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份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之一，是所谓“火星一号”计划。月初荷兰一家私人公司宣布面向全球招募志愿者，准备2023年发射飞船向火星移民。在媒体的报导和渲染下，全球有8万余人报名，其中中国约有万人。随后新的消息出现，表明“火星一号”计划迹近骗局，荷兰公司也改口宣称计划难以实施，但报名费无法退还。

这场小小闹剧，虽然没有造成多大危害，甚至可以说是无伤大雅，但它却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现场课。

要想从这堂现场课中获益，需要稍微动一点点脑子，请容我从头道来。

在这场闹剧的发展过程中，国内媒体的表现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热情讴歌。许多媒体在闹剧之初都是这么做的（包括最大牌、最主流、最强势的媒体）。具体内容，一是翻译、转述荷兰公司网站上的公开资料，这当然是正面宣传“火星一号”计划的；二是采访热心的报名者，让他们谈对科学的热爱、对宇宙的好奇、自己的航天梦等等，这部分内容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连篇累牍，轻而易举。

　　第二种，在热情讴歌的同时，照顾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一些媒体在闹剧开始一段日子之后，逐渐报导了一些专业人士对此事的质疑。

　　第三种，当此事的骗局性质明朗化之后，发一条小消息了事，此后不再涉足此事。

　　第四种，当此事的骗局性质明朗化之后，连否定自己先前热情讴歌的小消息也不发。

　　第五种，当此事的骗局性质明朗化之后，仍然继续赞美那些上当受骗者——这样也就间接为自己先前的讴歌报导作了辩护。比如“每个人都有追求，我喜欢航天，我有航天梦，我愿意为它埋单”，或者说“即使火星一号计划被证实为一场商业秀，也不能因此嘲笑报名者的航天梦想”。

以我见闻所及，没有一家媒体越出上述五种情况之外——比如在闹剧一开始就明确表达出对此事的质疑。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固然“不能因此嘲笑报名者的航天梦想”，但媒体是负有正确引导公众之责的，它们“不能因此”就免于反思和自我检讨的义务。

我当然不是想在这里对媒体进行指责或追责，我是想义务帮助媒体总结经验教训。我想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闹剧刚开始时，是什么东西妨碍了媒体对它进行质疑？

也许有人会说，媒体又不是航天专业机构，你怎么能苛求媒体有能力质疑此事呢？不错，媒体确实不是航天专业机构，但媒体完全可以去采访和请教航天专业机构的专家呀！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在对此事的第一波报导中，采用的不是荷兰公司网站上的宣传材料就是报名者的访谈，几乎没有人想到去采访航天专家或天文学家。

在第一波报导中，倒是有一家媒体采访了我。我勉强可以算“前天文学家”，还有一点天文学和航天常识，所以对“火星一号”计划发表了完全质疑和否定的意见。但是当时那家媒体正沉浸在讴歌这一计划的激情中，将我的意见阉割得支离破碎，在整整三个版的热烈讴歌赞美中，我的意见只在最后的角落中出现了两句话。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对“火星一号”计划发表了完全质疑和否定的意见？不是我有多高明，而是因为这个计划明显违背现有的科学常识。

“火星一号”计划宣称，要在2023年派遣四名志愿者前往火星移民——注意，是“移民”，不是“登陆”。而且该计划明确宣称，这四名志愿者去往火星是“单程票”，即到了火星就不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需要在火星上建造起一个能够让人类长期生活在其中的封闭空间。且不说这样的空间在地球上也还只在实验阶段未见成功，更大的问题是，这样的生活设施如果先在地球上建造完成，必定体积和重量都极为庞大，远远超出人类目前拥有的行星际运输能力。如果到火星上现场建造，难度更是无法想象：原材料和施工机械以及器材如何运往火星？谁去建造？要知道火星上的大气不是人类可以呼吸的，难道要这四名志愿者穿着宇航服在火星上施工吗？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火星上的重力只有地球上的三分之一，人类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能适应吗？身体会不会发生问题？又如，那个维持四人长期生活的封闭空间的能源问题如何解决？以现有的航天技术，飞船携带的能源必定绝大部分消耗在航行中了，难道火星上有现成的核电厂吗？

以人类现有的航天能力和技术手段，“火星一号”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十年是很短的时间，十年后能将上述种种困难完全克服吗？现在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前景。所以我当时就预言，这个计划会流产。

现在我们就要接触到现场课的核心了——为什么媒体在闹剧之初没有想到去采访航天专家或天文学家？多半是因为它们当时未意识到有此必要；那么为什么媒体当时未意识到有采访专家的必要呢？那是因为——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对科学技术是仰视的，是“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科学主义天然排斥一切对科学的质疑。而“火星一号”计划是“航天”，当然是“科学”得不能再“科学”了，所以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媒体，必然一见到它立刻就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了，它们在见到这个计划的第一眼时，就对自己说：我爱她！我要赞美她讴歌她！这种爱的冲动，当然不需要去采访什么专家，只有采访和自己同样冲动的报名者，才能够得到尽情的表达。

所以，那些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媒体，在对“火星一号”计划的第一波报导中，实际上是“主题先行”的，它们即使听到了“前天文学家”对此事的质疑，也不想让这种质疑的声音妨碍它们表达对“火星一号”计划的倾情爱慕。于是它们忽视了科学常识，违背了科学常识，为一出闹剧当了义务宣传员，结果使自己蒙羞了。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媒体，下次再遇到类似事件时表现得好一些呢？

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反科学主义”。

反科学主义不再对科学仰视，不再对科学“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而是力图正确地看待科学。反科学主义对科学技术本身，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滥用，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戒心。反科学主义还非常重视科学争议中的利益维度，对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抱有高度警惕（而科学主义则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争议中回避或忽视利益维度）。

这里特别要指出，对于当下种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争议，利益维度经常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考路径。例如，在转基因作物争议中，主张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几乎全部是可以从这种推广中获得经济利益的集团或个人；而反对转基因作物的，通常都不可能从这种反对中获得经济利益。那么争议的两造谁更干净一些，谁更可信一些，就比较清楚了。类似的，在“火星一号”计划闹剧中，谁都知道对宇航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该计划却采用“海选”的方法征集志愿者，而且门槛极低，同时要求交报名费，这就明显露出了敛财的痕迹。仅仅注意到这一点，这个计划就非常可疑了。

到这里，这堂现场课就可以结束了。我们看到，科学主义会使媒体作出违背科学常识的报导，而反科学主义却能够帮助媒体报导更好地符合科学常识，帮助媒体正确对待科学技术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争议。

载2013年5月29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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