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君看到了《文汇报》上的拙作《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贻书以为他的大著一评相属，理由是“大文与拙著似或稍可拉上瓜葛，且夫子眷恋春明旧事”云云。按云乡所著，是不可多得的乡土民俗读物，写燕京旧时岁时风物、胜迹风景、市尘风俗、饮食风尚，文笔隽永，富有情致，作了结合文献资料和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很有趣味的叙述。其价值应不让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作，所以它不仅与历史人文地理有关系而已，无疑还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极好的素材。因读此书勾起了我当年在燕京生活经历的回忆，引起一些感慨，写成读后感，以谢云乡的盛意。
眷恋春明旧事：不是国都的北平
燕京是北京的别称，因春秋战国时的燕国都于此而得名。唐都长安，长安城东面三门的中间一门叫春明门，后人即以长安和春明作为当时的都城的别称、雅称。明清人所谓长安春明，即指当时的都城北京。燕京可以通指任何时代的北京，不管它当时是否都城。长安春明则只能指作为都城时代的北京，如明万历时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自明入清的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民国初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皆是。若以移指北伐以后解放以前的北平，那就不合适了。云乡将此书题名为《燕京乡土记》，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书中所记主要是五六十年前北平的风土习俗，在乡土记三字上既不能题作北京，也不能以长安春明命名；而尽管作者所亲身经历的是北平时代，这些风土习俗却又不仅限于北平时代，多数是沿自前代的，有些又是至今犹然的，所以也不宜采用北平二字，只有用燕京题名，最为恰当。至于在私人来往书柬中，那就不必那么认真严格，虽然我所生活过的燕京是北平时代而不是作为都城的北京时代，却也不妨把我对北平的眷恋说成为“眷恋春明旧事”。
我从1930至1940年孟春止在北平时代的燕京生活过将近10年。云乡在此书回忆中的燕京也主要是北平时代的情况，因此我读此书，倍感亲切，不免要弥增怀旧之感了。30年代我有几年或单身或携眷住在北平城里，有几年虽住在城外燕京清华，也经常进城，时或留宿。但我的记忆力太坏，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景物旧事少得可怜。云乡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旧时一事一物，历历如数家珍，其文笔又那么优美、生动、幽默畅达，读其书真能令人浑然如温旧梦。
怀旧不等于眷恋。旧时经历一般都值得怀念，却不一定值得眷恋。不过我对30年代的北平生活确是不仅怀念，并且眷恋。当时国难日甚一日，凡我国人，心境当然都是沉重而愤慨的，谈不上轻松偷悦。但这是大局，与北平这个城市无关。论在这个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却相当舒服；这是当时的北平之值得眷恋之处。
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
当时建立在南京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已成为全国的中央政府，南京已成为首都。北洋时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都已不复存在，改称北平，只是一个华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首都时代的富贵荣华，已烟消云散。因而全市成为一个彻底的买方市场，不论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供过于求，商店店员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态度之好，无以复加。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
那时我除开头一年半还在当研究生没有收入靠家里供养外，从1932年年初起，在北平图书馆当了3年馆员，每月薪水60元：同时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当兼任讲师。兼任讲师俗称教零钟点，谑称拉散车，盖比之于拉洋车的不拉宅门里的包月车，停放在街头拉零星散座。教零钟点每课时5元，一门课若每周2小时，每月得40元，3小时的话就得60元。一年只能拿10个月的钱，暑假一般从六月中放到九月初，七、八两月不给钱。我教过每周2小时至6小时。北平城内城外大学很多，颇有些人教零钟点教到每周十几二十小时的。曾经有一位太贪多务得，每周教到四十多小时，结果累死在洋车上。我在北平图书馆呆了3年，嫌当馆员要按时上下班不自由，就辞职不千，专教零钟点。我可从不教许多，钟点费不够用，靠不定期的稿费收入补充。稿费每千字5元，与上一堂课等价。
房租单身时每月5元左右，结婚后每月十几元。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六七十元不希奇。可他们的收入当时比我大得多，每月360元，庚款教授450元。陈援庵先生兼了许多职，每月收入上千。
单身时吃包饭每月10元出头，却不肯吃，买饭票按顿数算，经常外出吃小馆。小馆吃一顿花上几毛，有时上1块的便可以算大嚼。有些小馆不讲几块几毛讲几吊，那就更便宜。（一吊即5大枚，等于100文制钱，1000蹦子。）
单身时家俱全是上天桥买的，柚木书桌柚木床，都不过十来块钱。藤椅子到处有得买，2元一只，有时候又跌到一块八。
