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九日，我参加了“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一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所陈启伟老师到会，令大家高兴。陈老师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讲述他的学术经历和认识。我们喜欢听老一辈学者讲故事：他们经历过许多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体验过许多我们未曾体验过的东西；我们对它们感兴趣，因为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前所未有的认知，得到一些启迪和激励。今天我也会写一些学术经历，年轻一代也会津津乐道。

最初认识陈老师是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上，应该是在一九九四年吧。那时我是小年轻，能够认识那么多老先生，非常难得。当年汪子嵩、张世英等老先生都在，陈老师还属于稍微“年轻”一些的。时间过得真快，如今陈老师已经是九十高寿了。

我不会“拜门子”，也不喜欢这样做，很少主动去“拜访”老先生，我与陈老师熟悉起来也比较晚，属于那种“自然而然的”。陈老师和我的老师诸葛殷同、张尚水先生及哲学所叶秀山先生是同学，也许有这一层关系，在我心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每一次见面都很亲切。他一直在北大，很少外出，我和他交流不是很多，深谈更没有，属于“神交”吧，但是每次交往都会在“点”上。

在哲学所时，诸葛老师曾对我说，陈老师托他问我一下，“是不是可以”借阅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德文版，我说当然可以啦。那是很早的事情了，传递方式已经忘记，只记得诸葛带话中这一句的客气。那时国际学术交流不如今天这样开放，外文资料也不像今天这样容易获得。我很高兴陈老师知道我的研究，大概也关注了我的研究，只是太客气了。凭他的资历，凭他和诸葛老师的关系，这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诸葛老师八十寿辰时，哲学所搞了一个纪念会，我赶去参加，会上还听陈老师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它在诸葛老师的生命历程中影响重大。这件事我读书时就听诸葛老师说过，陈老师的讲述使我对它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上一辈学者的经历，他们之间的情感和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

陈老师送我的第一本书是他翻译的《世界的逻辑构造》，这是卡尔纳普的名著，当时我在感谢之余还和陈老师讨论了几句该书的重要性，我还问及是不是翻译了卡尔纳普的《意义与必然性》。我读过德文本，翻阅了陈老师的译作，觉得他翻译得非常好，细致准确。会上陈老师对我说，你送的书我都收到了，谢谢啊。这是近几年的事情了，出书了，总是要给陈老师送一本的。

一九九九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走进分析哲学》一书，哈佛燕京丛书编委会请陈老师审读，老编辑许医农先生把陈老师的意见转给我。陈老师对文稿几个地方提出意见，还指出我对罗素一篇文章的时间注释有误。我体会到陈老师认真的态度，也认识到陈老师的学术水准，特别是陈老师严谨而细致的学风，我接受了陈老师的一些意见，对文稿做出修正。我的译着《弗雷格哲学论着选辑》再版时，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先生希望我认真校对一遍。他还对我说，陈老师说，该译文有些地方不准确，比如“Koenig”译为“皇帝”不妥，应该译为“国王”，我对他说，照陈老师说的改。时间已久，这些事情记不太清了。我在会上发言时说，许医农让我核对一下罗素文献的时间，我说：“照陈老师说的改。”小文随后纠正了我，重复了以上故事。我记忆有误，不免张冠李戴了。但是“照陈老师说的改”这一句却没有错，因为我印象深刻。这是我对陈老师严谨细致的学风和态度的深刻印象和充分信任。

我和陈老师接触最多的是在汉译名著选题规划会上。近两年陈老师年事已高，不来参加了。一些译着不太容易确定时，我常说，下来问一问陈老师吧。这是我多年来形成的一个印象，也是对陈老师的敬重。我发现陈老师读书特别多，他的评价不是来自简单翻阅，更不是来自二手文献的说明，我相信他的意见是认真阅读以后的认识。同样是阅读哲学著作，陈老师是真正的“博览群书”，相比之下，我读的就没有陈老师多。我只是读某一类书，选题单上的许多书都是我没有读过的，至少没有认真读过，与陈老师根本没法比，所以我从心眼里佩服陈老师。

