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这也是鲁迅作品的一个母题。鲁迅这一生，曾目睹无数的死亡。从辛亥革命烈士的死，五卅运动中工人市民流血南京路上，“三一八”惨案学生陈尸执政府门前，到清党运动中年青的革命者尸沉江湖，以至在白色恐怖中，天真的诗人们被秘密的处决——鲁迅可以说在半个世纪里都时时刻刻感受到了这些“尸体”的沉重：这是20世纪我们民族的灾难压在它的最忠实的儿子心上的永远移不去的梦魇。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如是说：“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1936年，鲁迅又写了这样一篇“挖一个小孔”使“自己延口残喘”的文章，这就是《写于深夜里》第二节《略论“暗暗地死”》——这“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正是中国的现实。
当然，在1936年，“死”更是鲁迅自己的个人话题。因为正是这一年，他直接地面对着死亡。翻翻鲁迅这一年的日记和书信，表面看来，好像他总是用很冷漠很平淡的字眼来谈论他自己的病，谈论死。比如：1936年1月3号鲁迅肩膀大疼，第二天，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五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有那么急。”5月15日，鲁迅病大发，他请了医生来看，断定为肺结核，而且是“甚危”。第二天鲁迅就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却是这么说的：“肺结核对于青年人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不是致命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症候。”
正是在这个时候，增田涉（一个日本学者）专门从日本赶来看望鲁迅，他看到的鲁迅是什么神色呢?“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是这样一幅“最后的画像”。而据增田涉回忆，即便病成这样，增田涉离开时，鲁迅还准备了许多土产礼物，包装的很好。但鲁迅仍然嫌许广平包扎的不够好，他自己重新再包扎一遍。增田涉看他用已经不灵巧的双手包扎东西，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到了8月13号，他的肺支气管破裂，吐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然这样说：“我这次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但是正像冯雪峰所说，“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能够压服他，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挠他的意志⋯⋯但是，暗暗地他在感觉到只有一个敌人能够压服他，能够夺去他的工作，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来的死的预感”。所以不管鲁迅怎样淡漠地谈病，其内心深处还是感觉到病和死对他的压力和威胁的。应该说冯雪峰的观察大体上是准确的：“至于病，对于他的心境不平衡，我觉得却是影响最大。我想，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病所战胜的；但是，也是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地把病看作可能不能战胜的敌人”。
当然在病中，鲁迅最感痛苦的不仅仅是内在病魔对他的侵害，更有外部世界在他病重时对他的种种伤害。在这一年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频繁地出现了两个字：“无聊”。他说：“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功夫写。”“近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戴了锁链的跳舞，连自己也觉得无聊，⋯⋯倒想不写批评了，或者休息，或者写别的东西。”“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这样频频谈到“无聊”，想“休息”，这在鲁迅是并不多见的。为什么这一年他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无聊”呢?就是人们觉得他快要死了，所以抓紧最后的时机去攻击他，利用他。
这一年，也是关于他的流言最多的一年：从年初起就有人寄匿名信，在小报上发布“消息”，说鲁迅“转变”了，跟国民党和解了，甚至要到国民党那儿做官了，还“证据凿凿”地指明胡风就是“引进员”，后来甚至把他的儿子海婴也牵连进去。一个叫林微音的，本来是上海文坛的无聊文人，竟化名“陈代”一口气在报上发了20多篇骂鲁迅的文章：骂鲁迅居然也能成为“职业”。还有冷箭——各种冷箭变着花样不断地袭来，简直防不胜防。鲁迅早就深感“名人之累”，现在病中的他成了一个失去反抗与自卫能力的“公众人物”，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他身上泼污水，或者毫无顾忌地任意利用他：这都构成了对鲁迅心灵的极大伤害，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感到无聊：前面所说的他之渴望摆脱一切，回到日常生活，成为普通人，显然与这种无聊心态有关。
他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在逝世前四天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竞乘风潮，相率出现，趁我危难，大肆攻击”。他不能不想到自己死后的命运。这是他早已预见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死后”对他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年5月有朋友写信劝他写自传，这或许有“趁着还能作文，给后人留下一点自述，免得身后他人胡说八道”的意思吧。鲁迅却作了这样一番回答——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这自然是鲁迅一贯的思路：强调自己是“四万万”中国人中普通的一员，“太平凡”三个字就把“一生”打发了。而“随风而逝”四个字则更耐寻味。我自己读到这里是心为之一动的：在通达的背后，我还感到了几分惆怅，几分感伤。“固然⋯⋯似乎⋯⋯但⋯⋯亦⋯⋯不过⋯⋯而已”，如此曲折的表达，是写尽了鲁迅内心的万千思绪的。这些地方都需要后来人细心体察与体会。
因此，鲁迅确实是想把他的“小小的想头和言语”留下来做纪念的。于是，就有了2月1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
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O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
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空想”，未及(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实现，鲁迅即已撒手而去。人们却从他的遗稿中发现“著述目录”二纸：鲁迅已经将自己的著作全部编好，并一一命名：《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这其实正是鲁迅对自己的著述生命的一个充满诗意的描绘与总结，我们也不妨一起来想象：“荆天⋯⋯人海⋯⋯说林⋯⋯”这是一个壮阔而又纷繁的空问，一个悠长而短暂的历史时段，鲁迅就生存于其间，留下了他的“杂言”与“偶得”，播下了他的“丛草”。这正是九年前他在《野草•题辞》里所说的——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人们这才明白：鲁迅已经将想留下的都留下了。我们后人怎么总是不能理解，甚至不加注意呢?
