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先生大概是当今学界最耐得住寂寞的学者。从《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到现在参与 “二十四史” 修订，他所做的都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极端枯燥的工作。然而他又绝不是板着面孔的学者，他爱听周杰伦，从前上课的时候总是拿一盒孙燕姿代言的统一冰红茶，将《四库提要》的错误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都觉得他超可爱。正是这份寂寞中的可爱，尤其令人起敬。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和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当年中华书局整理的情况如何，都有哪些专家学者参与了整理？
陈尚君：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历时十九年，全书出齐已经超过三十二年，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权威版本，印数最多的《史记》至今已经售出约七十万套，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台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全部翻印了点校本，称为新校本，为了别苗头，还计划组织“二十四史”新注本，可惜没有完成。
在整理“二十四史”之前，最初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吴晗，让他和范文澜一起组织校点《资治通鉴》， 1956年完成出版。同年郑振铎也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提议”。1958年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由于时间比较紧，《史记》就直接用了顾颉刚在1936年出版的《点校〈史记〉白文》的本子，赶在1959年国庆前夕出版，《三国志》在当年底问世，前后《汉书》一直到1965年才陆续完成。其中《三国志》由陈乃乾先生点校，《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傅东华先生整理加工，《后汉书》由宋云彬先生点校。总体而言，“前四史”尽管影响很大，但点校质量在“二十四史”中是较差的，尤其《史记》、《三国志》两种都没有出校勘记，对于学者利用很不方便。
在落实“前四史”工作的同时，其余二十史的工作也全面展开。1960年到1966年是整理工作的第二阶段，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与支持，点校“二十四史”成了当时学术界倾注全力的一项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老专家，具体参与的有陈垣、白寿彝、王仲荦、唐长孺、陈述、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数十人，可以说六十年代前期国内最优秀的一批学者都参与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专家们被安排集中住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全力展开工作，在人员配置、工作条件、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都得到国家各方面的全力配合和支持。“文革”开始后，整理工作陷入停顿。等到七十年代初根据周总理指示重新开始整理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分工也作了调整。这是第三阶段。原先已经开展工作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宋史》转由上海地区的高校承担，复旦负责《旧唐书》、《旧五代史》，华东师大负责《新唐书》、《新五代史》，上师大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负责《宋史》。其中也有交叉，比如历史地理部分多由复旦史地所负责，天文历法部分另有专家参与。
当年复旦负责的部分，后来似乎受到学界很多批评，包括对底本选择的质疑。
陈尚君：的确有很多批评，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和误解，可以作一些澄清与解释。首先，从北京转到上海就引起了不少问题。由于负责单位的调整，其学术和人事上的接续、协调都不顺畅。比如《旧唐书》之前在北京由陈乃乾初点，后来又转由中山大学的刘节继续，但总体来说之前的工作较为有限。新旧《五代史》最初由陈垣先生与他的两位学生刘乃和、柴德赓合作点校，工作已经有序展开。“文革”开始后情况即发生变化，1967年中华书局多次派人到陈家索取两史资料，说要另外遴选人整理，人选未定，引起一些不快。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不久，陈垣先生去世，这部分工作也转到上海了。
