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冬奥会开幕式睡晚了，电话长响也懒得动，再响，知有急事，惊起，是杨明兄：“王老师今天凌晨去世了，估计是最后一口痰噎住了。”震惊，伤痛，曾给我许多提携和宽容的王运熙老师，就这样永久告别了人世，告别了他所眷恋的家人、学生和学问。两个月前，我陪徐正英到医院探望，看到因为车祸引发感染住院已经两年半的老师身体渐有恢复，师母已在考虑是否回家休养。看到我们来，老师露出笑意，我给他看iPad里陈允吉先生讲复旦往事的视频，他轻轻念出了名字，给他看朱老的照片，他响亮地说：“有一点陌生。”此前很长时间已经不能发声，听到这句真相信终于可以好起来。这是我听到王先生的最后一句话。

最初听到王先生的名字，是读《天问天对注》，当时我还是农场知青。几年后进复旦读书，并以工农兵学员刚升二年级的身份报考研究生，是陈允吉老师邀王先生一起推荐，当时完全不认识。直到快要考试了，才偶然在系里楼梯口见到。研究生面试，王先生是主考，顾易生老师副考，王水照老师刚到复旦不久，负责叫号和记录。大约问了十几分钟，主要询问读书情况，涉及面很广很细，我老实作答。记得当时问中国哲学史读过什么书，我告读过任继愈的三册，第四册没找到，王先生告，第四册还没有出版。因为王先生的推荐和审核，通过考试，我被破格录取为首届研究生。后来知道，王先生对学生所求之事，认可而能办的都积极支持，以致后来的系主任有“他怎么又答应了”的烦言。

进入研究生学习，我的导师是朱东润先生，王先生因为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负责研究生基础课，主要讲中国古代史、思想史和文献学三门课。第一学年，他每周一下午到我们所住十号楼329室上课。这一届是束景南、杨明、周建国、黄宝华、马美信和我六人一室，四张上下铺，中间两张桌子，学生坐桌边记录，王先生有时坐桌横上座，有时就坐旁边角上，不计较，每次打开一练习本就开讲，态度亲切而随和，内容简切而明快。记得当时古代史要求读《史记》、《汉书》、《通鉴》，以及《晋书》或《南史》，特别说明读史既要知道历史发展的梗概，是古代文学写作的背景，更应知道史书上的许多人物与故事，成为后人写作的典故，说唐人特别喜欢用汉、晋的典故。思想史则要求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文献学则主要讲目录、版本、校勘，记得目录讲了三次，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各一次，讲的方法是先读序，再讲各部类的区分，特别说到目录所反映的历代典籍总貌和存亡，以及对文献鉴别的价值。讲《四库提要》，先生特别说到自己早年治学，虽有老师指点，但真正的学术指引者还是提要，不仅从中了解各路学术的梗概和每部古籍的价值，更从中体会折中诸说、立论务求中肯的治学态度。那段时间，朱先生也定期给我们上课，格局宏大，议论透彻，充满怀疑精神，引导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一切，以我当时的水平，还不能完全理解。王先生所讲亲切明白，由浅入深，更具引领初学者步入学术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王先生曾为《古典文学知识》写过一组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的文章，我近年一直向学生推荐，是根据自己的体会。我后来作唐代文献考证，近年一直指导古典文献学博士，其实就学业来说，仅这时期听过王先生几节课。我后来告诉先生，他教授得法，我也算能举一反三，他很欣慰。

那时我初涉学术，且因中学、大学都仅上过一年，从没发过文章，如何完成学位论文，心虚得很。朱先生庄严，不敢问，问王先生，先生很坦率，说他也不知道。过些时，我见《南京师大学报》发表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的摘录，核查《佩文韵府》，发现一些重收误收，写成几千字，给王先生看。先生看后告，这样的文章已经可以发表了，但应该先征求孙先生的意见，替我寄去。孙回信工楷写了几页纸，逐条答复，王先生告，孙先生既然接受了，就不要发表了。这增加了我的信心，于是又先后写成《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文，先生主动替我转给《复旦学报》和《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并告学位论文能写成这样也就可以了。当时是研二上，王先生的鼓励让卑微的我觉得自己还行，于是有决心做新的开拓。我曾问王先生，学者应该如何发现研究课题，先生答：作家应该在生活中创作，学者应该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在分析文献中得到结论。这些话，对我启发很大。在等待学位论文答辩的半年间，我一直将群籍中所见唐诗与《全唐诗》作比读并记录，王先生问我要研究什么，我说自己也不清楚，王先生说：“还是要有一个研究的重心。”我后来可以有一些发现，以此为起点。

后来知道，王先生是上海郊区金山人，中小学都没读，跟随中学教师的父亲在家课读。孤岛时期进复旦在上海租界赫德路的补习部学习，1947年毕业留校任教，那年他二十一岁。此前他曾热衷新小说的写作，发了不少，近年也想编入文集，但一时没找到而作罢。他自述那一阶段因为离家不远，天天泡在合众图书馆读书。

