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哈佛燕京图书馆应一位学生的要求，调出了胡适的一篇论文，《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这原来是“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9本的一份抽印本，翻开才意外地发现这是胡适在1959年3月4日题字、赠与图书馆的一本册子。
1959年赠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并非胡适和哈佛大学的第一次交往。从1920年代开始，胡适就和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燕京学社结下了深厚的学术之缘。半个多世纪后，后辈学子偶然碰见的胡适和哈佛的这一书缘，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引领我们追述胡适在20世纪前半期和哈佛大学相联的一段学术史。这篇短文落笔在1945年前后，就是因为胡适在1944—1945学年应邀在哈佛大学远东系客座任教，在美国麻州康桥（Cambridge，Massachusetts）住了将近一个学年。那段时间，胡适和哈佛大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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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毕生学术、外交和社会活动频繁，走过好多地方，辗转中外多处。他往返途中曾经多次打了急转弯。胡适是第二批考取庚子赔款的留美生，先后求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但是他和哈佛大学的缘分也颇深远。早在1927年3月，胡适曾落脚康桥，“为哈佛讲十次讲演”。1928年，他也前来做过系列讲座。1930年代初，当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物色首任社长时，首选即胡适，但是他婉言谢绝，而且就是他，向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建议，即便置身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一定要保持其独立性。胡适的话一言九鼎，哈佛燕京学社迄今为止一直保持其位于哈佛而独立于哈佛的独特性。虽然胡适并没有接受社长一职，但是他或通过受邀参加学术活动，或通过和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一批汉学学者的交往，或来汉和图书馆翻阅史料，一直和学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6年，哈佛大学举办建校300周年校庆时，胡适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Letters）。身为北大文学院长，他还代表中国学者在校庆仪式上讲话，替中国校友为母校捐赠了一座大理石石碑。这座石碑现在依旧矗立在哈佛园内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和博伊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之间。
1937年，胡适接受了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一职，离开北京大学，于10月8日来华盛顿（胡适称之为“美京”）准备就任新职。即便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他也曾在1941年应邀在哈佛暑期学校做过演讲。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一职。9月18日，他完成了大使馆的交接工作，离开华盛顿。离任后，他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寓居纽约，在曼哈顿东81街104号租屋住下。此后他重回最为心仪的书斋生活，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考证 “《水经注》案”的工作上。这一段时间里，他从事研究之余，也不时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或是外交会议，期间去得最勤的就是波士顿。比如1943年2月11日，在离任驻美大使一职后不久，他来到波士顿，应邀来哈佛大学就二战期间中国的状况做演讲，传达中国在抗战最艰难时期，坚持抵抗而不放弃的精神。晚上，他在哈佛教授俱乐部（Harvard Faculty Club）做了题为《中国不会垮掉》（“China will never collapse”）的演讲。教授俱乐部的楼上楼下全都坐满了。胡适在日记里写到：“饭后把桌子撤去一部分，使楼上的人下来听我演说，约有三百五六十人。据说，这是从来不曾有的大众。”第二天，他又参加了哈佛大学远东文明研究系的访问委员会的会议。被邀赴会的外来学者除了胡适外，还有罗杰·顾临（Roger Greene）、哈金斯（Huggins）。与会的校内的教授有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魏鲁南（James R.Ware）和赵元任。第三天，胡适又抽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和哈佛两校学生谈如何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特别强调“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不管是从纽约应邀北上演讲、与会，还是中途路经，他一来波士顿，得空就会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康桥镇呆上几天，他总说看书做学问还是那里好，因为有北美最好的东亚研究图书馆，汉和图书馆，即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他到了后还会顺便会友、聚餐，交流彼此的研究，了解学友们的近况。
