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唐传奇出现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妇女占有较大比重。唐传奇是在大唐帝国孕育生成的，作品中各类人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妇女形象和以往志怪小说的女性相比，呈现出迥然有别的风貌。制约唐传奇的因素多种多样，唐代女权的强化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唐传奇妇女形象的许多基本属性，传奇作家采用的某些表现手法，都和女权的强化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唐传奇是在女权强化过程中对妇女形象的一次重塑。
一
《颜氏家训•治家》对南朝和北朝妇女作过对比，其中写道：“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北朝家庭往往由妇女执掌门户，妇女广泛参与各种人际交往，家庭和社会地位较高。唐朝是在经历了北朝充分的民族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主要继承的是北朝文化传统。北朝妇女较高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在唐代不但继续得以保持，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向。唐代许多士人已经看到这种势头，并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提了出来。《全唐文》卷315录有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文中有如下一段：“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今此礼凌夷，人从苟且，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世教沦替，一至于此，可为堕泪。”李华文中列举了许多古代妇女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应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顺从夫婿、容纳姬妾，主酒食待宾客、奉舅姑助祭祀等，这些活动都是把妇女置于男性支配之下，处于服从地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而到了李华的时代，世风大变，往往不再是男尊女卑，而是妇女尊于男性，和古礼的规定正好相反。李华是站在传统封建礼教的立场上来看待这种变化，因此，感慨良多，痛心不已。李华是中唐文人，他所叙述的都是自己亲眼所见，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其实，早在初、盛唐时期，妇女地位的提高就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提出批评意见，希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
唐代有命妇朝谒制度，是在正殿受到天子接见，这在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王朝是极其罕见的，因此，有的朝臣表示异议。《全唐文》卷164 收录了袁利贞的《谏于宣政殿会百官命妇疏》，文中称：“臣以为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望诏命妇会于别殿。”宣政殿是天子颁布政令的地方，朝廷命妇在那里聚会，这表明天子把她们和男性大臣同样看待，接见时的礼仪规格很高。朝廷命妇可以象男性大臣那样进入正殿，她们本身也丝毫没有自卑感，进宫朝谒时不拘小节。唐高宗《禁帷帽敕》一文载于《全唐文》卷14，其中写道：“又命妇朝竭，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命妇乘车一直达于禁门之内，而且车不减速，人呼马嘶，显得非常轻脱。唐代命妇在皇帝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场合更是可想而知，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大唐宫廷还出现过妇女直接祭祀天神地祗的场面。古代有三献之礼，祭祀时献酒三次，分别称为初献、亚献和终献。《后汉书•百官志二》：“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郊祀之事掌三献。”效祀天地是隆重的典礼，三献之礼由男性主持，秦汉魏晋相沿不改。可是，唐代的武则天、韦后等人却一反旧制，祭祀天地时她们也出面献酒。《全唐文》卷224载有张说的《祭天不得以妇人升坛议》一文， 对妇女在郊祀天地时献祭接神进行批评。他的观念是陈腐的，毫不足取，但是，从他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唐代女权的强化。妇女不但在人际交往中有较高地位，而且还亲自祭祀神灵，在人神交接的场合也取得一席之地，和男子平分秋色。
