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初八史对它的影响很少为学术界所关注。唐初八史浓郁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直接为传奇作者取法；而唐初八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关 键 词】唐初八史/唐传奇/古代文学

唐初八史具有浓郁的小说色彩，以《南•北史》、《晋书》最为典型。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晋书所记怪异》条说：“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曾提到他撰《南•北史》的意图是“鸠集遗逸，以广异闻”，其取材特别注意“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而当时很大一部分“小说短书”均为六朝志怪和杂史。史传中载入志怪一般都被认为有小说色彩。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所以朱熹说：“(《南•北史》)除司马公《通鉴》所取，其余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1]486《晋书》亦是如此。《史通•杂说上》云：“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书》，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因此，《晋书》也被王世贞称为“稗官小说”[2]。

一、唐初八史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唐初八史，至少是《南•北史》、《晋书》、《隋书》，在唐代已经流行。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八朝史自宋始行》条说：“(唐修)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杜佑《通典》提及唐代举业生徒的必修史书说：“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3]98

在古代，小说的最大功能是可资谈助。《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隋书•经籍志》的表述与《汉志》大致相同：“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所以鲁迅说：“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4]3《史通•杂述》所说“街谈巷议，时有可观”，《文史通义•诗话》所说“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亦是此意。如果从史学的角度看《晋书》等唐初八史，它们并非良史；但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角度看，它们就大大的可资谈助了。正如钱钟书所说：“《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之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5]723余嘉锡亦说：“盖唐修《晋书》，惟以臧荣绪一家为主，并取琐言、杂记，所载隽语异事，散入其中，求足以供名士之清谈，备文章之渔猎而已。其臧书所不收，则杂采郡国之书、释老之传，以附益之。盖利其为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耳。”[6]138可见，《晋书》等具备了小说的最大功能：可资谈助；而“词人之喜渔猎李延寿二《史》”，“供名士之清谈，备文章之渔猎”正是此意；可资谈助促进了唐初八史的流传，增加了人们对小说的兴趣，传奇作者效仿它们创作一些可资谈助的小说，当是没有疑义的。

在唐传奇接受《史记》等史传文学影响的过程中，唐初八史是中介。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说：“唐代小说与史传文学也有关系，司马迁《史记》的传记体裁，为后代记人叙事提供了范例，《史记》刻画人物的多种方法，也给唐人小说在人物描写上许多启示。”唐代重视史学，修史成风，史学发展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而且，很多小说作家是史官出身，比如韩愈、沈既济便被当时人誉为有“良史才”，正如李肇《国史补》所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程国赋先生说：“在重史的文化氛围笼罩下，唐五代小说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向史学看齐，接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将史书撰写的标准、要求融入小说创作之中。”[7]138因此，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传奇“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有的小说甚至被等同于史传作品，《太平广记》卷492《灵应传》曾将《柳毅传》看作“史传”：“史传具存，固非谬也。”

在唐传奇接受六朝小说熏陶的过程中，唐初八史起了促进的作用。胡应麟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4]58鲁迅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4]58前文已述，六朝志人志怪小说是唐初八史取材的主要来源之一。《晋书》等史乘中的一些志怪描写，把它们独立出来，也就是小说。如《干宝传》：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继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

孔子称小说为“小道”(《汉书•艺文志》)，班固说小说“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小说的地位是很低的。《晋书》等史书以小说入史，使小说在史学的卵翼下得以潜在地成长起来，为小说的破壳而出作了充分的准备；小说也从始终不能入流的卑下地位进入了“史”的国度，这在尊经重史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小说终于摆脱“小道”的束缚，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可能。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说：

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

在这里，李延寿在理论上和修史实践中都已自觉地将小说纳入“史”的范畴，对小说是何等地重视！唐人小说观念的改变，唐初八史的流传，促进了唐传奇对六朝小说的接受和发展，加速了唐传奇的兴起和繁荣。

唐初史家对诡谬碎事的喜好于唐传奇的创作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4]32唐初史家受六朝“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余风的影响，“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旧唐书•房玄龄传》)；而唐代重视史学，史官地位也很高，唐初史家的喜好对当时的士人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文献和唐传奇的记载，唐代的士人们极喜聚谈奇闻轶事，应与此有关。我们来看唐传奇中提到的故事来源和写作缘起：

建中二年(781)，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任氏传》)

元和六年(811)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李公佐《庐江冯媪传》)

可见，不少唐代小说是文士们“征异话奇”的产物；他们在“宵话奇言”之后，就录而传之，这是唐人小说产生的基本模式；后人称之为“传奇”，是有所依据的；而文士们“征异话奇”的风尚，不排除唐初史家“好采诡谬碎事”的影响。

