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杂志授权发布，转载需取得授权
2006年12月开始，中日两国学者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历史共同研究，并于2010年1月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这是中日两国第一次根据政府间协议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报告公布后，中日双方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两国也分别有一些分析与评论。作为共同历史研究的参加者何中方首席委员，我希望通过本文对这一次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同时对研究报告进行学术角度的分析。
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缘起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两个重要的国家。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就已开始，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证明了两国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特色的发展。在两千余年的东亚历史发展中，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亚洲大陆文明，为日本文化的发生与提升提供了足够的滋养材料，并内化为具有海洋文明特色的日本文化发展的动力，从而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丰富多彩的文明。当然，接纳了来自中国大陆文明的影响，海岛国家日本也形成了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特点，在睦邻友好的环境中，包容性与独自性均得到发展，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得到了体现，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及营造东亚文明圈做出了贡献。
进入近代以来，同样遭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中日两国开始面临同样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任务。在中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了近代以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争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而日本社会的这一进程，则以美国海军佩里的“黑船”来到日本为标志。但是，在近代东亚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进程中，各国的进程则发生了巨大的差异。以明治维新为转折点，日本的近代化迅速取得了成功，而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不仅逐渐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而国内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更发展为军国主义，发生了20世纪前半期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包括强制吞并朝鲜实施殖民统治及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在这一战争道路上越走越远，发展到与德国、意大利结盟，与欧美对抗，终于陷入战争泥潭。而中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结局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的战败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与前近代中日间尽管有过冲突但和平交往毕竟是主流的二千年历史相比，近代以来中日战争的数十年的历史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瞬间。但是，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深刻影响则持续到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在当时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从而结束了两国间不正常状态。在那以后的一个时期，人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对结束了战争状态的中日关系给予相当大的期待。在那之后，中日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还发表了著名的谈话，表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就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痛的哀悼。”
但是，战后日本社会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此起彼伏。特别是从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背景，一些日本政治家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而否认日本近代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和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甚至纵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掩盖侵略历史事实，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伤害战争被害国民众的感情，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波折不断。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近代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始终是日本领先的两国关系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保守派政治家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压力，鼓动日本社会的焦虑感，导致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倾向，使历史问题逐渐突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虽然他在每次参拜后又都表示坚持“村山谈话”的原则，但还是使两国间关系急剧变冷。而小泉在2006年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冰冻期”。这些情况证明：发生在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那一场战争和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年10月，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作为首相个人将遵循两个谈话的精神，即明确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及侵略的1995年“村山谈话”、以及承认日军强制妇女充当“慰安妇”的1993年河野洋平官房长官的谈话，向中国发出了和解的信号。接着， 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而访华，他在上任不久即实现了访华，而且在与中国政府首脑就“年内启动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达成了协议。
2006年11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正在越南河内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18届部长级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16日会见了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达成了如下一致：
一、中日两国外长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共识，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实施框架交换了意见。
二、双方一致认为，应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三、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6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
四、双方一致同意，各自成立由1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设置“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由中日双方轮流主办会议。双方确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
五、双方一致同意，年内举行第一次会议，争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2008年内发表研究成果。
根据两国外长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达成的框架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分别建立了事务局开始了筹备工作，而两国分别选择的10位学者也组成了共同研究委员会。2006年12月26日，第一次共同研究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三年的努力，在两国共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和数十次分组会议，共同研究的报告于2010年1月向国际社会公布。2014年10月，共同研究报告书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
