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阿瑟·克拉克（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12.16.～2008.3.19.）逝世时，他被称为“最后的科幻大师”，“科幻文学黄金时代最后一位大师”，他的逝世被视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为他送行的是一片颂扬之声。
所谓“科幻文学黄金时代”这个提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几乎所有“黄金时代”的说法，都只是一个文学性的修辞，通常被用来建构今人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就像儒家总是说“三代以上”、“唐虞之世”一样。这种理想世界总是被建构在往昔，这是为了增加说服力（表明已经达到过），如果建构在未来或遥远的时空，虽然更具科幻色彩，对于政治论说而言却反而不够有力。
评价阿瑟·克拉克虽然不是政论，但道理是类似的——当我们称赞往昔某段时间是什么什么的“黄金时代”时，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当下已经不如那个时代了——这当然未必真是事实，通常我们只是想借那个虚构的黄金时代来说当下的事而已。“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说法应该也不例外。
那么何等样人可以膺选“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大师”呢？从科幻的历史来看，最基本的“考核指标”也不外两项——大奖和销量。
克拉克得过3次雨果奖，3次星云奖，1次星云科幻大师奖；他的近100部科幻作品据估计全球销售了2500万册，平均每部作品销售25万册。从这两项指标看，克拉克的“科幻大师”资格当然没问题。况且他还得过国际宇航协会的最高荣誉“冯·卡门奖”（1996年10月8日颁发给他的，领奖地点居然是中国北京）。
我对于克拉克“科幻大师”的称号，并不打算持什么异议。但是，比克拉克晚些时候的作家，也有很畅销的科幻小说，比如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一系列小说，比如丹·布朗的小说——他的《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都是绝对典型的科幻小说，只是现在大家通常不把他算到科幻作家行列中。这也是因为“科幻”的边界正在越来越模糊（或者可以说正在扩张）。
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小说《2001太空漫游》（2001: Space Odyssey，1968），以及另外三部一直写到1997年才结束的续篇《2010太空漫游》、《2061太空漫游》、《3001太空漫游》（他自己认为不是续篇，而是“变奏”）。但这四部《太空漫游》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拜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游》之赐。与通常先有小说后有电影的模式（亦有少数相反的模式）不同，这两部作品是同时合作创作的。克拉克对于他和库布里克的这段合作，此后多年来也一直津津乐道。
但是，比克拉克晚些的作家，也有很著名的改编电影，比如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1993～2001）、《时间线》（Timeline，2003）、《刚果惊魂》（Congo，1995）、《深海圆疑》（Sphere，1998）等等。而在与克拉克约略同辈的科幻作家中，菲利浦·迪克（Philip Dick）在这方面有着远远超过克拉克的成就——只要提起《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1）、《宇宙威龙》（Total Recall，1990）、《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记忆裂痕》（Paycheck，2003）这些著名科幻影片就够了。
也有人将《太空漫游》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相提并论，这倒是一个颇有创意的比较——这两部小说表现了科幻的两个传统（或者说纲领）。
虽然克拉克的《太空漫游》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写于1948年）创作得晚，但克拉克表现的却是科幻中的一个旧传统。这个传统中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是19世纪下半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这些作品呼唤、赞美科学技术，为科学技术向我们许诺的美好未来吟唱颂歌。这个传统标榜“硬科幻”——以有很多科学技术的细节为荣，更以能够预言某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荣。这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传统。
另一个传统，其实早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那是一个悲观的传统，着重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中有许多“软科幻”作品，因为这个传统并不以科学技术细节之多为荣。上面提到的奥威尔、迪克、克莱顿，甚至丹·布朗，都是后一个传统中的重要作家。
克拉克的作品，基本上一直停留在旧的科学主义传统中。他自己也以此为荣。