当时，哈佛大学的中国学、亚洲学研究刚刚起步，已经聘任的这一领域内的教授本来就不多，而由于1944—1945学年中国历史和东亚史领域的教授在休学术假，需要请学者来开和中国学有关的课程，于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经学社的董事会商议决定，由学社出资邀请胡适来开课。胡适寓居纽约时还是一如既往地繁忙，但是日程安排毕竟比担任官职时机动，于是答应来哈佛客座任教。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胡适为哈佛大学远东系第一次开了“中国思想史”一课。
说到进一步了解胡适这一学年在哈佛任教的细节，人们自然而然想到业已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但是，研究胡适日记的学者都知道，《胡适日记全编》里缺了一些年份，留有不少空档，其中1945年的日记就是一大空缺，因此从他的日记全编里，无从了解他1945年在哈佛的那段日子。曾有学者认为，胡适日记中1944年12月31日至1946年1月2日的“空白”，是因为胡适身为“主和派”，对抗战胜利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不愿记载。这一说法实在令人难以苟同。胡适一辈子辗转多时多处，来回大洋两岸好多次，迁移和挪动频繁，期间丢失个人物件在所难免。1946年，他准备离开纽约，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因为忙着预订返沪的远洋海轮票，收拾书箱交付海运，心脏病又犯了。虽然友人们劝他推迟行程，等到秋天再动身，但是他说自己“去意已决”。5月21日，“转运公司来搬我的书箱，我把书箱十四只送走了，又把小Trunks（箱子）十只也送走了”。其中一个小箱子里装的就是他的日记。忙乱中，1945年的那本日记准定弄丢了。胡适卸任大使后寓居纽约的四年（1942—1946）中，1945年是胡适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他这一年日记的失落实为可惜，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当时在哈佛求学、任教的杨联陞和胡适交情至深，他和胡适一样，也勤作日记。余先生为《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一书作的序文里提到：“他们（胡适和杨联陞）相见始于何时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识起来，奠定了终身的师友情谊大概是在1943年。”那也就是杨联陞从北平来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而胡适留居纽约常来哈佛之时。他们彼此研究志趣、性格相投而结为好友，而且此后多年，见面频繁，彼此来往诗文、书信不断。因此，杨联陞的日记及其与胡适的通信记录提供了胡适那一年任教哈佛的一些细节，弥补了胡适1945年日记遗缺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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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哈佛任教是从1944年的秋季开始。10月22日下午，胡适坐火车从纽约来到波士顿。杨联陞和赵元任等朋友前往后湾站（Back Bay Station）接到了胡适，然后陪同他一起来到康桥，入住哈佛园附近的大陆酒店（Continental Hotel）。胡适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到：“下午一点的火车去Cambridge（康桥）。在纽约住了两年零一个月，现在去Harvard（哈佛）大学讲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鲠生、重民、修业、于总领事、锴兄、梁鋆立、陈冀枢来送。五点半到康桥，元任夫妇、张景文（福运）、杨联陞、王恭守夫妇来接。住哈佛大学的Continental Hotel（大陆旅馆）104号。”
杨联陞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写到：“下午到贾 （贾德纳，Charles Gardner）府略谈。到赵（元任）府。同接胡（适）先生，五时半到。到Continental 104小坐（张福运、王领事夫妇及子，赵先生），饮酒。赵府晚饭。”
由同事和学友们热情送别、接风和洗尘以及陪同，胡适顺利抵达康桥，入住酒店，开始了一学年客座任教的旅居生活。胡适寓居康桥期间，活动频繁，主要是讲课、和康桥的中国学者聚会交流，受邀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其他地方演讲和与会。
- 讲课 -
胡适入住哈佛寓所后即开始准备“中国思想史”一课。1944年10月24日，杨联陞到酒店看望胡适，两人谈起胡适正着手从事的《水经注》研究，还商讨为学生们准备的《中国思想史》一课的选读材料。第二天，刚到波士顿三天，胡适就得去纽约处理之前尚未了结的事务，而杨联陞帮他打出已拟定的课程选读稿。
这一段，杨联陞在日记中频频记下和胡适的来往以及上课和开讲座等事宜，也是他们两位个人交往最为密切的时候。杨联陞在11月6日写下：“雪及地化为雨，周一。”这一天十一时，胡适在远东系正式开第一堂课。课堂都坐满了，九人选，连旁听者共达五十余人。这一堂课每周上三次，在周一、三、五上午11点开始。杨联陞几乎每堂课都去听讲，比如，“11月24日（天雪）：听胡先生讲春秋战国大局，一般宗教思想”。
