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古徽州的歙县是徽商的靛要发源地，掩映于山水之间的徽派民居、祠庙、牌坊和园林原本是徽商经营成就的结晶。论及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非得官吏上奏、朝廷批准，不得祖建。但在歙县棠樾村东的大道上，却有七座明清时期的牌坊竟然而立。在一个小小的山村。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牌坊？
棠樾村的先民确有不凡的历史。棠樾村大约在唐代立村，以鲍姓为主，历代以来，英才辈出。元代学者鲍元康，明代的工部尚书鲍象贤。清代大盐商鲍志道、鲍漱芳父子等等，仕商二途。均可称道。七座牌坊，三座为明代设立，四座为清代所建。清代牌坊之中，有一座为“乐善好施坊”，是为大盐商鲍志道、鲍漱芳而立。
与大富大侈的众多盐商不同，鲍志道及其子鲍漱芳虽拥资巨万而尚俭去奢，在大量的朝廷捐输而外，还在地方公益及慈善救济事业方面付出了巨额资金，堪称为中国古代“义商”的表率。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曾大大褒奖牌坊的主人鲍氏家族，称其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
白手起家，获任总商
鲍志道，字诚一，自号肯园，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是安徽歙县棠樾村人。鲍志道属鲍氏宜忠堂这一支系，共祖上鲍象贤曾任明朝兵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历官著绩。但到志道时，家道已经中落。志道七岁时上村中私塾读书，后因家境困炅，到十一岁时不得不离家外出从商。
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脉，志道开始只好在江西鄱阳一家小店铺当会计。他手脚勤快，悟性很高，深得店主欣赏。会计簿记直接反映着商户的经营流程和资金进出。经过几年的磨砺，志道对于经商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1763年，志道来到东南都会扬州，协助一位姓吴的盐商经营盐业。因为他诚实守信，又善于管理，降低成本，获得非常丰厚。吴姓盐商因有他的帮助，几年之间大富，志道也完成了他最初的资本积累。
清代行纲盐制度，盐商例分两类，一曰场商，主收盐；一曰运商，主行盐。行盐的商人又有总商、散商之分。总商人选初由富商轮流充任，后来直接由官府指派。康熙十六年（1677年），巡盐御史赫浴在两淮盐商中公取资重引多之人共二十四名，任为总商。至乾隆年间，总商人数减少，有“八大总商”之说。总商总领盐引，率一般运盐商人行盐并向官府纳课。普通运商称“散商”，须向总商购买窝单，经由总商具保，方可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
志道在几年行盐过程中对于盐业的利润之源十分清楚。在稍有积累之后，他购买盐引，开始自主运销食盐。他不辞辛劳，加上原来建立起来的个人信誉，行盐的数量越来越大，区域也愈来愈广。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赚取了惊人的财富，也成为扬州声名显赫的大盐商。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两淮盐政使鉴于志道资重引多，又颇其声望，选任他作为总商。与徽籍“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并为盐商首领。总商虽是商人身份，享有官府授予的垄断特权，在盐政及地方事务中都有重要影响力。在管理散商之余，还需要承揽朝廷及地方的诸多事务。因此，总商虽然位高权重，坐收百万，但是对于个人之应对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志道在担任总商后，一方面积极沟通官商，协助整顿盐政，另一方面则承揽公私琐役，力图有所兴革。当时清朝行盐划区而立，行盐不得跨区，乾隆末年，福建行盐至江西与淮盐竞争，淮盐受到冲击。志道与其他总商积极与两淮盐政及福建地方交涉，维护淮盐利益。按现在的标准讲。食盐划区而销本就不合理，跨区经营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当时条件下，是违反朝廷政策的。志道的行为也得到了两淮盐商的支持。此外，食盐运销多通过水运，偶有盐船沉溺，损失惨重，个体盐商往往难以承担。志道向扬州盐商倡议：如有一船沉溺，则由众船捐赠，约定比例，定为常规。这个制度让大家可以风险共担，很受中小盐商们的欢迎。
