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特朗普逼近总统宝座、安倍向“正常国家”冲刺、土耳其加速逆世俗化、极端的IS国在中东猖獗、欧洲各国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自911事件之后，正呈现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图景：右翼保守主义在21世纪世界的崛起。
三大本位性保守主义的崛起
20世纪曾经是左翼激进革命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触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汹涌澎拜。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为全球左翼革命划上了休止符，福山乐观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从此人类将往西方为典范的自由民主方向演进。
20多年前的福山毕竟年少单纯，不及他的老师来得目光老辣，亨廷顿敏锐地指出：冷战终结的21世纪，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全球战场的轴心将从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轴心文明的竞争，首当其冲的，将是基督教与伊斯兰这对老冤家永恒的战争。
亨廷顿余音未落，2001年纽约世贸双子星座被攻塌，虽然是恐怖主义者所为，但背后的成因与文明的冲突不无关系，诚如哈贝马斯所言：“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
历经美国政府几朝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本•拉登击毙，本以为世界从此太平，没料到恐怖主义只是表象，其背后的深层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贸易、资讯全球化的深入，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扩大，而且在民族国家内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化也在加剧，整个世界分裂成在全球化中获得利益与受到伤害的两大阵营。
全球化将世界压缩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大量的第三世界移民进入发达国家，“逆殖民化”使得本来互不相扰的种族、民族和宗教发生了近距离的接触和碰撞，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与阶级分化三者交叠，互相激荡。
在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式微的今天，右翼保守主义竟然破门而出，对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尖锐的挑战。
21世纪全球性的右翼保守主义，乃是由三股势力会合而成：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保守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
首先是宗教保守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是全球化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也是宗教复兴最迅猛的三十年，基督教徒、佛教徒人口增长迅速，传统儒家文化也在中国呈复兴趋势。
最引人瞩目的，是全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长。美国著名的独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发布的一份宗教调查报告说：在2010年，基督教信众人数22亿，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伊斯兰教列第二，拥有16亿信众，占全球人口的23％。
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到205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将与基督徒拉平，到2070年，伊斯兰教将超过基督教，成为全球最大的宗教。
在世界各大轴心文明当中，儒家本来就是世俗化的人文信仰，基督教经历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早已经世俗化，佛教也已经与世俗化和解，唯独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在世俗化进程中步履艰难，而且这几十年有倒退的趋势。
即使通过革命实现了普遍的公民参与，但民主不仅没有促进世俗化的进步，反而释放了社会底层伊斯兰原教旨的保守主义势能。
而大量穆斯林移民涌入西欧，也使得以基督教价值为核心的欧洲与外来的伊斯兰教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与紧张。自罗马帝国晚期、拜占庭被穆斯林攻陷和1683年维也纳保卫战之后，欧洲正遭到第四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而这一次由中东移民大军所带来的，是与世俗化的欧洲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文明。
其次是民粹保守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各国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代表未来高科技发展方向的跨国企业、年轻的技术精英是全球化的得益阶层，而传统行业上年纪的工人阶级沦落为新的贫民。
据统计，1%的超级富豪拥有世界50%的财富，而剩下的50%的财富并非由剩下的99%的人平分，世界上50%的人只拥有不到1%的财富。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在萎缩，贫民阶层在扩大，社会分层出现了固态化趋势，用福山的话说，美国出现了精英阶层的“再世袭化”。