对《旧唐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底本的选择。据我了解，复旦最初的整理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当年的工作本还在我手里，全部用朱笔点在原书上，已经标点过半，连付排时的空行、退格标记也都做了。怎么改用岑氏惧盈斋本作为底本的，具体过程还有待调查，估计是与中华书局负责全史点校者的意见有关。从近年出版的《陈乃乾文集》、《赵守俨文存》来看，中华书局为二十四史点校出力甚多的陈、赵二位先生，对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都有很高的评价，赵先生1988年还曾发表《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长文予以介绍。我想，底本的改变是与他们的意见有关的（陈1971年去世，没有参与第三阶段工作）。复旦因为要服从工作总体规划，只好把过去的工作全部推倒重来，用惧盈斋本作为底本重新校点。这个过程是过去外界不太了解的。《旧唐书》由于历史上不太受重视，版本上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现在保存的南宋绍兴浙本残本到明代的闻人本，都是在一个版本系统中，而百衲本《旧唐书》则是根据宋浙本残卷配以闻人本影印。改换底本的考虑，可能是因为宋、明本版刻误字较多，当时认为惧盈斋本在校勘上是花了力气的，便于利用清人的成绩，也减少因版刻误字而出校勘记的数量。现在学者经过对《旧唐书》文本的比较，认为岑氏惧盈斋本并没有充分吸取《旧唐书校勘记》的成果，倒是沿袭了殿本的许多错误，如此看来，用岑本做底本就值得斟酌了。就当年的工作来说，对底本的要求远没有现在这样严格规范，比如《汉书》是用《汉书补注》作底本，现在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各本均有利弊，选择也各有成立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当时学者对底本的认识远没有现在深刻，近人也没有必要以现代学术达到的精密度来要求前贤。此次修订在底本选择上，在充分吸收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几经斟酌，改用百衲本。
二、校勘记部分太略，有些校勘记出的不太适当，例如《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山东人一条。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批评的比较多，前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讨论，中华书局的一些老编辑如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先生和当年参加整理工作的陈允吉先生等都作了发言，澄清了一些情况，基本消除了误解。当年《旧唐书》做的校点长编，因为此次修订的需要，中华书局复制给我们。我们惊讶地发现，当时校点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发现的问题很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但这些工作在最后正式出版时很多没有得到反映。这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当时要反对资产阶级繁琐考证，因此确立的原则是不改不校，尽量简洁，采取不主一本的方式，很多校记都没有被采纳。参加点校的先生曾告诉我，当时还是很怕犯政治错误。所以说目前点校本反映的情况和实际工作达到的高度并不是一回事。
《旧五代史》本身情况比较特殊，它是“二十四史”里唯一一部辑佚书，并非原本，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对《旧五代史》的研究在六十年代之前无疑是陈垣先生贡献最大。他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总结出清人因民族原因有意删改薛史原文的十类情形，删改的地方主要是为防止和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他早年还有以《册府元龟》校勘《旧五代史》的计划。六十年代初，他接手整理《旧五代史》时，曾有一个初步计划，其中谈到六点，包括引书卷数问题、附注问题、卷末考证问题、刘本多误问题、译名问题、补辑问题，但没有谈讳改问题。他的研究水平很高，但个人研究和文本整理不是一回事，在旧本基础上整理和据现有文献重新辑录也不是一回事。我想，陈垣先生无疑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陈垣先生的整理稿，后来转到复旦供点校时候参考，但目前原稿已经找不到了，当时整理的校勘长编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所以我们对于《旧五代史》点校前后的情况知道不多。清人辑本的篡改处讳改与否，复旦整理组的意见与陈垣先生的看法是否有差别，至少现在还没有反证的材料。几年前我做了新辑本，更确认此一问题的复杂性：《册府元龟》所录包括五代实录和《旧五代史》，存文也无法覆盖全部的清辑本，对清人的讳改只能改回一部分，无法全部完成。当年采用一律不回改，是明智的选择，本次修订也将延续旧例，请学者理解。对于至于清人的辑录不完整处，当年本系胡裕树先生做过补辑，但没有采用，原稿也不知道是否还在。
您治《旧五代史》的成就有目共睹，此次负责修订《旧五代史》，会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吗？
陈尚君：学界通行的权威文本的整理和个人学术研究不是一件事。我个人做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一个新的辑本，我的努力在几个方面很有收获，一是佚文的辑录较清人完备，二是史文的校订比清人精致，三是对五代实录的网罗大体周备，四是对史实的追索更为翔实。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工作。现在说二十四史是乾隆皇帝认定的文本，因此本次修订《旧五代史》，只能在清辑本基础上展开。具体说，有关清人篡改的文字，一般都不作回改；凡涉及《永乐大典》今本尚存的，在校记中会有适当的交代，但尽量不改动原文。清辑本误辑、漏辑的文字情况比较多，我们会作适当的校订，在校勘记中有所说明。
