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制度演进与多元化的思考》是对“摒弃通过欲望扩张引导能力增长的发展模式”的延伸思考，即必须考虑“在一个封闭社会里由于节制欲望而可能引发的诸多社会反应”，如集权化和等级化的问题。在本章中，作者试图论证：集权化和等级化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发展趋势；避免集权化和等级化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的方式是“借助于社会边界的开放性以保持社会的多元化和动态化”；在人类面临自然性的扩张极限的当代，防止开放的、动态的集权-等级制度退化为封闭的、世袭的集权-等级制度（专制制度）的方法是强化思想领域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即增强个体的自主能力、促使个体的多样性发展和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1：对制度演进的思考：

社会制度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试错及调整的过程，决定社会制度在某一特定时刻状态的因素包括社会心理、人际结构、文化历程和外部环境。一种制度能否被接受，除了与它的现实合理性直接相关外，还与它的历史承继性密切相关。这种与历史承继性密切相关的特点造成了“异国的成功制度只能被模仿而不能被直接移植”的客观事实。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我们认为：人类不应该对任何一种制度产生盲目崇拜，而应该理性的态度看待制度选择的环境约束和历史承继因素。[附注：本处所指的制度是指“被参与博弈的利益各方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

1-1：自然规律的启示：

克劳修斯(Rudolf J. E. Clausius)从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又称“自然增熵原理”）出发认为：物理过程总是自发地从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的演进总是指向熵增加的方向，最后达到“热寂”--即运动停止。然而达尔文进化论（Darwin\'s Evolutionism）则认为：生态系统有着“自发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向有序方向演化的倾向。这两种理论之间的“背离”曾经产生了物理学与生物学间关于自然界发展方向的争论。耗散结构理论（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的提出解决了热寂说与进化论之间的矛盾，使物理学与生物学规律得以统一。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孤立系统的演进总是指向“熵增加”的方向，总过程是从有序到无序；但是对于开放系统来说，由于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从外界吸取负熵来抵消自身熵的增加，使系统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向有序方向的演化。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指出：假如改变现有的约束条件，使这个系统愈来愈远离平衡状态，那么，当结构稳定性的条件已不满足时，这个系统就可能向新结构发展，产生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新型组织；自然界的进化过程相对应于一系列的动态平衡过程，动态平衡状态间的递进演化导致水平愈来愈高的复杂组织出现，因此进化可以看做是一系列动态平衡的演进过程。

耗散结构理论关于系统的演变历程可以简述为：系统的开放性使其能够从外部吸收能量和交换物质（即有负熵的流入），随着负熵的流入、系统逐渐接近“突变”的临界点(“阈值”)；组成系统的众多子系统经常性地产生偏离均值的变异（“涨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涨落相对于系统平均值而言是很小的，即使偶尔有大的涨落也会被耗散掉而不对系统的整体状态造成发散性的影响；然而，在临界点附近，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涨落可能被不稳定的系统放大并产生连锁反应，使得系统失去既有的稳定秩序而进入到混沌状态；随着负熵的进一步流入，系统最终超越混沌阶段而达至新的有序状态。这一演变过程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的特点：在个体（子系统）层面上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引发旧状态崩溃的因素具有偶然性、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个体（子系统）在混沌阶段的状态具有不确定性、个体（子系统）在新状态下的具体形态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是就系统演进的方向而言，则具有高度的确定性--系统在混沌前的状态与演变过程中的负熵流入量决定着系统在超越混沌阶段之后所可能达至的状态。[附注：有关耗散结构理论的详尽论述参见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从存在到演化》、《探索复杂性》、《从混沌到有序》、《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等著作。]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在内在机制驱动下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的自组织系统具有如下特征：信息共享--系统中每一个单元都掌握全套的“游戏规则”和行为准则，这一部分信息相当于生物DNA中的遗传信息，为所有的细胞所共享；单元自律--自组织系统中的组成单元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在“游戏规则”的约束下，每一个单元有权决定自己的对策与下一步的行动；短程通讯--每个单元在决定自己的对策和行为时，除了根据自身的状态以外，往往还要了解临近单元的状态，单元之间通讯的距离比起系统的宏观特征尺度来要小得多，而所得到的信息往往也是不完整的、非良态的；微观决策--每个单元所作出的决策只关乎它自己的行为，而与系统中其它单元的行为无关，所有单元各自行为的总和决定整个系统的宏观行为，自组织系统一般并不需要关注整个系统的宏观决策；并行操作--系统中各个单元的决策与行动是并行的，并不需要按某一标准排队，以决定其决策与行动顺序；整体协调--在诸单元并行决策与行动的情况下，系统结构和游戏规则保证了整个系统的协调一致性和稳定性；迭代趋优--自组织系统的宏观调整和演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反复迭代中不断趋于优化，事实上，这类系统一般无法达到平衡态，而往往处在远离平衡态的区域进行永无休止的调整和演化，一旦静止下来就表示这类系统的“死亡”。

简单地说，任何一个能够自发演进的组织若要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向有序方向演进，首要的前提条件是确保系统的开放性--从外界吸收物质、能量和信息。其次是确保单元的自决性--即能够根据周边的条件独立决策和应变。第三是由单元的自决性衍生出来的多元化--它保证了系统各部分的自适应性。对于一个简单的非生命体系如此、对于较复杂的生命体系如此、对于最为复杂的人类社会亦复如此。一个能够不断从外界获取“能量”（财富、技术和思想）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当其从外部获取的“能量”超过某一阈值时，多元的个体自主决策将引发自发的跃迁式发展，而这种跃迁的最终指向是由诸多自主决策子系统组合而成的递进式稳态化秩序。

复杂性理论认为，影响系统演进方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系统的多元化程度，即系统中具有自主权力个体的多寡：过于稀疏离散的系统导致所有的演变趋于沉寂；过于稠密相连的系统总体上趋于混沌；恰当的系统规模与适度的个体关联将导致在沉寂与混沌间的均衡。一个具有自发性和适应性的系统是介于“沉寂”和“混沌”这两个极端之间、被称为“混沌边缘”的“中间”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系统的个体既没有被完全锁定在一处、也没有活跃到解体的程度。于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系统能够同时实现储存信息和快速传递信息的双重功效。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中间”状态是一种介于高度约束与放任自流之间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在集权化与自由化之间折衷的制度。一个具有活力的和谐社会必须在沉寂与混沌之间保持均衡，这种均衡是通过反馈与控制机制、利益多元化博弈机制而实现的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均衡。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人口规模与社会秩序、技术发展有着高度的关联--过于稀少的人口规模和过于离散的社会关联固然遏制社会的演进、但是与技术水平不相称的庞大人口规模和过于紧密的人际交往由于极大地妨碍了个体自主决策而同样遏制社会的演进。因而，为了维持社会在沉寂与混沌间的均衡，需要在一个人口密度较小的社会维持较高的个体活力和自由运作的空间；反之，在一个人口稠密的社会里，则需要适度降低个体活力以减缓人际冲突。

[附注：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命题。命题1：社会冲突度（SCD，指在某一社会范围内发生人际冲突的频度，它的倒数是“社会和谐度”）与平均人际接触密度（TA，可分解为人口密度与人均活动范围的乘积）和社会平均欲望度（EX，可以用“人均期望财富拥有量与实际财富拥有量的比值”衡量）成正比。命题2：社会活力与社会冲突度呈非线性关系，与社会活力最大值对应的是最优社会冲突度，以及最优社会人口规模、最优社会平均欲望度。命题3：当社会冲突度大于最优社会冲突度之后，个人的理性选择将导致更多的集体非理性行为。]

虽然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开放的文明必然是具有活力和逐渐发展的文明，而一个封闭的文明必然日趋保守和停滞、最终被其他具有活力的扩张性文明所击败，但是人类社会并非总是能够处于开放的状态。人类所面对的现实是：就人类的能力而言，现实的世界是相对有限和封闭的。现代人类社会致力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就是试图通过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技术手段的发展、突破人类社会所面对的自然性极限的过程，人类对遥远星空的不懈探索与其说有现实的利益、毋宁说是为了对自我挑战能力和信心的激励。然而，面对强有力的自然性外部约束，伴随人类能力增长而实现的约束软化总是暂时性的，在伴随能力增长而来的暂时性开放之后，是能力与约束在长期均衡条件下导致的对既有秩序的固守--即社会稳态化的长期持续。尤其当社会稳态化与欲望张扬的价值观相结合的时候、这种社会秩序将以等级-集权的形式出现。

1-2：对制度演进机理的思考：

尽管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也由于在演进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随机性，使得人类至今尚无法确切地得知制度演进的目的性，但是如果抛开细节层面的偶然性干扰，我们仍然能够概略地描绘出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粗略轨迹：对于能力提高的追求，使得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社会向着更为密切、高效的社会协作方向演进。

1-2-1：制度演进的自发性与建构性：

在如何对待制度演进方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起源于17世纪、以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为代表的（传统）建构主义高度强调理性的作用，认为人类的各种制度都应当是理性建构的产物，理性可以根据合理的目的设计合理的制度，反之，凡是未经过理性设计从而不符合理性要求的制度就应该被摒弃。以凡勃仑、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和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为代表新制度分析学派继承了建构主义的观点，他们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改变社会制度。以斯密(Adam Smith)、门格尔（Carl Menger）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为代表的（传统）演进主义认为，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应当是在多元化的自主力量自发决策、竞争、交往与传导过程中缓慢演进、发育和成型的结果，而并非像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少数精英预先设计并施加给民众。哈耶克进一步认为：（传统）建构主义的谬误植根于夸大或者误用理性的功能，从而忽视了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自发演进的性质，这种人类对于自身理性的“致命的自负”是导致许多制度失败的重要根源。[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致命的自负》]

（传统）建构主义与（传统）演进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下两点：首先是制度演进主体的差别--（传统）建构主义强调单一的整体化决策、（传统）演进主义强调多元的分散化决策，前者受集体本位的影响、后者受个人本位的影响；其次是判别制度演进的“优化标准”的差别--（传统）建构主义强调整体均衡条件下的优化、（传统）演进主义强调局部均衡条件下的优化，前者是对人类理性高度信任的产物、后者是对人类理性有限性深刻认知的产物。

