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新闻报道，讲的是我们家乡的事情，自然吸引了我的注意。6月16日，新的犹太人中心，在上海正式开张。新闻报道里还讲述了一个年轻的以色列记者迪文·巴尔加（DvirBar-Gal）在上海搜寻犹太人墓碑的故事。

上海，是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避难之所，一个吉祥之地。我们的犹太朋友山道尔是祖籍俄国而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每次提起上海，仰慕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上海在犹太人心中的独特地位，不是来自于早年犹太人哈同、沙逊和嘉道理在上海的发迹，而是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上海曾经敞开大门，庇护了在欧洲遭受迫害的近三万个犹太人。上海救了这些无家可归的落难犹太人一命，全世界犹太人从此念念不忘。尽管这些犹太人后来大多离开了上海，尽管后来的上海曾经不再那么开放，尽管我们这些后来的上海人大多并不了解那段历史，犹太人却没有忘记。

上海原来有四个犹太人墓地。城市发展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这四个墓地都消失了。可是有一些比人类尸骨更为坚固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对历史的记录。犹太人墓地的墓碑，就是这种记录。以色列记者巴尔加在听说西郊一家古董店出售的一块石碑是当年犹太人墓碑以后，开始四处搜寻。在上海郊县乡镇，他找到了近百块幸存的犹太墓碑，这些墓碑有些被用作铺路石，墙基石，有些被当成了洗衣板，阴沟盖，还有一些常年埋在淤泥里，水沟里。不能怪上海人用物不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个中缘由。当巴尔加找到这些墓碑，向主人讲述这些石块的来历以后，上海人说，这些原来就是人家先人的物事，我们怎么可以不交还给人家呢？

巴尔加说，“当我第一次把一块石头翻过来，看到上面刻着的希伯来文的时候，真是激动莫名，我找到的是很多人在苦苦寻找的先人遗物。”以后他之所以四处搜寻，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感觉到人和人“互相之间的责任感”。巴尔加为每一块发现的墓碑做了记录，公布在互联网上。随意打开一条记录，可以读到：维塔森·查尔曼，来自俄国，生于1874年，死于1947年，碑文上半部为希伯来文，下半部为俄文；材质为白色大理石，80×50公分，有破损；发现地徐泾镇；发现日期2002年7月16日。此外还记录说：这是我们正式确定这个搜寻计划的第一天发现的第一块墓碑，它在路边，靠着一堵墙。六个月后，陆仁清先生（Mr.LuRenQin）非常慷慨地把石碑捐给了我们。

据巴尔加估计，上海的犹太人墓地，原有大约3700块墓碑墓石，他现在收集到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只要你了解上海城市发展，就能理解搜集这近百块墓碑，已属不易。这些石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记录着犹太人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记录和传承，对于犹太民族有着关乎民族生存的意义。

我们的犹太朋友山道尔的妻子，曾经在上海教学和工作过。照她的观察，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有些地方很相似。我们都源于最古老的文明，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注重家庭，都崇尚勤奋和节俭，都推崇智慧和聪明。但是，我们和犹太人又有很不同的民族经历和价值观。最近两百年，检点人类文明的重大成就，犹太人的创新成绩令人肃然起敬，不服不行。从弗洛伊德、马克思，到爱因斯坦，全是开创时代的大师。以色列人发明推广的滴灌，硬是在缺水的沙漠里创造出了农业的奇迹。好像各行各业犹太人都站在人类发明创新的前沿，随时随地一鸣惊人。

这只是犹太人令人瞩目的一面，是他们将成就显示给世人的一面。在这一表象的后面，是犹太人更为深沉，更为稳定的一面，那就是他们独特的历史感。犹太人这个曾经没有家园，四处遭人驱逐达一千多年的民族，是靠着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而生存下来的。这种历史记忆，是他们的超越性终极价值的一部分。他们的六角形大卫之星，他们的服饰，他们的逾越节食物，都是他们抓住历史记忆的殊死努力。他们能够生生复活已经不再日常使用的古希伯来语，成为今天的以色列“国语”。年轻记者巴尔加在上海寻找那散落的墓碑，是这全民族努力中的一个点滴。

我们和犹太人一样，既然有悠久的历史，也就明白，历史是会消失的。不要说绝技会失传，即使是成千上万人亲历亲见的事情，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人类群落，要在历史变革中有长进，得倚仗对历史的记忆。而记忆历史，是需要作出努力的。

当听说有一个年轻的以色列记者巴尔加在我们的家乡上海寻找着残破的墓碑的时候，我不禁想，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来对待我们先人的墓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