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胡鞍钢教授发表“3G世纪报告”而引起的学界争论愈演愈烈，学者们讨论的内容已经跳出了单纯的“3G是否要上”以及“3G什么时候上”的问题，而深入到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政府监管体制变革和市场竞争格局的选择等诸多层面。有人预测， 3G牌照发放问题，将继1998年以拆分中国电信为标志的第一轮电信重组之后，引发中国电信业的第二轮重组，撼动中国电信市场竞争格局。

据通信技术专家的介绍，3G技术能让用户把移动通信从语音改变为数据加语音，并且把数据传输的速度大大提高；3G将牵动产业链的变化，带来运营商运营模式的变化；3G将改写通信产品制造业的格局。所以说，3G发牌，是涉及中国电信技术升级的重大战略选择。3G投资涉及数千万元之巨，3G标准的选择、发牌时间的选择、牌照数量的选择，既涉及技术发展判断、市场需求判断，又涉及对现有电信运营商的整合，以上任何一个因素，无不会引起中国电信业的竞争格局的变化，引发国人对电信决策机制和电信监管体制改革的关注。

我国政府在2001年制定了3G基本策略——“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的十六字方针。3G对国家长远利益而言是战略选择，这种审慎决策、适时推进的方针和策略是稳妥的。由于，今年1月12日，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明确说，“今年将适时提出中国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决策建议”。信产部近期公布的“3G外场测试”结果显示，三大3G标准中的WCDMA和CDMA2000已基本通过各项测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也在快速成熟与发展中，预计今年6月可以提供商用。这表明，开展3G推广，技术因素已不是障碍。3G决策的争论陡然升温，电信市场整合的抉择受到关注。

就电信市场竞争而言，不同的利益阵营是客观存在的。电信市场的潜在进入者而言特别是电信设备制造商，他们更为急切的是进入3G市场，分享电信垄断市场的优厚利润。据初步测算，建设一张覆盖中国的3G网络，其初期投资至少600亿元左右，而后的投资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和网络覆盖的完善，达到千亿元级水平。他们笃信：3G路线不管早走晚走，都必须走。既然必须走，为什么不早点放行呢？就是说，对电信市场的未来竞争者而言，他们希望借3G技术带来的市场进入的“东风”，在中国电信市场中占有一个立锥之地，以待分未来电信市场一杯羹的焦急心理，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急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从目前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来看，电信运营商尤其是现有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运营商，不会着急：因为推迟发牌，延缓技术升级的决策，意味着延迟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时机，可以坐享现有电信市场之利，分得个钵满盆满再说。

胡鞍钢教授和阚凯力教授的观点反映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中国电信市场看法。对“胡阚之争”的讨论升级，恰恰是放大了各方利益主体对电信竞争与垄断状况的不满与牢骚。胡鞍钢主要从电信市场的潜在进入者的角度看问题（从对电信竞争格局不满意角度而言，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消费者的利益），得出开放至上的结论，眼光比较长远。阚凯力更多地从3G技术的市场“成熟度”和国家审慎而稳健的决策方针出发，为目前在发3G牌照上的缓慢节奏作注脚。中国电信企业能否抓住3G这个电信技术升级的机遇进行结构调整、优化配置，关键是现在启动中国3G市场的环境成熟不成熟？而能否借技术变化撬动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实现技术升级的演进与市场竞争关系的调整的互动，关键在于多方利益的博弈，关键在于社会对电信市场决策的参与机制是否健全？一个技术争论与一个利益争论纠缠在一起，确实令人眼花缭乱，不知云里。

胡鞍钢和阚凯力的言论最激烈的交锋领域发生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政府是否被俘获？另一个是现在中国发展3G，其市场环境的成熟度对技术的承载和消化能力如何？我认为，要得出“国家被俘获”的结论，必须看公共政策的市场绩效，而不能仅凭假设与动机、表象与推理来推断。尤其是电信决策的变化，是否在价格和服务方面侵害了消费者利益和权利，是否导致消费者福利降低；而避免“国家被俘获”，必须靠科学、民主、规范的决策程序，靠决策方案的“优选”。而关于发展3G的市场成熟度对技术的承载和消化能力问题，我们需要在进行翔实而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充分交流异见，努力求得共识。