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观念的思考使我们意识到：制度建构本身不应该成为反对的对象，应该反对的是“少数人把持建构的过程、并将建构的结果强加于大众”这种方式。制度不是少数精英强加给民众的产物，而是民众普遍的无意识意愿被知识精英有意识地表述的结果。制度建构的过程应该是多元化群体共同参与的过程，这种多元化群体共同参与的建构过程需要以“尊重价值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理念为基础，制度的演进方向应该而且只能够在这种多元化的博弈中加以确定。

制度不应被视为超验的产物，而应该被看作人类行为交往的产物、是对行为具有约束作用的规则。既然制度是人们用主观的方式（如语言、文字）加以表述并固化的产物，那么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就离不开人的主动性参与。人类的能动性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主动性、人类的理性水平则决定了人在制度设计中所能够施加的影响。人类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因此只有在局部均衡前提下寻求最优化的选择。正是基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以及理性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制度才有“演化”的必要而非固定不变。现实世界的基本特征是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个体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备性；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因素、个体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备性决定了系统中个体的异质性--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别。因此，选择一种鼓励自主个体在一切方向上进行各种可能性尝试的机制、然后理智地接受在这种机制下演变出的各种现实可能性，应该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的务实。

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发演进”观念并不否认在个体层次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具有自我意识，但是同时认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并不以形成特定制度为目标，制度的演进是集成众多个体有意识的行为之后、超出个体有限理性之外的无意识结果，或者说制度的最终演进结果在个人行动之初并未进入自我意识的集合之中。“将制度演进视为无意识参与的自发演化过程”的观念否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对构建制度的影响，这种忽视“人之自我意识（理性）对制度构建影响”的观念是对仅仅适用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的无原则扩展。“自发演进”观念所依靠的生物进化论认为：在演（进）化过程中，演（进）化主体被视为被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接受者。然而即使作为被动适应环境变化的接受者，演（进）化主体也还可以通过“主动的”变异、并将这种变异遗传下去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因此，“自发演进”观念的谬误可部分地归结为：在个体层面忽视作为社会制度演（进）化主体的人的主动性、适应性和创造性，而将其视为与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一样的、“完全无知的”被动接受者；正是由于“将人假定为完全无知”的诱导，产生了在整体层面上将“不干预演进原则”等同于“漠视演进主体行为理性化”的误置。

通过对哈耶克著作的解读，我们认为其核心观点包括如下几点：首先是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它构成反驳完全理性观点的武器、也成为“用分散的多元化取代单一的集中化”的认识论基础；其次是拒斥垄断、推崇多元化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多元化”应该比“自由”更准确地反映哈耶克的本意；第三是用动态的演进观点取代静态的平衡观点，从而更全面地展示各种机制的依存条件和有效范围。然而，哈耶克本人没有清晰界定“自由”这一主题词语的缺陷，不仅造成他本人在使用时的混乱、更造成后人在理解时的偏差。此外，对历史经验的执著妨碍了哈耶克对如下事实的认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理性发展的过程，文明之所以有别于野蛮在于人类在各种行为规范和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逐渐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考量。

也许我们应该将哈耶克对建构主义的反对解读为“对人类理性在制度建构中所起作用的失望”。 就其艰苦程度而言，人类制度的建构犹如西绪弗斯的苦役，但是“在对前人经验与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制度建构”这一人类文明的传承性决定了人类在制度建构方面可以避免西绪弗斯劳而无功的悲剧。

人类的自主性决定了人类之于演进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而是逐渐提升理性建构的作用。尽管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制度演进不会完全取决于人类的理性建构，但是人类的主动参与则使得各种机制的演进大大快于自然状态下的“优胜劣汰”。尽管哈耶克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人类主动性参与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观点的沉迷使得他的论述刻意地将“人类主动的理性构建”解释成为“自发生成”的结果，从而造成了他的学说体系内含着无法逻辑自恰的弊端。我们承认：哈耶克对人类制度演进思考的深度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其中不乏绚丽的光彩。但是哈耶克对“自由”这一主题词语的误用和对“自由主义”的崇拜，使得他的学说存在着人为的扭曲。[附注：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讨论详见第5.2-1节《对自由的思考》。]

1-2-2：制度演进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制度的核心是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支撑以法律、政府条令等形式存在的“显化”制度，非主流价值观支撑以习惯、风俗等形式存在的“默认”制度。相对于“理性构建”的“显化”制度而言，更多源于自发生成的“默认”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因而也更为本质化。当“显化”的制度与“默认”的制度两者所遵从的价值观相互一致时，社会处于和谐的状态；而当两者存在较大落差、“显化”制度得不到“默认”制度的支持时，则在内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在外造成现实社会冲突的加剧和个体行为的盲目。

从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人类社会制度的变化存在着三种方式--即革命（Revolution）、演进（Evolution）和停滞（Involution），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可能性结果分别是混沌状态、有序演进状态和达致稳定状态。 “革命” （即由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引导的暴力冲突）是一种间断性的、突发式的、剧烈的社会制度变化，即从一种社会制度跳跃式地变换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演进是一种连续的（沿袭式的）、渐进性的（往往是缓慢的）社会制度变化；与前两者相对照，停滞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在同一个层面上的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

借鉴热力学的概念，可以引入“社会熵差”的概念作为制度演进方式的决定因素。社会熵差的本质是制度（经济机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人之自主需求之间的相符程度，它与“公众对制度的不满意度”这一可测度量呈正相关。社会熵差与制度演进的关系可表述为：当制度极度不适应人之自主需求、即两者的差异（社会熵差）巨大时，制度的变革将以革命（Revolution）的方式实现，这种革命往往发生在缺乏宽容与和谐、因而也是公众满意度极低的集权制社会中，革命是对“管治阶层长期漠视和压制被管治阶层利益”的激烈逆反与报复；在一个多元化价值观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里，由于存在宽容和谐、相互制约的社会运行机制，因此社会制度与人之自主需求的不适应不会长期积聚，在并不巨大的社会熵差作用下，社会以有序演进（Evolution）的方式逐渐消除社会总体关系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不适应；对于一个消除了社会熵差（即通过压抑人之自主需求而使人失去对社会制度的评判）的社会，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刺激（即利益与思想的输入）重新唤醒人之自主需求，社会将以停滞（Involution）的方式达致稳定状态。摆脱社会稳态的途径是外部力量的刺激（即利益与思想的输入），正是缺少外部力量的刺激（即利益与思想的输入）使得包括传统中国社会在内的众多古老文明最终以在制度变化方面的停滞表明社会达致稳定状态。

革命的缺陷在于“暴力冲突往往造成历史积累的断裂、激化不同阶层间的不妥协性、并造成短期的剧烈破坏”，但是其优点也正在于它的破坏性--革命往往从肉体上消灭了传统的管治阶层、使得束缚新价值观自由发展的传统理念无法延续，从而为新的价值观、新的管治阶层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扫除障碍。演进则采取一种平和的、妥协的方式，它有利于共同价值观的延续、财富的积累和对外扩张的利益指向，但是这种延续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会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沉重包袱。

对革命或者演进的合理性判断标准不在于这些方式本身，而在于它们与作用对象（如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的适应性--不存在事物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之分，一切存在的结果都是自然生成的产物；成功的制度是最适应环境的制度，这种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繁衍的功能。对历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管治阶层具有高度进取心的社会来说，采取以平和、妥协为特征的“演进”通常符合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利益，因为内部的和谐有助于积聚力量一致对外；对于管治阶层热衷于瓜分而不是创造财富的社会来说，用暴力的方式去除阻碍社会发展的陈旧价值观、制度和管治阶层，尽管意味着短期内的利益损失和生灵涂炭，但是从长期看，则有着去除阻碍未来发展羁绊的功效。

但是在对“革命”方式推崇的同时，需要清醒地意识到“革命”方式的长期性：由于新的管治阶层极有可能沿袭旧管治阶层的作法，即成为“热衷于瓜分而不是创造财富”的食利者，因此革命往往意味着一系列不断推翻既有管治者的长期过程，直至最终上台的管治者从食利者完全转变成为进取者。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成功的标志不是一次性的制度变革与管治者更换，而是促使全体社会民众放弃传统价值观、建立新的价值观。

1-3：对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思考：

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将系统分为三类：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孤立系统是指这样的一种物质群：它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即同时缺失能量、信息和物质的交换。在一个孤立系统内，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定成立，即孤立系统的演进指向只有一个：人总是要死的、差别终会消失、演化的规律一定地是从有序到无序。封闭系统是指这样的一种物质群：它与外界有能量的交换、无物质和信息的交换。封闭系统的演进指向是稳态化，即系统达到“均衡”结构形态之后，将长期稳定地循环下去。开放系统是指这样的一种物质群：它与外界之间同时存在能量、信息和物质的交换。开放系统的演进指向是从无序向有序、从单一向多元的变化。开放系统是一种耗散结构，因为这种结构的维持需要不断地消耗物质、能量和信息。

1-3-1：开放系统与多元化、动态化：

开放的本质是主体接受来自异质客体的激励，也就是说，“开放”意味着在同一体系内部各异质性的组成部分（如个体、群落）之间存在着利益与思想的交流。与“开放”相联结的是“多元化”，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指作为演进条件的“同一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既有差异”，又指“同质客体存在着多样性的可能演进结果”。事实上，多元化既是由异质客体组成的开放系统的根本特征、又是开放系统演进的结果。

开放系统的多元化、动态化主要表现在：(1)系统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广泛而紧密、构成一个网络，因此每一单元的变化都会受到其它单元变化的影响、并会引起其它单元的变化；(2)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结构，每一层次均成为构筑其上一层次的单元，同时也有助于系统的某一功能的实现；(3) 开放的系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系统在变化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学习并对其层次结构与功能结构进行重组及完善；(4)开放的系统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向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

