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坦率而诚恳地承认，近代以来，登顶世界这个问题是离我们中华民族十分遥远的问题。不说登顶世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讨论的最严肃问题是啥？是中国再不改革，会被开除球籍。跨世纪的中国不会再有这一记忆，哪知80年代危机意识引导下的中国读书界广泛阅读的是《球籍》一书。

中国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 并不是时下新生代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中国丧失了自信心，而是对一种事实的担忧。因为在现代世界的知识上，中国的独创性贡献确实太少。

有科学家统计，在现代知识体系上，中华民族的贡献率不到3%。这些贡献，还不是核心性的，而是一些边缘化的贡献。中国人口这么多，何以在知识上贡献如此之少？客观衡量一下，现代哪个核心理念来自中国？哪个重大科学发现来自中国？哪个重大技术是中国人原创的？一个具有极强自尊心的民族，似乎给不出一个肯定答案。

就此而言，思考中国的“球籍”问题并不是夸张的想法。中华民族站在近代门槛外，保守、封闭、僵化、自恋，把民族登顶世界的宏愿，抛到了太平洋底了。中华民族对自身现代命运的概括，即“落后就要挨打”，准确反映出这一点。落后挨打与开除“球籍”是相关的，落后便不思进取、便自卑、便惊慌失措，于是，“球籍”便成了问题。

不是说近代以来中国就完全没有进取心。但有点陷入“病急乱投医”的窘境，也是事实。19世纪中国的学习榜样是欧美先进国家。那个世纪末期，康有为启动改革，除了心仪欧美，还考察急起直追欧美颇见成效的日本、俄罗斯，写了《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变政考》。20世纪初期，中国心仪的对象转向了苏联、德国，重整国家声威的心急火燎之感，明显可见。这让中国栽了大跟头。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国心稍微稳定一些。但还是没有让中国落在现代平台上面。中国亟欲仿照某个国家的样板依样画葫芦的现代化心态照旧——21世纪了，中国心仪小国新加坡的治理成就。这似乎让国人有些不好意思：地域如此广袤，人口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文化如此辉煌的中国，竟然心仪地域如此狭小、人口如此稀少、历史非常短暂（1965年建国）、文化从不辉煌的新加坡。幸好新加坡人口的75%都是华人，有点自己学自己的感觉，这稍微给人一些安慰。中华民族远离世界巅峰之后，确实经历了一个自我看低的衰变史。

有问，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就彻底丧失重登世界巅峰的雄心壮志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得自我表扬。从晚清开始看这一问题，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举国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但从那时起，经历民国，以至于今，历经三个政治体，中华民族一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来未曾丧失民族复兴的信心与决心。这是一个伟大民族不失其伟大品质的突出体现。

中华民族试图重新登顶世界，第一步必须重新融入世界。中华民族跟一些近代一直落后国家相比，一个最重大的差异在哪里？就在中华民族很谦恭地接受世界先进文化，而不像非洲、中东与南美一些国家，排斥现代发展方案。我们中华民族即使从世界峰巅上跌落下来，断崖式的终止了辉煌状态，但我们从来不排斥现代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生动活泼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记忆，这是与“日新、日日新”的民族精神具有密切关系。

《周易》代表着我们的精神。变易的精神为道家和儒家共同发扬：日新，日新，日日新。即使中华民族处于最艰难状态，也从来没有丧失寻求变易的努力：筹划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戊戌六君子”，都特别强调“变易”精神。正是那种“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的编译精神，才让中华民族深陷困境之时，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活泼精神状态。尽管这样的观念有些走过了头，使得中华民族走到了自我否定的另一极端。但这种精神稍加端正，正正成为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不被摧毁、不被征服的文化基因。

有人指出，在西方历史上，凡是被征服的民族，基本上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中华民族历经少数民族的征服，却奇迹般地延续到今天。这样的断言尤其有道理，但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西方历史上民族间的征服，被征服民族的有形实体确实是消失了，但却形成了整合性的“西方”理念，它并没有完全中断。所以西方人公认，希腊人是他们的精神教父，罗马人是他们的政治教父。尽管现代希腊跟古代希腊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当下希腊已经成了欧洲的负担，但这影响人们认定希腊人是欧洲人的精神教父，这一影响，比罗马这个欧洲的政治教父更大。现代欧洲人的思维世界，依然无法逃脱希腊人的范围。中国历史的主体民族汉族，确实遭受数次征服，但反过来却以儒家统治术驯化了征服民族。因此历史的实体化连续性非常明显。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发展从未中断。因为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发生征服关系的时候，绝对不是无缝对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