二、中日历史问题的复杂性
为推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相信历史学家会对历史问题给予准确的叙述”。政治家这样的表态可以理解为有两个涵义，一是认为产生历史问题的原因是历史学家尚未给予准确的论述；二是表明一旦历史学家对历史过程加以准确的论述，政治家将严格遵循历史学家的判断。
但是，事实上，战后包括中日两国的学者，都已经对中日历史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尽管尚存在诸多学术方面的分歧，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政治判断方面，还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如果政治家真的尊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按照历史学家的“准确的叙述”进行政治判断，历史问题不可能成为障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问题是包括安倍首相在内，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并没有真正尊重历史学家的判断，他们往往对历史问题进行不负责的表态。
这种情况让人们意识到，解决历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因为中日历史问题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
政治层面的问题，表现在政治家是否对近代发生在东亚的战争性质有明确的态度，对于是侵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是殖民主义统治还是促进经济腾飞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的判断上能否有清醒的认识。解决这一层面的问题，需要的是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原则性判断的智慧。以“村山谈话”为代表的日本政治家的态度表明了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思考、反省与正确的判断，但是保守与右派政治家的言论则表明其态度完全相反。所以，同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一起，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的政治判断，是中日历史问题在政治层面始终需要面对的任务。政治家当然应当尊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但不能否认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所谓“将历史问题完全交由历史学家处理”，其实是一些政治家回避自己责任的遁词。
民众感情层面的问题，表现在由于历史体验的不同，不同国家民众历史记忆存在的明显差异。一般来说，民众基于自身在战争中的被害而建立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如中国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和“三光作战”的历史记忆，如韩国民众关于“从军慰安妇”、“殖民地支配”和“创氏改名”的历史记忆，如日本民众关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和“冲绳作战”的历史记忆。但在中国、韩国的民众历史记忆中，日本又是作为“加害者”出现的，如果加害国的民众强调自身的战争受害而“加害”意识缺失，就会产生与被害国民众对话困难的障碍。而政治家不断发出错误的历史判断，媒体不断煽风点火，则使民众层面的不同历史认识带上明显的感情因素。由于日本民众加害意识的薄弱与其对历史上的加害历史事实的了解不够有关，而对和平的期待与对战争危险的担心毕竟是各国民众共同的心愿，所以通过民众间不断深化的交流与对话是可以达成相互的理解与谅解。创造民众间就各自的历史记忆进行冷静对话的条件，民众感情层面的历史问题也是可能解决的。
表现在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与上述政治与民众层面的问题有所不同。历史学者重视的是历史史料与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学的学术原则使然。但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由于学术环境不同，学术经历各异，学术背景也有相当差别，首先是对历史资料的掌握与把握方面存在差异，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史料，是否需要辨误，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析，表现在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别。所以，学术研究层面存在差异和分歧是绝对的，一致性则是相对的。中日两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对话和进行共同研究，前提是能够就谴责导致两国间对立和造成民众灾难的侵略战争达成一致认识。而在这一一致的前提下，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则是学术研究层面极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中日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对影响两国关系的各事件之间是否存连续性，是否有因果关系，完全可能会因观察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论，甚至在同一国家的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认识。学术层面的差异、分歧甚至争议并不等同于政治判断的不同，也不应加剧感情的对立。学术认识的差异，应当在共同研究和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过程中逐步缩小，所以应当提倡历史认识的跨越国境。
上述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所以构成了中日两国间对话的困难与复杂。讨论中日历史问题，一方面需要厘清上述三个层面，另一方面则要关注三个层面交错的复杂关系。如果不加区分地将3个层面的问题完全混为一谈，则会使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难以找到目标，更找不到答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其实是处于三层面问题交错的位置上，也需要分别回答从三个层面提出的质疑。
曾经有人主张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纯学术性”的研究，应当使该研究摆脱政治影响，反对将研究“政治化”。例如，在中日共同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一家媒体就曾对我在共同研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提出质疑，因为我在那次发言中批评了一些日本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讲话。那家媒体认为：共同研究的目的是“把历史问题交给学术界，脱离政治，……而中方首席委员却批判日本国内否定侵略的言行，……这符合中国希望进行共同研究的宗旨么”？ 当然，学者希望共同历史研究在“纯学术”环境中进行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教授及一些日方委员都认为共同研究的目的就是“将中日两国间容易政治化的问题，委诸学术立场的‘共同研究’，以期‘非政治化”。 其言外之意，无非是想强调中国的学术强调了政治的侧面，而日本则是进行“纯学术”的研究。因此有的媒体进而得出所谓：“中日之间学术认识存在巨大的差异”的逻辑 。
学术问题确实不应“政治化”，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后，都曾经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有过深刻的教训。日本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昙花一现的“大正民主运动”的瓦解，脱离群众的政党政治败在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的面前，思想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从那时起直到战败，日本社会几乎听不到对政府与军部的不同的声音，历史学也被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所占领，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学术工具。这是日本人战争记忆中的重要的一面。因此，获得解放后的战后日本历史学认为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使学术“非政治化”。
中国的历史学又何尝没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从评价海瑞、李秀成到“评儒研法”，所有的历史性学术问题都被打上深刻的政治印记，研究者的创造能力从根本上被扼杀。历史研究几乎都是对历史资料的任意剪裁和对现实问题的故意影射，毫无科学价值可谈。以至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同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陷入停滞的困境。然而，在中国发生动荡的那些年代里，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的学术研究则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只有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获得良好的学术环境而取得世所公认的长足进步。