生命的形成、物种的演进是开放系统演进方式的一个表现。生物多样性表现在三个层面：基因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对于某一生物种群来说，“开放性”意味着与其它生物的共生、竞争与适应。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种群的共生导致了彼此间的冲突与合作、每个种群都在冲突与合作中寻找最适宜的生存对策；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迫使同一种群的不同个体沿着不同方向实施随机性的变异，并在众多的随机变异中确定最适宜的演进方向；由于环境差异，导致处于不同环境的同一种群的不同个体逐渐产生“适应性差异”，随着这种差异的代际积累，导致同一种群派生出不同的亚种，并进而分化成为新的种群。反之，在封闭环境下的自我复制，在基因层面上意味着机能的退化，在物种的层面上意味着个体的同质化，在生态系统层面上意味着稳态化。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第三种猩猩》（The Third Chimpanzee）一书中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从基因的差异性来看，（作为第三种猩猩的）现代人类与黑猩猩属于同一种群的不同亚种；正是几百万年前的环境变异，使得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同一种群的不同群落开始了适应性变异，而这种“适应性变异”积累的最终结果是现代人类的产生。

对知识领域发展历史的研究表明，知识创新的首要条件是学科的开放性--即不同领域研究人员的充分互动、相关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学科的开放性（交叉性、综合性、整体性）越来越成为促进其发展的动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借鉴使得每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几百年来形成的“学科研究领域精细化”趋势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是学科关联性得以加强。在研究深化的基础上，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逐渐由原初的单线式关联变成为多维度、多层面的复合式关联。

如果将人体视为一个系统，那么维持人体系统运转的基本条件是持续的物质（能量）与思想的输入。如果物质与思想输入完全中断（此时可视为普里高金所说的孤立系统），则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如果只有物质输入而无思想输入（此时可视为普里高金所说的封闭系统），其结果是头脑的僵化；只有在同时输入物质和思想（此时可视为普里高金所说的开放系统）的前提下，人体才成为一个具有主动性和充满活力的机体。

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录也表明了开放系统与多元化、动态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纵观人类历史，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凡是社会流动性大的时代，都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时代；多元化的作用在于多元化为各类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任何新机制的建立都非少数精英的理性设计，而是多种力量竞争演化的结果。社会系统的演化就象一颗分岔数，每个分岔点的涨落和突变是难以预料的。这正是偶然和必然相结合的辩证法。”[陈平《劳动分工的起源与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理》]

古希腊文明在人类历史中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引人注目，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向后人展示了多元化的魅力。事实上，古希腊文明产生如此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的商贸经济与传统的自给经济在希腊半岛这一狭小的空间内共生和竞争”。多元化的经济机制在如此近距离内的共生、竞争引发了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需求。这种多元化的重要意义只有在超越狭隘的地域和时间限制之后，借用纵贯人类全部历史的大历史观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人类社会能够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从旧文明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新文明，正是依靠了这种曾经导致古希腊繁荣的多元化动力。

由于存在着经济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表现为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自给经济和以雅典为代表的商贸经济的共生）和与之相伴随的相互竞争，导致了以城邦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城邦制在希腊地区的普遍存在，为不同形式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巨大的试验场，而这种政治和社会结构多元化为文化繁荣所必需的自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值得指出的是，不是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本身，而是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及它们之间在不太遥远的空间内的共生和相互竞争、相互影响，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古希腊，也出现在几乎与之同时代的中国、印度，和从十六世纪开始并延续至今的现代世界。

宗教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封建制度下的行政权力“联盟”机制，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权力多元化基础。在中世纪欧洲的政治舞台上，经常可以见到几种势力：不同等级的君主们（国王和诸侯）、领有较大封地的臣属、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和后期由商业中心组成的城市联盟。这些权力相互制衡、利益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它们多种多样、并不断变化。面对欧洲中世纪这种与东方传统的集权制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我们不禁好奇地追问：这种封建主与臣属之间的契约关系是靠什么样的力量维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应该是多元化选择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制衡。由于国王并非唯一，因此诸侯们便具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制约着国王权力的扩张。尽管存在着教皇和教会，但是政教分离的体制制约着教皇的权力，社会的多元化基础和权力制衡机制并未被破坏，反而由于教皇和教会的加入而得到强化。

12-17世纪一些列的重大事件--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一系列的宗教信仰变革，在生活方式、地理空间和价值观等不同领域向欧洲人展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这种异质化的激励极其有力地推动了西欧各国的发展--正是多元化所带来的开放性彻底地摧毁了中世纪的封闭与沉闷、瓦解了束缚在人身之上的枷锁，从而在价值观、社会结构方面为其后几个世纪的欧洲社会飞跃奠定了基础。

1-3-2：封闭系统与同质化、稳态化：

封闭的本质是主体拒绝来自异质客体的激励，也就是说，“封闭”意味着在同一体系内部各异质性的组成部分（如个体、群落）之间缺乏利益与思想的交流。与“封闭”相联结的是“同质化”，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指作为演进条件的“同一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缺少差异”，又指“同质性的主体导致单一性的演进结果”。事实上，同质化既是由同质客体组成的封闭系统的根本特征、又是封闭系统演进的结果。所谓的“稳态化”是指“同质的主体在长时段内的自我复制”，其更深层的含义是主体在长时段内的自我复制过程中存在着退化的前景。

现代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表明：线性、稳态、均衡与同质性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必然关联，非线性、非稳态、非均衡与异质性之间同样存在着逻辑的必然关联。根据艾士比（W.R.Ashby）、梅(Robert M.May)、陈平等人的研究发现：系统的复杂性与系统的稳定性呈负相关，即越复杂的系统、其结构越不稳定。[参见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这一结论是否可以导致进一步的推论：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持续的能量与物质（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是思想与利益）的持续激励，否则复杂（多元化）的系统将退化为简单的稳态化结构？

从动力学的角度讲，开放系统是一个在外来能量激励下存在“正反馈/发散”机制的系统。在一个正反馈系统中，变化的影响持续存在、并不断地被放大。与此相反，在一个缺乏外部持续能量激励的封闭系统内，变化过程呈现为负反馈特征：由于内部损耗机制的存在使得任何外来冲击引起的反应都呈现为收敛的特征，即反应将逐渐衰减、并最终被系统消除，系统因此而趋于稳态。这种“负反馈/收敛”机制的一个例证是：在原子核中实现链式反应的前提条件是核燃料必须超过“临界质量”,如果核燃料的质量太小，则由核裂变变自然中止。在缺乏来自外界持续能量输入的情况下，佛罗里达的蝴蝶扇动翅膀并不会导致印度洋的风暴，除非有持续的能量激励能够将其中的信息不断放大和传递出去。

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样记录了封闭系统所导致的社会稳态化。如果要给社会稳态化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们认为，它应该指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经济内敛化、权力集中化、管治层次化、成员等级化、文化和社会心理趋同化。其中，经济内敛化是指由于受自然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制约而达到当时生产力水平所无法突破的发展极限之后，社会管治阶层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大规模外向型扩张的发展方式，转而采用强化社会内部管治的方式来满足他们无节制攫取财富的欲望。社会内部管治方式的强化刺激和加速了管治层次化、权力集中化、成员等级化。在一个经济内敛化的封闭社会体系中，缺少外来的冲击将导致文化、政治、社会多元化的丧失，并最终导致文化和社会心理趋同化。[附注：陈平（《从控制论到复杂系统科学》）等人认为：在经济学上，封闭（稳态化）系统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可以（有交换物质产品的）买卖，但是人口不能流动、信息也不能流动”。]

一个稳态化的社会存在着如下的特征：社会生产总体上呈现为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边际效益不断减小的趋势；由于失去通过对外扩张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的能力，因而存在着为扭转这种趋势而不断强化社会内部管治、无限制扩大管治权力的强大动力；政府权力的加强导致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和控制，降低了社会的创新精神以及对异端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包容力；文化和思想多元化的消失、对未来悲观的预期，使得社会成员沉浸在对历史辉煌的缅怀和对未来的逃避之中；对共同历史的强烈认同感成为连接社会的强有力纽带，并导致社会心理的趋同化和保守化，这种趋同化和保守化使人才的培养工具化、模式化、顺从化。而这一切又进一步导致对外扩张能力的丧失、社会内部管治的强化、政府管治权力的扩张、对权威强制性的顺从和臣服......从而陷入到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当中，使得社会稳态化趋势得以惯性延续，而缺乏中断这种惯性的内部力量。

从中国社会的演进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闭系统与同质化、稳态化之间的关系：地理空间的封闭性封堵了逃避专制集权统治的可能性、分离的社会结构强化了社会的闭塞状况、统一的儒家思想排除了思想领域的异质化激励，这一切使得13-19世纪的中国社会成为具有同质化特征的封闭社会。类似的场景也曾经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在“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落后、闭塞的社会里，人的个性、尊严、权利等被扼杀的一干二净，人们只能沿袭于死水一潭的社会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各种同质化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像无形的网将人们紧紧罩住、使个体被动地依赖和附属于社会时，社会的发展便因此而减慢、甚至停滞和倒退。

2：关于社会演进规律的数理化证明尝试：

社会学领域存在着众多理论、模型、概念相互冲突的现象表明：社会学研究仍然处于缺少标准范式、概念认定和逻辑推理的“前科学阶段”。正是这种缺乏标准范式的困难迫使绝大多数研究者专注于“实证”研究性的经验积累。这种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无庸置疑，但是从实证研究并不会自动生成对研究对象全面的和整体性的认识。如果能够在社会学研究中建立起一种数理化的范式，则不仅减少学者间由于对概念理解的偏差而导致的无谓争论、以及避免为了解释最新社会现象而不停修改理论与假说的繁琐，更由于可借助逻辑推理工具（如数学方程演绎或计算机推理）揭示凭借主观直觉难以发现和判断的事物内在发展趋势。其功效犹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假定--不仅免除了托勒密地心说的繁琐和永无止境的规则例外和修补，而且为开普勒和牛顿理论的出现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诚然，社会科学由于其特殊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高度同一性和互动性）使得任何理论假说都无法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不易证实的困难，但是“一个有着更好揭示功效和预测功效的假说比一个需要时时修补的理论假说更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一事实则是无需置疑的。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认为：对社会学进行数理化研究、以提取出其中一般性的因素和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学研究中有着与热力学研究相同的内在困境--即无法从微观（个体化）的研究中逻辑地推导出宏观(社会化)行为的必然规律，因而必须放弃“从微观研究的渐进积累中必然能够得出宏观规律”的研究思路，而转为借助于统计学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描述。当今社会学研究尚处于经验积累阶段，缺乏将研究对象数理化以借助于严格逻辑推理的条件。正是面对着这种现实的研究困境，我们提出借助于气体方程（PV=kNT）这一经验方程作为研究的参考范式。[附注：真正的数理推导应该是建立在尽可能少的假定和以最基本单元为分析对象的基础上，如同热力学的方程是建立在少数几个假定之上、并以分子为分析对象。宏观的研究必须以对微观个体的研究、描述为基础，任何以对宏观现象本身的研究、描述为基础的研究都带有“现象解释型”的嫌疑，因而是“伪似”的研究。]

