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记忆的后门

后门文化

我的记忆属于后门。

回忆需要从后门——而不是前门——开始。大学的后门就是大学记忆的策源地，那里隐藏着一个大学的精神秘密。我甚至坚信，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得有一个好的后门。

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的华师大就有这么一个神奇后门。围绕着它所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后门文化”，是我们理解华东师大这所令人怀念的学校的魅力所在。它与前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今天的华东师大有一个器宇轩昂的前门，宏大，高耸，而且堂皇。这正符合它所要向人们昭示的一切：它提醒着学校的气派和严肃性。现在正门前还有高架路，有一个主要的街道，某种程度上是被赋予了交通要塞性质的正门，此时就与这个城市构成了一种正面的关联。前门是学校的正面形象，它更多地属于学校当局，属于行政权力机构，所以它才需要冠冕堂皇，才会有日后为通行权利问题而引发的“校门风波”。而后门，则是属于广大学生自己的。

后门通向一条小街——枣阳路，其终端是长风公园。在一般的上海市区地图上，这条小街上只有一段没有名字的白线，仿佛这座城市赘生的一段阑尾。而我们的存在使他经常发炎。我们在那喝酒，闲聊。一瓶啤酒，一碟盐水花生就足以让我们打发小半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饭菜票付账。只有在这种酒店里，学校食堂的饭菜票才会通用。有一次，我们拎了一塑料袋的硬币，全是那种分币，哗啦啦到在柜台上付账。老板无奈地嘟着嘴，慢慢地数着。

对于我们而言，后门永远是敞开的，这与监护严格的正门形成对照。后门的开或关，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大意义，通宵营业的小店要招待半夜爬墙过来的学生。能否熟练地翻越那道铁门，几乎是检验是否为华东师大学生的测试题。爬门已构成了我们校园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构成我们与学校之间异常关系的象征。

后门文化也成了我们校园生活的物质化的一面。后门最重要的特征是杂乱无章。破败的小店，杂乱的地摊，胡乱吆喝的小贩，漫无目的的游荡者……贫穷的大学生口袋空空，却乐于在这里游荡，使得整个后门显得拥挤而又热闹非凡。尤其是在黄昏课余时，那里的拥挤程度不亚于南京路。贫穷的学生们以自己空荡荡的口袋跟这座物质发达的城市之间构成了一种直接而又简单的联系。因此，在后门的街道上形成了与其实质极不相称的畸形的繁华。

小酒馆里的“波希米亚人”

后门还提供另一种机会，那就是你在那里会碰到各样的人。在通常情况下见不着的人，很可能都会在那里遇见。

在后门的“台湾风味”面馆，总会遇到一群吵吵嚷嚷的家伙，他们是夏雨诗社的诗人们。这些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口里念叨着“贫乏时代，诗人何为”的咒语，在丽娃河畔游荡，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嚎叫派”是他们的宗师。他们确实爱嚎叫，嚎叫着读诗，嚎叫着唱歌，嚎叫着在女生宿舍楼下呼喊“小丹”、“小雯”什么的。

华东师大曾经是当代先锋诗歌的圣地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盲流”的集散地。诗人宋琳等人办过一份民间诗刊，就叫做《盲流》。留校的青年教师宋琳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经常看见一群年轻学生跟在宋琳的身后，在后门的小酒馆里神出鬼没。其间时常夹杂着一些身份不明，举止落拓的陌生人。诗社和文学社成员的宿舍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一阵敲门声。开门看时，便看见门口站着一位陌生人，乱蓬蓬的长发，邋里邋遢的黄军装，神情诡异，目光阴沉。开口便说：我叫××，是×××（诗人）的朋友。说着，便从破烂的军用书包里掏出一叠纸，说，这是我的诗。主人接过一摞杂七杂八的纸，略为翻阅过后，当即叫道：走，后门喝酒去！一通胡喝海吹，东倒西歪地回去，这位外省某偏僻乡间流浪过来的诗人，也就成了宿舍额外的成员。住上十天半月也是常有的事。偶尔也有某个家伙 一直赖着不走，吃完了大家的饭菜票还要借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他介绍到外校诗社去。至于这位可怜而又可嫌的“波希米亚人”的最终下落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酒、激情、流浪和穷愁潦倒，一种彻底的“波希米亚化”的精神。

神情怪异的守望者

后门似乎永远隐藏着许多说不出来的秘密。

在枣阳路和金沙江路交界的十字路口，更多的闲杂人等仿佛寄生在校园身上的昆虫，杂乱而又持久地盘踞在那里。每天晚上九点至十点之间就会出现一位“老克勒”模样的古怪老人：戴一顶旧毡帽，穿一件被磨得斑驳不清的破皮大衣，衣襟布满陈年的油渍，闪闪发亮。他每次都拎着个烂皮箱，款式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那种。而他的头发却梳得一丝不苟，几乎落光了牙的嘴巴里，永远叼着一支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白色烟嘴，仿佛这烟嘴是从他的嘴里长出来的一般。这位“老克勒”模样的人。他打开破皮箱，摊在路灯底下，那里面装了许多机械玩具：狗啊，飞机啊，小轿车啊……品种繁多。“老克勒”自始至终地用螺丝刀不停地捣鼓他手中的玩具，捣鼓完了一个，紧好发条，就让他们在箱子盖上面爬来爬去，像一窝虫子似的。就这样，“老克勒”一直忙忙碌碌，专心致志，并对周围事物一律视而不见。我从没见他卖出一件玩具，但他总会在那按时出现，风雨无阻。然后开始捣鼓他那一堆玩具。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生活？没有人知道。 　　