二、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为传奇作者取法

唐初八史叙事文字的散体形式对唐传奇有间接影响。陈寅恪说，唐传奇“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古文运动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郑振铎也曾谈到唐传奇的兴起：“古文运动‘与有大力焉’”，“‘传奇文’的运动，我们自当视为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9章)。陈、郑二位前辈都认为传奇文运动是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程毅中先生的《唐代小说史》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唐代小说是在六朝志怪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8]350。这话当然没错，不过，它只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小说演进、发展的源头。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古文运动对它的影响不容置疑。古文运动对文体的解放，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叙事抒情；韩、柳古文灵活多变，富有表现力，特别适合叙述多变事相和曲折情节，颇为元和、长庆以后的传奇作者取法；不少传奇作家，比如韩愈、柳宗元，本身就是享有盛名的古文大家，韩愈写过《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柳宗元写过《河间传》、《李赤传》，这些在构思和技巧上已近于传奇小说的作品均具有古文的笔法和风格。

但是，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唐初修撰前代八史，无异乎动员众多的史家和文士来从事散文的写作，对唐初仍然盛行的骈文是一种冲击，对古文运动的兴起不可能没有触动；《梁》、《陈》二书不单是叙事文字，甚至连史论都纯用散体。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说：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叡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赵氏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观点，都认为散文和古文的倡导与重振，以唐中叶和北宋为主，而由陈子昂开其滥觞。事实上，姚氏父子早在隋唐以前就开创了古文先河，在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总之，唐初八史为古文运动的先声，古文运动又对小说家的创作起了推动和帮助的作用，这是唐初八史对唐传奇的间接影响。

当然，唐初八史本身的散体形式对传奇的直接影响也不能排除。程国赋先生说：“从文体自身发展来看，唐五代小说不仅受史官文化的影响，也受六朝小说的熏陶；就横向关系而言，唐五代的其他文体，如诗歌、散文、民间文学等对小说的渗透与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7]38这里所说的散文应该包括唐初八史的史传散文。我们且看《柳毅传》中写钱塘君听到侄女受辱，激愤难耐，化作原形冲天而去的一段：

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馀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

声势威力之巨，骇人耳目。旧题汤显祖辑《虞初志》评曰：“文如项羽战巨鹿，勇猛绝伦。”而我却觉得它更像《梁书•韦叡传》描写邵阳之役那腾踔飞扬的文字：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拨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见桥绝，脱身遁去。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

除了描写文字，我们再来看唐传奇与唐初史乘的议论文字：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李娃传》)

夫倡，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为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倡，差足多乎！(《杨倡传》)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岐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谓乎？(《梁书》卷24史论)

两种文体那单行而又整饰的散体句式是何等地相似！一般认为，唐传奇中作者的议论是模仿《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史记》的影响当然不能忽略；但是，《梁书》、《陈书》不仅叙事文字全属简约质朴的散文，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姚氏父子在陈末唐初骈文盛行之时仍坚持以散文写史论，唐初史乘离唐传奇产生的时间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唐传奇直接受到唐初八史散体形式的沾溉难道还有疑问吗？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说：“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公允之见。

三、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与唐传奇的叙事模式

历史叙事的实质在于真实记载历史事实和人物言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南宋真德秀说：“若夫有志于史笔者，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9]而小说叙事的本质是虚构性的。马振方说：“对于今人共识的小说，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表述：以散体文摹写虚拟人生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它的最大长处，是能摹写任何形态的人生幻想”[10]6-23。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都可以合理想象，但前者以真实为基础，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而后者却可以虚构，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所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可见，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根本区别在于叙事的实与虚。

唐初八史的修撰，特别是《南•北史》、《晋书》，以史书对小说材料的选用为特征。刘知几说：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1]350

正是“正典与杂说”并行，导致了小说材料与小说叙事风格对唐初史乘的大举入侵，使唐初八史的叙事体现出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特点。

唐初八史首先是史乘，历史叙事是其根本；而小说叙事大多附于纪传之末，只有少数在传中插叙，和书中的历史叙事形成相对独立的部分。我们来看《晋书•张华传》：

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刘知几认为这类叙事严重违反了史学的叙事原则：“又刘敬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至梁武帝令殷云编诸《小说》，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宋求汉事，旁取令升之书，唐征晋语，近凭方等之录。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说凫履登朝，则云《汉书》旧记。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遮彼虚词，成兹实录。”[1]480而我们认为，《晋书》等史乘这类小说叙事，其本质是以记载史实为主的，但又有好奇尚怪之意在其中，虚实相生，读来饶有情趣。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一文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所以李少雍说：“史乘载入某些奇异琐屑的内容，不仅可使读者容易接受，为之‘解颐’、‘抚掌’，而且可使史事更具体、有生气，使人物形象更丰满，适当地利用异闻琐事，既能提高史传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又不至于乖违直录的史笔。”[1]