胡鞍钢和阚凯力的言论被广泛关注的背景，是中国的电信消费者、电信行业的潜在进入者对目前电信市场里的竞争者和监管者都不满意。现在的几大电信运营商虽然已经上市，但都是从传统国企改制而来，与电信监管者仍有千死万缕扯不清的关系，造成目前电信产业利益纠葛，电信行业改革步履艰难的局面。特别是电信监管改革滞后、监管者职能缺位，造成的目前既未打破垄断、又有“过度竞争”的局面，对电信市场通过良性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体制的阻碍。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论战的一大亮点是：不少关注“胡阚之争”的评论都将经济学家“技术上的硬伤”与发展繁荣中国电信业市场竞争格局的良好愿望相区别，为经济学家关注、研究3G的壮举叫好。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在评论胡鞍钢《中国3G世纪报告》后，也肯定了胡鞍钢作为电信产业的局外人对电信产业发展关注的积极意义。他说“胡教授摸了3G这个老虎屁股，而且引发了一次领人关注的大讨论，就这一点来说，胡教授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还强调，对于电信产业的研究，经济学家应多向技术专家请教，而技术专家应学习经济学家的视野。

也有不少评论，提供了3G市场发展的国际国内状况的对比资料。这些在批评与论战中提供给公众和决策者的技术资料与市场信息，都因处于“论战”氛围，显得格外谨慎和翔实。现代传媒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不同产业利益的代表，发表对3G这个国家重大技术发展战略决策的给予极大的报道热情。在这次争论已经为社会普及“3G的技术与市场”知识的情况下，简单将3G问题的公开讨论称为炒作是不行的，这既不利于保护社会各界对电信产业发展的关注热情，也不利于集思广益形成科学决策。

前些天，关于3G技术选择的争论，已经波及到联通，波及到中国电信运营商竞争结构的重组与调整：“两两组合”的传闻是形成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四网合二的架构； “六合三”传闻则是“中国电信+中国铁通”、“中国移动+中国卫通”及“中国网通+中国联通”，其中曾经肩负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使命的中国联通的G网和C网将分别分拆到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当中。这样，中国电信行业将形成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三家全业务的电信运营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业务的市场竞争。虽然，1月28日，国资委新闻发言人杜渊泉表态，中央企业改革重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被拆分目前无明确方案；部分媒体关于拆分中国联通的报道是不实的。但是，3G争论所引发的电信业重组话题敏感性，却难以降低。因为这是两个相关度极高的议题：如果技术上已经确定是要发3张牌照的话，肯定要拆掉一家。那么从目前联通的C网和G网并存的现实情况来看，联通被拆就不是“空穴来风”；如果3G发牌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的话，当下，那么联通作为一个优良资产的知名企业，就绝无道理被拆分。联通作为透过成立新的运营商，打破中国电信市场垄断坚冰，而且有十年光辉历程的优良国有企业，命运却被技术因素拖累：一方面新的CDMA网络需要投入上千亿的资金进行建设和升级；另一方面，作为维系联通生存的GSM网络又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

与其说2005年是中国3G元年，不如说2005年是电信业借技术升级实现竞争格局变革的元年。无论今后在市场竞争的变化还是在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方面，现实的步伐能否迈开，或者迈多大，3G争论启动了各方利益在中国电信市场博弈进程的前奏，是勿庸置疑的。

“3G是否要上”以及“3G什么时候上”是个技术和市场选择问题。但是，技术升级时机、方案、程序的选择，离不开公众对电信市场决策的参与。在电信营运商、设备制造商、国资委和信息产业部体制转变和关系磨合过程中，对技术选择、竞争格局、对外开放等涉及中国电信企业当期利益损益与未来市场定位等关键问题的权衡与取舍，还需要消费者、运营商、投资者、监管者多方的利益表达，还需要经济学家、电信专家的科学论证。

3G牌照的技术选择之争被引入市场监管体制变革之争、电信市场开放之争、消费者参与电信市场治理之争，争论从技术经济层面升级到全社会参与电信市场建设，反映了诸方力量对国内电信市场“大蛋糕”切分的关注，反映了消费者、电信市场的潜在进入者对电信服务内容积极评价的态度。经济学家的报告及其引发的社会关注，实现了对电信技术选择战略决策的公众参与，它在公众参与电信市场治理方面是积极的。

因此，透过“胡阚之争”，我们能感觉到，在3G牌照技术选择争论背后，各方对新一轮电信市场建设的角力已经拉开帷幕；3G技术选择之争的实质是各方力量对未来电信市场建设参与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