2-1：概念的推理：

2-1-1：宏观社会学两个基本假定的建立：

借助于热力学第一定律（δQ=δW+dU,其中δQ为系统的热能变化量、δW为外功变化量、dU为系统内能的变化量），我们可以得到“宏观社会学第一基本假定”方程：δQ=δW+dU,其中δQ取正值时为社会欲望的增长、δW取正值时为社会能力的增长、dU取正值时为社会约束的增长。其含义是“只有存在社会约束U的条件下，社会欲望Q才能与社会能力W相平衡”，或者说“为了使社会欲望的增长δQ与社会能力的增长δQ相适应，必须对社会欲望施加社会约束dU”。

其等价的三个命题是：1.δQ=δW+dU--“为了平衡社会欲望的增长δQ、不仅需要社会能力的增长δW也需要社会约束的增长dU，反之，社会欲望的弱化δQ不仅造成社会能力的弱化δW、同时也会弱化社会约束dU”；2.δW=δQ-dU--“社会能力的增长δW在导致社会欲望的增长δQ的同时弱化社会约束dU，反之，社会能力的弱化δW在弱化社会欲望δQ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约束的强化dU”；3.dU=δQ-δW--“社会约束的增加dU在弱化社会能力δW的同时反而增强社会欲望δQ，反之，社会欲望的弱化δQ和社会能力的增强δW都可以导致社会约束的弱化dU”。

借助于热力学第二定律（δQ>=δW,其中δQ为系统的热能变化量、δW为外功变化量），我们可以把“人性特征假定”写为如下形式：δQ>=δW,其中δQ取正值时为社会欲望的增长、δW取正值时为社会能力的增长。其含义是“（在无外在约束条件下）社会欲望的增长永远大于社会能力的增长”。引入“宏观社会学第一基本假定”（δQ=δW+dU），则得到“宏观社会学第二基本假定”：dU=δQ-δW>=0,其中δQ取正值时为社会欲望的增长、δW取正值时为社会能力的增长、dU取正值时为社会约束的增长。其含义是“在一个欲望增长永远大于能力增长的社会里，为了保证社会欲望δQ的增长与社会能力的增长δW相适应，必须始终向着增加社会约束（dU>=0）的方向演进”。

2-1-2：关于“基本假定”的进一步讨论：

事实上在借鉴热力学第一定律时可以有8个选择，即：1.δQ+δW+dU=0；2.δQ-δW+dU=0；3.δQ+δW-dU=0；δQ-δW-dU=0；5.-δQ+δW+dU=0；6.-δQ-δW+dU=0；7.-δQ+δW-dU=0；8.-δQ-δW-dU=0。其中，5~7选择与1~4选择等价，可忽略不予讨论。对于选择1（δQ+δW+dU=0），在δQ>=δW条件下，得到2*δW+dU<=0，由于该公式无意义，故选择1不成立。对于选择3（δQ+δW-dU=0），在δQ>=δW条件下，得到2*δW<=dU，由于该公式无意义，故选择3不成立。对于选择4（δQ-δW-dU=0）的讨论详见“2-2-1：命题的建立”。下面重点讨论选择2（δQ-δW+dU=0）。

对于选择2（δQ-δW+dU=0），可以得到如下等价方程：δQ=δW-dU,其中δQ取正值时为社会欲望的增长、δW取正值时为社会能力的增长、dU取正值时为社会约束的增长。其含义是“为了使社会欲望的增长δQ与社会能力的增长δW相适应，必须弱化社会约束（dU<0）”，或者说“为了使社会欲望的增长δQ与社会能力的增长δW相适应，必须对社会能力的增长δW施加社会约束”。其等价的三个命题是：1.δQ=δW-dU--“社会欲望δQ的增长取决于社会能力δW的增长和社会约束dU的减少，反之，为了减少社会欲望δQ需要弱化社会能力δW的增长和强化社会约束dU”；2.δW=δQ+dU--“社会能力δW的增长不仅导致社会欲望δQ的增长、也带来社会约束dU的增加，反之，社会能力δW的弱化不仅导致社会欲望δQ的弱化增长、也可能带来社会约束dU的弱化”；3.dU=δW-δQ--“社会约束dU的增加在导致增加社会能力δW的同时降低社会欲望δQ，反之，社会约束dU的弱化不仅取决于社会能力δW弱化、也取决于社会欲望δQ的增长”。对选择2的等价方程（δQ=δW-dU）引入“人性特征假定”：δQ>=δW,（其中δQ取正值时为社会欲望的增长、δW取正值时为社会能力的增长），则得到：dU=δW-δQ=<0,其中δQ取正值时为社会欲望的增长、δW取正值时为社会能力的增长、dU取正值时为社会约束的增长。其含义是“在一个欲望增长永远大于能力增长的社会里，为了保证社会欲望δQ的增长与社会能力的增长δW相适应，必须始终向着弱化社会约束（dU=<0）的方向演进”。这一结论与经验观察不符，故选择2不成立。

2-2：“宏观社会学基本假定”在dU=0时的推论：

2-2-1：推论的获得：

在dU=0时，由方程δQ=δW+dU得到：δQ=δW。借鉴热力学方程δQ=d(N*T)（其中：N是熵S的一个等价参数、它与所研究的宏观体系对应的微观个体的数目呈正相关、是表征系统混乱度的度量，温度T是大量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度量）及δW=d(P*V)（其中P是所研究宏观体系的压强、V是所研究宏观体系的体积）,则有：δQ=d(N*T)=δW=d(P*V)，两边同时积分，则得到：P*V=N*T。

对于方程P*V=N*T，令：“N”定义为“人口数量”；“V”定义为用物质性表述的“生存空间”，它代表各类资源（如土地、矿产、能源）的保有状况 ；进一步而言，N/V则表示“人口密度”，V/N代表“人均占有资源状况”；“P”定义为“生产力水平”或者是可以更好测度和理解的“社会技术水平”；进一步而言，P/N可定义为“社会技术密度”，P*V表示“社会能力”；T定义为“社会活跃水平”（一个推测：它是“社会化协作程度”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正相关函数，是“社会管治力度”或称“科层化程度”即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的负相关函数）；进一步而言，P/T可定义为“社会发展综合指数”，T/V则表示“社会活跃密度”，N*T则表示“社会欲望” 。

这样，就得到了在社会约束不变(dU=0)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方程：社会技术水平(P)*生存空间(V)=人口数量(N)*社会活跃水平(T)。

对该方程认同的关键不在于方程的形式而在于方程的解释效用和预测效用。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对此给予研究。

2-2-2：对(dU=0)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方程的一般性讨论：

以下我们分四种情况对社会关系方程进行一般性的论证。

1：在“社会技术水平(P)=人口数量(N)*社会活跃水平(T)/生存空间(V)”形式下的解释与预测：

在“社会技术水平(P)=人口数量(N)*社会活跃水平(T)/生存空间(V)”形式下，可以看到：P与N、T成正比，与V成反比。

（1）当T、V一定时，P正比于N。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和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社会技术水平”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对于一个“人口数量”渐增的群体存在着“社会技术水平”渐增的趋势。

（2）当N、V一定时，P正比于T。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人口数量”和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 “社会技术水平”与“社会活跃水平”成正比，即较高的“社会活跃水平”意味着较高的“社会技术水平”，反之亦然；同时“社会技术水平”与“社会化分工协作”有着同向性关联、与“社会管治力度”有着逆向性关联。

（3）当T、N一定时，P反比于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和同等“人口数量”条件下，“社会技术水平”与“生存空间”成反比，即狭小的“生存空间”强化“社会技术水平”的发展，宽裕的“生存空间”阻碍“社会技术水平”的发展。

（4）当T一定时，P反比于V/N。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条件下，“社会技术水平”与“人口密度”成正比、与“人均占有资源状况”成反比，亦即“人口密度”越大、“人均占有资源状况”越小、“社会技术水平”越强；反之，过小的“人口密度”或者过于丰富的“人均占有资源状况”将导致“社会技术水平”减弱。

（5）当N一定时，P正比于T/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人口数量”条件下，“社会技术水平”与“社会活跃密度”成正比。

（6）当V一定时，P正比于N*T。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社会技术水平”与“社会欲望” 正相关；即“社会技术水平”将会由于“人口数量”和“社会活跃水平”的线性增长而呈加速（二次函数型）增长，如果“社会活跃水平”和“人口数量”同时提高，则会出现爆炸性的技术革命。

2：在“社会活跃水平(T)=社会技术水平(P)*生存空间(V)/人口数量(N)”形式下的解释与预测：

在“社会活跃水平(T)=社会技术水平(P)*生存空间(V)/人口数量(N)”形式下，可以看到：T与V、P成正比，与N成反比。

（1）当N、V一定时，T正比于P。其社会学的含义同1(2),即：在同等“人口数量”和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 “社会技术水平”与“社会活跃水平”成正比，即较高的“社会活跃水平”意味着较高的“社会技术水平”，反之亦然；同时“社会技术水平”与“社会化分工协作”有着同向性关联、与“社会管治力度”有着逆向性关联。

（2）当P、N一定时，T正比于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和同等“人口数量”条件下，“社会活跃水平”与“生存空间”成正比，即“社会活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存空间”的扩展，反之“生存空间”扩展的停滞将导致“社会活跃水平”的停滞。

（3）当P、V一定时，T反比于N。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和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社会活跃水平”与“人口数量”成反比，即“人口数量”的渐增阻碍着“社会活跃水平”的提高；反之，在“社会技术水平”和“生存空间”同等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利于“社会活跃水平”的提高。

（4）当P一定时，T反比于N/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条件下，“社会活跃水平”与“人口密度”成反比，即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密度”的增加不利于“社会活跃水平”的提高。