出门都坐洋车，随便你住在哪里，大门口外或胡同口，准有几辆洋车停在那里，坐上再说到哪里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时价路程给钱，很少有要求添几文的，决不会发生争吵。那时1角大洋换46枚铜元，就是23个当20文的大铜元，俗称大枚。我住在景山西门陟山门大街北平图书馆宿舍时，在宿舍门口上车，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给7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风下雪时酌加。全城不论哪里，西直门外远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动的老头儿，没有拒载的。
读书人的享受：吃馆子、逛书摊、听戏、上公园
和我差不多地位这等读书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馆子，逛旧书铺书摊，听戏。夏天还要上公园。
先谈吃馆子。除常吃小馆外，有时还要吃大馆子。多数是别人请吃，吃别人吃多了，自己也要做东请一次客。平均每年一次到两次。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锅店、东安市场森隆、洞明楼、东来顺等，都是我们这等人常光顾的地方。通常鱼翅席12元一桌，若酒喝得较多加小费吃下来将近20元。鱼唇席10元一桌，海参席8元一桌，那就显得寒碜了。最高级的是东兴楼、丰泽园，我们这等人不敢问津。更高级的是吃广东人谭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谭家菜，一桌要40元。没有听说过请客有请谭家菜的，那得凑10个人每人摊1份。到时一桌11人，谭篆青上坐，他是唯一不掏钱的，是客。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鱼翅。我想吃，凑不齐10个人，始终没吃成。解放后50年代吃过一次谭家菜，那是一个单位请的。已经是一家公开营业的馆子，由曾在谭家厨房里当过下手的人当大师傅。大约100元一桌，当然无复当年在谭篆青家里吃那种味道了。
吃一桌席除了上足原定菜单上的几冷盘、几大件、几饭菜、几道甜点心外，另有一味菜单上没有的菜端上来，伙计报了菜名随口说一声这是敬菜。敬菜不计价，实际你得在给小费时心中有数。吃完出门时，门口总有几个伙计排列站着高声道谢送别。
再说听戏，即看戏。那时经常演出的须生有马连良，言菊朋、奚啸伯、谭富英等，常听；高庆奎在珠市口演，太远，只去过次把。余叔岩已不唱营业戏，只唱堂会，我看不到。旦角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筱翠花都常演，是什么时候看到梅兰芳的，记不得了。富连成和中华戏曲学校的戏也常看，那时是李盛藻、刘盛莲、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和王和霖、宋德珠、李世芳、毛世来、王金璐这些人经常演出的时候。最使我倾倒的是武生泰斗杨小楼，一出台那份气度，那份神情，一举手，一投足，念白唱腔铿锵有韵致，无不令人叫绝。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元二，其他名角都是一元。当然还听昆曲班，最佳角色是韩世昌、侯益隆。侯益隆至少不比皮黄班的侯喜瑞差，而我又喜欢侯喜瑞有过于郝寿臣。任何名角能卖满座的日子很少，言菊朋和昆曲班一般不过五六成，很惨。所以戏票可以不用预先买，往往吃晚饭时看当天报上登的各戏园戏报，饭后赶去，尽管戏已开场，还是买得到票，看得到中轴以下几出好戏。我单身住在北平图书馆宿舍时，燕京同学进城看戏，常借宿在我屋里。结婚后住在城外时，有时夫妻一同进城听戏，在朋友家过夜。
再说逛书铺书摊。阴历新年里要逛几次厂甸，不用说了。平常日子隔一阵子要逛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铺书摊；，逛不一定买，为财力所限，买的不多。所以《二十四史》不买百衲本，只买了竹简斋本；《四部丛刊》不买毛边纸线装景印本，只买了白报纸的缩印本。尽管常常逛而不买，但逛本身就是乐趣。虽不常买，几年下来也就不很少了。
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书几万册，自己不一定去逛书铺，自有各书铺跑外的经常送书到门，由你选择，要的就留下。三节算账，端午、中秋不一定全给钱，到年底再清账，到时还可以退还些不一定要留的。我尽管始终没有当上教授、副教授，始终是个拉散车的，1938年后住在燕京东门外北河沿时，居然也有一两家书铺送书上我门的。
不光是旧书铺会送书上门，别的商品只要能指明品种，一个电话打过去，当天或第二天就会送上门来。燕京离东安市场那么远，要吃市场北门里稻香村的熟食，还是肯派人骑着自行车给送来。可见生活在买方市场里是何等的方便。
公园门票5分，平时少逛，夏天常逛。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北海公园简称北海，常去，其他都不常去。逛公园主要是坐茶座，偶然也走动，不多。上北海常坐五龙亭，上公园常坐长美轩。来今雨轩是洋派人物光顾的地方，我不爱去。春明馆是老先生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称，不愿去。曾在春明馆座上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口语都用文言，“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一桌，我跟蒙熟，钱认识而不熟，汤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所以一夏天茶座的收入肯定很可观。冬天北海漪澜堂前、公园后门茶座前、筒子河里都辟有溜冰场，另有一批溜冰客光顾；我不会溜冰，与我无缘。