社会的断裂不仅来自上下阶层，而且体现在拥有不同专业技能的代际之间。年轻人普遍拥抱全球化，而中老年人对此怨气冲冲，英国的脱欧全民公投，就是老一代人对年轻世代的胜利。
面对外来劳工、技术转移和穆斯林文化的威胁，在欧美各国流行的民粹主义具有典型的右翼特征，其主要社会基础是社会底层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民众，这些内部的“无产者”与外来的“无产者”相互仇视。当全球的富人与精英阶层携手联合，共同分享全球化红利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却彼此对抗，欲将对方拒之于门外。
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族保守主义。反对全球化经济、非法移民和外来异教的特朗普，打的最核心的牌，就是“美国优先”。他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我与希拉里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利坚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才是我们的信条。”
所谓的美国梦本来并非民族之梦，而是上帝所启示的全人类梦想，作为新教徒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处于“山巅之城”，有责任拯救整个世界，然而，特朗普将美国梦篡改为民族之梦。面对“蛮族”和“异教”的入侵，他要建立一座封闭的长城，重新回到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
时势造英雄，宗教的、民粹的、民族的三股保守主义潮流，将一个本来只是小丑式的人物推到了前台，成为意欲问鼎白宫的保守主义人格化身。
岂止美国，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东西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两岸，逆全球化的民族保守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世界经济前景黯淡、风险随时降临的今天，各个国家纷纷扎紧篱笆，守住自己的防线。
被全球化抛离的各国民众，会聚在宗教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下，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吊诡，有的时候是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时候是互相对抗，利益冲突。
白人的右翼保守主义即是宗教的（比如美国南方的福音主义），又是民粹的（反精英的），也是民族的（“美国优先”论），自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们与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宗教保守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对抗，但又互为前提，形成了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吊诡的互生共谋关系。
而在土耳其，世俗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宗教保守主义长期处于拉锯战，埃尔多安上台之后，伊斯兰宗教保守主义逐渐占了上风。
保守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本位论，自我利益、自我价值绝对优先，它的最大对手是与其对位的另一种保守主义，本位对本位，绝对价值对绝对价值，自我利益对自我利益。当各种本位论的保守主义逐渐演生为各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决策理念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进入一轮新的冲突与战争周期。
21世纪不太平，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将会被一个本位论的保守主义新时代取代吗？
世俗与宗教：现代性文明的困境
宗教保守主义的兴起，其核心问题是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不能从词面上理解，确切地说，是由基督教演变而来的、世俗化的现代文明与逆世俗化的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在公元前600-400年，几大轴心文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在欧亚大陆诞生，伊斯兰教文明虽然要迟至公元7世纪才出现，但后来者居上，诚如《剑桥伊斯兰世界史》所言：全球穆斯林曾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在八到十八世纪的这段期间，从势力范围和创造力来看，伊斯兰文明都是全球的主导文明”。
伊斯兰教的科学、哲学、艺术、数学、耕种、金融、海陆贸易和城市发展，都曾经傲视欧亚大陆。从唐代到元朝的中国都深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而中世纪的欧洲挣扎于恐怖的黑死病，远远落后于中东的阿拉伯世界。
直到1500年以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这些海洋民族的崛起，文明领跑者的火炬才逐渐从中东转移到西欧，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奠定了西方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按照艾森斯塔特的观点，第二次轴心文明出现了，那就是首先在基督教文明内部发生突破、随后传播到全世界各大文明和民族的现代性文明。
