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只有不到5%的美国人需要其工作领域的专业执照（不含稀缺的资格认证）。如今，该比例已近30%。执照制的这类政府规制的扩张似乎成为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显著特征。多数情况——如果不是全部，经济生活会逐渐带来一些——通常是许多——种类的规制。非经济生活同样受到了影响。在部分领域（交通运输和能源领域是最通俗的例子）已经出现了一些规制的放松，但是这似乎仍然无法弥补其他领域（如环境、金融、药品、健康与安全和许可证）中日益增强的规制。经济学理论认为，规制的加强会抑制经济增长。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的产出（或国内生产总值）是资本（设备、机器、工业和商业设施）、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包括社会和经济中有利的进步）的因变量。因此GDP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生产力和技术的增长率。如果日益增强的规制对这些要素的增长有负面作用，我们可以推测，规制（无论其它的益处如何）会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规制抑制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保护现有企业免于竞争，进而干扰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进程。但是规制真的阻碍了美国经济增长吗？
一、规制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
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一些量化规制的方法，这是个困难的任务。我们关注由某些类型规制指标所构建的指数，并尝试以此作为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劳动力和产出的规制指数是个很好的例子。但其量化的方法受到许多限制。任意权数的选择必须整合不同的指数。许多指数仅包含短期或少数行业的信息。因为无法获得相关数据，这些指数并未考虑到规制的复杂性或者实施的力度。
另一种量化规制的方法是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经济、政府和公共政策的Weidenbaum中心的Melinda Warren所采用的。Warren及其合著者通过主要联邦规制机构的预算和雇佣职员情况来量化规制。这些指标表明，1960年（数据的起始年度）至2013年，规制程度大幅提高。在这53年间，以不变美元价值计算，联邦规制预算增长了17倍，而联邦规制机构的雇佣职员则增加了5倍。
还有一种量化规制的方法是由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John Dawson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John Seater提出的。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通过规制文件的（标准）页数可以进一步量化——当然，尽管这种方法仍不够理想。规制文件的页数或许是量化规制范围、复杂性以及实施可能性的直观指标——规制的细节越详尽、漏洞越少，实施起来越容易。
Dawson和Seater把这种量化方法应用于美国联邦规制——1949年起每年以一致格式发布现有联邦规制的年度汇总文件。Dawson和Seater的数据表明，联邦规制几乎每年都在扩张，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增幅最为显著。其余规制扩张的几个重要时期则是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及21世纪初期。1949年的美国联邦规制有19335页，而2005年则达到了134261页。这种量化方法表明，二战以来联邦规制的程度扩张至7倍。
为规制日益扩张的进行辩解的标准答案之一是经济增长的需要。与1949年相比，2005年美国的实际GDP同样增至7倍。但是美国联邦规制并不包含州和地方的规制，而这些规制的扩张速度可能大大超过7倍。西肯塔基大学的Brain Goff在其1996年的著作Regul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中推测，州的规制可能相当于联邦规制的1.5倍。而这一研究中仍未包含当地规制。
总之，规制为何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强仍未明了。一些人从直觉上认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引用的墨索里尼的话语——“是我们首先宣告，文明社会越是发达和复杂，就越要限制个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辩护并不恰当：哈耶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社会复杂性是个人自由的结果，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至少在达到某个点之前——规制会规范社会并约束文明。
二、规制扩张7倍，经济并没有崩溃