陈老师的译着非常多，大部分是分析哲学的经典。他的译着我大多读过，翻阅最多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读得也最细。国内有四五个中译本，我还曾经想过就这些译本写些什么，特别是比较一下陈老师译本与其他几个译本的同异，并将它们与原著做一番比较。但是，陈老师对我最有影响的不是他的译着，也不是他的论着，而是他给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中译本写的序。那个序共分四部分：一是本体论问题，二是认识论问题，三是语言哲学问题，四是逻辑问题。我读这个序非常早，它的内容已经遗忘，但是这四个分段我一直记得。当时我觉得它们很干净，不重叠，各自独立，印象很深。后来我提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是其三个不同的哲学形态，逻辑的理论方法则是贯彻始终的东西。虽然陈老师只是分节对奎因的思想做出说明，我是对从古希腊到今天哲学发展的认识，但是字面上它们高度一致，大有“暗合”之意。仔细回想，不能说我的这一认识就是来自陈老师的，但是我确实记得，陈老师的这个序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至少说明，我和陈老师对哲学的思考方式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都是哲学中的正当用语和分类认识。我的说法最初是在《走进分析哲学》一书中提出的，那时只是有一个大致的直观的认识。陈老师给该书写的一段评审意见被编印在书的勒口上，称其强调现代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启人深思的”；指出其呼吁加强现代逻辑的地位和作用，“对一向缺乏强有力的分析传统的中国哲学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赞誉其立意、内容以及文字表达“诚属不易”。这对我是褒扬，也是鞭策。我的研究从分析哲学进一步拓展，将近二十年后又写出了《语言与世界》，特别是在两年前写出《论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从理论上阐述我对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这一划分的认识。

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会有许多老师，受教方式也多种多样。耳提面命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读书，认认真真地读书。陈老师的论着不是很多，只要认真读，一定会有收获。

会上陈老师兴致极高，又谈起当年洪谦先生教他读书的故事，怎么让他读哲学史，每次读书他自己如何认真准备。陈老师谈到洪先生要求他学习德文，读德文文献，而他自己当年刚开始学习德文，只能读英文书，结果他们二人一起读书：一个拿着德文版，一个拿着英文版。这个故事画面感极强，我不禁想起留学德国时我跟尼尔斯一起读亚里士多德的情景：他拿着希腊文本，我拿着德文本；还有在谢波斯教授的讨论班上读莱布尼兹：他读的是拉丁文本，我读德文本。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张尚水和叶秀山先生到哲学所工作，陈老师和诸葛老师留北大读研，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不过会上第一次听陈老师说起当年跟方树春先生一起读书，他还提到方先生给他批改论文：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的稿件，上面有方先生批改的文字。早年我读过方先生翻译的《范畴篇》，知道他是古希腊哲学专家。在国内学哲学，机遇很重要。老师跟错了，一辈子基本上就完了。所以我总说，学生都是好学生。这其实也是一种感叹。陈老师是洪谦先生的学生，又受教于方先生，实在是名师高徒啊！陈老师说，在老师的要求和督促下，他认真读书，一开始基础打得很牢。我又想起周先生对我说的话，要一年读一本书，读懂读透，读上十本书，就可以写文章了。老一代学者都注重基础训练。打基础是一个比喻。这些年读书多了一些，我觉得另一个比喻也很好：树大根深。一棵树一开始不能埋得太深，否则就长不起来了。随着阳光雨露的滋润，它会枝繁叶茂，根也会越扎越深。但是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树种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杨树柳树很快可以成材，松树柏树则需要时日；同样成林，终究还是有区别的。我常对学生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看到的天也就是井口那么大。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知道天外有天，而在于要努力尽量待在一个比较大的井里。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好好读书，而且要会读书，读好书。

