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达达路路名及其始建年月《元混一方舆胜览》、《元史·地理志》所载辽阳行省之最后一路，皆作“合兰府水达达等路”。然考之于《元史》纪、志、表、传及元代其他记载，虽屡见水达达、水达达部、水达达分地、水达达军、水达达民户[1]，水达达往往与女直连称，或作“女直水达达”，或作“水达达女直[2]”，但绝无与合兰府连称者。又一见女直水达达宣抚使，一见水达达屯田总管府，一见女直水达达万户府，五见水达达路[3]，“水达达”上亦无冠以“合兰府”者。且合兰府实在开元路界内，既见于《大元大一统志》开元路上京故城条下，又见于《经世大典》站赤辽东路（开元路曾改名辽东路）下，其不得与水达达同为一路之名更明甚。又《明实录》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可证直至元末，铁岭以北合兰府一带，仍属开元路不属水达达路。故知《胜览》、《元志》以“合兰府水达达”为此路路名，其为谬误，殆无可疑。盖当时载笔者皆中原人，于边疆地理懵然无知，偶以合兰府三字羼杂于水达达路之上，致铸此误。清人治《元史》者皆未能留意及此，故《新元史·地理志》中，此说仍因而不改。
此路《经世大典》站赤作“女直水达达路”，《元史》本纪、《五行志》作“水达达路”，疑全称应作女直水达达路，水达达路乃其简称，犹河南江北行省简称河南行省，而见于《元史》纪、志、列传者多为河南行省也。
《元史·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盖因而不以山川城邑改以女直、水达达二族名为路名，亦犹云南行省之以金齿为宣抚司名，以乌撒乌蒙为宣慰司名也。
此路始建于何年不见史载。初以《大元大一统志》校辑本中无此路，疑大德七年（1303年）书成之日尚无此路；又以《元史》记载中皇庆元年（1312年）始见此路，遂谓始建之年当在大德七年（1303年）至皇庆元年（1312年）九年之间。既而见《经世大典》站赤中有此路，《大典》虽成书于至顺二年（1331年），但其所载辽阳行省站赤中竟不作开元路而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以前之旧名“辽东路”，因悟《元一统志》之见于今赵万里校辑本者，不过全书之一小部分耳，岂得以校辑本无此路，遂谓大德七年（1303年）尚无此路？以《经世大典》证之，则至元二十三年以前殆已有此路。又据《世祖本纪》，中统二年至至元二十年已见“开元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使”、“女直水达达军”、“女直水达达部”，然犹未必已有女直水达达路。至元二十二年六月“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此所谓女直水达达，似已非地区名、部族名而为地方行政机构名矣，疑所指实为女直水达达路而史文省一“路”字。据此，则此路约当始建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稍前。
二、混同江下游至东海之滨，元初属开元路，至顺时属水达达路
开元路辖境，《元史·地理志》作“古肃慎之地，隋唐曰黑水靺鞨”，“东濒海（日本海），南界高丽”；《元一统志》作“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鞑靼海峡），三京故国，五国故城”（辽五国部相当今松花江黑龙江两岸西起依兰东至伯力一带）；“上京故城西南曰宁远县，又西南曰南京（今延吉市东城子山，一说今会宁西云头城），自南京而南曰合兰府（今咸兴南），又南曰双城（今永兴）”，“东北曰哈州（今阿纽伊河河口）、曰奴儿干城（今黑龙江口特林）”。据此，则南起高丽界上，北抵黑龙江口，东滨大海，尽在此路界内。但《元史·地理志》又将混同江（今松花江及松花黑龙二江会合后之黑龙江）南北两岸桃温（治今汤原西南汤旺河对岸）、胡里改（治今依兰）、斡朵怜（治今依兰西南牡丹江对岸）、脱斡怜（治今桦川东北）、孛苦江（治今富锦）五军民万户府系于“合兰府水达达路”下；又于注中见胡里改江（今牡丹江）、混同江及奴儿干，是则自混同江两岸北抵奴儿干之地，又应在水达达路境内，与开元路下所载矛盾。此盖由于开元路始建于太宗时[4]，其初果东至于海，南抵高丽，北极奴儿干皆在封略之内；洎乎至元中割混同江南北北至奴儿干之地分设水达达路，则开元路即不得复有隋唐黑水靺鞨之地，不得东滨海，不得北浸鲸川之海，不得有五国故城及哈州、奴儿干之地矣。《元一统志》及《元史·地理志》之误，皆在于以开元水达达未分路时之疆界，沿用于分路之后。本图组以至顺元年（1330年）疆理为准，此一带应在水达达辖境内。