鲁迅在去世之前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在4月5号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他在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还谈到：“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到了7月份，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写信给鲁迅，他在19号的回信中，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这时距离鲁迅逝世正好是三个月。在此之前，他一再说人们“看不懂”他的著作；现在又说，他的“本意”，了解者“不多”，并且说到了“隔膜”，“无聊”，“不如不作”，等等。他的语气是非常低沉、悲观的。他深深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于是，就有了鲁迅最后的“遗嘱”。鲁迅在《死》这篇文章里，写了七条“写给亲属”的遗言——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做了两点修改：按鲁迅原来的意思说，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冯雪峰提出是否可以把“任何人”三个字改动一下，鲁迅就加上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更要紧的，是下面一句，鲁迅的原文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认为“容易给人误会”，鲁迅想了一下，就加上了“空头”两个字。
为什么他要自己赶紧消失掉，这其实是包含着对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的一个看法。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这么说过。他说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总希望老人长寿，最好永远不死。这样，该死的不死，该生的生不下来，生下来的也无法生活。生存空间的空前拥挤，就造成民族生命机体的严重梗塞。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生存状态，就得反传统之道而行之：老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现在他宣布死了“拉倒”，“赶快收敛”正是身体力行他五四时期、也是终生一以贯之的“幼者、弱者、生者本位”的信念与追求，是对中国“长者、死者本位”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这背后或许还有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鲁迅在《〈热风〉题记》里早就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正是期待着用自身的消亡来证明历史的进步：“忘掉我”之日也就是他的理想在中国真正实现之时。——作为后来者，面对至今也不能真正“忘掉”鲁迅的现实，自会有无限的感慨。
而鲁迅的隐忧或许是更为深广的：“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确实表现了他对死后被利用的忧虑。早在《野草》里，鲁迅就写过一篇叫做《死后》的文章，我在很多场合都建议同学们去看看这篇文章，这真是天下奇文。他想像着：我死了，运动神经废灭了，但知觉还在(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死而有知”吧)，将会是什么样子。——你看他1936年死，1926年就想这个问题了：诗人的想象总是超前的。他想象：我死了以后，埋到地下。于是有几个人来看我了(大概是参加追悼会吧)。一个说：“死了？”另一个“哼”一声，还有一个又惊又叹：“啧。⋯⋯唉!⋯⋯”我却愤怒了：我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死了，你们叹息什么，惊异什么，高兴什么？!（鲁迅在1935年——去世前一年还写文章特意“拜托”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请注意：鲁迅这里用了“公意”这个词，并且与人的“任意生存”与“任意死掉”的“权利”相对立，这里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权利“任意”生存与死亡，还是按照“公意”(它者——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或者其他什么个人或群体——的期望、意志去生活，死了也要任凭“公意”随意塑造自己与恣意利用自己？鲁迅的选择显然是前者：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的，他们(也即“公意”——钱注)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伤逝》里的女主人公的话，是五四的新观念，也是鲁迅毕生坚持的信念）。我赤条条地来到这世界上，也要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我死了，一切都结束了，和任何人都了无干系了。但深知中国的鲁迅当然明白这不过又是一个梦，而且是他的最后一个梦;因此，他的“（死了）拉倒”、“忘记我”的通达背后，隐藏的正是死后被利用的悲哀、无奈与恐惧。而且这同样是一个“超前”的隐忧：人们或许只有经历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鲁迅接受史”（这个“接受史”就是“按照公意随意塑造与恣意利用鲁迅”的历史），才开始懂得鲁迅当年的这番“遗嘱”的深意：这对于鲁迅和我们这些后来人都是一个悲剧。
鲁迅非常爱儿子，因此，他似乎也不能免俗，在死之前，要对儿子嘱咐几句。但他并没有像许多中国的父母那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相反，却关照“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文学家和美术家”。在鲁迅看来，以为父亲是大文豪，儿子必是小文豪，这是很荒唐的，因为文学才能是不可以遗传的。鲁迅还说过，“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鲁迅还说，做泥土就“要不怕做小事业”，因此，“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可见，鲁迅要儿子“寻点小事情过活”，固然是一种“切近”的、“有把握”的设计与安排，但仍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同样是寄以“大希望”的。后来，海婴果然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然而尽职尽责的工程师，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退休老人，这是符合鲁迅的愿望，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的。
