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责任是什么?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答的出来，极左、极右者就更别提了，极左还在斗争的世界里阐述着阴谋论，极右则在竞争的市场中夺得他人的财富，忙的热火朝天。极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从未有过实践成功过的理想虚无主义的思想，强加给社会，且不能质疑。极右盛赞这个政左经右的制度，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夺得他人财富的方法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自由的市场中，肆无忌惮的夺得他人财富而不受约束。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国家的目的则是国家交付给政府的责任，也就是说国家的目的不是用国家的资源和人力来创造奇迹，固然有很多的奇迹是国家创造的如科学探索太空等，但生存在这个国家社会中的人民，先要能享受到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观察政府是否在朝着国家的目的前进，就会对以下的观念，重新认识，这些观念都在扭曲国家的责任。

1.英雄与模范的困境

提倡英雄与模范遇到了理论上的困境。虽然，报纸上一直对虚无英雄的行为进行着抨击，但对如今是否需要英雄却讳莫如深，既想夺得道德的高地站在英雄身旁成为伟人，却无法对树立英雄提供合理的支撑。因为，提倡英雄是因有动乱和战争，鼓舞士气的宣传需要。目前和平为大势所趋，防止战争和动乱才是第一责任。提倡与宣传英雄，就要时刻防止个人依道德行为来实现英雄壮举，为国家带来灾难。问题出在，英雄的一套伦理与道德是在社会的动荡中形成的，提倡与宣扬英雄主义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现实中完美的英雄，这几乎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你无法知道个人的想法并加以控制。只要翻开历史就知道，个人的英雄行为引发的灾难数不清，完美的英雄都是后人赋予的。

模范如今也是陷入了困境。要知道，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经济。提倡与树立模范，需要面对的是，在自由市场竞争的前提下，优胜略汰是市场规则，树立劳动模范是鼓励劳动者去赢得奴役，还是鼓励资本家的剥削光荣。

2.爱国之“鹰”

诸多的鹰派已成害国之“鹰”，国防大学乔良将军关于“中美博弈下的中国大战略选择，中国为什么搞一带一路”的文章，就是一个阴谋论的大杂烩，将金融小说的情节放入自己的文章，成为阴谋论的依据，为民树立外敌。戴旭大校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中，有一段牛二式的论述，戴旭大校对美国军官说“不怕同美国作战，他可以牺牲掉沿海城市。”问题牛二还是用自己的命来博，可戴大校却牺牲的是我国的沿海城市，大言不惭的谓之，回头可以重建，还问美国军官如何办，居然获得了满场的掌声，不知道牺牲别人，而获得鹰派的称号有何正义，这还是核心价值观的百场宣传会场上。我国的罗援将军更是以“南海，十问美国防长卡特”一文，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个阶级斗争的思维开局，却不知道现在今夕何夕，国家的目的早已变成了，是为了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而罗援将军则以为政府的责任还是带领人民搞阶级斗争，而非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

3.虚假“自由主义”的逻辑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已经蜕变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金融的逻辑、经济的逻辑市场的逻辑等充斥社会，张维迎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他们偷换了权力和权利的概念。宪法是国家与公民签订的契约，政府是公民与国家交付的管理国家的执行者，政府管理国家获得的就是契约赋予的可执行的权力。权力的边界是被权力侵犯者可以依权利而制止，即个人的权利保护，这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权利法案的重要，社会在进步，政府的权力也得适应社会的变化，而非对权力上枷锁，并非用公民的权利为政府的权力上锁。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两大天敌，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为反对的原因。限制国家权力，不提公民权利，只是强调市场逻辑和市场道德，没有比现在的制度更好的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结合。更为奇特的是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抨击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是影响竞争的重要因素，完全把国家的责任抛在脑后，连资本主义都不如。

4.既得利益者及其帮凶

社会上都在说，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却不知道阻碍改革的是上下的互动与共识。极左与极右都在阻碍改革，这是由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即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处于这个奇怪的二元体，非黑即白。西方的社会哲学，是要市场自由经济与社会责任相匹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这一哲学的受益者。而在中国却是市场自由经济与政府能力相结合，极右派和极左派都选择了中国的处世哲学，放弃了社会的责任。极右派原指望政府不干预市场，却得到了意外的惊喜，即没了政府的干预，也没有社会力量的阻挠，更不用承担社会责任和维护社会利益，得到了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为宽松的市场自由。国家得到了GDP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羡慕不已的经济实力，却将长期发展的社会责任交给下届政府，三心二意的故意忽视社会的责任，并打压社会团体、NGO等组织，因为这些组织都将会抗议和阻止血汗工厂、污染企业和黑心公司的存在，也会采取社会运动抵制两极分化。而极左派则望着奇迹，树立着侵略者的形象，手握着阶级斗争的刀，只要有可以制造出的敌人，让其能斗得其乐无穷，才不管增长来自何方和谁受到伤害。极右派和极左派各自的实现了自己的预言，市场的逻辑和市场最道德与集体总统制和贤能治理，大行其道完全不见了社会的责任，选择了故意的忽视，却赢得了自我预言的实现，却用这两个奇怪的结论，向着西方世界宣示着他们的衰败。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形成了官僚集体主义，即国家掌握着生产资料，官僚只是实施管理功能，而不能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的特权和权力是与生产资料这一全民所有制形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改革将会触动这块蛋糕，因此他们全力捍卫着这一所有制形式。这就引出来三个矛盾：1.官僚只拥有事实上的占有生产资料，而非法律上占有生产资料，如何将特权和权力传承下去，成为问题。2. 生产资料这一全民所有制形式在目前的中国现状下，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3.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却害怕私有化过程利益受损而捍卫全民所有制。官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工人阶级三者都在反对改革，只有政府把国家的目的扛在肩上，而不是创造高铁、大楼的奇迹，才能推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