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很容易找到。在前后写了30年的《太空漫游》四部曲中，他写过许多篇序、后记、题记之类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他反复提到自己小说中某些与后来航天事业吻合的细节，深以为荣。这些细节，归纳起来其实也就是三件琐事：一、飞船阿波罗十三号出故障时宇航员向地面报告的语句，与他小说类似情节中的语句非常相近；二、通讯卫星“棕榈棚B2”发射失误的情节，与他小说中的某处情节类似；三、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木星的一连串画面，与航海家号宇宙飞船所拍摄的画面“其相似之处令人拍案叫绝”。
这些细节上的吻合或相似有多大的科学意义，是另一个问题，但反复提到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克拉克心目中的价值标准——在这些序、后记、题记之类的文字中，能解读为后一个传统的内容，连只言片语也找不到！
对外星文明持何种态度，也往往可以视为上述两个传统的试金石。那个陈旧的、乐观的科学主义传统，更愿意相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的纲领下，则对外星文明表现出更多的警惕性和防范心理，认为出于资源争夺的基本原则，外星文明更可能是侵略性或恶意的。对待外星文明的这两种态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近年史蒂芬·霍金主张人类不应该主动与外星文明交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可以视为上述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纲领的新表现。而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则坚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人类应该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那样投入外星文明的怀抱。正如1994年库布里克给克拉克的贺词中所说的，克里克笔下的外星文明“或许会扮演神一般的父亲角色，或甚至像教父一样地对待我们”。
这样看来，克拉克确实是那个科学主义旧传统“最后的大师”。
因为早在他写作《太空漫游》之前的年代，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科幻作家，都已经告别了克拉克所表现的科学主义旧传统，或者说抛弃了克拉克所采用的旧纲领。库布里克的影片《2001太空漫游》，虽然是和克拉克的小说同时由他们两人共同创作的，但这两者并未相互成为对方的翻版。从影片看，也不像旧传统的产物。即使是被旧传统束缚了很久的中国科幻创作，也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与国际潮流的接轨。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种传统或纲领有什么高下之分？你凭什么厚此薄彼？
在所谓的“科幻文学黄金时代”，这样问或许能显得相当雄辩，但是到了今天，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表现的科学主义传统来呼唤它，却迫切需要《1984》所表现的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传统来反思它。
所以，如果我们非要找出一个“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话，这个时代也不能找克拉克来做它的代表。
最后，关于《太空漫游》四部曲，有两处细节给我印象深刻，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一是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钱学森居然是一个重要角色。《2010太空漫游》的第二编标题就是“钱学森号”——这是一艘宇宙飞船的名字。但钱学森在《太空漫游》中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例如，《3001太空漫游》第四编的第26章标题是“钱氏村”，在书末所附的“资料来源”中，赫然列有“钱氏村”条目。克拉克在该条目中，简要叙述了钱学森的科学成就和勋业，还回忆了他本人与钱学森的交往：他托人将他签名的《2010太空漫游》和《2061太空漫游》送给钱学森，得到的回馈是一套《钱学森文集：1938～1956》（科学出版社，1991年）。
二是克拉克晚年强烈的自恋。他反复谈论他小说中的三处技术细节与后来航天科学的发展有所吻合，已经显得相当自恋，但他还有更为自恋的调调。
例如，他在《3001太空漫游》序中说：“让我又惊又喜的是，我发现《牛津英语大辞典》从我的书里引用了超过66处，用以解释某些字辞的意义与用法！”这番统计工作让克拉克有点得意忘形，他接着说：“亲爱的《牛津英语大辞典》，如果你在这几页里发现了什么可用的例证，再一次的——别客气，尽管用！”
又如，在《3001太空漫游》末尾“最后的感谢”中，克拉克感谢一家酒店的老板为他写作提供了套房，但“或许更令人鼓舞的是入口处所悬挂的牌子”，因为牌子上罗列了光临该酒店的卓越人物，包括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电影明星格里高利·帕克、费雯丽等等，最后他告诉读者，“我很荣幸看到我的名字列在他们之间”。
载2013年3月31日《深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