杨联陞那时好多天的日记里总是重复写下 “上胡先生课”。对自己不得不翘的几次课，他也都认认真真做了记录。比如，11月10日（雪及地为雨），杨联陞忙着帮赵元任整理“国语四千字分析字典”，上午未听胡课。胡适教书勤勉，圣诞放假之际，12月21日还在麻州西边的格雷夫顿镇（Grafton，MA）为自己收购的私家藏书打包。31日，刚过完圣诞节，他即从纽约返回康桥。1945年1月3日十一时，杨联陞又如期上胡适的课。转眼就到了第一学期期末，杨联陞还帮胡适监考。他在1月8日的日记里写到：“代胡先生考试。题为老儒墨大旨，学生二十人。”可见正式注册修课的学生已由第一堂课的九人增至二十人。时至今日，老儒墨早已成了美国课堂上教中国通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一学年，胡适上课一直到1945年5月30日。杨联陞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到：“十一时，胡先生最后一课。”之后不久，胡适就返回纽约寓所。
- 演讲和赴会 -
1944年11月29日，胡适曾收到母校康奈尔大学校长的来信，邀请他去做梅辛杰讲座讲师（Messenger Lectureship），但是他想到自己原定在1945年6月结束哈佛的课程之后，不能接受任何会束缚他行动自由的聘约，于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母校这一最高荣誉的邀请辞谢了。12月5日，哈佛的学友张晓峰跟他提起应该回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但是他一口回绝。12月6日晚，胡适在哈佛由中国学生组成的东方俱乐部以“中国的问题”为题，做了一场演讲。12月14日，抗战时局紧张，他想到应该写信给美国有势力的朋友以求帮助。
1945年1月8日，胡适刚从弗吉尼亚参加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会议归来，第二天即照常上课。1945年4月10日下午四时，胡适应邀在哈佛神学院做了一场英格索尔讲座（Ingersoll Lecture）（哈佛神学院一年一度演讲系列，举办至今）。胡适那一年应邀讲的主题是《谈中国传统思想 中 的 不 朽 论》（“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
这一期间，胡适参加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4月23日，胡适上午完课后，下午即飞赴旧金山。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召开，50国政府及诸多非政府机构参与并起草《联合国宪章》。他先奉派出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战犯委员会”等国际会议，接着又作为中国的一名正式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是少数几个见证联合国诞生的中国人之一。4月25日，周一良代他监考。由于与会时间较长，到5月2日，胡适还没回来。杨联陞记录：“胡先生未归，无课。”第二天，5月3日，胡适从旧金山转纽约回波士顿时，杨联陞和赵元任先生又一起前往后湾站迎接。杨联陞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晚十一时三刻，到Back Bay（station）接适之先生。自旧金山飞回，因天气不佳，改自纽约乘火车。陪到hotel，与赵先生夫妇、杨振声先生同谈少时，一时归。”杨振声是胡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学友，当时也正在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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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哈佛任教、在康桥寓居的八个月时间里，和教学同样重要的就是和这里的中外学者和中国学生的交往。这一时段在康桥，胡适有机会和中国学生和学者频频相聚、聊天，杨联陞的日记里多次提到这些社交活动。
1944年10月30日晚，张晓峰在醉香楼宴请胡适。第二天，杨联陞自己请胡适就便饭。11月1日，杨联陞陪胡适到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馆（Fogg Art Museum）参观，路上胡适顺便和杨联陞聊起了中国的旧式教育，特别提到“入塾前认数百字极重要”，而且还说，“五经文法文体并不统一”，因此读起来比四书要难。随后，他俩一同到赵元任家共聚就午饭。赵元任与胡适是“半个世纪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的个人交往始于1910年，那时他们同时考取庚款第二批公费留美，并一起在康奈尔大学求学。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赵元任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而胡适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11月30日，杨联陞又有机会访问胡适，他们谈齐学，胡适说，“胶、密等地避难者生活安定，产黄老之学。”胡适又跟他分享自己有关张籍和刘禹锡的诗作编辑混杂的看法，认为两位同时代的诗人，张籍的诗集中杂有刘禹锡之作。不久就到了胡适53岁生日。12月16日，生日前夕，胡适在他住的哈佛的大陆酒店里请朋友们共进晚饭。第二天，12月17日生日那天，赵元任夫妇请了很多朋友为胡适庆生。每年圣诞之前，杨联陞总是给学友送礼，那年也不例外。12月20日，杨联陞先在上午上了胡适的课，后来和胡适一起到赵元任家吃了晚饭。然后，他给胡适送去了橘子和茶叶蛋，两人谈至午夜他才回家。