《晋书》、《南•北史》等史乘的叙事还呈现出以小说叙事手法对历史叙事的改作的特点。[12]147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条说：“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即记载相同者，亦必稍异其词，以骇观听。如《羊侃传》谓武帝新造两刀，矟长丈四尺，令侃试之，《南史》则谓长二丈四尺。《梁书》谓侃挽弓至十余石，《南史》则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动人也。”比如《南史•王僧辩传》便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加入了小说笔法。王僧辩是南朝梁的著名将领，在平定“侯景之乱”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传行文颇具传奇色彩，引人入胜：

正叙其攻郢州入罗城，忽又叙有大星如车轮坠贼营，去地十余丈，又有龙五色光耀，入鹦鹉洲水中等事。平郢州后，正叙其进兵浔阳，忽又叙军中多梦周、何二庙神云，吾已助天子讨贼，乘朱航而返，曰已杀景矣，同梦者数十百人等事。及师至鹊头，风浪大作，僧辩仰天告誓，风遂止息，忽又叙群鱼跃水飞空，官军上有五色云，双龙夹槛等事。既复京师，又奉命征陆纳。方叙纳据长沙拒守，忽又叙天日清明，俄而大雨，时人谓为泣军，咸知纳必败也。又有两龙自城西江中腾跃升天，遥映江水，父老咸悲曰：“地龙已去，国其亡乎！”(赵翼《廿二史札记•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

另外，《晋书•贾谧传》记载的韩寿与贾充之女两情相悦私订终身一事，是在《世说新语•惑溺》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其改作之处是把“惟东北角如有人迹”改为“惟东北角如狐狸行处”，小说化更为明显。这些人物传记，充满着妖异祯祥和梦境占验，追求一种有滋有味的志怪情趣，有较强的可读性；情节曲折，描写非常细节化，和历史叙事所要求的简明纯净明显不同；所记奇闻异事，多是为表现人物形象服务，有明显的小说化倾向；而把这些虚诞怪妄之说独立出来，简直就是志怪小说，放于《幽明录》、《冥报记》中亦当之无愧。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离不开唐初八史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对唐传奇的叙事模式产生的直接影响。

现代学者韩云波说：“历史叙事追求事件、人物的真实记录，小说叙事则追求人物的精神风貌、事件的独特情趣。”[12]146而唐传奇的叙事正是追求历史叙事的“实”与小说叙事的“虚”的结合。程国赋先生在《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中曾从作品命名、内容构成、叙事方式、创作主旨、议论化倾向等几方面分析了唐传奇历史叙事的倾向。他认为，传奇作品以“记”、“传”命名，不少传奇取材于正史的奇人奇事，叙事重视实录，创作主旨具有强烈的“补史之阙”的主观意识，出现以议论为小说的创作态势，等等，都尽量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并说：“在虚实关系上，小说作家以实为主，强调虚实结合。”[7]58的确，胡应麟所说“作意好奇”，鲁迅所说“始有意为小说”、“幻设为文”，就是强调传奇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强调传奇创作中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的引进。

按照李剑国的观点，牛肃的《纪闻》、戴孚的《广异记》展现了唐传奇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小说叙事走向成熟的历程[13]248，488。

可见，《纪闻》和《广异记》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采用了较为成熟的小说笔法，有意地虚构故事成为其主要特点。的确，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传奇在小说创作的虚实关系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传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的虚构。[14]在结构布局上，唐传奇往往采用历史叙事的笔法，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标注年号，故意给读者造成心理上的真实感觉，但在故事展开过程中，则决不受其限制；那些以神怪异梦为题材的传奇内容本是虚幻无稽之事，虚构想象自然成为其基本手法，比如，牛僧儒《玄怪录》以“元无有”作为小说标题，实则告诉读者这是一篇虚构的作品；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指出：淳于棼梦入蚁穴的故事属于“稽神语怪，事涉非经”之类。那些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作者并不拘泥于史传、传闻，而是因文生事，幻设情节。明代桃源居士说：“唐人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唐人小说序》)此为确论。应该说，小说叙事萌芽于《史记》，主要表现在以异闻入史，但在《史记》中这类记载比较简单，往往一句话或几句话，一笔带过；而唐初八史的修撰，以史书对小说材料的选用为特征，表现出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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