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步平先生于2016年8月14日2时40分在北京同仁医院逝世，享年68岁。步平先生在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侵华史，以及中国抗日战争领域学养深厚，著述甚多，并为推动这些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特选取步平先生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述，以表达对步先生的深切悼念。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的形成与中国战场
1940年9月27日，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意大利外长齐亚诺（Gian Galeazzo Ciano）在柏林正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三国同盟关系正式确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方面本来也有趁苏德战争的进展向苏联实施武力以解决“北方问题”的“北进”计划，但由于关东军尚无法与苏联远东军抗衡，中国战场上的作战又牵制了日军主力部队，所以“北进”难以实施。但随着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扩大和将势力深入印度支那地区，与英美的矛盾则越来越明显，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财产，英国废除了英日通商条约，荷属东印度废除荷日石油协定，使日本感到压力与威胁。于是，日本大本营提出了“加强对英美战争的准备”的《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加快实施“南进”战略。东条英机组阁后，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正式决定对美、英、荷开战，12月1日，天皇批准向南方进攻的命令。12月7日（星期日）清晨（夏威夷时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经过精心策划，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及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并对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美、英、加、荷、新西兰、自由法国等国向日本宣战。9日，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但中国与日本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已有四年半之久。
在珍珠港事件中损失严重的美国急切期待中国军队向日本军队发起全面攻势，中国遂开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军事同盟，在重庆建立了中英美三国组成的联合作战机构。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更广阔的领域展开。1942年1月初，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协同作战，“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反法西斯阵营成立后，根据罗斯福的提议，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及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继香港沦陷，英军复于1941年底退出马来半岛，日军于1942年2月攻占新加坡。3月7日仰光陷落，5月缅甸英军撤入印度，6月初日军直叩印度的大门。仅半年，英军在东南亚弃地失城，望风披靡，处境十分被动。事实上，英国在远东只能仰赖中国抵抗日军。
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英与日本骤然敌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中，中国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时，中国已同日本单独进行了四年多战争，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并在中国领土上拖住了85万左右日军；而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军队又节节失利，日军步步紧逼。为了扭转颓势，英美一面组织力量抵抗和反攻，一面设法推动中国加强抗战，以拖住日军。因此，美英通过军事援助的方式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支持。1942年，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英国也对中国提供了财政援助。
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成员后，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军，于1942年10月9日通知中国政府，愿意立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权益，并准备尽快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便缔结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10月24日，美方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交了美中条约草案。30日，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英中条约草案。随后，中国外交部提出修正案。经过两个多月谈判，终于在1943年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新约，在重庆签署中英新约。中美新约共8条。中英新约正文9条，附加4条。5月20日，中美、中英正式交换批文，条约即日生效。
美英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促使享有对华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巴西、加拿大、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1943年8月20日，中巴友好条约在里约热内卢签字；10月20日，中比新约在重庆签字；11月10日，中挪新约在重庆签字。1945年4月14日，中加新约在渥太华签字。
废除不平等条约后签订的新约，取消了近代以来列强通过压迫中国而获取的各项不平等特权，包括中国人最为反感与痛恨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制度新约规定，其他影响中国主权而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可按国际公法和现代国际惯例，随时会商解决。这样，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中国取得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当时，中国社会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及全国各族人民都为签订新约而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发表《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指示各根据地都要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为了应付美英和重庆方面的废约签约，日本方面不得不在1943年1月向汪伪政府表示将一些地方的租界移交给汪伪政府，也对在中国东北的伪满傀儡政权表示要废除“治外法权”。
1942年初，日军进攻英国统治的缅甸，占领包括仰光在内的缅甸大部后，切断了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唯一道路滇缅公路。根据与英国的《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派出10万远征军援助驻缅甸英军，与日军激战。远征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受命冲入被日军包围的仁安羌，救出包括英军统帅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上将在内的7000名英军以及美军传教士和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师长戴安澜、孙立人分获英美政府授予的勋章，中国军队在盟国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但由于日军投入强大兵力，加上英军配合不力和指挥方面的问题，伤、亡、病减员超过一半的远征军未能扭转战局颓势。其主力穿越深山密林，突破日军堵截，历尽千辛万苦退回云南省，日军随即尾追进入云南境内，因怒江上的惠通桥被炸断才中止进攻，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