三、初建水达达路时辖境与至顺元年不同《地理志》叙桃温等五军民万户府于“合兰府水达达路”下，则初建水达达路时，五府悉当自开元路割属水达达路。此与《经世大典》以上京故城以东站赤系于女直水达达路下相符。但《文宗本纪》至顺元年二月、五月两见“开元路胡里改（该）万户府”，则此前不知何年至少五府中已有胡里改、斡朵怜二府已还属开元路。此外桃温等三府，在胡里改之东，松花江两岸。据《文宗本纪》至顺元年九月，“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自去夏霖雨，黑龙宋瓦二江水溢 ，民无鱼为食”，此宋瓦江既无黑龙江并举，自应专指今之松花江，是则三府中少或一二府，多或三府，仍应在水达达路境内。本图组以至顺元年为准，可将开元水达达二路路界画在胡里改、桃温之间。
《经世大典》辽东路站赤东北止于斡木头站（今双城县东），自上京海吴站（今阿城东北海沟）以东诸站，皆系于女直水达达路下，此亦为水达达路初建时之境界。至至顺时胡里改万户府已改属开元路，则自海吴至胡贴干（今通河县东）诸站，自应在开元路境内矣。《经世大典》成书于至顺二年而书内境界乃至顺以前州制，亦犹至顺时路名为开元而仍用辽东旧名也。
又《经世大典》将自吉落（今龙江县治）北至阿余（今爱辉西南）诸站列于女直水达达路下，则水达达路初建时，其西界应包有嫩江东西两岸。胡里改以西改隶开元路后，此一带仍属水达达路乎，抑改属开元乎，于史无征。依地理位置推断，松嫩平原之南部及阿城以东松花江两岸既在开元路境内，则此一带应以画入开元路为较妥。
水达达路在松花江以南之路界，初建路时自上京故城至今牡丹江市一线以东北当在路境内；至顺时胡里改既已改属开元路，则路界约当自胡里改府治之东北东南走穿越今兴凯湖达于海。界北今乌苏里江两岸为阿速古儿千户所在，属水达达路，见《文宗本纪》天历二年五月。界南为废恤品路地，应属开元路。金末蒲鲜万奴割据上京（今阿城南白城）、黄龙府（今农安）以东南之地，恤品路在其境内。蒙古太宗五年（1233年）“出师伐之，生禽万奴；师至开元（治今东宁县东大城子）、恤品（治今双城子），东土悉平”（《地理志》开元路），未几遂建开元路。又《经世大典》所载站赤其自开元（辽东）路治（今农安）东出一线，终点站为恤品城南之永明城（今海参崴）。恤品既在历史上地埋上与开元关系皆甚密切，故知恤品故地应属开元路也。
四、开元路西界南界开元路西与中书省宁昌路泰宁路接壤，其界可依金图韩州、信州、隆州、肇州之西界画出。南界西段即咸平府之北界，用金图咸平府北界。迤东路界应东趋今辉发河下游，界南辉发河上之那丹府（今桦甸西南）地属东宁府，见《辽东志》卷五《周鹗传》。路界自此折而南走抵鸭绿江，界西佟佳江上之于罗山城（一作五老山城，今桓仁西北佟佳江对岸）、鸭绿江上之皇（黄）城（今集安县治）地属东宁府，见《辽东志·周鹤传》及《高丽史·恭愍王世家》十九年（1370年）。鸭绿江之南、西界当略循狼林山脉、北大峰山脉，南界在今永兴高原之间。据《高丽史·高宗世家》，高宗四十五年（1258年）铁岭（今高山淮阳间）以北地入蒙古，蒙古置双城总管府（今永兴），故元初开元路南抵铁岭。其后自双城府治以南高（今高原）、文、宜、登诸州相继为高丽收复，至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年）此诸州各还本城，见《地理志》。至忠肃王元年（1314年）高丽将江陵道存抚使移镇登州，见《世家》。故元至顺元年开元路之南境止于双城总管府治。
1971年4月初稿
1980年7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