第二次轴心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世俗化。世俗化这一概念本身来自于基督教，其核心原则乃是祛魅，将世俗社会的政治与人生，与特定的终极价值分离开来，查尔斯•泰勒将之理解为一场 “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个人、法律和国家逐渐从神意的宇宙世界中游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自主性，这就是“大脱嵌”。祛除神魅化之后，人生价值与政治生活具有了自主性，幸福快乐与政教分离成为世俗社会的两大特征。
人生的意义不再与神圣的终极价值关联，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世俗的快乐与幸福成为了去魅化人生的追求目标。公共生活也与特定的宗教价值脱钩，国家在各种宗教信仰之中保持中立，每个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信仰、群体归属和个人偏好。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个去魅化的世俗社会，不是说没有了神，而是不再有国教，不再有一个国民共同信仰的独一无二的神。世俗化是一个众神喧哗的时代，各种宗教多元并存。人们可以在私人领域选择自己的信仰，并按照其宗教戒律而生活，但在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遵从的是世俗化的公共理性和法律道德，宪法取代了神祗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意志。
然而，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第二次轴心文明，由于其非超越的世俗性质，仍然留下了一些问题是其无法回应和解决的，比如人的存在、关于如何面对生命的苦难、死亡、如何在来世中获得永恒等等。启蒙对人性的预设乃是“理性人”，即每个人都是有世俗理性的，但人性远比启蒙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和意志，同时有可能还是一个“宗教人”，不管如何追求世俗的成功和快乐，最终总是要面对世俗理性无法解答、而宗教所面对的诸如生命中的苦难、死亡、超度、永恒等这些与终极性相关的重要问题。
现代性世俗文明只是创建了新的科学、法律和政治的上层结构，而在社会、道德与心灵的下层结构，依然是轴心文明主宰的空间，虽然二者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哈贝马斯之前一直坚守启蒙的理性传统，坚信人的交往理性，但911事件之后越来越注意到世俗理性的有限性，越来越重视宗教在当代“后世俗社会”不可替代的力量，他与后来成为罗马教宗的拉辛格大主教多次对话，讨论理性与宗教各种的局限与互补性，形成了一个共识：西方的两大文化，无论是基督教的信仰文化，还是世俗理性文化，在事实上都没有普遍性，都有其内在的限制，因而需要对话和互相监督。
这就意味着，以世俗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明，并不能取代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儒家这些古老的轴心文明。世俗化愈是发展，对终极意义追求的心灵饥渴就越迫切，而这些问题都不是世俗理性能够回应的，反过来会激发起古老的轴心文明的反弹。
这就可以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如此深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波强有力的宗教复兴的现象。人性中有对终极价值渴望的宗教维度，即使在世俗社会，“理性人”也永远替代不了“宗教人”，横扫全球的现代性世俗文明永远不能彻底战胜那些似乎是神秘的、落后的古老轴心文明。
既然无法替代和战胜，那么剩下的只是世俗与宗教的兼容问题了。现代文明包容各大宗教，这不成问题，因为世俗现代性在何为善的问题是中立的，它容许多神竞争、自由选择。
问题在于各大宗教是否接受得了世俗化。儒家、基督教和佛教都不成问题，唯独伊斯兰教至今依然与世俗化格格不入。因为穆斯林的人生属于真主，是整全性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要顺从真主的意志，这与世俗社会的祛魅化无法兼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世俗的快乐不能取代对真主的虔诚，政教分离也非伊斯兰律法可以接受。上个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之中，土耳其、伊朗和埃及都实行过比较彻底的世俗化，但依然改变不了社会底层的伊斯兰面貌。
从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度掌权，到近年来土耳其在埃尔多安掌权之后“逆世俗化”的加速，以及极端的IS国在中东的猖獗，这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意味着一轮新的“绿色革命”（伊斯兰保守主义）在全球的兴起。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更要命的是这场绿色的保守主义革命已经内在化了，打进了自家世俗社会的内部。现代文明的诞生，起源于1500年之后的地理大发现，西欧各海洋民族对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扩张。在基督教看来，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人口流动，发生了“逆向殖民化”，全世界的“蛮族”纷纷向欧美发达国家移民。
不同种族、欧美发达国家一开始相当自信，相信自己是现代文明的大熔炉，足以驯服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蛮族”，让他们变得世俗化，变成与自己一样的美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
基督教世界可以与东方多神教传统的儒教徒和佛教徒和平相处，却偏偏遇上了一个与自己本源同根的另类一神教：拒绝“归化”的穆斯林。
