富农的破坏造成的，解决办法是加快加速对农村尤其是对乌克兰农村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从1928年起，对农村富农的剥夺和镇压就演化成为一种独具斯大林特色的阶级斗争模式——“把富农当成一个阶级来消灭”，而其具体方式就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而在乌克兰，伴随农业全盘集体化进程的还有加强加大对粮食的采购。但是，对乌克兰农村的强力采购并没有征集到政府所预期的粮食。到1932年，当全国性灾荒已成定局时，不仅没有粮食供应，甚至连春播的种子都没有了。乌克兰终于表示异议了，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致电中央要求向乌克兰受灾地区提供救援的粮食。乌克兰的请求令斯大林及其当时的主要助手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震怒。在6月28日召开的讨论粮食收购问题的会议上，做出了派遣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去乌克兰就地监督征粮的决定。1932年7月2日，卡冈诺维奇在给负责国民经济计划的古比雪夫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议：“会上不得不狠狠批评了地方当局，特别是乌克兰人，他们的情绪，尤其是丘巴尔的情绪很糟，他们带着这样的情绪不仅不能完成计划，总的来说也不能收购到粮食”。
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去乌克兰的目的就是征购更多的粮食。斯大林做出这一决策的依据是他的一成不变的信念：乌克兰有粮，而这两位“钦差大臣”定能把这些粮食征购上来。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一个主要动因是：国家的“直接工业化”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工业化是高指标的、不断的更高的指标的，因此粮食的采购需求也应是高指标的、不断的更高的指标的。1933年9月12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强调了这种高指标：“我也同意，根据1932年度的粮食总产量计算，应该征收6.98亿公担粮食。不得少于此数。”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乌克兰有粮。“庄稼不坏，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收割和采购。”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尽一切力量征购更多的粮食。但是，无论是莫洛托夫，还是卡冈诺维奇，他们在乌克兰和顿河库班地区的征粮都碰到极大的阻力——农民的不满和反抗。1933年9月12日，莫洛托夫在给古比雪夫的信中提到了克里米亚的情况：“有一位克里米亚人来找过我，他们想把两个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指标降低（最近庄稼遭霜打了）。应该核实一下，尽快做出决定，因为这会延缓他们完成谷物年度采购计划。”
当时，敢说没有粮食，敢向斯大林本人直言农村农民不满和反抗的实际情况，并要求停止这种暴力征购、给自己的家乡（对肖洛霍夫来说，是维申斯克）增拨救济粮的人屈指可数，《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斯大林对此甚为烦恼，但又不想因得罪这位名人而暴露了在乌克兰和顿河地区征购粮食的真实情况，因而想出了“安抚”之计。1933年4月23日，他给莫洛托夫指示：“我认为，应当完全满足肖洛霍夫的请求，即给维申斯克人追加8万普特，给上顿河人——4万普特。这件事看来已经弄得‘全民’皆知，在那些地方发生了种种胡作非为事件之后，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挽回影响。多给四五万普特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可对这两个地区的居民来说，眼下却有决定性作用。”
1932—1933年的大饥荒席卷苏联各地，乌克兰只是其中之一。对苏联全国而言，这次大灾荒的特点是：一、所有生产粮食的地区无一幸免，中央黑土区也成了灾荒区。二、灾荒所造成的惨烈景象是没有例外的全景图。当时“奥格布”机构的内部报告中，连篇累牍地给中央上报了如这里所引的“内部密报”的描述：“饥荒遍地，随饥荒而至的是乞讨、自杀、疾病蔓延、吃掉牲口、抛售财产、移居到没有灾荒的地区去、逃亡到城市。”对乌克兰而言，这次灾荒意味着，它历来的产量地位和自足生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被卷入了饥荒的大潮；并且由于乌克兰的人口密度较之苏联其他受灾地区都高，以及乌克兰是国家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集中的地区，所以人口的流动，也就是居民外迁逃亡的可能性较之其他地区要少，因此饿死人的数字要高。最后，那种“大吃大喝的富农”有的是，粮食有的是，从乌克兰取粮拯救整个苏联的思想和决策更加重和加深了乌克兰的灾荒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的全面动荡。