假设1949年有人已经知道在接下来60年中美国联邦规制会扩张至7倍，那么这个人——尤其是如果他是一位经济学家——是否会预料到这样的规制大潮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那么又为什么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美国经济带给全球消费者所保持的比较优势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规制更为糟糕。例如，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制，通过限制参与者的合同自由而妨碍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有一种规制是就业保护立法。就业保护立法包括限制解雇终身雇员，这一做法反过来要求限制临时性的合同，这本身就体现了对临时工作机构的限制。在欧洲，就业保护立法十分普遍，而在美国则比较少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保护终身雇员免于个人或集体解雇的数据，34个国家中限制最少的是新西兰，而美国次之。各种形式的就业保护立法数据则把美国排在了限制最少的位置。因此，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而且失业率也更低。
其他经济领域在美国所受到的限制同样更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产品市场监管（综合创业营业面临的管理障碍和贸易、投资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的存在这些指标）的数据表明，在3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美国在限制最少的国家中排名第二。Goff提出，劳动力市场规制对经济增长尤其具有破坏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抑制不及欧洲严重。
然而，规制的缺口在近几年来逐渐被填补。如今在许多领域，美国比其他国家的规制都更为严苛。例如，经合组织关于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数据表明，在34个国家中，美国在规制最严苛的国家中排名第十位。《经济学人》最近（8月30日）指出，即便是在劳动力市场中，美国的灵活性也被来自法院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新的诠释挫伤。
Fraser研究所关于世界经济自由度的指数囊括了规制的子类，包括信贷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一般业务规制（对创业、营业这类的要求）。将经济体的规制程度从低到高进行排名，1980年，美国在101个国家中排名第五位，而在2011年，美国则在122个国家中排名第十七位。依据这一标准，美国规制的严苛程度不仅高于瑞士、加拿大或新西兰，而且高于卢旺达和几内亚比绍这类国家。在“国际贸易自由度”这一子类中，根据Fraser研究所的链式数据，美国则从第七位跌落到了第三十位。
规制为何未引起经济的迅速崩溃一定另有原因。原因之一在于市场面对外部限制因素是富有弹性的。企业家们利用所有的漏洞——无论合法与否——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同时代的欧洲也是如此。Fraser研究所的规制指数（综合152个国家的非链式数据）表明，意大利排名68位，法国排名61位，德国排名56位，而美国则排名28位。如果欧洲可以持续繁荣，那么规制更宽松的美国也应当持续繁荣下去。可能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类的灾难并未发生，所以成熟完备的经济体系并未崩溃。
一个相关的考虑是经济体越自由、越成熟完备，那么进行详细的规制就越困难，同时进行监管套利（通过合理利用漏洞而合规制避规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而，有时这一趋势的走向发生了变化。规避规制的成本随着处罚力度增加和行政裁量权的扩大而提高，强加给企业的罚款日益增长，更不用说针对个人内幕交易和其他监管犯罪的惩罚了。《经济学人》称之为“美国商业的刑事定罪”。如果说规避规制曾经相对容易，那么其成本现在已变得十分高昂。
三、缓慢的崩溃
对于美国经济在日益严苛的规制下仍未崩溃的问题，一个不同抑或补充的答案是，虽然规制是以渐进的方式影响经济，但它已经令经济崩溃。
联想一下最近的“大衰退”。在六个季度的经济萎缩期间，实际GDP降低了4.2%。美国的青年失业率与长期失业率已与欧洲水平接近。与1980年~1982年的衰退不同，2009年之后的复苏一直处于贫血状态。五年复苏过后，失业率仍然在6%的水平徘徊，如果我们将消极（自愿退出寻找工作劳动力市场）失业者和兼职工作的雇员（因其无法找到全职工作）计算在内，那么失业率可能接近12%。只有2013年，美国实际人均GDF才达到衰退前2007年的水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潜在产出的推测，2007年起，累积GDP降至7.6万亿美元（以2009年美元计），美国居民人均则约为25000美元。其复苏的程度甚至弱于欧洲。
规制并非大衰退及余波的唯一要素。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衰退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调整、复苏的速度。正如我在2011年出版的Somebody in Charge: A Solution to Recessions? 中所言，在这一过程中规制显然是通过阻碍抵押市场和金融业而进行大力调控，继而发挥作用的。无论如何，必须在长达几十年经济减速（已被称作“大停滞”）的更为复杂的大背景下看待大衰退。
大衰退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经济问题的顶峰。有时，经济体系的奋力挣扎是显而易见的。生产率减速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可能在60年代已经开始。将1950年~1973年这一时期与1973年~2007年这一时期进行比较，私营部门每小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低了1/3——从每年3%降至2%。全要素生产率（或被称之综合生产力）——部分反映技术和制度发展的生产率指标——的变化趋势同样如此。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数量及其生产率增长的因变量。其他情况同样如此，生产率增长缓慢会导致GDP增长缓慢。而这确实已然发生了。美国实际GDP在1950年~1973年间增长了4%，在1973年~2007年放缓至3%，而如果把研究期限放宽至2013年，其增速又降至2.7%。