（5）当V一定时，T正比于P/N。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社会活跃水平”与“社会技术密度”（P/N）成正比。

（6）当N一定时，T正比于P*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人口数量”条件下，“社会活跃水平”与“社会能力” 正相关；“社会活跃水平”将会由于“社会技术水平”和“生存空间”的线性增长而呈加速（二次函数型）增长，即如果“社会技术水平”和“生存空间”同时提高，则会出现爆炸性的社会革命。

3：在“人口数量(N)=社会技术水平(P)*生存空间(V)/社会活跃水平(T)”形式下的解释与预测：

在“人口数量(N)=社会技术水平(P)*生存空间(V)/社会活跃水平(T)”形式下，可以看到：N与P、V成正比，与T成反比。

（1）当T、V一定时，N正比于P。其社会学的含义与1(1)相同，即：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和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社会技术水平”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对于一个“人口数量”渐增的群体存在着“社会技术水平”渐增的趋势。

（2）当P、V一定时，N反比于T。其社会学的含义与2(3)相同，即：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和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社会活跃水平”与“人口数量”成反比，即“人口数量”的渐增阻碍着“社会活跃水平”的提高；反之，在“社会技术水平”和“生存空间”同等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利于“社会活跃水平”的提高。

（3）当T、P一定时，N正比于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和同等“社会技术水平”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

（4）当P一定时，N反比于T/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条件下，“人口数量”与“社会活跃密度”（T/V）成反比，它是2(4)的同义陈述。

（5）当V一定时，N正比于P/T。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生存空间”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增加将迫使社会在强化“社会技术水平”或者降低“社会活跃水平”之间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极可能是“社会技术水平”的增长远高于“社会活跃水平”的提升，从而使“社会发展综合指数”提高。

（6）当T一定时，N正比于P*V。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条件下，“人口数量”与“社会能力” 正相关；“人口数量” 将会由于“社会技术水平”和“生存空间”的线性增长而呈加速（二次函数型）增长，即如果“社会技术水平”的提升与“生存空间”的扩展同时出现，则会出现人口的爆炸性增长。

4：在“生存空间(V)=人口数量(N)*社会活跃水平(T)/社会技术水平(P)”形式下的解释与预测：

在“生存空间(V)=人口数量(N)*社会活跃水平(T)/社会技术水平(P)”形式下，可以看到：V与N、T成正比，与P成反比。

（1）当T、P一定时，V正比于N。其社会学的含义等同于3(3),即：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和同等“社会技术水平”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

（2）当N、P一定时，V正比于T。其社会学的含义等同于2(2)，即：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和同等“人口数量”条件下，“社会活跃水平”与“生存空间”成正比，即“社会活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生存空间”的扩展，反之“生存空间”扩展的停滞将导致“社会活跃水平”的停滞。

（3）当T、N一定时，V反比于P。其社会学的含义等同于1(3)，即：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和同等“人口数量”条件下，“社会技术水平”与“生存空间”成反比，即狭小的“生存空间”强化“社会技术水平”的发展，宽裕的“生存空间”阻碍“社会技术水平”的发展。

（4）当T一定时，V反比于P/N。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活跃水平”条件下，“生存空间”与“社会技术密度”成反比，亦即“生存空间”越大“社会技术密度”越低，反之，狭小的“生存空间”将导致“社会技术密度”增强。

（5）当N一定时，V反比于P/T。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人口数量”条件下，“生存空间”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成反比，即将同等的“人口数量”分布在过于广阔的“生存空间”中，将影响“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的提升；反之，狭小的“生存空间”在可能促进“社会活跃水平”进步的同时更快速地增加“社会技术水平”。

（6）当P一定时，V正比于N*T。其社会学的含义是：在同等“社会技术水平”条件下，“生存空间”与“社会欲望” 呈正相关；“生存空间”将会由于“人口数量”和“社会活跃水平”的线性增长而呈加速（二次函数型）增长，即“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社会活跃水平”的提升为“生存空间”拓展提供巨大的动力和能力。

2-3：结论简述：

1：借助于热力学的研究思路，确立了宏观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社会约束U”、“社会欲望Q”、“社会能力W”；建立了“宏观社会学第一基本假定”方程δQ=δW+dU、“宏观社会学第二基本假定”dU=δQ-δW>=0、“人性特征假定”δQ>=δW。

2：通过“宏观社会学基本假定”在“社会约束不变(dU=0)”条件下的推论得到相应的“社会关系方程”；通过引入“人口数量N”、“生存空间V、“社会技术水平P”、“社会活跃水平T”等几个影响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指标，给予“社会关系方程”以现实的预测功能；同时揭示了“社会欲望Q”的影响因素（Q=N*T）和“社会能力W”的影响因素（W=P*V）。

3：我们坚信：如同热力学与量子物理的关系一样，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借助热力学的研究思路，对宏观社会学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社会的一些内在规律，同时这些规律的深入解释则需要借助微观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对连接微观与宏观之数学工具（如博弈论、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应用。

3：对多元化的进一步思考：

3-1：多元化思想与实践的作用：

生物界的演进在不断尝试、不断试错的背后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法。许多“随意”形成的可能性选择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被逐渐筛选，最终的剩余者必然最适应外部生存环境。与生物的演化进程相似，人类社会制度的产生和演进在“盲目”、“随意”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特定的指向，遵循这一指向而产生和存留的制度必然是环境的最佳适应者。由此引深，便不难理解，如此众多的古代文明会以相似的方式衰落，因为它们源于至今人类尚不甚了解的某种客观性规律。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规律并不会嘎然而止，它仍将会作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一个“成功的”制度必然是最适应外部性环境的制度，而当外部性环境发生变化之后，曾经成功的制度也必然随之变迁和演化。然而对于制度优劣的判断超出了人类现时的有限理性：人类无法将以短时段利益考虑为背景的判断无条件地自动扩展到长时段内；正如在生物学中无法脱离环境的影响而判断物种的优劣一样，人类也无法忽略自然性的约束而“人为地”评价制度的优劣、更无法“主动地”进行制度筛选。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化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社会的发展就像基因的多样性对于生物的演化一样重要。因此，我们认为：不是文化（价值观）演变历程、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机制本身，而是文化（价值观）演变历程、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机制的多元化及它们之间在不太遥远的空间内的共生和相互竞争、相互影响，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附注：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所说的：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

下面这样的事实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多元化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科学是以人自身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重合，不可避免地带来“先验的”价值预设问题，即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无法在研究中采用纯粹客观的外部观察方法，因而无法避免研究方法、观察角度被“主观的”价值观因素掺入其中；同时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都无法象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那样不干涉和影响研究客体的“现时”存在状态。这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悖论\"与量子力学研究中所遇到的困惑具有相同的实质，借助于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Heisenberg\'s Uncertainty Relation），这种\"测不准\"现象可以一般性地表述为：当观察工具与观察对象具有同质性时，无法排除观察工具对观察对象的干扰，而只能精确描述观察对象的静止状态，或者用概率方式描述观察对象的运动状态。[附注：量子力学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是指：以电子为探针测量原子的核外电子层面时，由于探针电子本身所具有的电和磁的特性对被测系统 产生扰动而表现出的测量限制。]这一原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推论是：由于作为观察者的人与作为观察对象的人的同质性，使得通过人的观察只能（理论上）精确地研究人类社会的静止状态--即历史，或者概率地研究人类社会的现实运动状态--即现实社会演进的各种可能性。[附注：在此有必要强调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历史是人类社会既往发展的历程，它是独立于人类主观认知的客观存在。历史学（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历史解释学”）是按照价值预设解释既往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

基于这样的限制因素，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无法象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唯一性、客观性、普适性和可重复性，因而多元化思想与实践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理念、模式与目标的确立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只有在多元化的竞争中，人类才能保持对真相的接近，而不会在某一势力的驱使、诱惑或压迫下迷失发展方向、异化发展目的。

此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还普遍存在着与“测不准”现象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现象--误差，因此“误差理论”（研究人类主观的确认值与真实值之间差异的理论）才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认知论基础。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人类主观认知与客观真实存在之间的差异（误差）同样不可避免--这种误差源于人类的理性有限性、以及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同一性，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误差理论”作为其认识论基础。与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的“误差理论”必须而且只能建立在对客体“多元化”（多角度、重复性）研究基础之上。

“测不准”现象和误差现象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认识论常识：人类的认知只能近似地描绘客观真相、而无法等同于真相。长时段的人类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这样的教训：无论初衷如何，只要背弃社会、政治、文化的多元化，都无法使人类避免滑入对某一个思想体系（无论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宗教般狂热的泥潭之中，这种实质上以背弃“尊重个体价值与自主权力”为代价的宗教般狂热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以战争或非战争形式展开的敌对、仇视和杀戮。对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有限性的认识有助于人类克服自我神化的狂热和试图作为真理化身的僭妄，并有助于在未知的“他者”面前保持足够的谦卑。[附注：对于真理相对性问题的系统论述参见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著作。]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我们这个时代时，就会发现多元化在其中的主导作用。现代化的本质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多元化：社会领域内以尊重不同利益团体的自决权为基础的多元化结构、经济领域内以尊重市场选择机制的多元化博弈与制衡思想、政治领域内以尊重个体价值为基础的民主与共和理念，正是崇尚多元化思想的必然结果、是弘扬人本主义的外在表现。正象生物多样性导致自然界的繁荣一样，思想与实践的多元化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多元化与同质化之间存在着“表象层面对立”与“实质层面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于这一令人困惑的辩证关系的深入理解可以参照数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数学的发展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共存，高度分化也高度综合的深刻一致性导致了现代数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门类繁多的各门学科越来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形成共同的概念、方法和语言；各门学科的多元化发展所取得结果可以迅速转移到其他学科，成为攻克“顽固堡垒”的有效武器。“形式和层次的多元化”与“理念和方法的同质化”之间的辩证统一，既是数学这一人类抽象思维领域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