“老克勒”对面路灯竿下面的是一位卖烟的中年男子。他长期站立在一根在电线杆下，仿佛二战电影中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交通员。他总是默不做声，像是陷入了某种深邃的冥想当中，目光迷离而又恍惚。他似乎对自己的卖烟工作并不格外的热切；有人上去买，他也会卖那么一包。这些看上去像是游手好闲的观望者，始终漫无目的地大量这这座庞大的城市，打量着车来人往的街道，打量着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他是这个怪异城市的旁观者和见证人，是这条街道的幽灵，是后门文化的忠实守望者。 　　

许多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后门，我还看见这位神秘的守望者，还是站在那个位置上，脖子上挂着香烟托盘。他还是那样无所事事，目光迷朦而邈远。 　　

在他这样一个旁观者眼里，华东师大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群一拨又一拨地出现和消失，学生一届又一届地进来和离开。只有这个神秘的男子，孤独的守望者，依旧在守望着一个不属于他的空间。

无所事事的女孩

后门的秘密远不只这些。

在它的杂乱和破败当中，隐藏着耀眼的青春辉光。每天都有许多美丽的女孩子从那里走过，如同杂草丛生的荒地上鲜艳的花朵，微风吹过，便可看见花朵摇曳的芳姿，这是后门最具魅力的大秘密。

一个无所事事的女孩，几乎每天中午都要陪同别人去后门，几乎没有固定的同行者，好像是随便陪同一个什么人去。我看见她沿着街边的小店，一路看过去。小吃店、礼品店、旧书店、杂货店。当她的同伴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则在一旁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她两手空空地去，依旧两手空空地回来。她只是后门小街的一个漫无目的的过客，并不打算拥有这个世界，但她的掩藏在慵懒和倦怠中的迷人光采，微微闪烁，照亮了昏昧的后门世界。 　　

这个女孩的形象，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象征。一个无所事事和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与整个世界的烦忙拉开了距离。在激情汹涌的或者漫不经心的状态下，一代人的精神就这样长成了。嘈杂而又粗陋的后门见证了这一切。 　　

混杂的后门，浪漫的后门，神奇的后门和充分“波希米亚化”的后门，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大学生活的重要方面：物质的贫困与精神上的放纵、浪漫和无拘无束。后门文化就这样成了我大学记忆最深刻的一部分，成了我领会大学精神，透析世界的一个秘密通道。甚至在我离开后十年，我的师弟来沪游玩时，我们仍要去那个后门，喝啤酒，吃盐水花生，然后深夜爬门进学校，在空旷的校园里胡乱走上一圈。尽管记忆中的后门已不复存在了：美味的“台湾风味”辣肉面馆已被拆除；装潢夸张的各色酒楼霓虹灯光彩夺目；破烂的后街也已经被修葺一新，井井有条……但后门仍是通向那个年代时光隧道。 　　

第二章：游荡在丽娃河上

天堂只有一个

1989年5月的一天，一个外省来的年轻人踏进了华东师大那扇爬满青藤的前门。他独自穿过漫长的林荫甬道，阳光透过法国梧桐浓密的树阴，在道路上投下了斑驳的光影。不远处，一条河流闪烁着粼粼的波光，仿佛在向他预示着未来不可知的命运。

这个人带着80年代乡间生活的沉闷记忆和朦胧的热情，走上河上的小拱桥。他停下脚步，倚栏环顾，四周树木葱郁。远处的小岛上，有人在吹笛子，虽不成调，但也清脆。河畔亭子的廊桥上，有两个年轻人在中午的阳光下肆无忌惮地接吻……

这里就是丽娃河，这里就是夏雨岛。这个年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这里的空气，对自己说：“这才是我的世界。”这应该说是华东师大人对这片校园的典型反应。

对于华东师大来说，丽娃河意味着什么？她给校园带来一种舒缓、温润和柔情的品质。某种程度上说，这条河已经成了华师大人记忆的载体。成了华师大特殊精神的滋生地。她培养了华东师大人对学院的强烈的依赖性，这种依恋的情结深深植根于华东师大人的心中，以致那些远离她的人也久久不能忘怀。诗人宋琳在出国后，曾给国内的同学写信，劝说同学不要盲目出国。他在信中说：西方不是天堂。在这个世界上，天堂只有一个，那就是华东师大。

文学书写中的丽娃河

丽娃河——一条普通的小河，同时又是一条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河流，一个被赋予了魔力的地方。

关于这条“通往天堂”的河流的种种传说中，有一种最为深入人心。说是有一名叫丽娃栗妲的白俄少女，因失恋而投入一条无名的小河，以身殉情，这条小河于是得名“丽娃栗妲河”，后简称“丽娃河”。但事实上这一说法乃是后人附会之说，与事实并不相符。然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一讹传，而不是事实。毫无疑问，这个一个美丽神奇的谎言确实比事实离华东师大的精神实质更近。