因此，在全苏的灾荒全景图中，乌克兰的这张拼图就显得分外的刺目。在1929年被调入莫斯科、以前经历过乌克兰饥荒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录过1932-1933年乌克兰的大饥荒：“后来，乌克兰发生饥荒的消息传开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1929年离开乌克兰时，那里的生活已经回升到战前的水平，食物丰富而便宜。而现在，仅仅隔离了三年，却说那里的人民在挨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直到许多年后，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告诉我下面一件事，我才弄清了30年代初乌克兰的情况坏到什么程度。米高扬告诉我，那时担任基辅省党委第一书记的杰姆钦柯有一次到莫斯科来找他，对他说：‘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或者政治局里的任何一个人，是不是知道乌克兰目下正在发生的情况？如果还不知道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大致的概念。新近有一列火车开进基辅，上面装满了饿死者的尸体。这列火车一直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路收集尸体。我想，最好有人能把这种情况告诉斯大林。’”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但是，苏联政府一直对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严守秘密，一直继续执行粮食征购高指标、高限额的政策，并且对征购到高指标政策喜形于色。1935年9月4日，卡冈诺维奇对于自己在乌克兰等地的征粮成果兴奋不已，1935年9月4日，他在致负责北高加索征购粮食的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透露出了这种喜悦：“今年粮食征购进展情况——这是我们空前的、非常惊人的胜利，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我们已经征购10亿普特粮食，再加上3.7亿普特的去年的余粮。乌克兰已结束了征购，一些边疆区也结束了征购。”
但是，最了解粮食情况和社会动荡不安的还是斯大林。1935年9月26日，斯大林就粮食问题给莫洛托夫指示：“至于说到粮食收购，必须将计划稍稍下调。大家都抱怨计划订高了。如果乌克兰减少1，000万普特，北高加索减少700万普特，亚速海-黑海边疆区减少500万或600万普特给其他地区，下调计划再留出2，500—3，000万普特，那么我们就只能保持2.5亿-3.4亿普特的计划了。”这种下调是斯大林对1932-1933年饥荒做出的底线让步，这也是确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了。但是，这种下调并未能阻止在其后的1936-1937年、1939-1941年饥荒的出现。
关于1932-1933年大灾荒中，乌克兰饿死的人的数字多年来在苏联学者和乌克兰学者之间都有争论。而现在，当大批档案纷纷解密后，似乎得到了一个大家大体同意的数字：在乌克兰，1932年饿死14.4万人，1933年饿死323.8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所面临的是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就农业而言，1945年的谷物产量较之战前1940年的水平减少了35%，也就是说农业总产值相比1940年少了60%。然而不幸的是，1946年，一场大灾又降临到苏联的大地之上：中央黑土区出现了大干旱，夏收大幅度减产，总收获量只有39.6百万吨，比1945年减少7.7百万吨。1946年7月，苏联政府采购部部长德文斯基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米高扬写信，请求斯大林干预并采取措施来消除粮荒：“由于歉收，农村里的粮食少，村民们急匆匆抢购政府的粮食。不仅应当重新研究不凭证供应制度的实施，而且必须最大限度地节约1946年第三季度的粮食消费……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将所有任务的月消费水平确定在1.5-1.6百万吨之间，那就好了，那样的话，所有的部门就都会找到削减自己异常增长需求的途径和方式。”
但是，斯大林和中央政府所持的根本立场依然是，尽管有旱灾，但粮食有的是，打击富农，强化阶级斗争，粮食就能采购上来，饥荒就不足可怕。1946年7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关于粮食采购》的联合决议。决议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粮食采购工作并规定了硬性的采购标准。与此同时，苏联的所有宣传工具都展开了粮食采购的鼓动工作，党报《真理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完成粮食采购计划——国家最重要的任务》《粮食采购国家计划是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不可动摇的法律》《集体农庄党组织的一切力量要为粮食而斗争》，等等。但是，重压之下的粮食采购变成了一场向农村、农业要粮的政治运动，而粮食的采购量却是远远达不到国家硬性指标的规定。
