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都在倡导良好的治学风气，并身体力行，成果卓著。他倡导的学风可总结为“求是师求真”“锲而不舍，终身以之”“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三点。它们均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优良学风，对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着重要意义。

求是师求真

1947年，谭其骧在发表的《近代杭州的学风》一文中，首次阐明自己倡导的学风，“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他格外强调，“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可见，“求是”“求真”是谭其骧推崇的治学风气之核心。

事实上，早在求学阶段，谭其骧就表现出“求真”的学术追求。1931年，他在选修顾颉刚讲授的《尚书》研究课时，发现顾颉刚在讲义中列举的“西汉制度”应是“东汉制度”，并大胆提出疑问。由此，师生间多次互相致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州制讨论”。最终，顾颉刚总结道，对于这些问题“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了”。

此后，谭其骧愈是将“求真”的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各项研究之中。他在政区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便突出体现了这点。他在撰写《秦郡新考》一文时，不畏烦琐，遍检《史记》《汉书·地理志》等史料，逐一核实秦郡。他认为有秦一代，除内史外设郡有46个，并有可能为48个。相较于杨守敬、王国维等学者执着于从数目谈秦郡，此项研究可谓前进了一大步。此外，他还撰写了《汉百三郡国建置之考》《〈宋州郡志〉校勘记》《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等，这些文章无一不考订精深，在纠谬、辨伪、补白等方面多有重要贡献。

以黄河研究为代表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成果，则是谭其骧既 “求真”又“求是”的集中体现。他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一文中，对黄河下游地形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考古发现的新证据，推翻了“西汉以前黄河下游少有改道”之旧说。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土地的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等文中，他不局限于对历史面貌的“求真”“求实”，还结合了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从揭示历史现象规律的高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黄河变迁等问题，谭其骧对于“求真”“求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他感悟到，“研究黄河变迁，同研究其他学术问题一样，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应该先弄清史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认识客观规律”。谭其骧的学术实践及其相关认识，向我们很好地诠释了 “求是师求真”这一学风的真正内涵。

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谭其骧并非进入大学伊始就攻读史学学位。他先从中国语文学系转入外国文学系，最后才转入历史社会学系。据葛剑雄著述，谭其骧最后转入历史社会学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过一年的学习，他发现自己形象思维的能力有限，却长于逻辑推理，搞文学创作未必会有成绩，研究历史倒相当合适，因此他做出了决定他未来的关键选择”。

在确定治学方向后，谭其骧将“锲而不舍，终身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以此来要求自己。为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花费了近30年的心血。编绘过程中几经变动，编绘工作极其艰辛，不仅绘图经费和人手短缺，就连工作地点都一再变动。王文楚回忆道，“不论是在河滨大楼和校内，其骧师勤于所事，乐之不倦，每天都来工作室编图，成了常规，这在全校著名教授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如此，谭其骧也“不论寒冬和酷暑，坚持不懈”。除了白天工作外，他还经常加夜班，甚至有时一天三班以室为家。

同时，谭其骧从未因为绘图工作量大、绘图条件简陋而降低对绘图工作的要求。为保证所绘地图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谭其骧认为，无论各代总图或分图，应选定中原王朝和边区政权的疆域政区都比较稳定、明确的“标准年代”。这样做的难度无疑极大。在每一图组开编之前，他都召集全体编稿人员，对“标准年代”的选择进行充分的讨论。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鸿篇巨制终于出版，被公认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

紧接着，重疾缠身的谭其骧又肩负起编绘《国家历史地图集》的重担。直至弥留之际，他挂念的还是这部地图集。据葛剑雄回忆，“他早已不会说话了，就总是啊啊啊地叫些什么”。葛剑雄不停地在他耳边承诺：“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地图集编出来。”谭其骧才会平静下来。

谭其骧不仅身体力行，并且对学风建设提出了多条中肯的建议。他针对“看政治气候写历史文章的风气”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成不了一个扎实的学者。所以，他劝诫后生，若想取得学术成就，还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为好。

在具体研究领域的选择上，谭其骧亦有规劝。他认为，“一般说来，每个历史学家只能专搞中国史或世界史的某一部分。搞中国史也只能搞一两个断代或一两个方面，这才可能有所成就。决不应该涉猎太广，泛滥无归”。谭其骧以自身学术实践及经验为范例，对后生谆谆诱导，来匡正学界的风气。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谭其骧在晚年将书房取名为“四毋斋”。“四毋”取孔子《论语》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意。“四毋”既是他晚年做学问的准则，也反映了他所倡导的治学风气。

“毋意”，即不要凭空臆测。谭其骧曾表示，他最讨厌那些没有事实根据、没有确切资料就发表看法的人。他批评道：“这种人对青年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为了在地图上准确标绘历史时期多次变动的盱眙县治的位置，他先后查阅了十五种古籍。可见，“言必有据”是谭其骧对己、对人做学问最起码的要求。

“毋必”，即不要主观臆断。他认为做研究不能按自己的心意去处理史料。谭其骧发表的《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一文，对汉唐时期海南岛的行政建制及归属作了翔实的论述。该文中“西汉后大陆政权长期未在岛上设置政区”的观点是一些学者不愿意接受的，杨武泉就对该文提出商榷。谭其骧不仅逐条回应了商榷的内容，还对学界“以感情用事”的现象提出批评。他指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边区政权的疆土并非一成不变，史学研究者应当尊重史实。

“毋固”，即不要固执己见。谭其骧向来乐于接受正确的看法。景爱曾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几处标绘存有疑问。谭其骧得知后表示欢迎，他说：“学问要由大家来做，不能由几个少数人垄断，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只有集思广益，采纳百家之长，才能把《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好。”无独有偶，李孝聪曾结合实地考察的成果向谭其骧提出了会川城址等地点的新看法。后来谭其骧在修订本中，将失误全部按李孝聪的意见更正。

“毋我”，即不要自以为是。谭其骧从来不回避或掩饰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误或不足。有学者发现了谭其骧早年发表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存在失误。即，该文采用侨州郡县户口数统计到的不是第一批南迁移民的数量。谭其骧得知后，执意撰文并自我批评，说自己的文章“实在很不严谨”，并期望有志于此项课题研究的学者作出完备的论述。

谭其骧一生都在积极倡导良好的治学风气，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一言一行诠释着优良学风的真正内涵。如今，他逝世三十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我们不但要继承其丰厚的学术遗产，更应当传承、发扬其所倡导的优良学风，以期为净化学术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