因收入源于GDP，故其增长同样放缓。对平均收入最全面的估测指标是人均GDP。1950年~1973年间，美国的实际人均GDP每年增速约为2.5%，1973年~2007年间该增速则放缓为1.9%，而如果把期限放宽至2013年，其增速则降至1.7%。美国人口普查局经常被引用的一份数据表明，1999年~2013年，实际的家庭收入中值从1999年的巅峰下降了9%，降至25年前水平之下。但是这份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并不一致，而且已被证实是不可靠的。然而，可以预料，人均GDP的缓慢增长会对部分人群的生活造成困难。从长远来看，即便经济增速下降幅度很小，都会对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Dawson和Seater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规制的量化上，还在于从计量经济学层面估计了联邦规制对经济增速所造成的影响。通过采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1949年起联邦规制降低了年度GDP增速的2%。因为复利的关系，年度经济增速降低2%导致2011年GDP损失了39万亿美元。正如听起来一样荒谬，Dawson和Seater因此声称如果联邦规制维持1949年的水平，2011年美国的GDP可能会达到54万亿美元，而非实际的15万亿美元。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普通美国人（男性、女性和小孩）现在每年可以获得额外的125000美元，这比人均GDP的三倍还要多。如果这不是经济崩溃，那又是什么呢？
Dawson和Seater的预测表明，在研究中的57年间，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负面影响更为严重，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造成的影响较轻，21世纪初又重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变化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的三次大型严格规制有着紧密的联系。Dawson和Seater总结道，“我们发现联邦规制可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何令人费解地放缓了。”这一说法也论证了1996年Goff的著作中的理论。
如果Dawson和Seater正确解释了GDP下降的原因，那么即便这与难以推测的反事实研究相关，即便这仍然使很多人变得比1949年时更为富裕，但经济损失依然真实存在，而且数目巨大，这是一种缓慢的经济崩溃。
四、明明存在却被回避的问题
Dawson和Seater的估测夸大了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吗？如果联邦规制依然停留在1949年的水平，那么如今的美国居民平均收入则会提高3.6倍，这一点是否过于难以置信？Dawson和Seater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对于规制造成产出损失的估测可能引起部分读者的震惊。”这种震惊是否合乎情理？
当然，我们需要关注准确的估测。一些关于小国的实证研究与Dawson和Seater的结论一致，但这些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美国这类高度发达的国家。然而Dawson和Seater的估测支持了这个经济层面上似乎合理的结论——大幅加强的规制必定对潜在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由于复利，年度增长稍有下降就可对其造成多年的巨大影响。很容易发现，62年来，年度增长率从4%降至2%，而未来值更可能降低70%。
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如果我们把州和地方的规制引入Dawson和Seater的模型，那么结果很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是这一争论同样给出了它本身的回应：若Dawson和Seater的估测可能已经包含了州和地方无法量化的规制（可能与联邦规制有关）所造成的影响。既然如此，那么Dawson和Seater估测的可信度就更高了。至少他们的数据支持了联邦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的观点。
许多因素可能都是造成大停滞的原因，但规制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明明存在却被回避的问题。规制的边际成本必然随着其总量的增长而增长。而且，规制造成的市场刚性提高了适应技术变革带来创造性破坏的成本。规制的作用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比美国受到更多规制的欧洲更不景气。
市场的恢复能力——尤其像经济发达且有时仍保持灵活性的美国——已经削弱了规制的影响。然而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二战过后的60多年间，规制已经扼杀了大部分潜在的繁荣。规制并未降低平均生活水平，但是这只是安慰奖，因为如果无法放宽规制，那么更坏的结果会接踵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