旱情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尤为严重。当时由赫鲁晓夫掌管的乌克兰的情况足可以说明整个苏联的状态。赫鲁晓夫描述过乌克兰这次灾荒的情景：“不久，关于饿死人的信件及官方报告纷纷向我寄来。然后，人吃人的惨事开始了。我接获的一份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座小桥下，发现了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显然，这尸体是被吃掉了。有许多类似事件。当时的敖德萨省委书记基里钦科告诉我，他到过一个集体农庄，想看看人们怎么熬过冬天。有人要他去看一个在那里干活的妇女。以下就是他描述的情况：‘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已经吃掉玛涅奇卡了，现在我要把瓦涅奇卡腌制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些时候。你能想象吗？这个妇女饿得发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
赫鲁晓夫还记录了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向自己求援的信件：“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的定额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去了，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但是，身为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也是无能为力，因为采购的粮食全部上缴国库，而动用粮食的大权又集中于中央之手。赫鲁晓夫的自白道出了他的无奈，表达了一种普通老百姓难以体会的深刻悲哀：“他一定认为他们的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里的。我是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推测，既然我是乌克兰政府的首脑，我就能够帮助他。殊不知，他正在欺骗他自己。一旦粮食交进了政府的征集站，我就无能为力了。这些粮食的支配权就不属于我了。我自己不得不向国家申请特别调拨粮食以供应本地的人民。”
最后，赫鲁晓夫还是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特别粮食援助。而斯大林的回复也是意料中的事：“作为答复，斯大林给我发来了一份最粗暴、最侮辱人的电报。斯大林说我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说我写的备忘录想证明乌克兰自顾不暇，说我在要求一个荒谬绝伦的数量的粮食以供养人们。我无法表达这份电报使我沮丧消沉的严重程度。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悲剧的全部，它不仅笼罩在我个人的头上，而且也笼罩着整个乌克兰人民。现在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了。”
现在的解密档案证明了赫鲁晓夫的上述记录并不是恶意攻击斯大林和给苏联抹黑：给赫鲁晓夫的诉求信不仅有赫鲁晓夫在自己回忆录中记录的，还有更大量的留存在发黄的档案纸页上。一个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的父亲，保护人！我们日子难过啊，我们被抢光，就连头头脑脑的也不像个人样了，我们活得还不如猪狗。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艰难过。人们在饿死，孩子们没有吃食、生病、残疾缠身……”
不仅乌克兰，而且在所有灾荒地区，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在奥格布的密报中却是从没有规避过。1933年6月2日，别尔戈罗德州奥格布负责人向州委报告说：“在别尔戈罗德州罗温斯克区洛玆良斯克乡苏维埃维什涅沃农庄，一名贫农集体农庄庄员索洛道夫尼科娃•阿纳斯亚西娅•雅科夫列夫娜把自己已经死亡的4个孩子中的3个煮熟吃掉了。”1933年4月21日，乌拉尔斯维而德洛夫斯克的奥格布上报了一个工人的信件：“我们全家在挨饿，小家伙们已经8个昼夜在要吃的了，可是没有，我今天就准备要弄死他们，可还是把手放下了，我决定再希望一次：您能帮帮我，我求您了，如果给不了的话，看来就得饿死了。”
当然，灾荒不仅殃及乌克兰，而且造成了全国性的破坏，经济一蹶不振，社会动荡，而政治权力也处于危机之中。只不过乌克兰所经历的灾荒要更严重、危机更深刻罢了。在群众给党政机关以及领导人本人的信件中，还有相当多的信件道出了这场灾荒可能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并提出了警告。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一位城市工人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信中所陈述的情况同样在乌克兰存在：“你们是否知道人们因挨饿正濒临死亡。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不去改善工人的处境，那么许多人将会饿死。许多人在冬天就开始生病了，活不到春天来临，即使有人能勉强撑到春天，也会染上肠伤寒和其他疾病……要是有哪个国家向我们宣战，就难有人适合去服兵役。用不着资本主义国家来消灭苏联，我们自己就会掉脑袋。这种情况不仅威胁到我们，也威胁你们，我们亲爱的政府”。语言朴实无华，但不可不谓切中要害。