来到基督教世界的穆斯林，就像在他们的母国一样，可以在物质层面接受世俗化，但在精神领域和群体生活当中，哪怕是经历了二代、三代的移民，依然顽强地保持自己的伊斯兰特性。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无论是成功的中产阶级，还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贫民，许多人至今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精神上有某种屈辱感，这反过来激发起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
而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生活方式，比如一天5次的向真主礼拜，一衣白素齐刷刷跪下祷告、一年一度的封斋月、女性出门戴头巾、甚至以纱巾遮脸，都让世俗社会的人们惊愕不已，心存恐惧。
911事件以后，特别是近两年在欧洲频繁爆发的恐怖袭击事件，都有极端伊斯兰教的背景，更让许多人对穆斯林心怀偏见，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划上了等号，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
新近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西方右翼保守主义者马克•斯坦恩的著作《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耸人听闻地说；“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秩序的变化或许仅仅是一个征兆，一个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与精神崩溃的不祥征兆——在西方陨落之后，我们的未来将彻底毁于非西方文明之手。”
事实上，恐怖主义与穆斯林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穆斯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这三者有明确的区分。穆斯林世界内部教派和民族千差万别，中世纪不同时期的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因为其强大，对帝国内部的异教徒如犹太教、基督教相当宽容，伊斯兰教对异教的敏感和警惕，那是到了18世纪现代文明崛起之后。
处于弱势的穆斯林为了守护自己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纯真性，变得封闭和保守。即便如此，一般穆斯林依然能够在世俗社会与其他人和平相处，他们温和、安宁，是一个好人，甚至好公民。苏菲派穆斯林反对扩张性的圣战，他们更愿意过个人灵修性的隐居生活。
但近年来逊尼派内部激进的瓦哈比派发展迅猛，这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化有很大的冲突，信奉极端的一神论，不准抽烟、不准喝酒，男子要留胡须，女子全身要披黑袍，只能露出双眼。虽然瓦哈比派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但其本身毕竟是非政治性的，不能简单等同于恐怖主义。只有那些具有强烈伊斯兰复国主义倾向（比如IS国）、对异教和世俗化有强烈仇恨并付诸行动的，才能算是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不仅是人类之敌，也是伊斯兰教之敌，为一般的穆斯林所不齿。而强调绝对禁欲、男子留大胡子、女子出门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也未必为其他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所认同和接受。
穆斯林世界，是一个从激进到温和都有的复杂光谱，内部不同教派的冲突，甚至超过了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将其视为铁板一块加以防范，显然是像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勒庞那样的保守民族主义的无知偏见。
其实真正发生冲突的，并非是世俗化与伊斯兰教，迪拜的成功证明了伊斯兰教可以与世俗化相安无事，而且可以创造出伊斯兰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奇迹。真正的冲突往往发生在极端的世俗主义（激进左翼与极端民族主义右翼）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之间。《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在欧洲，极端虚无主义的激进左翼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保守右翼在反对穆斯林上形成了统一战线，构成了奇异的“同谋”；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互冲突、震荡，一个诉诸于语言的暴力，另一个还之以肉体的暴力，批判的武器VS武器的批判，世俗的虚无主义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各自极端的方式，让今天的欧美动荡不安，演化成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冲突。
如果世俗与宗教之间没有彼此的尊重与和解，这场战争将永无止境。所谓的和解之道，从进入欧洲社会的穆斯林而言，需要更多地世俗化，遵循文明社会的正义法则，而从作为主流的欧洲世俗社会而言，则应承认与尊重伊斯兰教的神灵与先知，他们不代表野蛮，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人类伟大文明的一部分。世俗对宗教可以有批评、有研究、有讨论，但不能用无聊的亵渎冒犯他者。
在一个祛魅的世俗社会，现代人视自己的生命、财产、自由和个人之尊严为最高价值，但在许多教徒看来，比这些世俗之物拥有更高价值与无上尊严的，是自己的信仰。人的生命与财产可以毁弃，但内心的神灵不容遭到猥亵，在他们的眼里，个人的幸福与神的尊严无法分离，你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些虔诚的宗教徒，但在现代的多元社会，一个具有宽容精神的世俗人，不得不承认与尊重这些宗教信仰，只要它不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侵犯到世俗社会的公共正义。
政治正确是否正确、如何正确?
