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地方史、地方志的渊源和演变。

这两种著作大体上都是起源于汉朝，现在所知最早的是东汉的作品。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列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在《隋书·地理志》列于霸史，在两《唐书》列于伪史，，现在有不少人把这几种流传到今天的汉晋著作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几种书的内容显然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所以隋唐的《经籍志》、《艺文志》都不列于地理类下，而列入杂史、霸史或伪史一类。不过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巴志》里可以看出，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了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图就是地图，经就是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

东汉以后，从隋唐到北宋，图经大盛，到南宋以后，才改称为“志”。当时由朝廷责成地方官编写地方志，每州或郡都要编写，以后县以上行政单位编写志书成为制度。据朱土嘉先生的统计，流传到现在的有八千多部。

东汉以后的地方史有各种名称，见于隋唐《经籍志》、《艺文志》的有《会稽典录》、《建康实录》(今存)、《敦煌实录》等，还有某地的“耆旧传”、“先贤传”、“人物志”、“风俗传”等。这些书都列于史部旧事类、杂传类，不入地理类。唐宋以后地方史远比地方志(即图经、方志)少，但一直沿袭到清朝，并未断绝。如江苏扬州有汪中的《广陵典录》、姚文田的《广陵事略》，苏州有吴昌绥的《吴郡通典》，南京有陈作霖的《金陵通传》，四川有郭允蹈的《蜀鉴》，清代有张澎的《蜀典》、彭遵泗的《蜀故》。云南更多，唐代有樊绰的《蛮书》，明代有杨慎的《滇载记》、倪铬的《南诏野史》，清代有冯更的《滇考》、师范的《滇系》和倪蜕的《滇云历年传》，民国有袁嘉谷的《滇绎》等等。民国时各省还都有此类著作，不过不大有名。

在地方志盛行以后，仍然不断有人写地方史，这一点可以证明两者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是并行不悖的。特别是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各地编写的地方史比地方志还多，一般说来其成就还在新编地方志之上。所以决不能说有了地方志就可以不要地方史了，两者是完全可以、也应该相互补充的。

从内容来看，因为两者都是以某一个地区为记叙对象的，所以关系极为密切，以至往往互为渗透，史中往往有志的内容，而志内也难免有史的成分。但两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方史是以记叙过去为主的，尽管有时不免提到一些现状。而志则是以记叙现状为主的，当然也需要追溯一下过去。关键是两者的主题不同，各有各的侧重方面。

(二)地方史主要是记叙该地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活动，包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等等。当然，历史时期该地区的自然界若有重大的、显著的变化，如黄河决口、地震、水灾等也应加以记录，但主要的记述对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即使记录了自然现象，侧重点也是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地方志则不然，至少是对自然和社会两者并重的，应将当地的地形、气候、水文、地质、土壤、植被、动物、矿产等各个方面都科学地记载下来。同时对社会现象的记载也与地方史不同：史以大事为主要线索，记录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志则分门别类，面面俱到。史的体裁接近于纪事本末体，志则用书志体，对农、林、牧、副、渔、工、矿、交通、人口、民族、风俗、制度、职官、文化、教育、人物、古迹等等，一一予以叙述。

(三)既然地方史以记叙过去为主，以记载社会发展为主，所以写地方史主要须依靠史料，作者应做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史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鉴别，科学地记述历史发展的过程。很古的、没有文献记载的要搞考古发掘，有遗迹、遗物存在的要进行实地(物)调查。但仅仅进行考古调查，而没有史料根据，很多历史问题还是无法说清楚的。去今还不太远的史事，也需要向群众作调查，作实地考察，但这一般只限于最近数十年内的历史。

地方志以记述现状为主，主要是依靠调查采访。一部分没有现成资料的完全要依靠调查，一部分虽然有现成的资料，也要通过调查予以核实补充。所谓现状，当然不单是指今年或近几年，至少应该包括建国以来的几十年，还应该包括当地最后一部旧志修成以后的一段时间。旧社会留下的现成资料，由于当时制度的腐败，多数作者立场的错误和资料长期的散失，需要重新调查，自不待言。即使是建国后各主管部门整理汇编的资料，也必须加以核实补充。因为毋庸讳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不少资料中或多或少有假话、大话、空话，少数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又由于“左”的影响、散失或付之一炬，因此必须重新调查，改正假话，去掉大话，充实空话，填补空白。由于志是以现状为主的，所以大多数问题有可能通过调查采访得到解决。

编地方志比编写地方史需要的人力更多。一般说来，编地方史的工作可以由史学工作者担负起来，编地方志则需要有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史学工作者、地学工作者等多方面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