在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之后，陈老师谈了对哲学的三点认识。我觉得其中第二点特别好，我非常赞同他说的一句话：“学术就是学术。”没有这一认识，不可能对哲学研究一辈子全身心投入。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生命戛然而止：突然有一天，他们放下学术研究，开始关注或热心于其他东西了，比如名利仕途、养生旅游，甚至风花雪月。以前我还有些困惑，现在我认识到，这就是学者和文人的区别。陈老师是学者，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以他一直工作。他告诉我们，他用时十五个月，刚刚翻译完成一部译稿，二十万字。他夫人补充说，为九十寿辰献礼！在场的无不动容，情不自禁地为他鼓掌喝彩。不说年龄，他的一只眼睛近乎失明啊！我又想起奎因晚年因为无法阅读论文从事研究而感到焦虑，他对亲友发出抱怨，在聆听他们讲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时感到兴奋。关于文人和学者的区别，我是在奎因身上认识到的。确切地说，多年以来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在奎因身上获得澄明，如今在陈老师身上得以再现。

学术就是学术，这是一种朴素的学术认识，也是陈老师一生学术经历的体会。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读大学，六十年代初研究生毕业，经历过风雨坎坷。会上他以切身经历告诫我们，学术观点不同可以相互批评，但是一定不要以政治批判的方式来对待学术研究。我不禁想起陈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简单的大批判式的批判是一种“外在的批判”，这“不过是学术上的一种懒汉行为”，而“从一种哲学体系本身的分析指明其为谬误，这是一种‘内在的批判，是一件需要付出艰苦的精神劳动的科学的工作”。我在《寂寞求真》中谈论过他的这些话，我还表示“非常赞同陈先生这种卓越的见识”。那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书，说明我早就对陈老师这一认识完全认同。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进步，我还认识到，“外在的”和“内在的”说明了一种区别，这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或者说，说明了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哲学问题的探讨和批评是有一些专门要求的，需要对哲学问题本身有深入的理解和透彻的认识，应该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他人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哲学批评不应该脱离哲学问题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背景，不应该随意将哲学问题纳入自己的非哲学话语体系，说三道四，更不应该不懂装懂，居高临下。应该怎样还是不应该怎样，大概无法说得周全，但是，“需要付出艰苦的精神劳动的科学的工作”却是明确而具体的描述，而“学术就是学术”则是精神和准则的清晰表达。

陈老师在讲完第一点认识之后忽然停顿下来，而且停顿了很长时间。我们以为他累了，还劝他休息一下。陈老师不置可否，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了下去，就说到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就说出了“学术就是学术”。我忽然明白陈老师为什么停顿：他不是累了，正相反，他一定想到了什么，那时他一定是处在思如潮涌的时刻。他需要努力平息一下自己的思绪和情绪。这使我想起汪子嵩先生晚年反复说的“为知识而知识”和他曲折的学术历程，梁存秀先生经常说的“为真理而真理”和他经历的那些事情。汪先生从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获得认知，梁先生则直接借用费希特的话，来源不同，说法也不一样，但都是他们一生治学的洞见，浸透了他们的学术经历和生命体验。近年来我常说“为学术而学术”，这也是我四十多年学术生涯的认识。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意思大致相同。如果认识不到学术就是学术，那么就做不到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若是认识不到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这样的认识根本就无从谈起。

学术就是学术，这不仅是一种学术认识，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平凡之至，质朴之极。二十多年前我把我的认识概括为“寂寞求真”：寂寞是一种生活方式，求真是一种学术境界。借用中国人传统的真善美之说，真是一种最高境界，它可以是道德层面的，但可以与认识无关，可以与学术无关。借助我的哲学理念来说，“真”是一种先验的东西，是与认识本身相关的东西，“求真”甚至就是一种对哲学本身的追求，一如弗雷格所说，真为逻辑指引方向，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将哲学称为关于真的学问是恰当的。在哲学追求上，我与陈老师是一致的。

我觉得，学术就是学术，这一说法是有意义的。黑格尔说，没有人会说“甲是甲”这样的话，他还以此批评同一律，批评逻辑。问题是，陈老师就这样说了，而且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赞同他的说法。至少我是赞同的，而且是深深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