围绕着丽娃河，华东师大经常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很少有哪个校园像华东师大那样经常成为一个文学化的空间。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丽娃河的华东师大本身就是一个极度文学化的地方。

丽娃河最早进入文学书写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著名现代主义作家穆时英的小说《公墓》中，书上写作“丽娃栗妲河”。穆时英写道：

“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妲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门，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权。”

我没有见过河上摇船的情形。我见到丽娃河时，离三十年代的场景早已不可以道里计。河水已经开始发黑了，但还不像后来那样发臭。尽管如此，丽娃河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文学的存在，丽娃河的美丽浪漫似乎比任何风景名胜来来得真实，久远。

事实上，不仅丽娃河本身相当文学化，与之相关的校园生活也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从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到李劼的小说《丽娃河》和格非的小说《欲望的旗帜》，再到叶开的小说《三人行》等，几代华东师大出身的小说家，都喜欢将自己的母校作为描写对象。在其他许多华东师大出身的小说家的笔下，都有以丽娃河为背景的作品。诗歌中写到丽娃河的就更多，校园女诗人王晓丹的一本诗集就取名为《丽娃河》。或者说，华东师大正是当代中国学院文化的范本——正面的或负面的范本。

女生宿舍门口的奇观

华东师大的女生宿舍门口，从来就是各种奇观竞相展现之处。

1990年5月20日之前，在华东师大，男生尚且能够自由进入女生宿舍。但20日之后有了禁令，于是19日晚就成了记忆的一个点。为什么要发这么个禁令？没有谁知道。只是传说为当时的教育管理机构发布的内部通告。就这么一个变态的通告，害得大家忙碌得一塌糊涂。女生宿舍里里外外呈现出一派“末日狂欢”景象。人们进进出出，直到晚上10点关门，男生们才恋恋不舍地进行“最后的告别”。至于当晚有多少男生坚持赖着没有离开，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男生们不得不开始想各式各样的法子进入女生宿舍。他们与管理宿舍的老太太斗智斗勇。从门缝里挤进去的，逾墙而入的，借雨伞掩护偷偷溜进的，化装成女生潜入的，乃至情急之下强行闪击冲入的……手段繁多，无所不及，令老太太防不胜防。而最有趣的要算是贿赂法。一次，一男生到后门买了一块他认为最好吃的烤白薯去讨好老太太，求他高抬贵手，放他一马。谁知得到的却是老太太的厉声呵斥：“拿走！小子，我就是吃这个长大的。” 　　

针对男女学生的性别隔离制度，并不能真正阻止年轻学生的亲密接触，相反，它引发了一系列罗曼蒂克的行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在女生宿舍楼下，有怅然眺望的孤独者，也有手持鲜花的守望者。快乐的或痛苦的表情，依依惜别或相逢的狂喜，都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到了毕业的时候还会有人抱着吉他跑到女生楼前乱弹乱唱，俨然浪漫骑士的做派。害得有的女生们气恼地大叫：“走开！”，有的就直接用一盆水倒下来，当然也有叫好的，还有的女生抱着戏谑地说：“全当是唱给我听的”。

这种种越轨的举止，成为华东师大校园文化的传统风习。对此，老师们也早已司空见惯地报以一笑。或许是因为从学生们的身上，老师们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和曾经的令人回味的激情岁月。 　　

第三章：读?看?听

阅读的图景

1980年代，阅读仍然是一种公共的精神事务。整整一代人都是“精神饥民”，阅读的匮乏，令我们精神苍白。当时的最重要的人文杂志《读书》创刊号刊发社论文章《读书无禁区》，标志着我们这一代人重新获得自由阅读的权利，于是，我们便开始了饕餮般的狂热阅读，尽可能寻找一切能找到的读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80年代文化可归结为以下几套书的引导： 　　

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盛大的精神筵席，让我们第一次领略了西方文化的全景。它的封面就让人爱不释手，译笔也典雅、精确，其中许多篇目堪称汉语思想经典。

二、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其中包括了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名著。编委一律由当时的文化新锐组成，使得这套书的洋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和青春活力，与商务印书馆的那套古典式的典雅和凝重形成对照并互为补充。

三、袁可嘉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它最早向中国读者打开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神奇大门，尽管如今看来它是一扇不那么通畅的门。 　四、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丛》。这套书引发了一场令人大汗淋漓的文化虚热——“美学热”。“美学”在多数人眼里跟如今的“美容”差不多，当时的人们相信它是一种神奇的“精神美容术”。

五、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涉及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等新学术；由本土新锐学者所著。而“未来”一词，对当时的文化人来说，是“现代性”乌托邦想象的重要代码。

七、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丛书》。不用多说，只要列出其中一部分的名字，就可见其经典性：《城堡》、《鼠疫》、《普宁》、《卢布林的魔术师》、《橡皮》、《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迪伦马特中短篇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第二十二条军规》、《荒诞派戏剧集》……如今，拥有这一套简约主义风格的小开本装帧的书，已是爱书者值得可以向人炫耀的资本，它可以成为书主人作为现代主义者和文学爱好者的资深证明。

六、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共同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依旧是现代主义文学，只是更庞杂，更丰富。

八、更晚一些时候的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其他如《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哲学译丛》、《读书》、《当代文艺思潮》，以及许多文学期刊，都是读书人必不可少的订阅对象。这些读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景观。