年底胡适在纽约过完圣诞即回康桥。1945年1月2日，下午杨联陞在汉和图书馆遇到胡适，胡适约杨联陞第二天晚上到他那里聊天。第二天六时，杨联陞按约到了酒店，胡先生请饮酒。晚饭后，他俩“清谈饮湄（潭）红（茶）”。他们就诗文、学术几乎无所不谈。胡适谈到，谓王安石的秋兴诗可疑，太劣，“或是荆公误置入者，一本八首不在一处”。他还说“曹氏父子曹丕较好。张籍诗好。骈文置王杨卢骆始通，所以‘不废江河万古流’。论考古之难，举近代史事。五四运动，通常以为有十年抬头，实只前两年。后来陈独秀分开，……纯学术立场不易维持”。他们几乎无所不谈，最后，胡适又从诗文谈到了土木之变。
1月7日，一个大雪天的周日，杨联陞起来吃了早点，然后“收拾书物”，他在胡适“手卷上画秋山图”，自觉“尚无俗气”。1月28日，贾德纳请杨联陞陪胡适一起吃午饭。1月29日，杨联陞又记：“上胡课。呈阅四年来所做诗，请勿广布。”2月7日，杨联陞、胡适和梁方仲、丁声树和全汉昇见面，然后一起聊天。杨联陞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饭后到胡先生旅馆。胡（先生）讲考据学用证据方法，证据之难得。往往只能以一事证一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茶酒纷陈，谈过午夜始散，亦一时之盛会也。”
1945年2月末，胡适又回了纽约一趟。3月2日下午，杨联陞在后湾站接到了一起从纽约来的蒋梦麟（孟邻）和胡适两人，然后同到赵元任家吃晚饭，在座的还有诸学生会主席。3月17日，他们又到赵元任家共聚晚餐，而且说起宋人写诗，谈兴颇浓，还吵起了已经上床休息的胡适。与胡适谈诗，他颇“赞成宋人以诗说理，愚意不甚谓然”。4月7日，杨联陞又去看胡适，两人同回杨家吃午饭，但是胡适忘了挂表，绕道回旅馆取。他们又谈至二时，然后杨联陞送胡适到公车站。4月22日傍晚五时，杨联陞又去胡适的住处看他，他们还请来了丁声树、周一良和杨振声，一起饮酒。杨联陞特意记录：胡适谈“《难〈神灭论〉》在梁武天监六（年），不在萧子良时。时在范（缜）贬后”。5月7日，杨联陞上完胡适课后，又谈论“梁商改文字”的那段历史。第二天下午，杨联陞特意到胡适寓所取回了南希·李·斯旺（Nancy Lee Swann）的整部书稿，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
到5月25日，哈佛的学年即将结束。杨联陞十一时上了胡课，下午陪同胡适去纽约。在纽约，他们从梅贻宝（梅贻琦胞弟）那里闻得“陈寅恪先生目几失明，甚痛心（现已动手术，住医院）。”说到陈寅恪，之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胡适得知陈寅恪在美的名医诊断说他双目失明无法诊治时，非常悲哀，他在4月16日的日记里写到：“百忙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乙千美元，请（全）汉昇带给寅恪。”他接着感叹：“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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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到1945年间，胡适在纽约、康桥生活时，他和诸多中国学友、师生来往。从今天来看，当时在美东的中国学者、学生圈子论人数虽然不大，但可谓群英荟萃。胡适和杨联陞日记提及的学者，此后在各个领域都成为领衔人物。1944年秋，在纽约送别胡适前往哈佛任教的友人中就有周鲠生。周鲠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学教授和教务长。从1939年起，他花费数年时间赴美国从事研究。1945年4月，他还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和胡适一起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年夏，周鲠生归国后，1945年7月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后邀请了许多年轻的学者来到武大任教。胡适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去武大讲学，看到武大集聚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老相识周鲠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还有王重民和刘修业夫妇也在纽约车站为胡适去波士顿任教送行。刘修业是福州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32年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工作，编制国学、文学等索引。1936年，她赴法与王重民一起抄录敦煌资料，著录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译著书。1937年4月，在巴黎与王重民结婚后不久去伦敦大学进修。1939年与王重民同赴美国，夫妇俩先后在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馆藏的中国善本书，编辑目录。胡适提到的一同来送行的“于领事”是当时担任驻纽约总领事的于竣吉（字谦六）。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驻古巴公使馆秘书和哈瓦那总领事等职。另一位“锴兄”指的是刘锴（别号亦锴），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在驻英大使馆和驻美大使馆工作过。另一位梁鋆立也曾担任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和胡适一起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可见送行的友人中，好几位是在胡适任驻美大使时跟随他工作过的。