中国对外的陆路、海路交通被切断后，对中国的供给线只剩下从印度英帕尔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抵达云南的驼峰空运。美国通过驼峰空远提供物资，许多美国飞行员为此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由陈纳德（C.L.Chennault）将军组织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参加中国战场的作战，对于夺回制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恢复对中国的陆路和海路运输线，史迪威（J.W.Stilwell）于1942年7月提出收复缅甸计划，开始训练完全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16个师。
积蓄力量，准备对日本的战略反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急切希望尽快改变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的局面，在加强与汪伪政权关系的同时，对国民政府采取软硬两手策略，一方面加大进攻力度以“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日意志”，另一方面则继续推动“和平工作”；对敌后根据地则强化“治安战”，力图通过“扫荡”扑灭敌后抗日力量，“确保占领地域”。
由于担心中国军队与盟军在广州、香港联合行动，日军在1941年12月下旬到1942年1月中旬集中12万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发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进攻即第三次长沙作战。但第九战区中国守军奋力抵抗，切断日军补给线，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日军紧急从太原调来的解围部队也遭阻截。日军主力部队在被分割后遭到攻击，损失惨重。中国军队取得太平洋开战后盟军方面的第一次大胜仗。
1942年5月，日军为阻止美国利用华中机场对其本土进行空袭而实施浙赣作战，日军细菌部队还出动飞机在金华一带散布细菌，引起霍乱流行。在破坏机场、铁路和公路后，日军大部于8月下旬退回杭州、南昌。日本在1942年还曾策划进攻重庆的作战，企图通过攻陷重庆迫中国屈服。但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兵力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被迫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补充，使其对重庆作战的准备不得不作罢。 1943年在正面战场上，还进行了鄂西作战和常德作战。日本军队在这些作战中曾大规模使用毒气武器，常德一度失守。但中国军队作战准备充分，很快又对常德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中国空军的轰炸破坏了日军后方补给，常德不久即为中国军队夺回。
从1943年开始，中国和美国的空军飞机完全夺取了在华南上空的制空权，可以袭击在台湾新竹的日军机场，威胁了日本的海上交通。接着，美国B-29轰炸机飞临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给日军造成巨大威胁。为挽回不利局面，日本把从国内拼凑的14个步兵旅团、7个野战补充队（相当于步兵联队）悉数运来中国。再加上从伪满抽调的兵力和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共投入51万人，从1944年4月起进行了被其称为“百年罕见的大远征”，即豫湘桂战役（日本称“一号作战”或“打通大陆作战”），企图消灭中国军队“骨干力量”，“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迫使其退出战争，从而摆脱日军的战略困境。
豫湘桂作战开始时期，国民政府尚陶醉于长沙和常德会战的胜利喜悦中，对日军攻势强悍程度估计不足，结果从河南到广西、贵州节节败退，日军在8个月时间里长驱2000多公里，打通了京汉、粤汉和湘桂线，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总面积在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6000多万。这一地区分布的钨、锑、铅、锌、水银等重要矿产资源均被日本夺得，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损失严重。但日本的兵力和作战物资消耗也十分严重，虽形式上打通了南北交通线，但并未成为通行走廊，南方军队被隔断的局面未得到改变，盟军飞机从中国机场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的威胁也未能消除。战役结束后，日军兵力不足、物力枯竭的矛盾更加突出，不得不迅速从面上撤退，仅控制若干点、线。
1943年10月，为打通中印公路，中国派出的远征军与美军联合开始在缅甸北部的反攻战。这时，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总司令的史迪威因与蒋介石矛盾严重而被召回，由魏德迈（A.C.Wedemeyer）接任。根据魏德迈的建议，在昆明成立了统一指挥西南各战区部队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开始进行反攻的准备。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修复惠通桥强渡怒江成功，兵分两路：一路攻向腾冲，于9月14日完全克复该城，并全歼敌军；另一路向龙陵挺进，与日军于6、8、11月三次争夺龙陵，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最后远征军于11月3日攻克龙陵，20日收复芒市。在这期间，中国军队进攻日本盘踞的松山阵地的攻坚作战，被称为抗日战争中单次战役历时最久、耗费弹药最多、战况最惨烈的战役。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作战历时一年多，艰苦卓绝，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也是正面战场反攻作战的经典战役。
1943年10月28日，罗斯福现实地看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遂邀请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远东问题。三国首脑在开罗讨论的问题涉及政治、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进展和三国配合作战等方面。11月23、25日，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两次长时间会晤主要讨论了政治问题，包括：（1）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从太平洋战争以来他的一贯想法就是，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蒋介石欣然接受。（2）关于战后日本天皇的地位。蒋介石表示，应该尊重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3）关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罗斯福谈到，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应该以中国为主。蒋介石考虑到战后中国的实际状况，认为中国尚难承担此项责任，表示应以美国为主，如有需要，中国可以协助。（4）关于赔偿。蒋介石提议战后日本以实物，如机器、战舰、商船、火车头等运华，作为赔偿的一部分。（5）关于领土。两位领导人同意东北四省（包括辽东半岛及大连、旅顺）与台湾、澎湖战后均应归还中国。（6）关于中美战后合作。罗斯福提议双方做出适当安排，采取互助办法，维持太平洋的安定和平，防止侵略。蒋介石表示旅顺军港可供两国共同使用，中国欢迎美国军舰驶入中国港口。（7）关于朝鲜、越南和泰国。他们同意朝、越战后独立，泰国恢复独立地位，但没有讨论具体方案。（8）关于中国的国共问题。罗斯福建议国共在战争时期即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同意邀请共产党参加政府，前提是美国可以保证战后苏联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9）关于中苏关系。蒋介石表示战后可以向苏联做出一些让步，如大连可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向苏联开放，但要求苏联只能支持中央政府，不能支持共产党。