文学现代主义

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比可口可乐来得更早，而对于当时的年轻一代的读书人而言，这种精神食粮也比其他消费性的物质来得更有吸引力。当时，官方媒体正在进行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论，文学课堂上，老师和教科书中都将现代派描述为诱人而又危险的毒液。但我们置若罔闻，一心一意寻找并疯狂吸吮这杯味道浓烈而且苦涩果汁。

王央乐译的博尔赫斯，李文俊译的福克纳，孙坤荣译的卡夫卡，李野光译的埃利蒂斯，郭宏安、杜小真译的加缪，刘习良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裘小龙、汤永宽译的T.S.艾略特……这些翻译作品不仅提供了西方文学的范本，也称得上是现代汉语文学的范本。它们迅速成为年轻一代文学写作者仿效的范本，这也正是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直接源头。先锋小说和诗歌中，如今为人所诟病的“翻译腔”，在当时却是一种值得炫耀的风尚。一代文学习作者就像小时候做描红练习时一样，那些偶像们的作品就摆在书桌上，几乎是逐句模仿。几乎所有的先锋文学作品，都能在这里找到来源和母本。

阿尔贝?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以其冷峻和清醒的担当，让我们真正领悟了存在之荒诞的含义。在马尔克斯的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我们领略到了完美叙事的魅力。而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则使我们忽然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描述自己居住的这座巨大的城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同时还唤醒了我们的批评文体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那种神奇文体令人心旷神怡，痴迷不已。

书的荣耀和秘密资源

校园里一度人手一册《存在与虚无》，这一现象既荒诞又感人。从那个年代的出版物的印数，就可知当时的阅读状况之一斑。 　　

《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逻辑哲学论》……这些玄奥的著作与其说是用来阅读的，不如说是用来炫耀的。在当时的大学环境中，学识是显示个人品格和权力的标志。能够谈论这些玄奥话题，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本；否则，就会沦落为文化贫困阶层。因此，获得与众不同的知识，乃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如同守财奴渴望获得稀世珍宝一样。

许多重要的精神资源必须通过特殊的渠道方能够获得。许多书我们早已风闻，却不曾见过，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和手抄。比如，里尔克的重要诗作，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等等。为了读尼采，我翻遍了各种哲学史教科书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批判文章，从中摘抄尼采原著的引文。就像拾垃圾者一样在废弃物中不断寻找着引文碎片及思想光芒，通过精神残片领悟一些重要的精神资源。它给我带来了强烈震撼。幸好尼采以一种警句、断句式的话语来编织文本，因此，这样一种破碎、残缺的阅读，对理解尼采并无根本性的妨害。 　　

这种阅读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它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构成了我们独特的精神空间。

90年代初，大学校园里曾经流行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书，这本书涉及到主要论题：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精神上的差异性。他认为西方文化体现一种罪感，而这种罪感需要灵魂拯救获得精神解放。而中国文化则体现一种乐感，其终极状态是逍遥。它虽然有简单化的倾向，却大大的满足了当时青年人的强烈的寻找精神归属的需求。这本书在89年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激发了人们对文化的重新审视和阐释，人们企图以此来重塑民族文化精神。它引发了一场知识界内部的精神变革运动，带来了对于文化神学的关注。由此带动了相关一批书，如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通过文学评论的途径进入精神、神学问题的探讨，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

影像生活

对于1980年代的大学生活而言，影像艺术并非娱乐的对象。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文字文本，是阅读的对象，也就是说，影像艺术对我们而言，是新知识、新观念和新美学的来源。 　　

当时，华师大校园里的影像生活有它的独特性。学校电影院经常放一些电影，新片往往比外面的电影院公映要早，也常常有不曾公映的片子。由于当时华师大是青年文化交流的中心，校园外的一些年轻、新锐导演的新片，常常在华东师大举办首映式，并与学生们现场交流。此外，我们也会去学校录像厅观看新片，一般都是尚未引进的外国大片，如《本能》、《蝙蝠侠》、《野战排》，等等。我曾经在观看香港武打影片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连映的居然是一部费里尼的名作《琴吉与弗雷德》，这令我欣喜不已。而更多的经典影片，如安东尼奥尼、柏格曼等，则只能通过阅读“电影文学剧本”，通过这些剧本中所附录的剧照图片，来领略和想象影片的面貌。这也会带来一种特别的精神愉悦。 　　

一些翻录的录像带，是观看经典艺术片的重要来源。当时对华东师大前卫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三部电影：《死亡诗社》、《迷墙》和《放大》。《死亡诗社》讲述的是一种反常规教育的方式，充满着疯狂、反叛，这与当时学生的精神气质非常接近，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迷墙》所体现的是60年代美国的文化，它特殊的技法、反叛的精神、另类的形象，即是放在现在来看，它依然是十分前卫、震撼的影片。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精神来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精神资讯。《放大》是一部非常先锋的后现代影片，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电影”。我坚信华东师大人的精神气质，跟这三部片子的秘密流传有关。 　　

这些影片使我们领略了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影像的世界，也刺激了我们对于电影的一种美好想象。“以后拍片子就应这样拍。”——我们总是这样想。