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让欧美各国反对外来移民、讨厌穆斯林的情绪日趋高涨，变得表面化，政治正确的防线开始被突破。特朗普再三公开宣称：“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
政治正确，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它要求公众、特别是有权势的公众人物在表达言论的时候，不得以歧视或贬低性语言指称对象，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少数族裔以及非主流的宗教与文化，以避免伤害他们的利益与尊严。比如，不得以“黑鬼”描述黑人、“弱智”形容智力障碍者、“疯子”指称精神病患者、“蕃人”称呼原住民等等。
自上个世纪美国平权运动以来，政治正确成为美国和欧洲舆论界的第一原则，许多政客、大学校长、脱口秀明星、节目主持人因为一不小心发表了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语言，被迫下台、辞职或道歉。
政治正确原是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的集体权利和边缘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适当限制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论自由，以便让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处。
然而，政治正确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着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背景的恐怖活动的升级、外来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的上升，让许多白人更加心怀不满，觉得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压抑，失去了自由批评的权利。
当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横空出世，公然嘲笑穆斯林、批评墨西哥移民，让许多白人选民暗自叫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
政治正确是世俗的多元社会对诸神之争的调停，旨在防止因歧视性言论而爆发的文化冲突。但如今却引发了更深刻的文化冲突：政治正确本身正确吗？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认同问题：何为美国？何为欧洲？
欧洲和北美在历史上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天下，从基督教内化而来的现代性文明成为美国和欧洲的立国之本。美国和欧洲原来都是以“文化大融炉”自豪，不管外来移民来自什么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到了这里都要接受更先进、更文明的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
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文化多元主义席卷欧美，成为主流，而“大熔炉”理论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受到唾弃。
美国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欧洲也不再是基督教的欧洲，它们成为不同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共栖之地。然而，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的陨落，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忧心忡忡。
亨廷顿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惊呼：在今天的新大陆，已经找不到美国了！——那个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美国。在他看来，文化多元主义消蚀了美国的灵魂，让美国的国家认同变得暧昧，美国将不成美国，在各种“异教”的入侵之下，美国总有一天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独特精神而灭亡。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国际社会，而且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基督教面临着与其他轴心文明的冲突，“蛮族”的入侵改变的不仅是人口的构成，更是美国的灵魂。亨廷顿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盛世危言依然余音绕梁，而特朗普，不过是亨廷顿的通俗版或粗鄙版而已。
基督教中心主义还是文化多元主义？关于政治正确争议的背后，是越来越尖锐的国家认同分歧。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白人，不满汹涌而来的移民潮、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令人恐惧的恐怖袭击，希望回到原初的美国、原初的欧洲，那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基督教世界。
然而，回归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问题是世俗化的现代性文明如何面对那些拒绝世俗化的极端穆斯林？对他们究竟是宽容呢，还是斗争？
西方人陷入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困境：宽容还是斗争，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敌人，一旦外来的异教威胁到自身文明的核心价值，唯有斗争一途。坚决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与世俗化的温和穆斯林和平相处，这些都没有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非政治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可以公开批评伊斯兰教吗？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抱怨，因为有了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对伊斯兰教的历史、风俗和文化变得不可触碰，甚至连严肃的学术批评都变得不可能。