“不要将学术问题政治化”这一命题似乎并无错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能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而应当将学术问题纳入规范的学术研究的范畴。但中日历史问题的现实并不以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使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正是一些日本政治家。那些人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对历史事实任意“妄言”，使历史学者的努力付诸东流。其实，在当前日益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趋势中，对于有过战争和冲突经历的国家间关系来说，历史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学术问题，它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紧密相关，现实既可以柔化也可以激化历史问题。因此历史学者的研究应当成为政治家进行政治判断的基础，也应当对民众的感情产生影响，使之逐渐冷静与理性。
所以，如何扩大此次体现了中日两国学者尽量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而产生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情况，厘清产生历史认识分歧与争论的不同层面，建立在不同层面对话的话语体系，就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有成效的对话，是今后中日两国政府、民众与学者共同面对的任务。
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借鉴
这些年来，关于历史认识的国际间对话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题目，所以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在开展之际，可以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欧洲，欧洲共同体，特别是欧洲联盟的建设，向整个欧洲社会提出了解决历史问题，即实现历史和解的课题。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的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合作就是国际间较早进行历史共同研究的范例。
冷战时期的欧洲，德法属于同一战略阵营，其国家利益有极大的相关性，而且，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在欧洲框架内建立和平共存关系抱有兴趣。这一背景使德法历史教科书合作得以顺利展开，两国共同参与的“教科书联合委员会”(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51年开始召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也于该年达成。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1945)） 终于在2006年夏季出版，到现在，全部三册教科书已经全部完成，这可视作到目前为止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 尽管法国是德国最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尽管“协定”达成之后出版的教科书远非完美，但两国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基于对欧洲共同体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认识。
德国与波兰就历史教科书的合作比德法之间的合作开始的晚，困难也相对更多。因为冷战时期的德波两国分属不同的战略阵营，两国边界问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波兰对其西部地区的德籍人口采取强硬政策，等等。这些因素使波兰与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和脆弱状态下。但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两国间也有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愿望。在德波政府间的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72年组成之前，两国民间的学者、教师和宗教人士就已开始了努力。所以教科书委员会成立时，大多数成员对相关讨论并不陌生。不过，德波之间的合作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i Brandt）实行“新东方政策”及《华沙条约》签订之后。当然，合作的道路仍充满争议和困难，而且，1976年出版的《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各说各话。1989年后，两国历史问题在的解决获得了全新的空间，随着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尽管认识分歧仍然很多，且不断产生新的问题，但共识最终超越了分歧，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工作有了长足发展。
受到欧洲解决历史问题的启发和鼓舞，近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之间，构成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之间，也在进行共同历史的研究和编写跨国境的历史教科书的努力。
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差异似乎被凸显出来。那么，地处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间是否也可进行历史问题的对话，进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呢？
其实，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间也在为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而进行着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东亚各国的多数历史学者和教师已经意识到各国的历史教育面向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力图把本国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以本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部分，尽量从国际视野认识本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日本一些大学分别组织了由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
同一时期，日本与韩国的教育机构及学术团体分别建立了共同研究的机制，如首尔市立大学历史教科书研究会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历史教育研究会组织的“日韩历史教科书讨论会”，两国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的10个团体建立的“日韩历史学会共同历史研究讨论会”等。这些研讨会以日本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和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向，以东亚各国民众间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为目标，进行了活跃的讨论，提出了东亚的共生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并分别提出了以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各国学者与教师的共同研究的局面有了新的进展，并且出现了新的成果。
2001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博等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的情况。经过数年努力，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就中日历史认识中涉及近现代史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
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的代表组织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在讨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共同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这本书以历史辅助教材的形式出现，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三国的学生还每年举办相应的历史学习夏令营等交流活动。2006年起，三国学者与教师组成的共同委员会继续进行努力，对第一本共同编写的教科书副教材中的缺陷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讨论与研究的基础上，共同编写的《跨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在2013年出版。
2007年，在经历了多次日本与韩国学者、教师间的共同研讨会后，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君岛和彦与韩国学者共同出版了研究成果《日韩交流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 此外，如日本广岛县教职员工会与韩国大邱市教职员工会还组成了日韩共通历史教材制作组，共同编写了《朝鲜通信使：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到友好》， 日韩两国的妇女团体组成共同历史教材编纂会，联合编写了《从女性的角度看日韩近现代史》等。