然而，找录像机比找录像带来得更加困难。几位好友怀里揣者用破报纸包裹着的借来的录像带，鬼鬼祟祟地穿过夜晚的校园，来到约定的某处，那里会有人接应，领着去有录像机的地方。有时会出某种变故，无法找到放映的地方。这时，我们真很不得把录像胶带扯出来用肉眼观看。现代科技使人的能力变得渺小和可笑。这种挫折感和失望感，实在是终身难忘。 　　

声音的诱惑

和电影相比，音乐资讯的来源就要丰富得多。盒式磁带收录机是比较容易配置得到的设备，而且，它能够自主制作和播放声音资料，一般不受场地、设备，乃至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因此，这种便携式的声音录放设备，对校园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校园是唯美倾向的小资文化的策源地。当校外正流行邓丽君、龙飘飘、凤飞飞、张帝、迟志强这一类的歌曲，在校园里流行的却是一些小资情调的歌曲。齐豫的一曲《橄榄树》，几乎成了大学生的毕业歌，歌中所传达的流浪意识和优雅情感，令人痴迷。罗大佑则凭着他的《恋曲1990》、《东方之珠》等，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教父”。而崔健歌曲中的摇滚精神，也只有在大学生们那里才能赢得热切的回应。《一无所有》的吼叫，喊出了一代人的精神宣言。至于卡朋特和较晚一些时候的恩雅，则是西方音乐中最小资情调的部分，因而也最具诱惑力。围绕着爱情主题，混杂着忧伤、颓废、激情和渴望，形成了校园内部独特的音乐氛围。 　　

1980年代以来的校园有很强的自足性、封闭性。之所以说它封闭，因为它并不是由市场所驱动，它自我滋生、自我需求。这种自足性，会随着一批批学生的毕业消失殆尽，它很难进入公共流通领域，不会成为公共消费品。但它却成为日后大众流行文化的先声。

第四章：人与事

众声喧哗的文史楼

这座带有罗马风格的建筑，是华东师大校园的精神圣殿。在那里出没的是大学文化的精华部分——人文学科的学生。这里发出的声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座学校的灵魂象征。

如果在上课时间，你穿过文史楼的走廊，就能听到千奇百怪的讲课声—— 　　

这边教室里，一个纤细、优雅的声音在讲：“前几天，我碰见一个异人，能从印堂看见人的前世……”这是胡河清的声音。

而在另一间教室，李劼正在对着低年级的学生咆哮：“你们这帮人，白痴的一代。我不是来跟你们上课的，我是来跟你们搏斗的，同盘踞在你们的头脑中二十多年的幽灵搏斗。此前你们读过的，统统是垃圾。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把它们扔掉。”

刚刚从文艺学转向上古岩画研究的宋耀良狂妄地宣称：“我的著作不是写给你们看的，也不是写给现在的人看的。我是为21世纪的人而写。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够理解我的学术。” 　　

讲文艺学夏中义则要儒雅得多。即使是批判性的言论，他的也表达得充满学术理性和无限深情。“如果当年闻一多没有拍案而起，死于非命的话，那么，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会是怎样的面貌？恐怕就不是游国恩所写的那样了。”

前辈学人的讲课同样也是精彩纷呈。如王智量先生的俄罗斯诗歌，热情的俄语朗诵，夸张的卷舌音使普希金的诗歌魅力在教室内外翻滚。

就在这种众声喧哗中，我们度过了一九九○年代初的头几年。而对这各种各样声音的宽容精神，乃是那个年代华东师大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面。 　　

宽容和争执

宽容，老师对学生的宽容，这是华东师大的伟大传统。这也是我在华东师大得到的最大的恩赐。就我本人而言，导师对我的宽容到了近乎放任的程度。师生之间没有任何等级和隔阂。研究生期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课，一两个星期碰一次面，无非是问问最近的读书情况，问问最近文坛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说到某件事情的时候，导师就说，你说说具体情况，谈谈你的看法。有时我们会说，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导师听了就说，那今天就算了，下次再谈。

虽然我们不进行严格课程训练，但同学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师生之间，却长期处于一种论争状态。从生活琐事到理论玄学，事无巨细，都会引发争论。在宿舍，在食堂，在小酒店，在路上，乃至在导师家里，随时随地都有言辞交锋，偶尔还会在师兄弟或其他同学之间引爆“身体暴力”。导师也宽容地容忍了我们的这种肆无忌惮，甚至面带微笑地旁观弟子们之间的激烈争辩和冲突。 　　

这种随时随地的“嘴皮子战争”，磨砺了我们的感受和言辞。一代批评家就这样长成了。就在这样一种传统下，学生们的自由天性得以充分发展，逐渐形成了华东师大人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浪漫、自由、好斗、无拘无束和富于叛逆精神。在文化界，华东师大出身的人大多个性比较张扬，锋芒毕露，甚至有些狂妄。在各种文化人聚会的场合，华东师大出身的人往往一眼就能认出来。 　　

著名“讲师”

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两位著名的“讲师”：李劼和夏中义。直到90年代中期，他们依然是讲师，而他们的弟子却不乏教授、副教授。这在知识界一直传为“美谈”。

