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长篇小说的年产量突破千部以来，我便退出了读者的行列。理由很简单：没有那么多时间。虽然报刊上常有各种“排行榜”推荐当年的新作，评论家的推荐词还写得“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按图索骥买来试读，却像轻信了电视购物频道的广告一样大失所望。上过几次当后，我便不再相信真有“狼来了”。话虽这样说，我最近还是认真读完了两部小说，读后还有些感想要说。两部小说是晓风所著的《弦歌》与《儒风》，都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近年的出版物。晓风即肖瑞峰，是一位专治唐宋文学的学者，后来出任某大学校级领导，但仍是“双肩挑”的教授。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是大学教授，所以我称之为“‘教授写教授’的小说”。
“教授写教授”的小说堪称希有品种，原因之一是“教授写”小说的寥若晨星。相传五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有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句话对那些怀着作家梦奔进中文系的年青学子无异当头一棒。待到他们惊魂初定，开始接受学术训练，便一步步朝着学者的身份前进，而与作家渐行渐远。等到读完博士留校任教，他们便成为教师们的复制品，埋头书斋，专心泡制论文和学术著作。至于文学创作，当然被视作不务正业，这在大学的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评估制度中都是明文规定的。这种情形并非中国大陆所独有，台湾的余光中教授曾戏拟一封给莎士比亚的信，说所在大学拒绝邀请莎翁前来讲学，理由竟是他“没有著作”，因为《哈姆雷特》算不上是“学术著作”（余氏用谐音戏称为“瞎说猪炸”），只有《哈姆雷特的心理分析》乃至《哈姆雷特脚有鸡眼考》才算是“学术著作”，可见两岸的情形大同小异。既然如此，民国时代的教授中活跃着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等身影的情形，也就成为前尘影事了。
原因之二是“写教授”的小说很难成功。对小说这种文体，“题材决定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古人的说法，小说本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才是最合适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活色生香，写进小说自然引人入胜。假如以一位高僧为主人公，他隐居深山，远离朝市，生活就是黄卷青灯、晨钟暮鼓，内心则像没有一丝微澜的古井水，那样的小说有什么可读性？教授虽然也居住在红尘市井，也难逃柴米油盐的烦恼，但他们的主要生活毕竟局限在大学校园这座象牙塔内，不免单调乏味。如果说以市井小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最有趣，以得道高僧为主人公的小说最无趣，那么写教授的小说肯定离前者较远而离后者较近。汉人枚乘在《七发》中写吴客为了引导楚太子移情换性，分别对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畋猎、观涛和哲理进行刻划、渲染，作者的本意是逐层跻攀，渐趋高潮，结果却成了虎头蛇尾：前六者都写得汪洋恣肆，生龙活虎，惟独第七点“天下之要言妙道”却是浮皮潦草，虚晃一枪即草草收兵，正出于同样的道理。春秋时代的魏文侯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欲睡。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当代人阅读“写教授”的小说，其感受大概与魏文侯听古乐相去不远。
一切事物皆有特例，人们常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达尔文就曾在某海岛看到白色的乌鸦。同样，钱锺书的《围城》虽是“教授写教授”的小说，却写得趣味盎然，引人入胜。晓风的《弦歌》、《儒风》虽与《围城》风格迥异，但也相当有趣。二者的原因如出一辙：《围城》中的教授们形形色色，鱼龙混杂，“三闾大学”的校园虽小，却颇似一个缩微的复杂社会。《弦歌》、《儒风》所写的“东海大学”则变本加厉，已经形同江湖。借用书中的经济学副教授沈健行之口，“有多少学者的形迹已经接近江湖人物了呀！岂止经济学科，其他学科不也都与江湖无异吗？一些学者演讲前的开场白，不厌其烦地自吹自擂，这和江湖中卖狗皮膏药的下三滥角色有什么不同？还有的学者心胸狭窄，唯我独尊，对异己者不遗余力地加以围剿，这和江湖中的门派之争又有何区别？更有个别学者媚上欺下，在达官权贵面前卑躬屈膝，在普通民众面前则装腔作势，这不活脱是江湖中那些学艺不精，却因依附豪门而浪得虚名的高手的做派”？我相信，假如《围城》所写的不是“三闾大学”中滥竽充数的假教授，而是西南联大的真教授，恐怕难成著名的小说。我也相信，假如《弦歌》《儒风》写的是一所货真价实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可读性也会直线下降。
