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在具体措施发生诸多变化的同时，实际上俄共（布）中央领导的决策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在知识分子领域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决策仍游移不定，变化中潜伏着再变化。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有关出版、言论、宣传，也就是有关意识形态政治监控的机构就纷繁复杂，政府系统有，军事系统有，契卡有，党内有，党外有，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和有争议的事件，还一个又一个地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这就形成了在意识形态监控问题上，各机构职能重复难分，职责交叉不清，工作人员庞杂、办事效率低下的种种问题。
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大的方针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问题丛生的条件下，就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争论和分歧：意识形态领域要不要如经济领域那样的某种程度的开放和自由，可能不可能，而这个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政策要不要、应不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在1921年冬末至1922年初春那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内和领导人之间有过一系列的协调和斗争。对于出版、言论、宣传，各机构甚至还自有主张、独行一面、越权办事的现象。在这方面，国家出版社表现得尤为突出。
调查国家出版社的检查工作
国家出版社还能不能继续行使检查的职能，还该不该把检查大权继续交给这个机构？这是由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量交织发展的结果，一是国家不放松对意识形态的监控，另一是开放的风潮所形成和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自由趋势。早在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几乎同时（1921年3月），政治局为此目的就成立一个“制订改善报刊和出版事务措施委员会”，主席是托洛茨基。
鉴于作家们、知识分子们对国家出版社检查的不满和抗诉（参见第24篇），而国家出版社也怨气冲天，不满于苏维埃机构、党的机构和军事机构也在进行检查，分享了它的权力，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从1921年11月起就连续开会讨论“政治检查”问题。11月18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列有对该政治处的指示：“给梅谢利亚科夫的指示。无论如何不能局限于那些赞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等书籍的出版，但同时也不能允许有明显反动倾向的出版物的出版，属于这一类的书籍有宗教的、神秘的、反科学的和政治上敌对的等等。”政治局还责成拉狄克去调查国家出版社进行政治检查的情况。关于拉狄克的调查和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暂时没有看到解密的档案，无从评说。但是，政治局关于“政治检查”的讨论和决策却一直进行着，因而这方面的措施也处在动荡变化之中。
这时国家出版社的检查工作是由它下属的政治处负责的，政治处的负责人是梅谢利亚科夫，这个梅谢利亚科夫同时还是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也就是说国家出版社的检查是直接听命于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在新的变化不定、领导人决策于动摇之间的情况下，就连梅谢利亚科夫这位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强硬人物也犹豫不定了，请求中央对政治检查问题作出明确指示。1922年2月13日，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政治检查”的决议。全文如下：
“No.96.会议记录第7项（梅谢利亚科夫）
1.指出国家出版社政治处在其活动中犯有明显错误，措施过于严厉，责令它严格遵守政治局1921年11月18日指示（78会议记录，第18项）。
2.指出政治处必须克制在无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基础倾向问题（文化、剧院和诗歌等问题）的检查干预。”
（РЦХИДНИ.Ф. 17. Оп. 3. Д. 265. Л. 2.）
1922年2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政治检查》的决议：“为了更充分的利用知识分子的文化智力潜力，应该给与其在社会文化方面活动的较为广泛的机会。国家出版社政治处必须克制在无直接反苏维埃政权基础倾向问题（文化、剧院和诗歌等）的检查干预。”
在上述列宁亲自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出的指示和决议，都反映了这时列宁对知识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看法。这正如他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中所写的：“……还存在着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是复苏）。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草案中，列宁甚至提出了一个“不供发表”的建议：“政治局委托组织局成立一个隶属于中央组织局的专门委员会，从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即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倾向出发，来审查和更换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如有可能也包括所有的党员工作人员）。”（《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5-376页）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