夏中义的儒雅与清高有目共睹。他永远字正腔圆、深情无限地说着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艺术问题还是日常琐事。哪怕是学术争论，也都好像是在抒情。一家三口住在师大一村的一间10来平方的斗室里，他看书写作只能去系里的办公室。当我们为他的处境抱打不平时，他依然用那种抒情般的语调，缓慢而又吐字清晰地说：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不必为我说什么。他当时正在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问题，在阅读和书写中与那些逝去的文化大师的亡灵对话，而他本人的境遇，却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处境的最好范例。我想，与大师亡灵交流，恐怕是他支撑起自己的生存信念，超越当下困境的一个途径。 　　

李劼的狂妄和孤傲与夏中义正好形成对照。此人把孩童的天真和老人的睿智聚于一身。最惊人的洞见和最幼稚的昏话，都出自他之口。一会儿说，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一会儿说，奥修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说起来口无遮拦，但他本人究竟有几分相信，却是疑问。而学生们都很崇拜他。有一段时间，他总是怒气冲冲。我们时常看见他晃动着庞大的身躯，像一头孤独黑熊在丽娃河畔走来走去，孤傲地睥睨着来来往往的群众。我们更多的是在路上相遇，在路上攀谈几句。听他用鼻子发出哼声批评文坛，是很快意的事情。 　　这两位著名“讲师”，如今一个漂流远方，一个去了其他学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清贫品格流失的象征。

9舍625室

9舍625室是华东师大研究生宿舍中最著名的一间，主人是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徐麟。他本与胡河清共居一室，由于胡家在上海，就很少来学校，于是，徐麟就等于一个人独居一室。这样，对于当时“讲师三人一间，副教授两人一间”的居住条件来说，他就拥有了广阔的“空间资源”。 　　

在学校里有这种地方，自然会招来各路牛鬼蛇神，麋集狂欢。到处找而找不到的人，很可能就在那里遇上了。胖胖大大的徐麟又格外的好客，他经常用自制的柠檬红茶和电炉烤馒头招待客人。有一度，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去那里走一遭。其他如王晓明、胡河清、格非、张柠、陈福民、毛尖等，也是这里的常客。电炉烤出来的馒头，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香。徐麟得意地将其命名为“徐记烤馒头”。后来，哲学系博士生崔宜明入住625室，给这里带来了浓重的老庄和维特根斯坦的气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毛尖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发表在《百花洲》杂志的某一期上。

围着一只小小的电炉，在红茶和馒头的香味中，我们讨论着时代的精神处境这样一类的沉重话题。在90年代初的精神氛围中，末世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那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正在我们中间流行。斯宾格勒从遥远的世纪初发出的遥远的叹息，在世纪末的东方年轻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回应。一种严重的文化危机意识和末世感，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那情形正与斯宾格勒多年的处境相同。为此，我与徐麟在9舍625室有过一场马拉松式的大辩论。核心问题“人是否可以自救，还是需要一种外在的力量来拯救”。当时徐麟认为鲁迅哲学中存在着一种“虚妄”哲学，并且通过它，鲁迅找到了克服黑暗、虚无的途径。但我认为，这不足以使他走出精神困境，必须要有另外的精神光芒来挽救黑暗。辩论持续了4个晚上，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但在朋友圈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也可以说是日后“人文精神讨论”一个小小的前奏曲。

5舍109室

这是我的宿舍号。而且我也有幸得以一人独居一室。因此，5舍109室也成了一间很有名的寝室，是各色人等神出鬼没的地方。 　　

华东师大是前卫诗人、先锋小说家和新锐批评家的摇篮。批评家聚会常常是在9舍625室，在5舍109室聚集的主要是诗人和小说家。

宋琳是个夜猫子，几乎每天半夜时分才回宿舍。回家的路正好从5舍109室窗口经过。此事，宋琳会喊：张闳，拿支烟来抽。然后，我们抽着烟，隔着窗子聊上一时三刻，不断地吐出烟雾和乱七八糟的诗句。这位华东师大诗人群体的灵魂，环绕他身边的夏雨诗社的小诗人们，如师涛、余弦、刘波、陈哲等，还在学艺阶段，而外校的陈东东、萧开愚、朱朱、凌越等人，有时也会光顾。他们会在喝酒之余，跑来谈论诗歌。朱大可神龙见首不见尾，偶有露面，旋即不知去向。 　　

留校任教先锋小说家格非，则像吸铁石一般吸引各地小说家前来。马原、余华、苏童、北村，以及《收获》杂志的程永新和上海社可院的吴洪森，几乎是三天两头往华东师大跑。聚谈的地点也常常是在5舍109室。但大家很少谈小说，更多的是交换一些文坛趣闻。

喜欢谈论小说的，是苑草小说社正在蠢蠢欲动的年轻一代作家，如李洱、叶开等人。我们常常在一起研讨大师们的叙事艺术。有时也会像难兄难弟一般，一边感叹着时运不济，一边饮酒消愁。在当时，无论是诗人、小说家、评论家都面临着精神的困境，需要找到一个精神出口。 　　

学术沙龙

华东师大是前卫诗歌、小说、评论的摇篮，如诗人宋琳、批评家李劼等，有着非常广泛的学术交流。当时还有三个文学社团：夏雨诗社、苑草小说社、太阳河批评社。由于文化环境的特殊变故，这些社团到90年代初开始走向没落，华东师大的文学写作热潮也开始降温。而与此同时，学院学术却有回升的趋势。