当时请教陈子展先生，陈先生建议可以研究六朝杂体诗或游戏文学。他从离合诗以及乐府民歌中的谐音双关现象开始，进而关注六朝乐府民歌的作者、本事、时代、地域、制度等问题。1949年，他在当时代表国内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国文月刊》连续发表《乐府<前溪歌>杂考》、《离合诗考》、《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成就可与前辈余冠英、萧涤非相颉颃。近年首都师大吴相洲教授成立乐府学会，主办《乐府学》，闲谈中说到王先生汉魏乐府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国内外还没能超越。上世纪50年代中期，王先生转治唐代文学与李白研究，曾主编《李白研究》与《李白诗选》，并连续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成为当时国内文史学界年轻学者的代表人物，据说曾与治近世汉语词汇的许政扬有“北许南王”之称。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参与刘大杰先生主编高校统编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起点，转治批评史。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五年方得完成，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最高水平。其中魏晋、隋唐部分，主要由王先生本人执笔。晚年因为受限于眼疾，不能广泛读书，王先生就以熟悉的专书为重点。他几乎将《文心雕龙》全部背诵下来，因此就该书写了大量论文，深入探讨其精义要旨。

王先生曾给我们介绍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将自己的学术定位为释古派，即努力解释古代文学中的各种特殊现象和作品，特别关注历代有争议的文学现象，努力作出合理解释。他所撰《锺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释<河岳英灵集>论盛唐诗歌》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他的论文绝不炫奇务博，皆踏实平允，务求文献可靠，结论可信。王先生三十岁那年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发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因为正面与陈寅恪先生商榷，当年在本系曾有一些争议，现在来看，应该说王先生的结论是更为可信一些。

王先生认为学术是公器，所见不同可以发表，但应该出语平和，充分讲理。我曾在一文中与某前辈商榷，用了一句“《旧唐书》本纪宣宗以后不可尽信是治唐史者之常识”，受到王先生当面的批评，认为出语太重。他对前辈不盲从，对后学也平等对待。1994年我与汪涌豪合作撰文提出《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的说法，当时知道王先生亲自执笔批评史中司空图部分，且已完稿，虽然我们的看法是清理明末以来的旧说，但仍很担心别人以为有针对老师的企图。王先生认真看后，立即撰文回应，认为证据“相当翔实，其中有两条证据我感到特别有力”，“一条是指出苏轼没有提及《二十四诗品》”，“苏轼是说司空图摘引了他自己的两句一韵的二十四个例子”，“把一品称为一韵，是绝不可能的”。另一条证据是许学夷“对司空图十分推崇，他不可能把司空图的著作斥为卑浅”。他还说明自己撰文论证司空图所作的证据，“不是很硬”，“因此，我现在也倾向于《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同时，也对该书明代所出的说法有所保留。我每谈及此，总感慨这是一位纯粹学者的气度胸襟。在王先生身上，我始终感受到学术的庄严和真诚，体会到学术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作假，也不应有任何的矫情与夸张。

王先生为人平和，但议论评价常很直言不隐，没有厉色，但令人敬畏。我曾听他谈到对两位著名学者的评价，认为一位还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位对文本的理解还没有完全解决，都很尖锐。他谈到年轻人兴趣广泛，也常告诫应有所专心，不要做三脚猫。不同人对他会有不同感受，我与他交谈没有畏惧感，玉明兄就不同。遇到顾先生，我们感觉正好相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先生参加学术会议很积极，旅游也不落下，我记得至少曾陪侍他乘车到过扬州、南京、厦门、贵阳，得以有机会无拘束地交谈，记下一些趣事。1998年在贵州苗寨观光，有与苗女结婚的游艺节目，王先生也在门孔里向内张望，并很有兴味地招呼别人来看某某结婚。1990年在南京开会，南大图书馆办了本校前辈学术成果展，不小心把王先生与本校顾易生、徐鹏合作署名“王易鹏”的《古代诗歌选》四册，当成南大王易的著作。我看到后，不怀好意地指给王先生看：“哪能把你的书放在这里？”王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不是里面插图是他们画的？”当然是很正面认真的理解，但仔细想来，则回味无穷，可入《世说》。去年文集首发，骆玉明忍俊不禁地要讲一段子：某次见王先生出行，有一女生搀着，骆迎上去：“王先生，你这样，我要告诉师母的。”回答：“师母在后头。”1985年，王先生六十初度，我与许多弟子带了一盒蛋糕到王先生家为他庆生，谁发起想不起来了。先生问：“你们谁提出来的？”我们一起说：“杨明。”“杨明不会的，他很老实的。”骆玉明径回：“那就是说我们都不老实？”大家都很开心。往事如昨，更感伤怀！

王先生身体瘦弱单薄，上世纪80年代初感觉内脏下垂，有人建议多喝啤酒多吃肉可以胖起来，他努力实践，但成效不显著。他早年用功过度，晚年阅读不便，始终只听电视而不看。但身体器官并没有大的毛病，因此直到八十五岁高龄始终没有住过医院。本系有老师形容他看着如同一阵风就能吹倒，但几十年就是不倒，真是奇迹。也说他研究《文心雕龙》喜谈风骨，如他这样真是风清骨峻，得其精神。1994年，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即将完成之际，学校落实老教师退休制度，在他一生学术巅峰时退休，他平静地退休，没有情绪，继续完成全书的定稿出版。他的退休生活平和宁静，没有波澜，继续学术，继续生活。陈允吉老师曾说，王先生内心平和，消耗少，生活规律，一定可以活得很长。很遗憾，2011年5月17日晚的一场意外车祸改变了一切。

我曾劝王先生退休后可以写回忆录，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先生认为自己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没有经历大的波澜，没有多少可写。2008年，上海社联授予先生学术贡献奖（相当于终身成就奖），是对他一生学术的最好肯定。2005年，曹旭发起，为先生出版了八十诞辰纪念文集，同门诸弟子在新亚饭店办两桌酒席为先生庆贺。席间王先生致词很自谦，说禁不起我们一起论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学生的评价是不能算数的，王先生已经用他一生勤勉、锐意进取留下的五卷本文集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