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据说“文革”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邀请他作学术讲演，他对当时轻视基础培养的学术风气，“表示愤愤不然”。“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看不懂古书，读文言文断不了句，这怎么可以！因此他主张出版社出古书，多出没有标点的影印本，即使排印也不要加标点，让学生自己去断句去标点，使他们得到锻炼的机会”（钱伯城《问思集》，第292页）。

但是，在我看来，谭先生这种“锻炼”方法，是治标而非治本，即使出版社真照他说的去做，也达不到“基础培养”的目的。只要看一看近年来整理古籍的现状，就可证明。仅以我所见《明诗话全编》和《袁枚文集》的标点，就可以看出谭先生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这些标点者，绝大多数正是选取没有标点的古书加以标点的，结果错误百出。而少数照抄别人标点的（如《明诗话全编》选叶盛《水东日记》一节，此书有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以讹传讹，跟着错（中华标点“苏文生吃菜羹”为“苏文生，吃菜羹”，不知此语出自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苏，苏轼）。这些标点古书的人，由于没有扎实的国学基础，所以再怎么多次去标点古书，也仍然不可能提高。

但是，谭先生的“愤愤不然”，却可以看出有识之士早已对这种状况抱有深忧。奇怪的是，从1962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看见学术界讨论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我常奇怪，从电视上可以看到体育界培养运动员，京剧界培养演员、琴师，都是从基本功抓起，苦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怎么人文社会科学界却对长期轻视基础培养的状况漠然置之？

自1979年以来，我写过几十篇这方面的文章，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似乎应者寥寥。大概是教育体制关系。现在，我想再一次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提出我的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研究。

最近，我看到一本名为《近代的初曙》的书。由于作者对国学的经典著作不熟悉，以致在引用古籍时，标点符号错了很多，而引用后偶一发挥，便成为“郢书燕说”，加上作者古书接触得少，更不明古文章法，所以断句多误。这里分为三项，举例说明。

甲、经典不明致误的。例如，“有顾氏之书，然后三代之文可读，《雅》、《颂》之音各得其所语声形者，自汉晋以来未之有也。”(第26页)按：应为“《雅》、《颂》之音，各得其所。”此用《论语·子罕》：“《雅》、《颂》各得其所。”

乙、不明古义致误的。例如，“（袁枚等人）仅仅局限于对男性情欲的满足，而对女性的‘无旷’、‘无怨’不予重视”。（第154页）按：《孟子·梁惠王下》：“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达到婚龄而无偶的女子叫“怨女”，同样的男子叫“旷夫”，故女性不能称“无旷”。

丙、不明文意致误的。例如，“（顾炎武）孤僻负气，讥呵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第25页)按：应为“……讥呵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刺，指责。切，严厉。此言顾氏批评古人或同时代人，总是严厉地指责。

综合上述三项，可知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把国学（经、史、子、集）的基础打得结结实实。而且要多读古书，透彻理解其字、词、句的意义和用法。但我不赞成让小学生读“四书五经”，因为他们长大后并不都从事文、史、哲研究。而大学文科生，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又涉及国学的，却必须补上基础培养这一课。

我写此文，正是“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现在有些中青年学人，心态非常浮躁，总巴不得早日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其实不揣其本，结果必定事与愿违，著书而不能立说，徒成文化泡沫与垃圾，以讹传讹，贻误后学。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来源：北京日报/2012-02-20/ 第19版面/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