93年前后，华东师大校园学术沙龙开始盛行。中文系的学术沙龙一般由王晓明主持，参与者以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博士生、硕士生和个别本科生为主，还有一些年轻教师。大家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由于观点的差异，逐渐形成了若干互不买账的小“派系”，并会互相发动激烈的语言攻击。这种“嘴皮子战争”的结局是，赢家得意洋洋，毫不掩饰；输家则忍气吞声，回去发奋读书，积蓄力量，期待着在下一次沙龙上报仇雪恨。 　　从93年至95年两年间，我能想得起来的沙龙讲座有以下几次：

朱学勤讲“法国大革命”，李劼讲“《红楼梦》的文化精神”，夏中义讲“王国维之死与现代文人精神”，汪晖讲“福柯与知识权力”，钱理群讲“《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在中国的接受史”，崔宜明讲“《庄子》的语言观”，张旭东讲“布迪厄与法国社会学”，陈思和讲“当代文学中的‘民间性’问题”，王晓明讲“曾国藩与近代文化思潮”，南帆讲“当代文学的某个问题”，陈福民讲“张承志与当代文学精神”，张闳讲“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沙龙使华师大的学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而对于大学生们来说，这些讲座和沙龙讨论，甚至远比课堂教学来得更为重要。他们不仅能够接受最新的学术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得以领略他们的兄长辈自由狂放的学术热情和执著率真的书生品格。

第五章：寻找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讨论”的发端

1992年初夏，知识界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 　　

一天，王晓明带来消息说，《上海文学》杂志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是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的最好见证。它培养了整整一代批评家。当时的《上海文学》颇有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和前卫的海派特征。而经历了自80年代末期以来文化萧条期，等到这次“批评家俱乐部”的恢复，文学批评界已经是满目荒凉，一派废墟景象。王晓明带来的消息，也可看做文化萧条期即将过去的一个标志。

《上海文学》的文学批评复兴计划首先是从几所大学开始。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华东师大的几位经常聚在一起，观点又比较接近的青年学人决定加入，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陈福民和我。 　　

按照王晓明的想法，当时的拜金主义风气弥漫，国民道德严重滑坡，与市场化的经济政策有关，而且文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文学家普遍的犬儒化的倾向，应该予以抨击，云云。对此种倾向，大家均有同感，但对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以及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文学，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则是大家的共识：现在的文化状况不容乐观，必须加以批判。或者说，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现实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 　　

那几年，文艺界独领风骚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作家王朔，一个是电影导演张艺谋。此前，我正好写过一篇批评王朔的文章，陈福民正好写过一篇关于张艺谋的文章。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比较方便。

接下来是暑假。开学之后不久，此事又重新提上日程。对话就在徐麟的9舍625室进行。毛尖做笔录。原计划中的陈福民却迟迟没有返校。正在这时，张柠走进来了。徐麟说，来得正好，就让张柠补上。张柠等于是撞进讨论。此事，张柠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始末》说明此事。而我们的讨论则于次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出乎意料的反响及其后续的情况

文章发表之后，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单是我一人就收到二十多封。大多是鼓励支持的，也有商榷性的。有一位偏远省份的读者专门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我们逐一批倒批臭，定点清除。我还收到一位福建某干休所的老革命寄来的信，他说，看了文章后，他激动得一夜没睡。这位老革命在信中说，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一定会嘉奖你们是“90年代的李希凡”。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将“人文精神讨论”理解为1950年代的“《红楼梦》大讨论”一样，以为又有李希凡式的“小人物”出现了，进而以为会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性的文化运动，乃至政治运动。 　　

据张柠说，他也收到一二十封信。最有趣的是有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老华侨，来信不仅表达了他远在天涯海角的激动心情，而且对张艺谋之流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

这些来信让人哭笑不得。一次，我遇见王晓明，就对他说，看来，这个讨论的效果适得其反。王晓明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觉得，能引起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王晓明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初次尝试的效果持肯定态度，并打算做出进一步的行动。93年暑假期间，王晓明告诉我，他前段时间去南京开会，跟一些朋友探讨过人文精神的事，他们有一些进一步的想法，打算深入讨论。他给我看了一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有关进一步讨论的一份粗略的规划书，包括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需要联络的人员，以及将与之合作的媒体，等等。其中相对比较明确的内容是将在《读书》杂志上以对话的方式连续发布相关文件。他提到上海的张汝伦、陈思和、朱学勤等人都将参与，北京方面也将有所呼应。

据王晓明称，张汝伦表示要在复旦大学组织一批有水平的学者来参与。但实际上这些“高水平”的言论，大多无非是19世纪之前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哲学的较为粗陋的汉语版。

“四个半布尔什维克”

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召开了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各路神仙来了一二百位。我作为学生，在会务组工作，间或听了一些小组讨论。