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形式和层次的多元化”与“理念和方法的同质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至少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源于人类个体性差异和有限理性的利益多元化不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消失，但是其存在形式却会发生时代性变迁；在一个全球不同地域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以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化为纽带，以地缘利益关联为主导，不同地域间彼此相对独立”的多元化格局将逐渐演变成为“以经济合作为纽带，阶层利益分化为主导，不同利益群体在一体化格局下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峙”的多元化格局。其次是在价值观领域的体现：当人们普遍接受“个体认知与能力差异的广泛存在”、“有限理性的永恒性和真理的相对性”、“尊重他人是尊重自我的基础”等一系列观念之后，同质化的“尊重多元化思想”将为多元化的实践排除主观的认知障碍；正是在“尊重多元化思想”的价值观同质化趋势面前，多元化的实践才获得存在的永恒意义，多元化实践主体的存在同时也有助于防止实践层面同质化所隐含的僵化（一致性）弊端。第三是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体现：随着“尊重多元化思想”的价值观得到确立，以追求和谐公正为目标、同时兼具“权力让渡、权力集中和权力分级”的社会管治机制将成为社会与政治领域的主要形式。权力让渡的理念来源于“个人本位的社会意识”和“政府权力由民众赋予”的政治伦理；权力集中的理念来源于对个体行为与认知能力（理性）有限性的承认、以及面对复杂社会事务所需要的专业化分工；权力分级的理念来源于“成本与收益主体的同一化”，即权力的让渡关系止于该项权力所涉及的最大群体--社区事务的管辖权应该由社区管治机构所占有、国家事务的管辖权应该由国家管治机构所占有、超国家事务的管辖权应该由超国家管治机构所占有。

对多元化意义的一个实证性研究是，关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形成鲜明反差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轨迹的对比。对于同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成功转型和日本经济衰落，尽管从经济学、政治学角度可以寻找到诸多解释，但是从文化历程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造成这一反差的根源，可以部分地归结为美国社会“以包容、外向、主动、平等为特征的多元化思想和机制”与日本社会“以封闭、等级、排外、内敛为特征的同质化思想和机制”之间的反差。作为信息技术革命核心的个人计算机只能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出现并受到重视，以分散、多元为主旨的互联网思想只有在美国才能被产生、被珍视和被发展。屈从于等级与集权的日本人无法容忍为找寻个体自由所作的、没有现时利益的努力，更无法容忍对权威和既定社会秩序的挑战。这是文化（价值观）、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又一生动例证。从美国和日本近20年发展的对比中，任何人都无法漠视多元化思想与机制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自我更新的巨大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对权威的崇拜、对垄断的追逐正在使今天的美国失去它最为宝贵的社会财富--对多元化思想的珍视。当现实成为历史之时，我们的后人将会发现：打败美国的主要力量正是“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内对多元化思想与机制的抛弃”。

3-2：多元化的存在条件：

生物和社会的大量观察表明：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即“稳定性的增加以牺牲复杂性为代价，而多样性的发展又以减少系统的稳定性为代价。”[陈平《劳动分工的起源与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理》]

尽管多元化思想与实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对多元化思想的崇尚、对多元化社会结构的维持却并非必然和轻而易举，这源于人类欲望与能力落差所造成的困境。不容否认，人类社会存在着对集权化、等级化抵抗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对自由与生存渴望的人类本性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理念--珍视每个个体价值和自由、弘扬和发展人本主义思想、尊重个体自决权和建立在个体自决权之上的各种利益团体自决权。对私有产权机制和市场选择机制的尊重、对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各种权力机构的限制和制衡，正是珍视多元化思想的体现、也是维护多元化社会结构的保障。但是，在一个崇尚扩张性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以追逐和满足欲望为最高社会目标的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越来越昭示着一种“由均衡向垄断”演化的指向：对欲望的追逐将强化崇尚效率、追逐扩张的社会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从而内生出消灭多元化（经济机制多元化、价值理念多元化、政治制度多元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力量；日趋纷繁的层次（等级）化管治机制、严密和理性的法律体系、迅速发展的技术能力正在成为维持社会集权机制的强大工具；处于全球等级制顶端的发达国家的管治阶层和跨国集团在完成对经济主导权控制之后，必将试图驱使所有的被管治者接受其对文化（价值观）的主导。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多元化存在的条件性：相互竞争各方的力量制衡是确保多元化存在的关键性条件，这种多元化的存在条件正是产生哈耶克（Friedrich.A. Hayek）所说的“自发秩序”的基础；但是当某一方（无论是其内部存在的或是外来的）势力强大到超出相互制衡的程度时，源于人类本性的无止境扩张欲望必然驱使其贪婪地吞噬着所触及的一切，在这种非均衡条件下试图保持多元化的努力就成为非自然性的抗争。从这一意义上讲，多元化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因而需要人们更多克服自身的弱点而使之得以维持。[附注：所谓“自发秩序”是具有自主权力的众多个体在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经由“试错性的尝试”、“适者生存的奖惩”和“社会经验的积累”而逐渐“自发”演进形成的社会制度。详见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自由秩序原理》。肖特（Andrew Schotter，《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杨(Peyton H. Young，《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和宾默尔(Ken Binmore，《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等人采用演化博弈论为哈耶克的这一设想提供了数学证明。]

人类的发展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多元化力量在近距离的共生、竞争导致文明的飞跃，诸如古希腊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的工业化革命都是多元化力量在近距离共生、竞争的结果。多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只有在超越狭隘的地域和时间限制之后，借用纵贯人类全部历史的大历史观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人类社会能够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从旧文明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新文明，正是依靠了多元化动力。然而短暂的多元化繁荣之后回归到漫长专制时期的\"规律\"则似乎揭示出人类社会演进的最终指向：尽管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是每个个体的渴望、是源于人类无节制欲望扩张本能的外化，但是相对于欲望扩张而显得孱弱的能力增长最终将驱使人类在欲望无限扩张与能力有限增长的剧烈冲突中丧失自信，并基于生存的恐惧而臣服于权威和专制；任何对自由、平等的留恋与期待都无助于改变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人类社会的演进目标最终指向集权的事实。这种指向源于人类孱弱的生存能力和无节制的生存欲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经由“对技术进步、社会化分工和高效率的追求”而成为人类社会日益集权化的强大内在动力。

对多元化存在条件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需要刻意维护的状态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吗？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社会一体化的趋势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将丧失掉内在的社会发展动力--文化、政治、社会多元化和竞争性？未来的历史学家对今天世界的追忆，是否会像今天的历史学家追忆古希腊文明一般，有一种面对多元化泯灭时无助和失落的情感？这是否是由一种尚不为人类所知的自然性定律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的趋势？人类如果失去了多元化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

4：对集权化的思考：

集权化是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的系统演进指向。如果以系统的开放/封闭、系统演进模式（与价值观）的扩张/节制作为两个独立维度的话，那么系统的演进指向将有四种可能性选择：开放系统与节制模式结合下的“多元/动态的分散机制”、封闭系统与节制模式结合下的“同质/稳态的分散机制”、开放系统与扩张模式结合下的“多元/动态的集权机制”、 封闭系统与扩张模式结合下的“同质/稳态的集权机制”。系统边界封闭的绝对性以及欲望与能力之间的永恒落差导致了从“多元/动态的分散机制”起，分别经由“同质/稳态的分散机制”、 “多元/动态的集权机制”向“同质/稳态的集权机制”退化的演化趋势。[附注：“同质/稳态的集权机制”的特点除了“高度集权”之外，尚有“系统内部的等级化”以及“同一等级内部的同质性”、“等级之间的相对固定性”等特点，因此也称为等级-集权机制。“同质/稳态的集权机制”较为接近的社会原型是现代专制社会。传统东方社会可视为介于“同质/稳态的分散机制”与“同质/稳态的集权机制”之间的机制。“多元/动态的集权机制”的特点除了“高度集权”之外，还具有“虽然系统内部呈现等级化，但是等级之间具有较高流动性、同一等级内部具有较强的异质性”等特点。“多元/动态的集权机制”较为接近的社会原型是现代欧美社会。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可以被视为介于“多元/动态的分散机制”与“多元/动态的集权机制”之间的社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讨论中之所以不涉及到“民主”，是由于在第七章我们将证明“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一种集权机制”，更准确地说就是“民主制度是一种多元/动态的集权机制”。也许我们应该引入第三个独立的维度（即集体本位/个人本位）用以解释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这种从集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单向性演进源于人类理性（认知与推理能力）的增长。]

4-1：集权化的存在基础与合理性：

一个组织机构（政府、企业以及任何一种利益集团）选择怎样的权力运作机制与它所处的外部环境、内部制约因素、以及成员的心理认同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对权力运作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一个能够自发产生并长期存在的权力运作机制必然是被有关利益各方所共同接受的可选择集合中的最佳者。

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回顾，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虽然粗糙、但是并不失真的逻辑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导致巨大的生存压力，引发成员的利益对立，造成平等机制和公共道德的缺乏。降低内部资源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动机促使组织结构层次化（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科层化），这种组织结构层次化发展到极致就演变为以政府为核心的集权统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趋势主流。另一方面，对自由、公正的向往是人性的本能，这种人性的本能推动着对组织结构层次化（等级化）的逆反和抵抗，这是人类社会始终处于“自由与平等对抗集权与等级”的人性根源。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必须在“匮乏的自由”与“富裕的奴役”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更愿意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人类社会演进最终指向集权机制的现实基础。

集权机制是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一个追求效率和能力提高的利益集团都内生着强化集权机制的趋势。面对能力与欲望的反差，人们本能地倾向于通过提高效率的方式实现能力的增长。对效率提高的追逐必然导致对集权、垄断和技术化的偏爱。根据奥尔森的研究：“个人做出自愿行动的概率与其潜在的支出呈反比，与其潜在的收益呈正比。在一个垄断程度低的利益集团内，由于个体的潜在收益较低，因而行动成本必须更低，否则较难出现使集团获益的自愿行动。”[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无法降低行动成本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产生争取集体利益的行动，必须提高集团内部的垄断程度：垄断（权力集中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在利益集团内部自发地产生使集团获益的行动。