奥格布的密报中也不断上报这些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危险警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反抗组织：“三天来，没有面包，我仅靠土豆、死猪、死羊和死牛等活着，死掉的牲畜也是因为饥饿靠合作社的垃圾活下来的，往后不会再有了，不仅是面包。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我就要考虑谁战胜谁的问题了，而要在这件事上组织起来没有什么可说的，所有挨饿的人已经组织了起来，组织已经有了名称‘无食阶层’，在这个组织里有13个人，还在每天、每时地增加。‘无食阶层’的目的就是今天为今天弄粮食，每天为明天弄粮食。”
至于赫鲁晓夫所说的给中央的申请特别粮食援助的信件确有其事，这份文件还留在档案之中：“最近一个时期，在基辅和其他大城市，对居民的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出现了无法连续供应的局面……为了不致中断对乌克兰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居民的粮食供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从国家粮食储备中调拨出5.7万吨粮食。”
在那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向斯大林申请特别援助粮的地区遍及灾荒地区的领导人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但申请的结果都是同样的。为此，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往各申请特别补助的共和国和地区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当地坐镇采购粮食，派往乌克兰“协助赫鲁晓夫工作”的还是那位卡冈诺维奇，另一人是帕托利乔夫。随后，在灾荒的中心地开展了一场以更强硬的措施，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从富农手中剥夺粮食的新采购运动。1947年6月3日，乌克兰政府通过了《向富农采购农产品的规定》，3天后中央政府批准了这一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把大量的中农列进了富农的名单，凡没有完成采购指标的人将按乌克兰刑法第二章第58条处以5-10年徒刑，并没收财产。这种后来被斯大林称为“过火行为”所殃及的主要地区是乌克兰的西部6个州中的4个州，这一广大地区有98.1万农户，360万人口。结果，在苏联人口损失几百万人的情况下，乌克兰就占了1/3左右。
1946-1947年的大灾荒给苏联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甚至惨重的。这里既有战争破坏所带来的后果，也有天灾的不可控制的力量，但人的因素，那种不仅永不削减粮食采购硬性指标，而且不断提高采购标准的做法，同样起了难以挽回的作用。在战后苏联打出了两个阵营的旗号，要在一切方面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世界第一”的大气候下，对灾荒的绝对封锁，断然拒绝外部世界的支援的做法也是一种摧垮性因素。也许当时身在其位的赫鲁晓夫的概括还是有道理的：“1946年是严重干旱的一年，乌克兰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损害。估计收成是不会好的。极端不利的气候条件和我们农业中低下的机械化水平结合起来就使歉收不可避免了。我们缺乏拖拉机、马匹和耕牛。加之，我们的人力组织工作仍然是个很薄弱的环节。人们复员回来准备就业，但没有一个人能适应其原来的职务。有些人由于长期脱离工作而不复能胜任农场的熟练劳动，其他一些人则本来对这类工作就没有胜任过。”
还有一点也许是更重要的，那就是灾情不能及时上达和对灾情置若罔闻的统治方式。赫鲁晓夫的回忆还是一针见血的：“人们一般是不愿意向斯大林提供情报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会使他不悦，从而危及他们自己。斯大林喜欢设想这个国家繁荣昌盛。斯大林所欢喜的是，正如19世纪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柯所说的：‘从摩尔达维亚人的国土到芬兰人的国土，人们都默不作声，因为日子好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谢甫琴科的诗是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写的，而现在则是约瑟夫一世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