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个反面人物，据说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孟之道定于一尊，是毛主席尊崇的法家的敌人。董仲舒是向汉武帝说过此类话：“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但这只是书生的一厢情愿，无论庙堂或民间，强制推行一“术”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过。汉武帝本人就没把此事当真，他晚年祈求长生，周围聚集了一些神仙方术之类的所谓“大师”级骗子，忽悠得他五迷三道，鬼迷心窍时甚至要自己驾船出海，寻访仙山，被群臣苦苦谏阻，方才作罢。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笃信黄老之术，对儒生素无好感，是个坚定的反儒派，他下令他的儿子汉景帝等皇家子弟必须读黄老道家之书。司马迁的父亲太史公司马谈有一篇文章，主旨就是对先秦百家之术宜博采众常，吸收其合理部分，方有益世道人心。不仅在汉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帝王专制时代，用行政或法律的手段强制推行一术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得逞过。帝王或许要封什么“至圣先师”，但那是帝王或朝廷的事，民间还是在各种本土或外来思想的相互激荡中丰富和构建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至于儒家思想在不断演变中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那是朝野乃至士人百姓自主选择的结果。儒家之道——修身或治人（即调整或规范人际关系）融入传统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并非来于皇帝或官府的强制，而是中国人的自主行为。我到广西采访时，见到在偏远山村的几乎所有农家堂屋里，都依然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批林批孔”这样声势浩大，狂野凌厉的运动也没有把“孔孟之道”扫除净尽。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血腥而野蛮，烧毁了无数异教的教堂，屠灭了成千上万的所谓异教徒，但并没有使世人皆皈一教。至于董生两千余年后之中国，用国家之暴力强制推行某人之术，数亿人人手一本小红书，天天读，“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稍有疑义则投入囹圄，甚至处以极刑。其人死后，其术安在哉？思想文化乃至信仰之类靠强力禁止或推行，在在彰显统治者的愚妄。
但董生之言，却告诉我们他是个死心塌地的儒家信徒。说他是西汉的大儒，当不为过。儒家之说至秦皇“焚书坑儒”已近衰息，秦灭后，董仲舒倡言弘儒，对儒学在后世的复兴和发展居功厥伟，所以，后世的儒家传人几乎把他奉为圣人。近人钱穆先生认为董仲舒和司马光一样，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章太炎不太认可董仲舒，说：“汉初经学，一无可取，像董仲舒、公孙弘辈，在当时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何足论！”（章太炎《国学概论》）轻蔑之情概见。太炎先生对董仲舒的传世之作《春秋繁露》也评价不高，认为颇多“怪话”。董仲舒还运用阴阳之术，搞过一些祈雨的名堂，所以，太炎先生认为他是一个大巫。这些说法，当然都有理据可证。董仲舒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拿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就是一个有见地的读书人，本着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想跻身庙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帝王并不看重他，他只好全命保身，退居家中去著述。这样的人生道路，中国的读书人太熟悉了，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一直到近世的太炎先生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从士到当代的知识人，许多人先是饱读诗书，然后力求用于治道，当官也罢，革命也罢，幻想做帝王师也罢，等到“道不行”，即便不“乘桴浮于海”，也退隐到家中做学问去了。不求闻达，终生隐居的士人也有，但那是少数。直到近代，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繁细，西方的民主政治催生了秉持真理和良知，把言论自由用于社会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知识人方有了独立的地位与身份。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算得上出类拔萃的知识人，但他的人生之路和别人并无不同，由于读书人道德上的洁癖以及本人性格弱点，他不可能在政治实践上有什么作为，说他是一个有抱负又能见诸实践的政治家，窃以为誉之过当。但董仲舒既然求入世，把自己的儒家理念用于治国，自然要谈政治。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人少有不谈政治的。章太炎先生认为其原因一是中国宗教意识薄弱，不谈政治，也没什么可谈；再有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其治道亟待精英人物研究。但我认为还有一条，就是知识人在专制的国家，不谈政治，不把自己的治国理念贡献给统治者，他的知识无处可用，也没法子出人头地。再说，从上古的六经到后来的《公羊》、《左传》、孔孟之学、其学问也无非政治也。所谓“六经皆史”，史，治道之所本也。终生所学，全是政治，不谈这个，又谈什么！但把自己所学，比照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回避，不趋附，不阿谀取媚，不哗众取宠，敢于直面矛盾，痛快淋漓，指斥时弊，并开出疗救的药方，才算真谈政治。揣摩上意，看统治者的脸色，观风头，测时变，饰伪取诈，巧言令色；上条陈，歌功颂德；呈奸计，祸国殃民；引经典，断章取义，援外言，眩惑众生，为主子颟顸作恶寻找理论根据，此嬖幸奸人取媚晋阶之行也，岂真谈政治乎！以此观董生之所言，我认为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是真谈政治者，他很多关于汉武时代时政的议论历经漫长的历史烟尘的氤氲淘漉，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芒。