解放后50年代中期有两年单身一人在北京工作。有一个夏天的下午和两个朋友重来长美轩，四点多到，坐了不到一小时，服务员就在旁边扫起地来了，说是该5点下班的，现在5点已过，您该回府了。只得遵命赶紧走。回忆30年代旧事，不禁感慨系之。那时5点钟不是茶座最热闹的时候吗？现在可就下逐客令了。那时就要客人多坐多消费，现在就要你赶快走我好早下班，生意做多做少我管不着，还是少做点好，反正一样拿工资。
70年代中期“四人帮”未垮台时，又因事在北京住了7个月，住在和平里一个招待所里，那个日子委实难过。伙食不好，又没法上馆子。主要不是嫌贵，而是任何馆子都是那么挤，谁有那么多工夫排队等座儿。但是招待所每逢星期日只开上午10点、下午4点两顿饭，太难受了，只得硬着头皮上街进馆子站着等座儿，好容易等着座儿坐下了，可坐下半个多小时硬是没人来理你，不耐烦叫一声同志，问“怎么老不理会我”？回答是：“吓！您这么急，那就上别家去！”只得耐着性子再等下去，真上别处去，很可能已“下午休息”，不让进门了。
以上说的是在我回忆中的30年代北平生活和50、70年代重游北京时的点滴感受。我这样说，是不是就认为50、70年代的北京比不上30年代的北平呢？当然不是。我还不至于昏愦到这个地步。
眷恋而生的一番议论：那些年的北平与北京
前面已经提到过，30年代的北平是一个衰退中的城市。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丧失了这一地位，过剩的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不知有多少。所以不但1949年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不可能再有这种现象，就是生活在30年代的南京、上海，也享受不到这种过剩之“福”。何况旧北平纯系一消费性城市，而解放后的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很快建设成了一个具有多种轻重工业的生产性城市，城市人口已比旧北平的150万翻了几番。一个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城市，出现一些求过于供，服务性行业不能满足市民需要的情况，应该是在所难免的。
再者，30年代的我虽不是官僚、资本家，却也是一个生活水平比较优裕的大学教师。不用说一般体力劳动者，就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未必都能挣到我这点收入。记得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时，馆里曾配备了一名青年雇员为我抄写稿件，他的月薪只有20元。1937年上半年我家住清华园，学校给了我一间在图书馆楼上的工作室，我自己也以每月20元的报酬找了一个家住清华附近的中年旗人替我抄写文稿和资料。他对这点微薄的酬金已十分满意，书翰中以“沐恩某某”自称。30年代北平留给这等人的回忆，大概决不会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轻松。至于那时的社会最低层，我虽未曾亲身接触过，可是冬天经常在报上看到昨有路毙冻尸若干具由善堂收硷这类消息，也就大致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说明旧北平大多数市民的生活，过得并不像我那样舒适。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发展中的产业兴旺发达的城市，未必就可以不顾到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消灭了饿殍和极度贫困户，也不等于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职能了。对一般市民的住房、交通、饮食以及精神生活都予以适当的满足，似乎也还是合情合理的。普遍提高商店店员和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可能更属必要。公园茶座似乎不必下午四五点钟就下逐客令；无须增加多少设备，加一班服务员就足够应付了。这不能说是提倡有闲阶级的消闲生活，劳动人民也需要在环境优美的公园里休息。延长公园的开放时间，至少可以使一部分市民不至于在路灯下打纸牌，挤在狭窄的居室里筑方城。饭馆、理发室、浴室等也应分区按需配置，使市民不至于花过多的排队时间，免遭营业员的呵斥。
这几年北京新建了许多高层建筑，许多高级宾馆，许多高消费场所，作为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国首都，需要经常接待大量外宾外商与港台同胞，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些设备与一般市民无涉。我在30年代的北平就从没有跨进过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的门，想来今天北京一般市民也不会与这些场所打交道。一般市民所要求的，无非是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当价廉物美，相当方便，相当舒适。云乡书中所记和我对30年代北平生活的眷恋，都仅限于此。这种要求，我认为不论在旧时代还是新时代，都不能算过分。所以我迫切期望随着新中国首都的日益飞跃发展，一般市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能够日益得到提高。
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故土旧地，免不了“一草一木总关情”，多少有一点“眷恋”，从而又发了这么一番议论，不知云乡以为然否？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2016年2月25日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诞辰105周年。本文摘自《谭其骧全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转载自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