女权的强化必然导致男权的相对削弱，这在古代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唐代男子惧内现象比较严重。《太平广记》卷273 引《国史异纂》等书的记载，初唐大臣任瑰、房玄龄、杨弘武等人都有惧内症，而且很严重，朝廷人所共知。不仅如此，连大唐皇帝也患有此症，并且风传内外。《太平广记》卷249引《本事诗》的如下记载：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唐中宗、裴谈的惧内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宫中伶人以此为题材填词度曲，对他们加以戏谑。李老，指唐中宗。有趣的是，裴谈亲自演唱这首《回波乐》词，嘲己嘲人，哗众取宠，显得滑稽可笑。裴谈身居高位，任御史大夫，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坦率地承认自己和中宗皇帝都属于怕妇之列，虽然带有几分难言之苦，但也没有把惧内视为男子汉的耻辱。《太平广记》卷248引《御史台记》的记载，杜正伦以惧内戏弄任瑰， 任瑰说了如下一番话作答：
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百皱，如鸠盘荼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
任瑰幽默的话语说得众人开怀大笑，对他没有轻贱之意，他自己也觉得理直气壮，并无不光彩之处。唐代家庭内部女权的强化，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男性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不完全是心甘情愿，但也对它无可奈何，只好采取宽容的态度，作为既定的事实承认下来。唐传奇是在女权强化的特殊文化生态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往往以家庭生活为背景，从而使得许多妇女形象成为表现女权强化的载体。
二
中国古代家庭通常都是丈夫处于支配地位，妻子则附属于丈夫，唐代以前许多文学作品在表现家庭的和睦时，反映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夫妻关系。唐传奇却一反传统格局，其中不少作品所展现的不是女性受制于男性，而是男性依赖女性，丈夫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妻子决定，女性往往是家庭的主宰。
《李娃传》载于《太平广记》卷484，是唐传奇的名篇。 李娃本系长安倡女，一位书生和她结识以后，流连忘返，生活充满乐趣。可是，一旦李娃迫于外界压力离他而去，这位书生的处境就急转直下，最后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是李娃把他从死亡线上挽救出来，又倾其资产供他读书，最后一举成名，飞黄腾达。如果没有李娃的支持，就没有这位书生仕途上的成功，也不会有家庭的幸福和后代的昌盛。李娃是这位书生的庇护人，难怪传奇的作者白行简感慨地写道：“嗟乎，倡荡之妇，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白行简赞叹李娃的节行，我们却从这个故事感受到唐代女权的强化，妇女在家庭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唐传奇那些以人神婚恋为题材的作品，通常都是人间男性与神界女性结为配偶，这种婚姻关系使男子对女方的依赖性更大。柳毅传书故事收录在《太平广记》卷416。柳毅最终和洞庭龙女成婚，“后居南海， 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柳毅不仅因为娶了龙女而富甲天下，并且还成为长寿仙人。他的财富、他的年寿，无一不是仰仗龙女的赐予，连他的亲属也沾濡恩泽。《太平广记》卷275引《异闻录》，讲述的是韦安道与后士夫人婚配的故事。 后土夫人即地母，她和韦安道有过短暂的夫妻关系。他们即将分别之际，后土夫人召来当时的女皇武则天，令她赐予韦安道钱五百万，官至五品。又把居于冥界的古代帝王及著名功臣传呼到面前，令韦安道一一写生，遂使他的画成为稀世珍宝。韦安道的财富、官位和声望，无一不是借助后土夫人的力量而获得，他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这位神女手中。柳毅、韦安道都与神女结下姻缘，唐代女权的强化，借助神女超现实的威力得到充分的显现，两位神女身上留下了唐代女性的投影。