新经济政策越开放，小资产阶级影响越泛滥，越要加强对其的反击，这就是列宁的基本决策。列宁是极端明白的人，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中央组织局来完成。在这一时期，有关意识形态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原则、决议，有关党政体制中负责文化、宣传问题及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安排，有关涉及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切矛盾、冲突和问题都是在这4个机构里决策和解决的，其中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又是核心。问题是，组织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和负责人都是相同的，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单位。而这时负责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是斯大林。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不在同一个立场上。斯大林强硬，托洛茨基变通。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最初一年，在解决刻不容缓的巨大危机面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没有明朗化和发生明显的冲突。在1922年年初这个短暂的时期，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在检查的较为自由、监控的较为宽松方面并没有特别的矛盾和分歧，因为大家面对的是：必须让新经济政策拯救俄国，以便苏维埃政权能发展和巩固下去，布尔什维克的掌权能稳定和巩固下去。这个时期苏维埃俄国外交舞台上的刻不容缓的事务（热那亚会谈）也深刻影响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决策：尽管要加紧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相对的自由和宽松却也是不可忽略的要务。
1922年1月17日，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文件——《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建议》。他在此建议书中写道：“新经济政策愈是发展，创建‘有信息的’、客观的苏维埃报纸的趋势就愈强。我认为，鉴于这种趋势，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考虑到这些报纸没有可能与党和政府的出版物相竞争。为此，应该赋予《消息报》较之现在更大程度上的苏维埃建设的，而不是党政的性质……为此目的应该吸引非党专家到各个部门的活动中去，每天对各个领域，经济的、文化的、美学的，作出评述，哪怕是极为简短的，给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以更多的篇幅，而不是只有党的批评”。（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 Д. 280. Л. 7.）
托洛茨基的建议是针对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的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反击的现实状况的。在他看来，在报纸上不能只有来自党的声音，而应该有“非党”的声音，应该有对苏维埃俄国现实情况的真实报道和评述。所以，他认为，《真理报》和《消息报》应该有个分工：前者准确转达党和政府的重要决策、不可动摇的原则和各项法令、指示，而要赋予《消息报》以更多的“非党”性质，让它有更多的篇幅来传达来自下层的实际情况、呼声和吁求。托洛茨基是这样写的：“这将给我们（执政党）提供相当多的信息和弄清那些发出有利于独立的苏维埃报纸声音的人士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政治局势以及首先是知识分子阶层中大多数人的情绪。”（РГАСПИ. Ф. 17. Оп. 3. Д.280. Л. 7.）
托洛茨基的建议被政治局接受了。于是《消息报》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它的篇页上出现了知识分子的“非党”的声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现实社会情况的信息、报道和吁求。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3月，出现了一份知识分子的“非党”的月刊杂志——《新俄罗斯》。
《真理报》一时间也发生了相应的某种变化。1922年1月27日，它发表了署名“非党人士”的文章《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农民》，一份要布尔什维克党加强在农民中宣传大会决议的建议。这份“非党人士”的文章得到了列宁的大力赞扬，他给莫洛托夫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我认为，‘非党人士’在今天的《真理报》上阐述了一项十分正确而及时的计划。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立即研究并迅速贯彻这项计划。委员会成员可大致如下：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或组织局可指定别人代替），以及雅科温科、泰奥多罗维奇和这位‘非党人士’本人。”（《列宁全集》，第42卷，第398页）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列宁对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和苏维埃事业的“非党人士”的进言是十分重视和认真采纳的。
当然，对于不利的言论，尤其是对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的言论，列宁是从不宽容的。1922年2月2日，《消息报》刊登了记者发自华沙的电讯，介绍了一个叫帕尔乌斯基的小册子《挽救经济的道路》。列宁读后拍案大怒，说这是宣传德国对东欧和苏联的殖民道路的东西，立即给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委员写信：“建议追查是谁最近在报上刊载了介绍帕尔乌斯基作品的电讯。在查明责任之后，建议给予罗斯塔社该部负责人严重警告，并撤掉负有直接责任的记者的职务，因为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卫分子才会把我们的报纸变成替帕尔乌斯基这样的恶棍作广告的工具。”（《列宁全集》，第42卷，第406页）
中央政治局下达《关于定期刊物的通报》
这种宽松和自由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放松了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在利用“非党专家”问题上，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是有自己的底线的。托洛茨基历来就主张利用沙俄时代的旧军官、旧的军事技术人员，因为苏维埃俄国自己没有。就在托洛茨基写上述建议的时候，他对“路标转换”派中决议回到俄罗斯的那些人表示欢迎，并建议利用这些人的特长和关系让他们作为专家参加热那亚会议。列宁本人在利用“非党专家”问题上也始终是有个界线的，那就是：利用可以，但不能全部信任。一方面，列宁要求改善对专家的待遇：“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应该使专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上和权利上如此，而且在同工农的同志合作方面以及在思想方面也是如此……”（《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4页）