另外当时在康桥餐会、茶聚里频频出现的两位是张晓峰和张福运。他们并不是汉学家，但其实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留学哈佛的中国学者。张晓峰（其昀）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当选为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当时他和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一同力聘杨联陞完成博士学位后就到浙大任教。而张福运也在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预备班后，于1911年来到哈佛大学学习，成为第一位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中国人，191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张福运任教于北京大学，传授国际法。1922至1925年间，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1927年应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首任关务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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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当时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攻读经济史博士学位的杨联陞。胡适认识了杨联陞，那肯定也会认识杨的导师和恩人贾德纳。当时学社资助不少有志于汉学的美国学生和老师到北京进修，学中文，修史料。贾德纳就是其中一位。我曾在另一篇写杨联陞和柯立夫的文章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贾德纳和杨联陞的师生之交。贾德纳1939年底从北京回到康桥后，并没有得到哈佛的终身教职而四处求职，但是他依然安家在康桥校园附近。1940年代初期，杨联陞一直住在他家，离胡适任教时住的加登街只有一街之隔，步行只需三五分钟。
就胡适1945年前后在康桥熟识的这批中国学生和学者同中外汉学家的交往的细节，参照杨联陞的日记，我们可以重构和回述其中两桩轶事，既风趣，又含学术史意味。
1945年2月10日晚，贾德纳邀请了一批学者来寓所共进晚餐。那天晚间，大雪纷飞，波士顿2月的一个大冷天。杨联陞在日记里写到：“晚贾德纳请客，有伯希和、胡适之、赵元任、（Robert Pierpont）Blake、Stinge、（Serge）Elisséeff、（James）Ware、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福运及余。”“席上谈及火药，伯（希和）以为中国最古所用似bomb，炮实外国发明。又论佛教之外，惟摩尼教深入民间（吃菜事魔），其他宗教莫能及也。全开也里可温之说。伯（希和）以为蒙语是the powerful之意……又言‘作损’之‘损’字是阿拉伯文译音（伯不同意）。”他们又“谈及中国工业化问题。大家意见不一。”于是，杨联陞感叹道：“汉学家不必懂经济也！”晚餐客人散后，杨联陞和贾德纳师生两人单独谈到凌晨两点，贾导师特别提议这位门生应计划做英法之游。
对这一次聚会，杨联陞记忆颇深。多年后他在自己的《书评经验谈》中谈到伯希和，不禁想起了贾德纳邀请的这次晚宴。“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伯希和）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课），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显然杨联陞为胡适抱不平，但是并没有记录其中的细节。不过，作为当时中外汉学界举足轻重的两位领衔学者，胡适与伯希和这次在康桥贾府见面并非第一次。早在1926年9月，胡适在大英博物馆藏查阅敦煌文书后，就曾经去巴黎同伯希和见面，探讨敦煌文书卷子，伯希和以旧作《有关六朝和唐朝几位艺术家的笔记》相赠。而1945年2月这次再聚康桥，实缘于他们和哈佛燕京学社及哈佛大学间长期的学术交往。
早在1924年1月，伯希和受邀前往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作了题为《中国考古的新近发现》（“Recent Discover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的演讲。1926年3月，伯希和又来到福格艺术博物馆讲《中国北方的新石器艺术》（“Neolithic Art in Northern China”）。1928年12月，他再次受邀来哈佛讲《新疆寺庙的发掘》（“Unearth Buddhist Temple in Chinese Turkestan”）。可见在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之前，伯希和已经多次就他在中亚的新发现来作演讲，对当时刚刚起步的哈佛汉学有了最初的影响。
1930年代初，胡适婉言谢绝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一职后，学社转而邀请伯希和出任，可是伯希和也回绝了。根据洪业回忆，学社又邀请了另一位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同样被拒。学界曾玩笑说，伯希和与戴密微身居1930年代风起云涌的巴黎，怎么愿意来到北美乡间小镇康桥去受罪？还是在伯希和的推荐下，哈佛燕京学社请到了俄裔法籍专攻日本学的学者叶理绥出任，他当时是伯希和在巴黎的一位年轻但颇具前途的同事。