唐传奇还有动物精灵与世间男性结为配偶的故事，有的是虎化为妇人，有的是猿猴、猩猩化为女子。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化为女子的各种精灵最后都现出原形，返回山林。《太平广记》卷427 引《原化记》和《河东记》，分别讲述两位男子与虎女结为伴侣后又离异的故事。两位虎女嫁为人妇虽然已经数年，并且生儿育女，可是，一旦见到她们赖以变形的虎皮，就又变成老虎，奔入深山。 《太平广记》卷445、446引《传奇》和《潇湘录》， 讲述的是猿和猩猩化为女子与人成婚，后来遇到她们的同类，便现出原形离人而去。在这几个故事中，各种精灵化作人形、嫁为人妇并非迫于压力，而是心甘情愿；她们的离去是发自天性本能，也没有受到阻拦。这些精灵来去随意，聚散由己，显得无拘无束。如果说唐传奇的人神婚姻主要是表现男性对女性的依附，那么，世间男子与各种精灵的离合，则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的独立，女性的自主地位。在叙述各种精灵与世间男子的姻缘时，唐传奇作者流露出明显的复归自然的倾向，客观上承认了妇女自主地位的合理性。
三
古代个体婚制最初是两性冲突的产物，既然如此，这类婚姻就难免出现男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唐传奇在描写个体婚制下的两性冲突时，塑造出了一批反抗女神和复仇女鬼，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女权的强化。
《太平广记》卷300引录《广异记》， 讲述如下故事：北海龙女嫁与华山神第三子为妻，受到虐待。龙女委托过路的三卫给北海神捎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北海神闻讯后，派兵讨伐华山，狠狠地教训华山三郎，迫使他改变对龙女的态度，夫妻和好，“自闹战以后，恩情颇深。”柳毅传书故事与此相类：洞庭龙君小女远嫁泾川水神次子，“而夫婿逸乐，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诉之于公婆，他们又袒护儿子，龙女被罚牧羊，备尝艰辛。柳毅传书给洞庭龙君，龙女之叔钱塘君闻讯后怒不可遏，前往泾川救女，所杀六十万，伤稼八百里，最后将龙女接回洞庭。这两篇小说的前半部分情节大同小异，都是女子婚后受到虐待，托人通报父家，经过斗争之后女子地位得到改善，不再受丈夫压迫。北海龙女，洞庭龙女，她们都是作为反抗女神出现的，是不肯屈服于男性淫威的形象。
《太平广记》卷492收录的《灵应传》一文， 讲述的是九娘子神反抗逼婚的始末；九娘子神是东海龙王后裔普济王的女儿，先嫁象郡石龙之少子。后来夫家因罪灭绝，遂矢志不再嫁，在泾州薛城寡居。朝那小龙欲为其弟聘九娘子为妇，并征得普济王的同意，遂以兵相逼，企图强迫成婚。九娘子神率兵抵抗，寡不敌众，求救于泾州节度使周宝，得到精兵良将，击败朝那小龙。这个抗婚传说是以女方的胜利而告终，九娘子斗争的矛头不仅针对求婚的一方，而且也是对父命的违抗，她是和男权进行抗衡。泾阳节度使应九娘子的请求，派兵遣将给予支持，这一方面表现了唐代妇女自主权的确立，同时也是唐人对女权强化的认同。
唐传奇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复仇女鬼，和那些反抗女神相比，复仇女鬼虽然没有那样广大的神通，但最终还是使迫害她们的男子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们是胜利者。
《太平广记》卷487收录的《霍小玉传》是唐传奇的名篇， 叙述陇西才子李益对妓女霍小玉负心相弃并遭报应的经过。霍小玉临终前控诉李益的言而无信，忘恩负义，并且向他宣布：“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事情的发展果然象霍小玉预言的那样，李益后来对妻妾总是心怀疑虑，猜忌万端，或驱遣出门，或愤然杀害，家庭从来没有过安定和睦的时刻。霍小玉是李益负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但她并没有善罢干休，而是化为厉鬼进行复仇，使李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借他人之口对李益加以鞭挞。李益受到朋友韦夏卿的指责，称他是“忍人”。作者的倾向非常明显，他站在霍小玉方面，这固然有怜香惜玉之情，同时也表明唐代士人对妇女权益的重视，女权的强化已经深入人心。
古代社会通常是男子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丈夫奴役妻子，妇女的反抗多数都要失败。然而，唐传奇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幅画面，是女性反抗屡次获胜的场景。唐传奇此种类型的故事，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
古代个体制家庭最初是两性冲突的产物，同时其中又蕴含着两性合好的因素。唐传奇无论是表现家庭的和睦，还是反映两性之间的冲突，往往都是女性处于支配地位，是胜利者，折射出唐代妇女地位提高，女权得到强化的历史事实。
四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表现对象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艺术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唐传奇的女性形象和魏晋南朝有明显的差异，唐传奇作家刻划女性的手法也有独特的地方。