大学并非世外桃源，但相对而言，大学校园仍是现实世界中比较洁净的一个角落。大学里当然也有种种丑闻，但与政界、商界相比，毕竟其“烈度”要低许多。倒不是大学里人人守身如玉，而是大学掌握的资源、权力较小，“老鼠尾巴上害疖子，出脓也不多”。以经济犯罪为例，如有某位教授从科研经费中虚报数万元中饱私囊，或有某位院长从院系小金库中贪污十万元，一经揭露，就会成为校园里的特大新闻。这要让政界的“小官巨贪”知道了，肯定要笑掉大牙。再以权色交易为例，大学里当然未能绝迹，《弦歌》《儒风》也并未讳莫如深，但试读书中的相关细节，比如为了应付评估组的五位男性专家，东海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派出五位美女联络员来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但是在整个评估过程中，双方仅在宴会之余的歌舞场合有点打情骂俏，简直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如体育学副教授田本纯带着一个本系的小美女出差，在酒宴之后仍能拒绝后者的主动献身，简直是柳下惠再生。我觉得这些情节稍有美化现实之嫌，但尚非粉饰升平，只是身为校领导的作者心有顾忌，故笔下稍为留情而已。相对而言，像张者的《桃李》那样把大学校园里的男女关系写得像政、商两界同样的污糟，便未免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了。
从表面上看，《弦歌》《儒风》是针对当今大学种种弊病的讽刺作品。《弦歌》由四篇中篇小说组成：《开局》写一位刚入职的“青椒”的窘迫情状，《岗位》与《职称》分别写两位副教授谋求升职的曲折经历，《第三种人》写一群女博士的困惑处境。《儒风》由五篇中篇组成：《回归》写一位校长卸任后的遭遇，《换届》《课题》《发票》《评估》则从题目就可看出其性质属于“问题小说”，具体内容都是当今大学里的不正常状态。然而作者的本意绝非讽刺。《弦歌》的后记中声明：“我试图以此来折射现代教育管理体制下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处境，展示他们面对重重压力的困惑与无奈，同时也表现他们在困惑中的坚持、无奈中的奋争，以及心灵深处对大学之道的守望。”我相信这不是晓风为了免遭批判而事先挂出的免战牌，而是他发自肺腑的创作意图。试看《职称》中的中文系副教授张有忌，他全心全意地投入教学，在学术研究上坚持“文章不著半句空”，对职称也比较淡泊。如用正常的价值观来评判，他真是一位好老师。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他必须立刻申报正教授，否则不但会失去各种好处，甚至会落到卷起铺盖走人的结局。再看《课题》中的田本纯，是一位出色的长跑教练，他尽心尽力，把东海大学的学生长跑搞得轰轰烈烈。作为一位体育教师，这不是非常称职吗？可是为了晋升职称，年近半百的田老师必须申报“课题”并发表论文，于是他被迫找熟人，拉关系，请客送礼，找人代笔，交版面费，无所不为。田本纯的遭遇，说是“逼良为娼”也不为过！
《围城》中的某些教授丑态百出，主要归因于他们人品不端，例如李梅亭、韩学愈之流，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是龌龊小人，怪不得环境或制度。《弦歌》《儒风》中的教授就不同了。他们本是一群淡泊宁静的书生，否则早可“下海”（商海或宦海皆可），不会留在校园里自甘清贫。但是在管理体制与社会风气的双重裹挟下，他们纷纷在浮躁的泡沫中险遭灭顶之灾。《弦歌》《儒风》中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正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但作者下笔之时，心里一定浮现出许多身边人物的身影。作为读者的我，也在其中恍惚看到不少熟人的身影，从而感慨倍增。《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叹息说“一代文人有厄”，说明吴敬梓对匡超人之流的主要情感并非憎恶，而是惋惜和同情。我读《弦歌》《儒风》，也有类似的感觉。晓风在《弦歌》后记中说：“我的小说创作不可能改变什么，但也许有可能让同路人悟出点什么。”这让我联想到王瑶先生的两句名言：“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正如加缪所言，尽管西绪福斯推向山顶的巨石一次又一次地滚落，但他是幸福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