1936年，胡适与伯希和同时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档案馆馆藏校史资料记载，伯希和是“一位坚韧的探险家，对中亚文书和艺术的探究增进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了解和珍藏（An intrepid explorer,whose examination of the manuscripts and art of Central Asia enhances our appreciation of a group of ancient cultures）”。而前后相继列着的胡适为“一名中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既继承了中国悠久的文明赋予现代人的睿智，又以其勇气和对新时代精神的领悟来引领学界（A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an inheritor of the mature wisdom of an old civilization who guides with courage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ofanew age）”。
此后，伯希和在1944年10月和1945年2月再次来哈佛讲学。根据杨联陞的日记，1945年2月7日四时，他听伯希和讲“祭司王约翰与中国的第一个基督教 传 说”（Prester John and the First Christian Legend in China），过后还参加了哈佛燕京学社为讲座所设的茶会。紧接着第二天四时，伯希和以“蒙古史之新研究”为题作了演讲，提到成吉思汗卒时只有六十岁，又讨论到在蒙古帝国治下基督教在乃蛮等三族中最有势力。两天后，他们一帮学者受贾德纳邀请一起上他家参加晚宴，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贾德纳做东的晚宴，从而胡适与伯希和得以再次在康桥见面。遗憾的是胡适有否参加伯希和的系列讲座，杨联陞在日记中并没提及，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杨联陞写日记的习惯来看，如果胡适一同前往伯希和的演讲，他准定会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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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另一则轶事也值得一记。1944年12月9日，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杨联陞和裘开明（即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陪胡适来到麻州西边的格雷夫顿镇（Grafton）南街16号约翰·罗兹（John L. Rhodes）家，他们阅览罗兹的伯父、老传教士罗伯特·利莱（Robert Lilley）遗留下来的一批藏书。这位利莱先生从1869年至1876年间一直在中国北方传教，1876年被派往日本横滨。19世纪末，他带回多年来在中日收集的藏书。他死后，所有的书均归侄子约翰·罗兹所有。罗兹很想把这些书卖出去，但一直没人要。有意思的是利莱身为一名新教传教士，据胡适和杨联陞的日记记录，他的藏书中除了圣经《新约》《旧约》中日旧版译本之外，还有“明治十三年（1880）弘教书院的缩印大藏经”一部四十帙和日本“旧刻各种佛经”零种，此外还有中国旧书的“甚多佳版”。虽然胡适很为转运这一大堆书而犯愁，但是他爱书心切，还是当即出了500美元把所有的藏书都买下了，罗兹甚满意，大家也皆大欢喜。
12月21日，胡适再次和杨联陞一起来到罗兹家中，两位大学者花了六个多小时，亲手把旧书整理好，装成五大箱，并托付罗兹把这五箱书交转运公司，送往胡适在纽约曼哈顿东81街的寓所。而剩下的一些小部头的书，他俩自己装入手提箱随身带上，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到波士顿。途中杨联陞即兴作小诗：
才开寿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庐。
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胡适在午夜直接上车去纽约过圣诞节。圣诞刚过，12月26日，胡适寄给杨联陞他的和诗：
雪霁风尖寒彻骨，大头板屋似蜗庐。
笑君也有闲情思，助我终朝捆破书。
祖国打劫千载无，暴敌杀掠烧屋庐。
可怜你我忒煞不长进，雪地冰天还要下乡收破书。
然后杨联陞又和胡适的诗，写了两首：
卅年尘锁无人问，
一旦提携出草庐。
只说新书读了旧，
旧书也会变新书。
又：
弘教何嫌文字障，
译经忍弃塞翁庵。
先生莫说无出息，
宰相犹须半部书。
这两位先生情投意合，即便在短短的圣诞和元旦节，也是和诗、书信频频往来，其中尤其是胡适的那两句白话诗句，“可怜你我忒煞不长进，雪地冰天还要下乡收破书”，充满学者乐于自嘲的十足的书生气，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7
1945年5月30日，胡适完成哈佛大学远东系的客座教学任务。同在康桥，这一学年他和杨联陞间的学友之谊更为深厚了。学年一结束，胡适即回纽约寓所，但是他们一直书信频频。第二年夏天，杨联陞在耶鲁任教，去纽约就更方便了，他时时去看胡适。6月28日，他写到：“作书寄适之先生。”7月6日，亲自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见胡先生。还诗稿，戒油滑，劝练句。”他们又谈起了《水经注》。虽然哈佛燕京学社有邀在先，但胡适告诉他说半年后有不回哈佛任教之可能，可能胡适当时就已有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们的交谈是一如既往地庞杂而丰富。胡适“谈乾隆时讳禁初不甚严”，然后杨联陞接收了胡适转赠的敦煌六百年一册，又借汉简考释。到了8月25日，杨联陞又去纽约看胡适。此次胡适较为明确地谈到“明春或将回国”，同时出示《水经注》提要一文，并且特意说明，他就此文“曾改写过两、三次，以弥缝乾隆题诗误解水经散见大典之缺陷。”