根据奥尔森的观点，提高垄断程度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为部分集团成员提供“选择性刺激”提高集团内部的垄断。如通过提高某些成员占集团收益分配的比重，促使其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自愿行动的欲望，这是一种“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在大的集团内部建立人数更少的利益集团，通过降低集团参与者的数目实现提高集团垄断程度的目标。当集团中分享集体利益的成员数量足够少、而争取集体利益行动的成本/收益比又相当低时，则无需选择性刺激手段也很可能产生自愿赞助集体利益的行动。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两种产生集体行动的方式具有相同的实质，即都是通过将利益垄断权赋予集团内部少数成员从而促使其产生自愿行动的欲望。[附注：在现实社会里，垄断集团的形成并非只有“在大的集团内部建立人数更少的利益集团”这一条途径。全球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人数增加的实例证明了“通过扩大管治对象、将原来不属于集团的‘他者’包容到集团内部、使原来集团内部地位低下的普通成员上升成为中间阶层”模式据有现实的可能性。从这一模式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扩展性价值观主导下的利益集团需要持续的扩张以确保集团内部的和谐。]为了维持这种垄断权的稳固、需要在集团内部建立起集权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具有“在不同层面之间逐次递进”的效应。[附注：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认为：制度的根源是人们的思想和习惯，而思想与习惯又是源自人的本能，所以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本能支配的。]

[附注：新古典经济学试图用“效用”理论解释集权机制存在的合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稀缺资源如何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之间分配，其假设是：某一个体若能获得对资源的控制，他就能够获得效用；若失去对资源的控制，则失去效用。在此假设下，某一个体仅仅当他获得对某种喜欢物品的控制时才从事交换。但是也有个体单方面放弃对资源控制而获得效用的可能，个体放弃对自己行动的控制而获得效用即是一例。若该个体认为将自己的控制权转让给另一个体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那么把自己的控制权转让给另一个体的选择就是理性选择。]

集权机制之所以能够被利益集团内部的普通成员（群众）所接受，其原因在于：一个在内部构建了集权机制的利益集团有着较高的行动效率，一个有效率的利益集团往往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增加该集团的利益总量，使其每个成员都能够获取较以往更多的份额（至少是能够获得这样一种预期）。但是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利益增长的方式并非总是能够成功。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可能面临受制于外部约束而陷入“无法通过对外扩张实现集团利益总量增加”的困境。在对外扩张受阻情况下，对集团内部利益分配垄断性倾向的不满将促使普通成员产生背离集团的意向。为了防止这种背离意向的扩展，作为集权化主要受益者的权势阶层通常会习惯于采取“建立更为强有力措施以控制普通成员”的选择。这样的发展趋势将导致如下的结果：由于压制集团普通成员的利益需求而导致以利益分配为纽带的认同感进一步下降、集团内部管理和防范成本急剧增加、普通成员逐渐被外化为利益的对立者、不同层次间的连接方式逐渐由利益认同转为强迫管治。于是阶层、国家就在利益认同破裂的过程中逐渐生成。

就其实质而言，国家是一个以地域、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依托的利益集团，它与其它形式的利益集团一样具有“通过对外扩张扩大集团利益、通过集权方式强化利益激励”的倾向。国家的出现和长期稳定的存在，不仅由于它能够对内提供公共服务，更是由于它具有对外扩张的行动能力、并据此提供“通过高效率的行动而占有‘外部’（自然界和其它集团）利益、以使本集团成员增加收益”的功能，并且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这种源于扩张性的收益增加必须高于为内部集权化所支付的管治成本。

有效率的机制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化，管治的层次（科层）化、权力的集中化、以及城市化都是这种权力集中化的体现。但是对效率过度追求、对管治手段过于自信的集团往往会陷入到过度集权化（垄断）的漩涡之中。对权力集中与自由竞争的研究表明，权力集中与自由竞争都具有二重性。权力集中导致集团内部的协调、秩序和高效率，集权机制通过集权化管治降低由于社会化分工而产生的内部交易成本[附注：“交易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即它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与之对应的是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成本”。]；但是同时，过度的权力集中造成权势阶层在不公正竞争过程中对非权势阶层的排挤，从而遏制社会的创新动力和自由发展空间，并且庞大的组织机构和众多的管治层次必然导致内部性管治理成本的急剧增长，以至于最终抵销集权化管治所带来的“降低交易成本”的收益。而自由竞争则恰恰相反，它不仅在激发个体创新活力、促进社会自由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且在一个权势阶层受到广泛钳制的“自由”社会里、更容易解决由于权力集中化所造成的不公正困境；但是，过度的自由竞争将会造成集团行为的无序和低效、导致社会资源在无序和低效的运作中被大量浪费，并且缺乏强制性管治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拒绝合作”的非理性选择可能，因而过度的自由竞争意味着高昂的交易成本。[附注：正是从这一角度，杨小凯等人认为：“完全竞争可能是无效率的”。见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第11.4节。]

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过度集权化的管治机制与普遍自由化的市场（交易）机制之间、高昂的管治成本与高昂的交易成本之间寻找到一种折衷。将权力集中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对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得出如下的推论：无论是作为利益分配手段的集权化（权力集中化），还是作为维持这种权力集中化而存在的权力运行机制（集权机制），都有其合理存在的前提性条件。这种合理存在的前提性条件可以表述为：如果一个利益集团能够通过扩张性发展实现集团利益的增长、从而为所有成员带来收益，则其内部通过集权化形成的集权机制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即使在对外扩张受阻的条件下，只要集团的普通成员由于外部的刚性制约而丧失逃离该集团的选择权力，集权化和集权机制仍然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以高昂的管治成本和遏制创造性激励为代价。

对集权化的制约并非来自集团内部既得利益者的道义感，而是来自于普通成员脱离集团的现实威胁和外部力量打破集权机制所能获得的利益激励。如果一个集团的普通成员具有脱离该集团的选择自由，则该集团权势阶层与普通成员之间的博弈将会在低度集权化层次上达到利益均衡。外部力量在利益预期激励下的介入，有助于打破权势阶层所营造的集团封闭性，为普通成员逃避权势阶层的控制降低难度。普通成员在脱离集团之后可自由选择的空间越大，“逃避权势阶层控制”的选择对普通成员的吸引力就越大，普通成员制衡权势阶层的力度和有效性也越大，等级的差异和权力的集中程度也会越低。反之，当集团的普通成员除了留在本集团内部之外别无其它选择时，权势阶层与普通成员之间的博弈将会在“高度的权力集中、巨大的等级差异”层次上达到均衡。

[附注：关于集权化合理界限的一个猜想：外部环境、内部传统等诸多因素决定着一个利益集团的最佳权力集中度和最大权力集中许可界限；在达到最佳权力集中度之前，权力集中度的增加将导致集团整体利益的增加；在超过最佳权力集中度之后，权力集中度的增加将导致集团整体利益的减少；当权力集中的集中程度超过权力集中的最大许可界限之后，将会在普通成员的反抗压力下导致集团的解体。这一猜想的进一步推广是：在由“系统的开放/封闭、系统演进模式（与价值观）的扩张/节制”组成的两维空间里，一个良性的系统需要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扩张与节制之间达至均衡、以使系统处于一个安全的“许可界限”之内。否则，过度的开放与扩张可能导致系统的解体、过度的封闭与节制可能导致系统的窒息。]

历史记录了众多高度集权机制长期稳固存在的事实，这种与人类理想相违背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源于：“企图通过能力的提高以缓解能力与欲望落差的价值取向”、“个体能力不平等的现实存在”和“普通成员在外部环境刚性约束下丧失选择自由的现实性”。“企图通过能力的提高以缓解能力与欲望落差的价值取向”导致对社会分工和效率提高的追求，“个体能力不平等的现实存在”导致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与之相连的经济地位的差异，“普通成员在外部环境刚性约束下丧失选择自由的现实性”导致对现实差异无奈的认同。这样一种贝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演进指向凸显了人类社会内生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困境，人类的理性有限性和自利本性使得这种困境成为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

面对集权机制压制热爱自由天性所造成的痛苦，一种理想化的憧憬曾经风靡全球：在人们消除了对财富的渴望之后，集权化的管治将自行消失，人们将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实际上，由于个体的差异始终存在，因而对财富的渴望只能相对减弱而不会消失。财富渴望情节的消失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正如数学中的极限和力学中的无摩擦状态一样只能接近而永远无法达到。因而建立在“财富渴望情节消失”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只能接近而永远无法达到。企图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消除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而不是有效增加财富的供给，在诸如中国、苏联这样物质匮乏的国家里，只能增加人们对财富的更加渴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只能在富裕国家实现。这是为什么富裕的西欧（特别是北欧）国家看起来更像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因。

4-2：以等级为基础的“同质/稳态集权机制”之弊端：

以等级为基础的同质/稳态集权机制之所以在今天遭到人们的普遍诘问和谴责，不仅由于它们与人本主义思想的观念冲突，也在于用这种集权机制应对一个由日益自主个体组建的社会所必然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以及与之相伴生的权力集中所引发的制度性腐败，更在于它所造成的普通民众人格矮化和对创造力的压制，这样的状况与强调扩张和进取的现代化理念有着本质的冲突。正如密尔所说：“一个矮化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原因是被矮化的人民无法获得充份实现自我的机会。”[密尔（John S. Mill）《论自由》]

等级化的组织结构和集权化的管治机制根据组织目标合理地分解了组织权力，提供了组织内各方面有效合作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组织管理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助于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西蒙（Herbert Simon，《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法》）认为：设计优良的等级制度是在避免让任何一个人疲于应付会议和备忘录的前提下实施实际工作的最佳方式。但是，由于等级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组织成员的个性特征，任何行动都受到正式规则的严格束缚，使得组织成员的创造性、主动性受到压抑，容易滋生墨守成规、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组织沟通容易出现障碍，从而导致组织效率的降低。

同质/稳态集权机制的一个优势是通过强制力能够降低内部的交易成本，但是长期的损害是压制社会成员创造力的发挥。在生产分工相对简单、对民众创造力无强烈需求的社会里，同质/稳态集权机制具有一定的正向效应。尤其是那些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发现，同质/稳态集权机制能够使它们沿着发达国际所走过的道路迅速追赶。但是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分工发展到比较复杂的阶段时，同质/稳态集权机制内生的单一决策体系所具有的系统风险将急剧增加。特别是当社会缺乏可模仿和借鉴的对象时，掩盖在短期“超越性发展”光环之下的“同质/稳态集权机制扼杀创造力”的弊端便显露无遗。