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宣言表示“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对日本一切离间盟国的诱降企图是致命打击，对中国抗战军民是极大鼓舞。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这一声明使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针对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连续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使其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1942年5月1日开始的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持续时间长达两个月，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部署指挥，实施“纵横合击”、“辗转剔抉”等办法，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在日军保护下，各地建立伪政权，扩大伪军，以摧毁农村抗日秩序。在日军的残酷“扫荡”下，抗日根据地的规模大大缩小，人口由1亿人下降到5000万人，大片根据地变成了与日军进行拉锯战的游击区，根据地政权面临十分险恶的形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八路军、新四军也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进行了顽强的反“扫荡”，充分发动群众，正规军与民兵、自卫队并肩作战，采取了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队等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日军的“扫荡”不能达到目的。1943年，日军仍一再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华北、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积累了经验，在粉碎日军“扫荡”和“清剿”过程中根据地有所恢复，有的还有了发展。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方针，华北各敌后根据地打开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在华中战场，新四军也展开了积极的反攻。到1945年，日军在敌后战场已处于守势。
进入1944年，日本败局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小矶国昭组阁后，急切希望与中国媾和，以所谓“忍痛舍弃战争成果”的方案为钓饵，诱使蒋介石脱离反法西斯阵营，但是没有成功。日本政府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试图与重庆国民政府单独媾和，或请苏联居间斡旋，也都没有结果。
1945年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是3—4月的豫西鄂北战役和芷江战役，这是因为冈村宁次制定了“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突入”的计划。但日军在豫西鄂北的战斗中伤亡重大，只好停止进攻。日军争夺芷江中国第九战区空军基地的战斗也遇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虽然投入了五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但仍无进展，只好在遭到重大伤亡后败退。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的失败
1945年2月上旬，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黑海之滨雅尔塔举行会议，就苏联在欧战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达成协议，但也附加了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即“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苏联在这里以旧俄帝国权益的继承人自居，美英则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对苏联做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7月，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与斯大林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等举行了艰难的谈判。尽管中国方面做了努力，但实际上已无回旋余地。8月14日，中苏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达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主席，以英、法、俄、中、西班牙五种语言为正式语言。中国代表团由10人组成，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6月25日，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26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5种文本（中、英、俄、法、西）上签字。 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 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举行，联合国正式成立，其组织系统开始运作。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在柏林郊区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首脑会议。7月26日，发表了由美国起草、英国赞同并邀请中国参加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日本采取不予理睬的“默杀”态度。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重大伤亡，引起日本朝野震动。8月9日零时，苏军分三路向中国东北的
关东军发起进攻，并同时进攻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
苏联出兵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仍争论不休。9日上午11时30分，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后，天皇才终于在10日凌晨做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断。15日中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部下也收听了天皇的“御音”。当天下午，冈村向全体侵华日军下达了向盟国投降的训令。8月16日19时7分，侵华日军停止战斗行动。
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 “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向盟国正式投降仪式。重光葵外相代表日本政府、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代表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与各盟国代表签字接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于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正式接受冈村宁次率部投降。 中国战区日军分16个地区陆续向中国军队投降，到9月中旬大体结束。东北的日军——关东军从8月18日起即开始向苏军投降，8月22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向苏军正式履行了投降手续。
10月25日，台澎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更名中山堂）举行。日军代表安藤利吉等向中国陆军受降主官陈仪正式投降。仪式结束后，陈仪立即发表广播讲话声明：“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中日甲午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历经中国人民半个世纪的斗争，终于又回到了祖国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