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即将翻过最后一页的时候，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教会大学史研
究中心举办的“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16日至19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台湾、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位学者荟聚一堂，共向大会提交论文30余篇，分别从不同侧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方法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近代科技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科技传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之一。如何评价近代科技传播过程中中方的地位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有美国学者认为，近代科技传播主要是由西方传人中国，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由东方传到西方的。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既有被动，也有较主动的时候，中方不是完全的被动。传统的东西也不是一下子被改变的，许多改变则是中方主动选择、适应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踏上特殊的近代化道路的，而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则是这种演变的缩影。另有学者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看待传统，分析传统中缺少哪些现代成分，指出缺少科学精神是传统的一重大缺陷。时至今日，仍面临从缺少科学的文化向科学文化转型的任务，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合流是一个必然趋势。
关于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及中国的反应的阶段问题，有的学者从总体上作了如下划分：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至1757年乾隆禁教为第一阶段，从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至190。年为第二阶段，本世纪前20年及五四时期是为近代科学的全面移植莫定思想和物质基础为第三阶段。有的学者以为在这三个阶段之前应还有一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史地知识的引进和更合理的世界历史观念的输人以及中国有识之士对这些知识和观念的吸收采纳的独特阶段。
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是多样的。有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传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且因组织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如广学会体系、内地会体系等。有的学者则以近代博览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透视点.从一个新的侧面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认为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从玄奇到邦交再到商利和文明交流的若干阶段。随着时人对博览会社会功能认识的逐步加深，开始以博览会作为传播科技和文明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无可置疑，近代科技传播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与会代表从纵的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段进行了考察。有的学者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传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的科技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政治产生了变革性的历史影响。有的学者分析了西方现代化和近代西方科技译著对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影响。对于“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效应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赛先生”主要体现在思想方法上而不在科技上，后来则走上整理国故与国史辨之途。
另一些代表则从横的社会层面对近代科技传播的影响予以分析。有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给生活方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经济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与发展促进了发明创造，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创造了一批名牌产品.增强了民族工业与外资工业的竞争力，是民国时期经济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民国时期科技及其应用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其在华企业。另有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是近代中国文化递进擅变的关键因素之一。
还有些代表细致分析了某些具体学科技术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近代西方矿冶技术知识的传播不但促进了中国矿冶业本身的发展，对外国的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亦对长期以来为封建势力所固守的封闭、僵化的思想文化藩篱造成有力冲击。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实验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农业教育的改革，引进了大量的优良物种、农业机械，并指出西方近代农学的传入在观念层面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士不习农”的旧观念，引人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二、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传教士在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对这一问题，会议首先就传教与科技传播的关系热烈地展开讨论。不少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来华新教传教士是输人西学的主要群体。对于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实用知识”的主观动机，有的学者认为科技传播是传教士借用的一种方式，宗教上的目的仍是基本动因。他们大力引西学入中国的原因在于对中国人给予的“夷狄”身份的不满和为消除中国人从文化上对他们的蔑视，从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的权威。但也不排除以下因素，即传教士在极力向中国传播所谓“宗教真理”的同时，也从传播科学真理的角度出发将实用知识介绍到中国，并认为这两种“真理”都属于基督教文明的范畴。
一些论文从实证的角度对艾约瑟、颜永京、傅兰雅等传教士作了个体考察。有的学者认为艾约瑟是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中比较杰出的一位，他译介的一套16册《西学启蒙》在近代科技传播史上具有积极的影响。颜永京则是圣公会乃至中国基督教会早期最优秀的教牧之一作为文化大学和圣约翰最早的自然科学教授，他被视为第一个把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人。
近代来华传教士所推行的文化传教表现在多个方面。有学者通过对“文华”的个案研究，考察了教会学校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关系。指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学等现代图书馆事业是由韦棣华及文华大学首先引人中国的。基督徒与教会学校创办了近代中国的第一座新式公共图书馆、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和第一所图书馆学专门学校，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早期现代化。还有学者比较了近代外人在华两类教育即西方传教士在华办理的教会学校和日本侵略者在华经营的殖民学校的异同。认为教会学校的办理在中西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客观上有利于西方近代科技和各国文明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某些真正属于教育范畴的“途径”或“渠道”的功能。而日本的殖民教育则完全显示出残害中华学子的社会成效和毁灭中华文化的实际后果。另有学者还考察了长江中下游部分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及教会大学所倡导的新体育运动的情况，认为新体育运动是随着近代西方殖民者人侵中国而带来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与传统体育相比，具有竞技、对抗、强身为一体的特点。其引人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增强青年体质，改变社会观念以及促进妇女解放运动等多个方面。
三、西学东渐与各学科技术的引进发展
从各学科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加以具体考察是本次会议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在物理学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近代物理学并不是古代物理学的直接继承，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国对科学知识的探讨胜于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追求。作者进一步阐述近代物理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学科，它所引起的思想方法上的变革尤其是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在化学方面，有的学者分析了近代化学发展轨迹并对中西化学科技思想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经验性和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系统阶段。理论系统阶段的理论基础、方法、科学规范基本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化学与西方缺少可比性。作者转而将中国古代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予以比较，对中国炼丹范式未能走向近代化学的原因作了剖析。
在近代造船业方面，有学者认为引进西方技术建厂造船、创办翻译馆出版科技译作、创建船政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学习西方造船技术的三条有效途径。在近代海军教育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是随洋务运动而兴起的，是“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还通过对福州船政学堂的具体考察，指出近代海军教育不但培养了各种专业人才，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且对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评价与思考
以“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为视角来进行学术探讨，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开拓，与会代表对此进行了讨论。有学者认为现在处于文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中，在这个时候对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有的学者谈到80年代我国科技史研究曾经一度高涨，但那时主要是研究中国科技为何落后于西方。现在从科技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多个方面来研究，将会使这一主题的研究更深人一步。另有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认为过去我们一直偏重于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科技史研究是薄弱环节，现在将视角扩展到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会大为拓宽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围。同时，从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来看，国内的改革开放与国际上的激烈竞争都有赖于科技的发达。若能将科技传播、文化交流的影响、过程、内容及手段等研究清楚，那么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大有裨益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本次会议荟聚了各学科的学者，这将有利于多学科的联合。
部分学者就历史研究与科技史研究的关系展开讨论。有学者认为，过去历史学者与技术专家的合作不够.历史学者从宏观上研究，注意的是科技传播的社会影响，不大注重细微的技术演变；技术专家作科技史研究又易过分注重微观的技术考证，而难以放眼大观。强调技术史不能与史学分离，技术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历史的背景。有的学者认为本次会议有众多技术史专家参加，体现出科技史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联合倾向，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并建议今后应加强这种联系。这一讨论实际凸现的是历史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人文学科内部还存在于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对这一扩展性议题，有的学者认为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能够从多角度分析问题，也有利于借鉴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但有的学者认为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多学科作一些整合作为方法是可以的，但整合到没有特点也不行。
有的学者还就历史研究的态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近代史研究中有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研究什么拔高什么，这在研究人物中表现特别明显，在研究事件中也有此倾向，应该力戒这种弊病。溢美、贬低都不符合历史学科求历史真相的使命。这一意见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共鸣。这表明在史学界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学术规范还巫待加强。
在这次会议上，从事教育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和技术史等领域研究的众多学者运用多种方法、从各个侧面对“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命题进行深人地探讨，取得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有些论文通过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对历史现象予以发掘，有利于本领域研究的深人。同时，代表们也感觉到对科技传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的问题有待研究。我们相信，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随着研究的步步深人，一定会出现更多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12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云嘉南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