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深圳的大小路口都有交警。我一次开车就曾在红荔/红岭路口被三名交警拦下，说我过路口“不按线”，不由分说，开了罚单。事实上当时因为路口改造，根本就没有线。为此我与交警局打了一年官司，结果是虽败犹荣。现在回想此事，那三名交警站在路边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
随着电子眼的引入，路口渐渐地不见了交警。只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大概是交警部门认定的“窗口”位置，还能看到活人值勤。黑衣白帽，手之舞之，哨之吹之，煞有介事。但走近了一看，发现有些肩上没有警衔，袖上没有警徽，可见是些穿了警察制服的农民工。对此，警方也并不隐讳，亲切地称他们为“协警”。
“协警”在法律上没有地位。八十年代，派出所开始有“联防队员”，这应当是协警的雏形，但那时是借调性质，不穿制服，跟在警察身后狐假虎威。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职业——保安，它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乃至编进小品，“我骄傲”两度上了春晚。保安是有法可依的，国务院专门制定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但这个条例规定，保安只能做单位、社区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不能从事社会治安管理；而且保安员的服装与标志“应当与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人民警察、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制式服装、标志服饰有明显区别”，可见保安不但不能穿警服，貌似警服都违法。而协警是公然穿警服的，但由于这是公安机关给他穿的，这就不算违法。这大概可以算是“只许州官放火”的3.0版本吧。
在单位、小区看个大门，要有保安员资格，要经过专业培训、考核；而混迹于警队，却没有任何资质的规定，这事情有些滑稽。似乎再次印证，越是无足轻重的事情，越弄得一本正经。
协警虽然没有警衔、警徽，但在远处，还是很难分辨。我有一种遇事弄不明白就不舒服的毛病。我能在300米外分辨出波音飞机与空中客车，就不信认不出你是交警还是协警。于是我每天上班，都在经过的路口用心观察，终于发现了两条远距离识别协警的秘诀。
一是看腰带，协警腰里没有装备，而警察在腰带上挂满了大包小包。这好理解，贵重器材只能由警察来掌握，协警最多只配警棍哨子。二是长得帅气，身材匀称，动作标准，态度认真的是协警，而长得随意，腰圆体胖，站在树荫，大大咧咧的，都是警察。咦，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协警是纸饭盒，可以任意挑选，随时淘汰，警察是铁饭碗，加入队伍即旱涝保收。这种体制下，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举止当然大大不同。
为什么干同一件事，却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警察与协警的工资福利，相差不止数倍，为什么待遇差的，工作状态要好过待遇好的？为什么不能用态度又好，薪水又低的人，替代薪水高而态度恶劣的？
我的初步思考结果，这个社会，人是分属不同集团的，而不同的集团，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上，有不同的权力。所以，集团背景决定了人的身份，而身份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集团中，人也分成三六九等，这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青泥”的自然法则。人人都想进入更高阶层，成为人上人；人人有一点办法，都想让别人替自己干活。
美国总统干得不好都可以换下去，为什么我们要养一大帮不上岗的警察，还要再养一大帮上岗的协警？要命的是这个现象具有普遍性。国家机关中，区别身份，同工不同酬现象司空见惯。就连最基层的街道办事处，下面也生出社区工作站，再雇一大帮临时工。这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得了严重的“寄生虫”病。如果任其发展，早晚纳税人会不堪重负。所以，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要说得那么宏观，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是真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