鲁迅叮咛自己的儿子“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据前述冯雪峰的回忆，这是鲁迅的原意，——这或许是更值得深思的。这包含着对他自己的人生选择的一种反思。大家都知道，鲁迅是选择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但他又不止一次对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出质疑，他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怀疑。他选择了一辈子，也质疑了一辈子。《呐喊》自序谈到，他最初选择文学事业是因为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第一要著是要改变人的精神，而最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是文艺。于是，他和他的弟弟周作人，还有一个朋友，一起筹办《新生》杂志，但还没有办起来就夭折了。他感到了一种“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既无赞同，也无反对的“寂寞”与“无聊”（前面说过鲁迅在1936年去世前也是深感无聊，可见这无聊感是追随他一辈子的），而且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其实正是对文学启蒙的怀疑。于是，他就有了“铁屋子”的比喻，他觉得“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这是残酷的。因此，当钱玄同劝他为《新青年》写文章的时候，他首先是拒绝的：他怀疑这种启蒙到底有什么用。但他又怀疑于这种怀疑，怀着“万一”的希望，开始了他的写作：可以说从一开始，鲁迅就是抱着“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的复杂态度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也是他不同于同时期的启蒙者的独特之处。
现在我们看到，1936年他临死之前，又再一次面对血的屠戮，而且是“暗暗地死”。统治者连最后一点“自信”都没有，只能秘密地审判与杀人。牺牲者连“当众而死”的“壮美”也失去了，只剩下死的寂寞与惨苦。而幸存者，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挣扎，也都陷落于商场与游戏场中，不是被利用，就是变成哈哈一笑，不再有任何庄严感与神圣感，一切意义与价值都被消解，变得荒唐、无聊与可笑：1936年的鲁迅，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于是，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彻骨的绝望，于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向他的后代发出了“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这内心的痛苦是非亲历者绝难体会的。———而我们今天却似乎懂得了。
在重病中，鲁迅还一再表示———
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
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请注意鲁迅这里反复说的是“大局”，“中国文艺的前途”，“留给将来的遗产”：他是有一种历史感的，他的思考、焦虑是指向中国的未来的。这位“人间的至爱者”过早地“被死亡所捕获”，使他最终没有来得及写出这“至少五六万字”的长文，但他仍然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留下了他的“遗嘱”与有关文字，也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我们不妨再来重读一遍———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这里针对的正是那些“前进作家”，即前述“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他们一面“损着别人的牙眼”，像“工头”一样，用鞭子抽打着奴隶，一面却高喊“宽容”，即所谓“犯而勿校”、“勿念旧恶”：说白了，就是我可以用鞭子抽打你，你若要反抗，就要背上“不宽容”的罪名。这就是鲁迅“今年”也即1936年“愈加看透”的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看透了就绝不上当，鲁迅强调“一个也不宽恕”，无非是当形形色色的“奴隶主”，那些“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包括其最新品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奴隶总管”），还在继续鞭打奴隶，吸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的时候，就必须维护奴隶奋起反抗、斗争的权利。“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是鲁迅在1928年面对国民党血腥屠杀时说的话， 鲁迅临死前坚持的还是8年前这个原则。而且鲁迅在谈到与新的“奴隶总管”的斗争时，也一定想起了前述1925年的那段话———
⋯⋯（辛亥）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从1925年到1936年，又过去了十多年，而且又有了新的革命；鲁迅却又感到他成了“革命的大人物”、新的“奴隶总管”的奴隶。因此，可以想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缠绕于心的依然是“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句话。这可能正是鲁迅遗嘱背后的潜台词，所谓“我一个都不宽恕”，就是要坚持在每一次论战中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以及为压迫与奴役辩解的任何理论与说教”的基本立场，就是要表明“坚守自己的目标至死不悔”的基本态度。
这样，鲁迅在最后为死亡所捕获时，仍然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始终如一的，独立的自我形象。而活着的人，以及后人将怎样看待他所作的选择，鲁迅不再关心：那已经与他无关了。
文字来源：《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