同质/稳态集权机制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根本性弊端，即“信息机制障碍问题”和“激励机制障碍问题”。高度集权机制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决策系统的集中化造成信息传递路径过长、传递成本过高、传递-反馈所需要的时间过长、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度较高”，因此中央决策机构难以对千变万化的现实情况作出及时、准确的应对。造成同质/稳态集权机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激励问题”。 同质/稳态集权机制的有效实施要求以“所有成员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为前提条件，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观一致假设”。如果所有的成员没有一致的价值观，中央决策机构就无法制定出“合理的”计划；而且即使计划制定出来，由于决策层与终端执行层之间相隔过多的层级，决策层也难以对决策的执行情况实施有效监督、无法使每个成员全心全意地按照计划的要求去工作，因此决策的实施往往在人性自利本能的异化作用下变成形式化的表演。同质/稳态集权机制的有效运行要求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觉悟”（“完全理性”的同一语）的“社会主义新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作为同质/稳态集权化产物的垄断（包括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有着双重效应：首先，它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即垄断者能够通过强制力强化内部关联、降低技术扩散成本、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同时，它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消极作用，即不正当的垄断行为事实上打击或限制了竞争、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提高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垄断实施主体的垄断利益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与投资于技术创新相比，占据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更愿意通过对法律与政治机度的运作施加影响、并通过对官僚集团的赎买维持其既有的垄断地位、并排挤和遏制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根据奥尔森的观点，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利益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利益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它们的行为与其说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导致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奥尔森(Mancur Olson)《国家兴衰探源》]

同质/稳态集权化蔓延的一个后果是阻断社会化合作机制的演进。一个以同质/稳态集权机制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只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就可以将无数个相互独立的社区纠结在一起。由“无数个土豆”（相互间处于隔绝状态的社区）构成的社会的管治者只需要将管理小型社区的经验复制若干份并加以分发和扩散即可，而无需为协调各个社区之间的关系耗费心血。作为“土豆”的各个社区，如果不出现巨大的内部压力，他们会安于熟悉的传统模式以避免改变现状而构成对管治者的挑战。管治者与被管治者双方“守成”的心态成为建立跨社区联合的巨大障碍。一种避免相互接触、避免相互合作的惯性，一种“合作导致交易和管治成本增加、而收益并不能由成本支付者享受”的预期必然阻碍社会合作的演进。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相互封锁、拒绝沟通、独霸一方、以邻为壑”就成为当然的理性选择。

对等级、集权的臣服不过是人类内心对能力提高企图的外化，希望在超人的率领下克服自身的软弱和无力。对自由、民主的迷恋不过是人类内心对欲望扩张企图的外化，希望不受外在力量的束缚，“自由”地实现梦想。人类能力与欲望的内在张力决定了人类在等级、集权与自由、民主之间两难选择。人类的历史揭示了以往人类社会在这种两难选择之间的摇摆，也暗示了未来人类社会将继续在两难选择之间摇摆。

虽然作为文明发展标志的技术进步消除了自然和地理的阻隔，但是基于欲望扩张而导致的技术进步（能力扩张）在消除了自然和地理阻隔的同时、更极大地激发和加速了文化、政治、社会一体化的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孕育了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中国战国之后的历代中央集权王朝，并正在孕育着即将覆盖我们这个星球的庞大帝国；在这种强大的趋势面前，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只能激发无助和孱弱的抵抗。随着这种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在当时技术手段可以控制的人类社会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发展动力（文化、政治、社会多元化）的消失。这种多元化动力的消失，使得社会逐渐进入到了只有技术性手段进步而没有革命性思想产生的时代，并最终陷入到社会停滞（稳态化）的泥潭中而无法自拔，直到被来自外部持续性的强烈冲击所打破。

如果承认等级-集权机制是封闭社会演进的最终指向，那么对自由的追求就只能是人类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的短暂幻想。中国历史的演变正是这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典型体现--这一过程肇始于秦汉、自唐朝之后成为仅凭汉民族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扭转之势。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使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忧虑：在我们这个封闭的星球上，随着权力集中化趋势的加剧、随着多元文化和宽容精神的消失，沉迷于扩张新价值观之中的人类是否会丧失对人本主义的执著而在等级制的社会制度之中沉沦，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是否会是传统中国社会演变过程在世界范围的重演？

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社会一体化的趋势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将丧失掉内在的社会发展动力--文化、政治、社会多元化和竞争性？未来的历史学家对今天世界的追忆，是否会像今天的历史学家追忆古希腊文明一般，有一种面对多元化泯灭时无助和失落的情感？这是否是由一种尚不为人类所知的自然性定律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的趋势？

5：对构建“以个体平等为基础之社会机制”可能性的思考：

对集权机制的屈服源于人类对“能力增长无法满足欲望增长”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得个体“在获得自我意识、个人化、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又陷入了一种‘日益的孤独’，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使得人们逃避自由。为了克服这种孤独与焦虑，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服从’，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服从于某种权威。这一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逃避自由’。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去爱、去创造性地工作。”[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

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使我们能够寄希望于建立一种以个体平等为基础的“多元/动态机制”： 这种机制应该建立在“所有个体平等享有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个人的社会地位差异仅仅取决于个体性差异（如智力、体力）而不是社会性差异（如财富、肤色、国籍、语言等）。这种机制也应该具有弱化个体差异在代际间积累的功效，使得个体间在权力和财富方面的差异由于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措施（如普遍实施公正的教育、征收高额遗产税等方式）而不会在代际之间积累，特别是应该防止由于制度性的原因而剥夺任何个体自由发展其才智和能力的可能。。

建立这种机制的可能性来自如下两个方面。从管治方式的角度来看，技术的进步为突破“集体”观念束缚、倡导“个人本位”的社会生活方式提供了支撑，使得以个性化管治取代集团性管治成为可能。从自由需求的角度来看，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每一个渴望自主、自尊的个体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自我中心意识的普遍存在迫使我们承认“世界是由许多个体化中心联合而成的、因而是个体平等的结构”，在这个“平等化”的结构中，不应该存在“当然的”绝对中心；为了更高效率地生活而组建的集权机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自愿而非强迫的权力让渡基础之上，因此每个个体保有将其回收的最终权力。“现代社会表面上也与传统社会一样具有绝对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已具有全新的结构--功能--目的：（1）它建立在个体普遍参与的基础上；（2）所谓中心实际上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共同设计汇集起来的地方（例如代议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原有意义上的绝对中心。我们正日益生活在一个没有绝对中心的社会中，因为社会正朝着以每个人为中心的方向发展。”[王晓华《自体中心的本体论根据与对唯我论与人类中心论的消解》]

但是将“构建以个体平等为基础之集权制”的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的过程中，会遭遇到人性内在分裂（即能力的增长无法满足欲望的增长）和社会系统封闭性的阻碍。因此，实现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过渡，必须解决人性内在分裂和社会系统封闭性的障碍。“通过技术能力的提升拓展人类生存空间、突破封闭性的束缚”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能力的提升是当代人类社会抗拒封闭性的依托所在，因此问题的关键转为如何解决人性内在分裂的障碍。简而言之，解决人性的内在分裂有如下两种方式：通过促使能力迅速提升的方式缓解能力与欲望之间的落差；通过遏制欲望的无节制膨胀的方式缓解能力与欲望之间的落差。[附注：上述命题的含义即是“宏观社会学第一基本假定”方程：δQ=δW+dU，其中δQ取正值时为社会欲望的增长、δW取正值时为社会能力的增长、dU取正值时为社会约束的增长。有关该方程的推导参见《2：关于社会演进规律的数理化证明尝试》。]

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提供了“通过促使能力迅速提升的方式缓解能力与欲望之间落差” 的经验，即建立在扩张性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理念促使人们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方式、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变革以激励能力的迅速提升。[附注：这一模式用“宏观社会学第一基本假定”方程表述为：当“δQ-δW”越小，dU越小。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社会里，δQ无法减小，因此确保“δQ-δW”值保持较低水平的唯一方式是加大δW，即确保社会能力的增长。]但是当人类逐渐接近扩张的极限时，这种曾经成功的模式将不再有“可持续性”。[附注：即当人类逐渐接近扩张的极限时，社会能力（δW）的增长遭遇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古老文明的历史提供了第二种选择，即通过强化集权机制弥平能力与欲望的落差，这是造成等级-集权机制的内在根源。[附注：这一模式用“宏观社会学第一基本假定”方程表述为：当“δQ-δW”无法减小时，需要较大的dU（即社会约束的增长）以平衡δQ与δW之间的差距。]但是，这种以压制人性自由为代价的模式在崇尚个体自尊的时代越来越遭到“道义”的诘诟。前两种选择所具有的缺憾使得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急剧上升，即以提升人之自觉的方式约束欲望的增长，以实现在平等制度条件下的能力与欲望平衡。[附注：这一模式用“宏观社会学第一基本假定”方程表述为：当通过降低δQ 以使 “δQ-δW”和dU（即社会约束）保持在较低水平。]

在明确“通过节制欲望实现在个体平等条件下能力与欲望平衡”的可能性条件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普遍的节制欲望？人性自利本能否定了欲望自我节制的可能性，对个体平等的渴望否定了依托等级制度强加的欲望节制，于是通过以个体平等为依托的制度构建成为唯一的途径。这种前所未有的制度应该具有如下特点：制度实施的目标是通过强制性手段迫使人们普遍地自我节制欲望；制度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依托法律的强制性，同时以对超越者崇拜的信仰作为辅助手段；制度实施的主体和客体具有个体平等，实施主体不应具有超脱制度施加的特权。

人性内在分裂的根深蒂固、社会边界封闭性的刚性化使我们认识到：除非人类能够克制欲望的膨胀使其与现实的能力相匹配、除非人类能够不断拓展以保证社会的开放性，否则建立“以个体平等为基础之社会机制”的努力与建造永动机的设想一样面临着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制约，因而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正如建造永动机的不可能性并不能阻止人类尽可能提高各类机器效率的努力一样，“以个体平等为基础之社会机制”的幻化并不能够阻止对这一机制的向往、以及对追求个体平等的努力--因为这种努力至少能够使现实社会中的个体不平等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环节。[附注：正是意识到“普遍的个体平等”的不可能性，因此我们将在第五章试图将“和谐、公正”而不是“平等、自由”置于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2004年12月完成初稿

2006年2月完成第一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