汉武帝即位不久，认为汉朝立国近七十年，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下诏令士大夫论天下治道，以便择善而从。古人认为理想社会应该是上古贤君尧舜禹汤文武时代，虽然多出于想象和美化，和我们如今把理想社会寄托在未来一样，不失为古人的一种“中国梦”。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无）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董仲舒：《上武帝策论》，下同，不另注），以古代这样美好的社会来衡量今天的现实，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距？那是因为统治者逆天失道的结果。“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汉朝是在秦王朝暴政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乃是“继乱世”，所以必须改革（更化）才能建立起完善美好的政治。秦王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词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秦王朝治下的这样一幅图景，是统治者抛弃先王之德政，用法家严刑酷法治国造成的。在这样的社会里，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官吏表面忠诚，用官话、套话、颂声谀词敷衍统治者，其实早有叛离之心。到处在说假话，造假象，欺上瞒下，为了财利，官员贪贿无耻，酷吏横行霸道，民众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尽管用刑罚杀了很多人，仍然挽不回江河日下的崩溃之局。那么，秦王朝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呢？那是因为周之末世，统治集团已经腐败无道，因此失去了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义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苟于权利，简于仁义），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周之末世，统治者昏庸无道，诸侯蜂起，天下大乱，秦用武力统一天下，本应改弦更张，与民休息，发展经济，以行善政，但其暴政虐制更甚于前朝，诗书文学全部禁绝，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把民族的文化积累（先王之道）一概扫除，“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以乱济乱，不断折腾的结果，把民族原有的道德文化良风美俗破坏净尽，不仅民不聊生，而且造就了“嚣顽”的国民。刁民、暴民、愚民充斥国中，这样的政权早已失去民心，焉得不土崩瓦解！
如今汉继秦之后，必须更化（改革），方可达于善治。“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比之琴瑟不调，甚至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乃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有天下以来，尝欲善治而至今不得善治者，失之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是汉代的“改革派”，他认为继秦朽木粪墙这样的烂摊子，人民对政权失去信赖，朝廷的政令无法推行，令下诈起，法出奸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不改弦更张，该改革而不改革，守秦政秦法而不变，这就是汉朝自立国以来想大治而不得大治的原因。
董仲舒还针对朝廷为政之弊端，指出应该严格治理官员的腐败，改变官员选拔的世袭制度和论资排辈现象。他无情地痛斥腐败官员既食朝廷俸禄又攫夺财富的无耻秽行：“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无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脧，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不止如此，中国百姓向来以吏为师，官员对财富的聚敛和种种败德之行，严重地败坏了社会的风气。郡守县令等地方官本为“民之师帅”，“师帅不贤”乃至“暴虐百姓，与奸为市，”其天下焉能安也！
钱穆先生曾将两汉官员的选拔制度称为“郎吏时期”，他解释道：“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他又把此时期定名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需先经太学生阶段。”依钱先生之论，两汉时期官员和人才的选拔制度应为最完美的：先由地方推荐，然后进入太学，经过太学生阶段，为郎为吏，然后走上从政之路。这颇类文革后期选拔“工农兵大学生”。且不论后面的后门和猫腻，催生腐败，使此制度产生无穷弊端，即在董仲舒进言的汉武帝时代，郎、吏之选也只在官员和富人的子弟中产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俸禄二千石官员算得上“高干”了，小官员子弟尚无缘，何况平头百姓！如此，造成了官员实质上的世袭制。董仲舒提出的办法也不过是让“列侯、郡守，二千石”这样级别的大员每年向朝廷推荐两个人才“以给宿卫”，即放在皇帝身边，以备皇帝考察。推荐贤者有赏，推荐不肖者判罚而已。当然，比起官员世袭，这也是一种进步。董仲舒还对“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现象提出批评。在官场上混久了，只要不出娄子，总会爬上去。因此造成“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但这想法只见董仲舒的书生气而已。此乃官场之痼疾和常态，侍侯主子久了，总要赏个官当，古今一律，人情之长，焉能禁绝乎！况且久泡官场，总会学得一些做官的规矩和潜规则，这是他的看家本事，不做官又去做什么！