但在政治上，列宁的态度则有所不同。1922年2月1日，列宁在《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中就写得非常直白：“鉴于我们的专家，特别是其中一些持孟什维克观点的人，经多次证实总想欺骗我们（而且欺骗经常得逞），把出国之行变成休假，变成加强白卫分子间联系的手段，中央建议只从最可靠的专家中选派极少人，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有关的人民委员和几个共产党员的担保。”（《列宁全集》，第42卷，第401页）
在对《消息报》的某种开放之后，也就是在这个2月，中央宣传鼓动局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一份有关“中央定期刊物”的决议。决议中提出：“对已经复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论文章、消闲文学和低级趣味作品应该进行系统的斗争”。经斯大林负责的组织局审议，并且召开了全俄定期刊物工作者大会，提出草案，最后以政治局的名义给各地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定期刊物的通报》。它的主要文字如下：
“全俄定期刊物工作者代表大会承认，各级党组织对出版的意义和认识不足是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得不到改善的最大障碍，中央委员会认为，定期刊物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这一指示是正确的，建议所有的州委和省委遵循下列指示：
1. 任命精通业务和有足够威信的党委委员为各报纸的负责实际工作的责任编辑，让坚定的党的同志参加编辑委员会。
2.按照党纪律，吸收所有地方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参与报纸的工作。
3.定期召开（不少于每月一次）来自工厂的撰稿人和通讯员的扩大会议。
4.在最重大问题上系统给与编辑部以党和政府的指示。在这些指示的范围内，编辑部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应该拥有广泛的工作自主权，完全独立自主地完成党赋予它的职责。在党代会上进行党委的改组时，应有必要将能够担任责任编辑职位的同志列入党委名单。编辑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工作人员应免除任何的苏维埃和党的系统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承认，报纸工作是党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能，同时认为，共产党员记者应该与各地区和基层组织的生活和工作密切联系，因而，也认为必须给各级组织指出，对于共产党员记者来说，文学工作应该是党的基本工作。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共产党员记者的干部极为有限，而没有党的报纸专家，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是不能符合需求的，因此指示必须将尽可能多的登记为记者的人转到报纸去工作。中央委员会认为动员记者去从事非报纸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也是极不合理的，因为报纸要求的是系统的、不间断的、有计划的工作。此外，中央委员会指示，频繁调换编辑和负责工作人员也会带来重大损失，建议各地党委不要这样做。
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利益，必须坚定地消除党和苏维埃报刊在批评我们机构和负责人工作的缺点和负面问题时所面临的种种阻挠。必须将对所接到的问题在报刊上作出解释列入所有负责工作人员的职责。与此同时，党委会无论如何也不绝能允许，这种批评是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的勾心斗角。
党委会有责任坚决制止个别人和机构利用施压和逼攻妨碍报纸编辑部履行党和苏维埃的职责的任何企图，这些职责在俄共第八次党和苏维埃报刊代表大会上已经作了极为充分的表述。
中央委员会提请各级党委会注意，庸俗的小市民情绪正开始向地方报刊渗透。必须和各报纸编辑部背离俄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一切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О партийной исоветской печат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54. С. 243 - 245.）
这份《通报》的核心是：报刊工作是涉及共和国利益的重大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能，因此选派坚定的共产党员担任报纸的编辑是头等大事。《通报》一方面把对报刊的领导和监督权交给各党委会，要求它们要在报纸上对缺点与问题的批评作出公开解释，另一方面又责令它们反击“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的任何企图。因此，事实上这份《通报》是这时最高决策人在意识形态问题和知识分子政策上举棋不定的反映，既有宽容迹象，又有加紧限制的苗头。不过，不管怎么说，它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公开打出“与反俄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作坚决斗争”的第一个信号。
《通报》发出后，宣传鼓动部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实行《通报》里的指示。半个月后，斯大林负责的组织局于1922年2月27日作出了《关于与文学出版活动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决定，强调了这场斗争是一场反对和抵制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且赞同了宣传鼓动部所提出的一些措施。决定实施后，《作家通报》和《作家年鉴》等被停刊，但得到国家出版社支持的《红色处女地》等杂志却获得更大的发展。在这场新的查禁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不合一，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新经济政策下报刊吁求自由和宽松趋势的彻底消失。
不过，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讲，对报刊和言论的检查和监控是不可能放弃的，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这项工作是完全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呢，还是交给欲将这一权力归为已有的格普乌和宣传鼓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