说到再回哈佛客座任教一事，还是出自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1944—1945学年客座任教《中国思想史》一课结束后，学社讨论再次聘胡适下一年度来上课，因为远东系日本学的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要休学术假，历史系费正清教授也不开课。刚提起这一打算时，胡适表明1945年11月他事先已另有安排，不过他可以在春季开课。于是学社把胡适这一学年的春季再来任课都已预算在案，计划1946年春季学期第二次开“中国思想史”一课。但是正如胡适和杨联陞提起的，到1945年夏天，胡适对自己下一年何去何从的计划已作重大的改动。9月初，胡适去向已明。9月10日，杨联陞写信贺任北大校长。9月26日，他乘车再次来到纽约，饭后访问胡适。胡适自然而然就谈起北大事务，意在询求康桥人才，希望杨联陞能来访任教。此后他们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康桥，通信不断。比如，1946年3月1日晚，贾德纳从纽约回康桥，见杨联陞说，他见了胡适，并转告即将有胡适给他的长篇来信。
1946年6月5日，胡适从复发的心脏病中恢复过来没几天，就动身回国。那天他坐乘塔夫脱总统号远洋轮离开纽约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别了，美国！别了，纽约！”胡适一生远渡重洋多次，这当然并非最后一次。漂洋近一月后，7月4日抵沪，他日记的笔调一下子滋生了文采：“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多年留洋和久居海外的学人，流露了回归故国之际的真情，读来令人动心。
接着胡适北上，开始担任北大校长。不到三年，国内形势骤变，他的生活不得不再次急转。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上海公祥和码头，又一次远渡重洋来美（胡适在日记里注明，这是“第六次出国”）。而这一次他来，一呆就是10年。胡适一生在美国长期生活有三段时间，加起来足有25年之久。而作为学者，这25年里唯有1944—1945学年在哈佛客座授课是他在美国正式教书授课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一学年可以说是继胡适在1936年参加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校庆、接受哈佛的荣誉博士学位后和哈佛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年。
再度来美寄居期间，胡适心情黯淡，国事、家事纷扰，颠沛奔波，杨联陞依然一直和他通信，以诗文表达彼此的友情和关切，而通信中引起彼此共鸣的“待等秋风落叶，那时许你荒寒？”的诗句正寄托了这两位远离故国的学友、师生那时的心境。胡适在纽约一直住到1958年4月，之后他前往台北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举一反初衷，似乎出于无奈。虽然这十年里，胡适再也没机会回哈佛任教，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一有机会，就来波士顿享受他最为怡然自得的时光，来康桥和哈佛看书会友。因此，他第三次长期寓居美国时，依然笃于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缘分、和哈佛的中国学友之故旧情谊。
8
哈佛中国校友在哈佛建校300周年校庆时捐赠的赑屃座大理石石碑，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哈佛园内矗立。我刚来求学，穿过校园时就注意到这块石碑，立览碑文，肃然起敬：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系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系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之矣！哈佛约翰先生于三百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士顿市，嗣在剑桥建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也，大矣。
令人惊喜的是20世纪初的30多年里，哈佛培养的中国学生竟多达千人。可那时我并不知晓，碑文实出胡适之笔。时至今日，胡适来哈佛任教已有70多年之久，石碑也历经新英格兰多年风霜雨雪的洗刷和侵蚀，但是碑文依然清晰可认。现今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中国校友的数量和中国学生的规模与那个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请中国学者来讲中国思想史似乎默然而成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1944年秋，胡适在哈佛第一次开《中国思想史》一课，而不久前，汪晖受邀来东亚系客座讲同样一课。这正如碑文的结语所言，“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广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可以说是践行了胡适当年期许的愿景，令今天的学子扪心有慰，深感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