唐传奇对女性的叙述描写，既展示容貌，又显现才识，而对才识着墨更多。唐传奇出现的女性形象，多数都是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尤其那些女性神灵，更是光彩艳绝，别具魅力。唐传奇对女性的美貌没有大肆渲染，铺排张扬，而是采用简洁的笔法，点到为止。写李娃只用了“妖姿要妙”、“明眸皓腕”等寥寥数语，写霍小玉也不过称她“辞气婉媚”、“态有余妍”而已。《太平广记》卷452 引沈既济所撰《任氏》一文，它的主角系狐狸所化。作品虽然几次提到她令世间男子神魂颠倒的美貌，但都是采用虚写笔法，没有加以具体描绘。唐传奇对于女性的容貌进行简写和虚写，对她们的才识却是详写和实写，叙事完整，不吝笔墨，构成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灵应传》叙述九娘子神抗御朝那神的全过程，把她两次借兵、两次借将的缘由交待得清清楚楚，至于她的形貌特征却没有涉及。《太平广记》卷491 引李公佐写的一篇作品《谢小娥传》，文中对谢小娥的容貌一笔带过，而详细叙述她为丈夫、父亲报仇雪恨的具体情节。唐传奇刻划女性时之所以出现才识重于容貌的倾向，这固然和唐代文人的审美趣味有关，但也必须承认，唐代女权的强化，唐代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她们摆脱了以色事人的可怜地位。她们的才识、事迹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唐传奇作家在塑造妇女形象时，主要展示最能体现巾帼风采的实际作为，容貌描写则退居次要地位。
唐传奇作家对他们笔下的妇女形象既写其情，又写其义，而对她们深明大义的一面表现得尤为充分。唐传奇中的许多女性，无论是风尘女子，还是神灵现世，往往都富有风情，妩媚动人。她们的恋情、别情、思念之情，或热烈、或缠绵、或深沉，对此，唐传奇作家都有精彩的描绘。和写情相比，唐传奇对女性的义反映得更加深刻全面，因而也更能打动人心。唐传奇作家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女性的义。一是写她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那些反抗女神、复仇女鬼充分体现了这种品格。二是写她们知恩图报，千方百计酬答帮助过自己的人。洞庭龙女婚后对柳毅说：“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因，誓心求报。……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她是怀着一颗报恩之心嫁给柳毅，在此之前她曾有过长期等待，最后总算找到了机会。唐传奇还从处事得宜方面表现女性的义行。《灵应传》中的九娘子神最初违背父命，举兵抗婚。当她击败并擒获朝那小龙，正要处斩之际，又收到父亲为他求情的书信。九娘子读过信后对诸将说：“朝那妄动，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违命，乃贞节也。今若又违，是不祥也。”于是，她听从父命，将朝那小龙释放。九娘子神对父命先违后从，但都合乎人情事理，她对朝那小龙是义而擒之，又义而纵之。韦安道与后土夫人结为伉俪，后土夫人本想和他做长久夫妻，使韦安道延寿三百岁，官至三品。当韦安道父母心怀恐惧，迫使她离去时，后土夫人又表示：“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在这些女子身上，情和义有时是统一的、协调的，如洞庭龙女出于报恩而嫁给柳毅，狐女有感于郑生的厚爱而冒险西行，都是因情深而义重，义由情而来，义是情的延伸和升华。在有些时候，情和义又是矛盾的、对立的，遇到这种情况，唐传奇中的女性通常都能以义制情，以情顺义。后土夫人与韦安道分离是忍痛割爱，九娘子神释放朝那小龙是口中夺食，都属于以义制情的类型。在以义制情过程中，这些女子表现出很强的决断能力，这也正是义行的重要本质属性之一。
唐传奇作者在描写女性的义行时，还用男性义士加以衬托，使义女形象更加鲜明。韦崟迷恋于狐女任氏的艳丽，凭借自己的豪富对她施以强暴。任氏晓之以大义，一番话使韦崟改弦更张，打消非份之想，“崟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谢曰：‘不敢。’”任氏是位义女，因此才使这位义士为之折服。霍小玉被李益抛弃后，她倾家荡产，派人四处打听李益的消息。霍小玉的举动得到长安义士的同情，他将李益挟持到霍的住处接受道德审判，并为这特殊的会面准备了酒宴。同声相求，义女和义士彼此辉映，闪耀出正义的光芒。
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称：“妇人领巾覆头，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李华从服饰上指出唐代妇女的男性化趋势，他的结论是合乎实际的。唐传奇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着力表现她们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反抗复仇精神，简写虚写其容貌，详写实写其才识，既传其情而又深著其义，从而使得唐传奇的许多女性形象带有男性特征。她们不再是以纤弱柔媚的姿态呈现出来，而是有阳刚之气灌注其间，可以说是对女性形象的一次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