志道对于朝廷及地方的事物，也是尽心尽力。凡转饷、捐赈、兴工等事，无不率领众商，大力捐输。盐商因享有朝廷制定的专卖特权，利润极高，但其特权之有无，却全然取决于朝廷及盐政的决断。清代的捐输政策虽是面向全体臣民，但因盐商更为富裕，自然是重要的纳输对象。总商为盐商之首，更是责无旁贷。清代扬州盐商捐输数目惊人。鲍志道与徽籍大盐商江春、洪箴远、黄应泰等人，数次捐输，动辄几十万两白银。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清康熙十年（1670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的一百余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捐输给朝廷的银两就有了3930万两之巨。
志道任总商计有二十余年，很受朝廷重视。《鲍氏诵先录》中评论说，志道“勇于任事，不避小嫌。”其宗谱《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中说，“在其间二十年，遇事划然，见可不可，自当事以若四方经由一口与之，讫其殁，无毁恶者。”然多有赞誉，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志道在当时的盐务体制下，的确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般商人难以企及的社会地位。
富而有仁，义善为先
盐商是扬州城内最为富裕的群体，其生活也最为奢侈。盐商们所赚得的巨额利润，在付官府捐课之后，并无其他的投资路径。于是，盐商们转而将大笔金钱用于回故乡盖筑亭院，或者拿来组养戏班。或者来收藏金石宇画。如大盐商汪廷璋建有筱园，汪应庚建有平远楼、万松岭，安岐善鉴书画并建有豪宅，马日琅善于诗文，江春所组的“春台班”是徽班进京的主力之一。扬州之所以文风鼎盛，也与盐商们的文化消费密不可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并非没有例外。鲍志道在扬州城大名鼎鼎，说到财富更是无人能及。但他在生活方面，却与一般盐商迥然有别。《扬州画舫录》中记载，志道虽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意思是说，虽是巨富之家，但是家里并没有雇请多少仆人，家中杂务，多由妻子儿女自己打理。家里既不养门客，也不养戏班，俭朴门风，独树一帜。
志道的妻子汪氏也是一生节伶，但她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专门在老家的祠堂宣忠堂后建了八间房屋，以为堆贮农具之用，方便族人耕作。后来又念及同宗女眷的生话艰难，特意捐资购田一百亩，取名“节俭户”，专门用来接济族中家境不好的妇女。
志道在社会公益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就方志及宗谱中的记载来看，自在扬州经商大富之后，志道在兴学、救济、河工等方面就毫不吝裔，难得的是长期坚持，一以贯之。他集合众商，创立扬州十二门义学，惠及当地。他襄助扬州的恤隆会，兴化的育婴堂，以救济社会。
歙县有两座著名的书院，一为城内的紫阳书院，一为城外的山间学院，长年失修。乾隆五十五年时，志道率先捐资，倡导同乡士绅合作重修。
歙县有一条河名曰北河，环绕县城西流到北面入江，久未疏通，因而淤塞。在遭遇大雨时，往往造成洪灾。1798年，志道独力捐资筑提改变水向，使河水冲刷淤积的泥沙，使河道得到恢复。他还出资请工人修通棠樾至古虹桥、郑村、沙溪等处的山道，通计五十余里，在交通极其不便的山区，这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生活。志道还出资建起鲍氏世孝祠，增置族田。族田所产收益一方面用于维护祠堂开支、开展宗族话动，另一方面则是用于救济族中贫困家庭，开设族中义学等事务。在清代，国家并没有设立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主要通过宗族和其他民间组织来进行。族中官绅及富商的捐资是宗族救济资金的主要来源。
在志道的影响下，儿子鲍漱芳也热衷于公益事业。在幼年时，漱芳就协助父亲进行盐务管理及慈善活动，得到很好的锻炼。在1801年志道逝世后，漱芳继承了父亲的总商职位。由于在盐政及捐输方面成绩突出，朝廷优叙封加盐运使职衔。在社会救济方面，漱芳也不输乃父。1805年，淮黄大水，漱芳倡议设厂赈济，并捐麦四万石赈济灾民。又捐银六万两疏通芒稻河，解决了扬州的水患问题。又捐银五千两疏通沙河闸及其他河道，使扬州之盐运水道因之通畅。
从不名一文的穷少年到富可敌国的大盐商，鲍志道实现了无数徽州人向往的经商之梦，也成为徽商的杰出代表。而今，扬州的繁华之梦早已消逝，但在故里的黑瓦白墙、青山绿水之间，在父子同铭的慈善牌坊上，他的财富故事在人们的心间流传。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8年，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马晓菲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