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的关系，被历史的书写者记录在案的对日主张，条约、声明、协议、宣言无一不是历史事实的写照，只用不同的理论叙事，历史的天平将倒向其中的一方。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一个是被宣布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一个是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开始。

一、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过以下主张：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

1931年11月7日，中共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于形势判断，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

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

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说：全中国的民众们!日军侵入华北，造成了居民的整批被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因为蒋介石、张学良等的不抵抗与投降，因为他们对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使中国士兵大批的死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国民党帮助日本更进一步的屠杀，同时他们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斗争与组织武装的义勇军。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来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中国民众面前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 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响应这个号召，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1933年1月26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给满州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州的现状和我们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满州群众运动现阶段的总策略方针在此体现：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1934年10月-1935年10月，为长征时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8月1日，《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苏联的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到中国。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以上是九一八以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走过的路径，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就是中共强调十四年抗战史观的过程。

二、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国民党公开发表过以下主张

1931年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的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

1932年1月28日，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主要内容是：

①中国及日本当局自1932年5月5日起，确定停战。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

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留驻其现在地位。

③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④为证明双方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

1933年5月31日，中日《塘沽协定》。主要内容是：

①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②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③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④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6月5日，中日《秦土协定》。主要内容是：

①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

②解散排日机构，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

③（对日）表示遗憾，并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

④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

⑤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

⑥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

　　⑦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⑧察哈尔省〔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⑨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⑩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

《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6月9日，中日《何梅协定》。《何梅协定》的主要危害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11日，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1、道歉；2、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3、取缔抗日团体。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正式要下决心抗日，也说明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彻底失败。

《自卫抗战声明书》八年抗战开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国民党政府第二天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八年抗战正式宣告开始。而正式对日宣战，已是四年后的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

八年抗战叙事，强调了国民政府的唯一合法性，抗战开始是由国民党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胜利结束也是由国民党政府的授权全权代表执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是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也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与协议。权衡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是在客观上否定了中共九一八事变以后，宣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说。

抗战的主导之争，书写者记录在案的条约、声明、协议、宣言无一不是历史事实的写照，条约、声明、协议、宣言无一不在曝光其当时的真实算计。任何的权宜之计都将会造成政府的信誉与威严受损，任何一个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不试图通过经由解读历史来操弄民族感情的，历史在理论的叙事下展现出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