当年整理“二十四史”是举全国之力，集中了所有的顶尖学者，资源使用上也有极大的自由。现在修订在人力物力上还能达到当年的盛况吗？
陈尚君：现在有很多条件的确不如当年。当时这是政治任务，可以压倒一切，当时抽调的都是各个断代史最权威的专家组成班子，大家可以抛下一切本职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国家可以动员一切资源满足研究所需的各种条件。以复旦的工作为例，当时可以从北图把善本、胶片直接调来复旦放在办公室里看，学校把现在相辉堂旁边的300号专门拨出来供点校组使用，从事整理工作的有将近二十人，大多是资深教授。坦率地说，这次修订学术目标比当年要高，但人力、物力投入却不如当年。首先很难动员到人，我们都要上课，要带研究生，科研压力也很大，还有各种应酬，要抽出一半的精力都不容易做到。复旦已经是很支持我的工作，专门给我配了两个助手，有几间办公室可以展开工作，其他各校的条件往往还不如我们。其次，总体投入的经费较为有限，应该说目前整个修订工程从国家获得的经费与二十四史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整个项目获得的经费只有清史工程的几十分之一，比方《史记》的修订经费，还不到二十万。可以说“二十四史”点校，三十年前是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现在只是各种学术项目、工程中较为重要的一项而已，整个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也有有利的地方。第一，最近三十年来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学者们在充分利用前代成果的基础上，于专书、史实、人事、制度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当年整理的学术基础相对较为薄弱，专门史研究深度不够。第二，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保存在海外的善本都已经能够比较容易见到，可以得到较为便利的利用，如日本杏雨书屋藏《史记》北宋刊本六十九卷、静嘉堂文库藏北宋刊《吴书》二十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清孔荭谷《旧五代史》钞本，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利用这些海外善本。此外，经过近三十年来国内各图书馆所藏善本情况的充分调查，发现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版本，如《旧唐书》，湖南图书馆藏有叶石君校宋本、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都部分保存了宋本的面目，对我们的修订工作有很重要的价值。第三，现在技术手段日益发达，多数古籍都可以逐字检索，这是革命性的变化。以前要找某个词语、人名，得遍翻群书，还不一定找得到，现在只要检索一下就可以迅速完成。第四，现在学术风气自由，没有政治压力，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来分析文本，决定取舍。
当然，就我本人的学力来说，也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从文学文献转做史学文献，感觉到两者有巨大区别，正史校订尤其困难，会碰到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你都要给出答案，然后判定正误，决定处理办法。修订工作就像是检查一个人身体的每个细胞，需要各个细节都仔细推敲。从文本对校到史实比较，在大量分析后才能得到真相。
目前工作进度如何？
陈尚君：整个修订工作从2006年开始筹备，到2007年启动，已经开了三次工作会议，进度、责任基本上已经落实。其中《辽史》、《宋史》、《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已经印了样稿，计划首先完成“前四史”，从后年开始陆续出版，整个过程起码还需要五年以上。具体落实情况是，有些史由原整理单位继续进行修订工作，比如上师大主持《宋史》，复旦主持《旧唐书》、《旧五代史》，武大主持北朝四史等，有些重新选择承担单位，如《新唐书》给了南京大学，《南齐书》、
《梁书》、《陈书》给了中山大学。当然无论是过去承担过的，还是这次新承担的单位基本上都重新组织了点校班子，三四十年前参加点校的前辈，除了个别如裴汝诚先生之外，基本上不再参与此次工作。
就总体工作计划说，修订工作总则都有很详细的限定，承认正史的权威性，修订工作要把握尺度，特别强调考史和校史有本质不同，校史的目的是还原文本的面貌，而不是追究历史真相。通过流传文本和前人成果的酌取，我们积累了大量问题，今后的写定，会特别注意凡史书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脱讹衍倒而有文本依据或证据确凿者，予以补正删乙；有疑问而可备一说，但没有可靠文本依据者，则在校勘记中有所交待；属于考史方面的大量问题，一般不会在校勘记中有所体现；与修订有关的大量文本细节方面的问题，将存于校勘长编，以备记录。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希望到时可以给学术界提供大致满意的文本，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我和两位助手投入了半年的精力，做出两本样稿，共七卷，其间经过大家逐字、逐条讨论，反复修改六七次，修订办公室又组织专家开了四天审稿会，逐句审订，才大致定稿。从样稿引出后的评价看，大体还是肯定的。走出第一步后，我们对完成目标很有信心。
(仇鹿鸣对此次访谈亦有贡献)
原载《东方早报》2009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