无论如何，董仲舒算得上汉代头脑清醒的士大夫，无论是指斥时弊还是畅论改革（更化），皆能谈言微中，一针见血，他是有资格谈政治的。当然，他不是一般的“政论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大儒，他是有信仰，有理论的。他的理论今天看有些过时，但也不是没有“合理内核”。如“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董仲舒的眼里，“天”是一个人格神，中国没有本土成熟的宗教，对天的敬畏，具有宗教的功能。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把天灾和人事联系起来，在他的眼里，“天”是仁爱而公正的，人君要作恶，或有异象见于上，或有天灾降于下，这是对人君的警告和惩罚。这种观念，对遏制君主胡作非为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古代一遇地震、日食等天之异象，帝王或下罪己诏，或让臣子指陈为政之得失。中国人“法天敬祖”的观念其来有自，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达变法的决心，但如果什么都不敬畏，什么都不怕，一意孤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也是很可怕的！所谓“天作孽，犹可绾，自作孽，不可恕”，今人犹有“人在做，天在看”“对天盟誓”之说，可见，对“天”之敬畏，还是深入中国人心的。董仲舒之所谓“道”，乃是儒家所倡言的“德”，与法家主“刑”相对立：“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以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以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这些观念，不能拿今天自然科学的理论驳斥它，说它一无可取。他讲的不是科学，而是王者如何治理天下，此因关涉后来的王道霸道的儒法之争，说来话长，到此为止。
董仲舒有如此观念和理论，对时政也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他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究竟有什么作为呢？可以说毫无作为。因为皇帝并没给他政治实践的机会，甚至没在中央权力中枢给他一个位置，而是把他打发到诸侯国去了。董仲舒年轻时苦读圣贤书，有“三年不窥园”之美谈，他的弟子也不少，甚至众多弟子的弟子仅慕其大名，连他的面也见不到。但在汉武帝的眼里，他不过是个儒生而已，尽管是大儒，也不一定委以治国之重任。如果道统和治统两分，董仲舒只能算道统中人。庙堂是个最大的名利场，董仲舒当然也想跻身高位，但苦读圣贤书的结果却把自己读呆了，以清高自许，对秽浊之事看不惯，但庙堂本就是秽浊之地，你看不惯也就只好卷起铺盖走路。与其名气差不多的是一个叫公孙弘的人，无论学问和人品比起董仲舒都等而下之，但几经折腾，却当上了丞相。公孙弘在皇帝面前说话决不直言，而是拐着弯儿顺着皇帝的心思说，即便提建议，也是说出几种方案，由皇帝自择，既不担责任也讨主子喜欢。尽管他没有一件堪称利国利民的德政，在汉武帝这样不好侍侯的主子跟前，竟然如鱼得水，终老于丞相任上。董仲舒看不惯，说他是个面谀君上的小人。公孙弘当然要报复这个书呆子。董仲舒先是被打发到江都王刘非身边为相，刘非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长，非常骄奢霸道，汉景帝时，就被赐予将军印和天子旗，皇帝尚且不放在眼中，何况朝廷派来一相。董仲舒战战兢兢，恭谨劬劳，好歹做到任满，没有丧命。但是，公孙弘又向皇帝建议，再派董仲舒到胶西王刘端身边为相。刘端和刘非都是汉景帝与程姬所生，二人乃亲兄弟。这个主儿更不好侍侯，因为刘端类似精神病，杀人不眨眼。其“为人贼戾”，天生阳萎，“一近妇人，病数月”。他喜欢一个青年，提拔他为郎，此人出入宫禁，与他的姬妾通奸，“端擒灭之，及杀其子母。”因为刘端数犯法，作恶太多，公卿大臣请诛端。汉武帝袒护他，不肯加刑。后来刘端愈发猖狂，有司一再上疏，请正国法。皇帝只好削去他的大半封地，以示惩戒。于是刘端心生怨恨，行为反常，府库坏漏，所贮藏的财物以巨万计，任其雨淋霉烂不搬走；把王宫所有门封堵，只留一小门出入；经常穿着百姓的衣服，到处乱走，甚至流窜到别的诸侯国去。更可怕的是，他擅杀朝廷派来的相，即便无罪，他看不惯，也会以毒药鸩杀之。诸侯相俸禄二千石，以胶西这样小小的诸侯国，所杀朝廷二千石官员甚多。公孙弘提议董仲舒任胶西相，是想借刘端之手杀掉他。谁想刘端虽乖戾狂暴，对读书的大儒董仲舒还有几分敬重，一度相安无事。董仲舒如卧虎侧，生恐一旦丧命，很快他就以有病为名，辞官回家了。尽管庙堂凶险，董仲舒还是保得首级而归，从此，他断念于仕途，闭门家中，专心著述。
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始，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大多走过相类的人生之路。真正的读书人在政治舞台上有作为的并不多。或许诸葛亮算一个，但他辅佐的刘备父子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是失败的。王安石也居过相位，他的变法也失败了。读书人似乎应该位在道统，而不是在政治实践中亲自操觚。与董同时代的刘向对董仲舒评价甚高，说他有王佐之才，可比古之伊尹吕尚，管仲晏子都比不上他。刘向之子刘歆则不同意父亲的说法，认为誉之太过。我认为刘向以升斗量尺丈，乃衡评标准不对。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这个评价是客观的。把他放在道统学问方面来考察，董仲舒的确称得上两汉的群儒之首。
2014年7月5日于威海贝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