白天的大会照例是官样文章，小组讨论则不然，有慷慨激昂的发言和激烈的交锋。上海滩上的新锐学术精英基本上到齐了，俨然人文学术“群英会”。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他们一字排开，在前排就坐，张汝伦居中，临时赶来的许纪霖打横。本来是要检讨当下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缺失问题的，可在会上，这几位新锐学术领袖却一直在为海德格尔和马克斯?韦伯这两个已故的外国人而喋喋不休。李劼、朱大可辈没有到会，夏中义这样的人文学者也没有参与，北京的“后学家”们更是踪迹皆无。连郭宏安这样的外文专家都没捞着说话，我辈自然更只有听的份。有人私下议论道：难道这些已故的欧洲学者会比我们本土的知识分子更了解中国？如果不是，那我们有必要言必称韦伯吗？如果是，那我们这些本土知识分子又都是干什么吃的？

会上，张汝伦称，我在国外的时候，国外的朋友对国内的学术界很不满，完全没有规范，叫我回来好好整顿一下。张的发言夹杂有大量的德语和少量的英语，我等只勉强听懂了一半。经常出现的德语发音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张的绰号也由此而来。当时就有人私下里讥之为“王明回国”，而几位学术领袖被称作“四个半布尔什维克”。许纪霖虽然是他们的同盟，但他似乎有不同观点，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也更偏重于学术层面，不主张扩大到社会伦理领域。为此，他与张汝伦有一些争论，所以只能算“半个布尔什维克”。

这次会议将“人文精神讨论”推向了巅峰，同时也是这场思想文化行动走向式微的分水岭。会上，人文知识分子的优势和弱点均表现的相当充分。小说家格非在小说《欲望的旗帜》中所描写的某大学哲学会议，实际上就是影射这次会议，或者至少是以这次会议为蓝本的。 　　

“人文精神讨论”之检讨

作为一场文化行动，“人文精神讨论”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这场讨论的余波至今依然时时泛出强弱不等的涟漪。

毫无疑问，“人文精神讨论”是人文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一次重要尝试，它将知识分子从80年代末以来的沉默状态召唤出来，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这场文化行动同时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人文精神讨论”既是治疗又是疾病。它是针对社会病症发出的疗救呼吁，而它本身也是社会疾病的一个症状。 　　

“人文精神讨论”采用的是“对话”形式，但实际上却各怀心思，各说各的。谈话参与者更多地关注共同点，而个体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关键在于说出来，说出对某事情的看法。至于其言谈的价值和方式，鲜有人去关注。其中充斥着直陈式的表态和道德教谕，不乏对话语权力的迷恋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教师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场徒有“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这一倾向实际上助长了人文知识分子道德上的自命不凡和面对现实时的精神狂躁。这一点在日后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缺乏对等的话语形态，也缺乏稳定的话语平台，使得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言说流于浅表化。对商业文化的批评无的放矢，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则更是不得要领。从总体上说，“人文精神讨论”思想基础仍停留在西方古典时代的人文理想层面，对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成果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谈论几乎没有人涉及尼采和福柯，而此二人对西方古典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却是现代人文主义转型的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观念的老化和话语的陈旧，以致后来在知识界形成这样一种说法：新南京、后北京、旧上海。

一种一知半解的人文主义知识和夸张的理想主义高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效果如果不是悲剧性的，就必然是喜剧性的。而且，可以说，从93年底的那次会议开始，这场运动已经在向喜剧的方向转变。而在当今物质消费主义和商业化的语境下，所谓“人文精神”正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荒诞的命运。

尾声：大学的黄昏

1990年代初的那些日子，我和徐麟等人经常倚靠在9舍625室门口走廊的栏杆上，远眺西边天空的落日。远远可以望见长风公园的湖和树林。校园在落日的辉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我的朋友们经常趴在这里谈论一些诸如“世界之午夜”、“存在之荒诞”之类的玄学话题。

这种黄昏的景象恰成一个奇妙的隐喻。它象征性地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者的精神境遇，也昭示者我们所身处的生存环境——大学校园的没落前景。 　　

从1990年代初的宋琳、夏志厚的离去（宋现居巴黎，夏去向不明，据说在美国从事IT业），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术精英开始令人痛心的流散。胡河清的自杀，徐麟等毕业生的离开（徐一度找不到工作，在学校游荡了一年，最终为湖南师大收留。陈福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张柠去了广东省作协。崔宜明先是留校，后去了上海大学。其他人如李洱、叶开、余弦、师涛等人，亦纷纷毕业，或回家乡工作，或去了媒体），李劼、格非、宋耀良等年轻教师的相继离去（李、宋去了美国，格非在清华大学），华东师大中文系越来越显出衰败的迹象。直到21世纪初，随着王晓明和夏中义的离去（王被上海大学以高价“收购”。夏则去了上海交大），使得华东师大中文学科的末路走向了一个低谷，这被互联网网友称之为“学术崩盘”。长达十数年的慢性失血，中文系苍白的嘴唇已经发不出任何响亮的声音。只能在日益僵死的学院制度下嚅嚅嗫嗫，苟延残喘。

校园的学术风气也变了。学院制度越来越僵死，忙忙碌碌无非是一些与利益相关的课题、项目。完全非功利性的异想天开和奇谈怪论，变得不合时宜。曾经风云一时的新锐学术领袖，一个个成了学术大腕，并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师的趋势。而当年那种当面质疑、两军对垒式的激辩的书生意气，则早已荡然无存了。 　　

华东师大。丽娃河。青春。书本。一切依旧如故，一切正变得越来越好看。而大学精神却无可挽回地走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