美国学者卡森认为，如今有一种新的宽容观取代了旧的宽容观。这种新宽容是以一种不在乎或者漠然（indifference）的宽容取代了批评的宽容。宽容并非意味着取消批评，没有批评的宽容是一种冷漠，而只有包含批评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宽容。而文教多元主义那些压抑批评的所谓宽容，实际上是以宽容为名的不宽容。过度的政治正确以宽容为名禁止了对某些价值与行为的批评。
上海的学者崇明指出：“宽容的原意是对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和行为予以容忍，因此宽容的前提是对被宽容的对象的某种不满和批评，没有批评不构成宽容，或者说没有批评就无所谓宽容或不宽容。这是宽容的悖论，也是宽容的困难所在。”
宽容的确不意味着冷漠，宽容有消极与积极两种。消极的宽容乃是倾听与理解，以平等的姿态倾听他者的声音，以同情性的理解看待他者的行为。倾听与理解并不意味着接受，只是一种大度的包容，从制度与态度上包容不同的宗教与文化。
而积极的宽容则是理性的对话与交流，其中有理解，也有批评，但一定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的批评，也就是说，不是以自身文化的逻辑、而是以对方文化的内在理路去理解它、批评它；而且是理性的、善意的，并非是嘲笑的、恶意的，这就是宽容式的批评，或者说批评式的宽容。宽容不是取消批评，而是对批评的一种自我限定。
然而，如今对穆斯林的许多批评，特别是在网络上，经常出现的是各种语言的暴力，即所谓的软伤害，这种伤害有时候比肉体伤害更大，因为它冒犯的不是其肉身，而是其心灵、人格与尊严，穆斯林内心当中认为最神圣的那部分东西，就像《查理周刊》那种低级无聊的嘲讽、各种右翼民族保守主义充满偏见的言论那样。其冒犯的不仅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且是一般穆斯林的情感与心灵，逼迫他们从温和走向极端。
肉体的伤害在法律上需要严惩，但语言的伤害同样在政治上需要有明确的红线。政治正确这条红线不是实质性的，不是规定了什么不能批评，而是程序性、规范性的，即不能用冒犯和亵渎的方式展开批评——只要批评的对象不是人类公认的邪恶。
政治正确不能被滥用，但倘若没有政治正确，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野蛮——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语言邪恶。世俗与宗教之间，各自都有偏见。相比较而言，世俗对宗教的偏见更深，往往以文明自居，以为前现代社会“残留”的古老宗教、文化和习俗都是野蛮的、落后的和不可理喻的。这是萨义德所批评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知识偏见，而背后正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
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既要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反对文明的敌人，同时也要有对少数族群的宗教有足够的包容，其间的界限就在于约翰•罗尔斯所说的正当（right）与善(good）的区别。在涉及到何为正义的政治正当层面，不允许任何的文化相对主义，不管哪个宗教和哲学学说，都要服从文明社会的公共理性、世俗化的核心价值。
但在涉及到何为善的层面，容许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存在，而且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让它们有各自的发展空间。
现代世俗社会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公共政治领域和纯粹的私人领域，界限还比较清晰，最模糊的中间地带乃是在社会公共领域。
在公共场合是否要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在欧洲大国中最世俗化的法国对此有严格的禁令，严禁在公共场合穿着和佩戴有明显宗教标志的衣服和物饰，不仅是穆斯林的面纱、罩袍，而且犹太教徒的小礼帽、基督徒的十字架、佛教徒的佛珠等等，都在禁止之列。
欧洲人权法院对此予以通过，理由是确保民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自由交流的尊重。但这一禁令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比如国际特赦组织就认为这严重妨碍了宗教自由与表达自由。
在非私人空间和非特定空间的宗教祷告与宗教标志，这究竟是属于个人的宗教自由或集体权利，还是必须遵循政教分离原则，服从世俗国家的同一性？这是启蒙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公与私、世俗与宗教在现实生活的边界，未必在理论上那样清晰。
启蒙带给现代人最大的精神遗产和核心价值是尊重人，不仅是人的生命与肉体，而且是人的精神与尊严。人性是复杂的，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世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总是徘徊于世俗与超越之间。
世俗社会充分释放了人的欲望、情感和权力意志，这使得当今世界物欲横流、精神萎靡，许多人得到了世俗的快乐，却因过度的纵欲而感到内心空虚，反过来要从古老的轴心文明当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
人性中的欲望过度释放了，人性中的另一面神性就会强烈反弹。而至今还在顽强抵御过度世俗化的伊斯兰教，因此吸引了许多在世俗社会有精神失落感的人们-----这些人不仅有阿拉伯移民、突厥人的后代，也有众多的白人、黑人和东南亚人。于是，伊斯兰教被符号化了，蜕变为一种抗拒世俗化的意识形态。
而这种符号化，恰恰是由极端的世俗主义（右翼民族保守主义）和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共同完成的。那是一场吊诡的合谋，一场各为其本位的民族保守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的冲突性默契。
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威胁，他们彼此斗争，同时又携手毁灭世界。世俗社会不惧怕神，恐惧的是无法容纳其他神的一神——不管这个独一无二的神以什么面目出现：上帝、真主、佛陀、圣人，还是科学、文明、国家或民族。
各种各样的右翼保守主义正在主宰21世纪的世界，如何将人类从保守主义的魔咒中解救出来？假如我们真正对人性的双重性格有所理解的话，应该在世俗与宗教的永恒战争中，去寻找一条平衡的“中道”，只有温和的世俗主义者与温和的穆斯林教徒（以及其他轴心宗教和轴心文明的信仰者）彼此理解、良性互动，由他们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船舵，才有可能避免人类在21世纪因各种右翼保守主义彼此冲突而翻船。
本文原标题《历史远未终结：21世纪是一个右翼保守主义时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