上述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共同研究的深入程度不一，但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叙述的比重，二是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问题，在这里，“超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国家间根据政府协议而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也拉开了帷幕。
2001年，日本与韩国政府间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开始，到2006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时候，日韩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并且公开了研究结果。但是，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韩国学者，对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感到十分满意。原因是：一方面，从2001年开始，日本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紧张，共同历史研究失去了相对安静的环境；另一方面，在双方对共同历史研究尚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寻找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但继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之后开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就吸取了日韩间的教训，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共同研究的题目，避免各自为战缺乏理论问题的产生。
对于上述共同历史研究的结果，无论是政府、民众还是学者，当然还有许多的不同认识，事实上从科学的研究成果的角度看，上述那些共同研究仍有诸多值得修正和深入的地方。但是，就创造冷静安静的研究环境，建立相互理解的研究气氛，进而推动历史认识跨越国境，上述共同研究的经验仍然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积极资源。
四、如何评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
经过三年的努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终于在2010年1月发表了。尽管中日两国都有人对共同研究的结果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反映是冷静的，说明大多数人对学者进行的研究采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态度。可以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推动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么，究竟应如何客观冷静地评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呢？
首先，此次共同历史研究确实推动了两国学者间的相互理解，开创了不同国家间的历史学者进行深入交流的新局面。
例如，古代史组的两国学者始终本着谦虚的态度，就历史认识进行坦率与公正的对话。两国学者都认为不能把古代与中世纪的中日两国关系简单地定位于和平相处，而把近代中日关系简单地定位于战争与冲突。但也并不排除双方学者对某一问题具有不同关注点和处理方法。而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出现分歧时，遵循了唐代史家刘知几提出的“他善必称、己恶不讳”的主张 。对于历史过程中始终存在积极与消极两个侧面，双方学者在选择叙述和分析侧重面的时候出现了分歧和差异，但均认为学者间存在认识差异是正常现象，重要的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历史事实，不能满足于主观推测和判断。对于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发展，日方学者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而中方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给予充分的评价，从而能够共同关注两国文化相互影响与相互激励的历史进程。
近代史组的双方学者对中日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明确指出：自1931年开始到1945年的中日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阐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中方委员会认为：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是中日之间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首先形成共识，然后才能开始学术研究。日方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及造成了的大量中国平民的牺牲，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他们的论文还认为：近年关于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刻伤痕的表现。
在研究中，双方学者有共同的一点体会，那就是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历史的叙述和认识也存在差异。对于由于这一原因产生的差异，需要通过加强两国学术界及民间的交流来解决，而保持安静与冷静的学术气氛，可使双方在历史认识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理解，获得更多的趋同，从而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丰富历史内涵得以实现。
第二，共同历史研究为民众间实行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建立提供了样板。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双方有关具体历史过程描述、认识与判断，还存在相当多的分歧。不过，这些基本属于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结论。如果没有分歧和差异，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实证研究不充分，或者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不同认识和是可以理解的。具体来说，在对侵略战争性质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对具体过程的认识与判断，如战争原因的分析，侵略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与具体事件的偶然性等问题，双方观察历史问题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在搞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就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交流。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差异是很正常的。
但是，包括部分媒体在内，民众关于学术研究的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和重视实证研究的方式，在理解上还需要时间，如果媒体能够从积极的角度对共同研究的成果加以介绍，肯定能够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缩小认识的差距，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共同历史研究为从政治层面定位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根据。
中日历史认识中的分歧，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例如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问题，必须形成基本的共识，否则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础。二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由于各自掌握资料不同而有差异。但对于这样的分歧，通过资料的交换与交流，可以本着一切皆以史料为依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逐渐接近。三是对历史进程或历史事件的宏观的分析，受各种因素影响，双方的研究方法，可能历史观都有很大差异。我们对这样的分歧以交换意见，促进相互理解为目标，不强求取得共识。
比如：中国民众普遍认为从1931年开到1945年期间一直是以日本军国主义为对手进行的反侵略的抗日战争，但是在日本，由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的战争对手有中国、美国与苏联，对于作战对象不同的各个时期的战争性质，在日本学术界与民间有种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日本对外的“十五年战争”，也有的认为应将对华、对美、对苏的战争性质区分，因此存在许多争议。根据近年来多次舆论调查的结果，大多数人（一般认为在70%左右）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对同美国、苏联战争性质的认识，则相对复杂。中方学者也了解了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复杂状况。
中方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在共同研究中明确日本在近代向中国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同时应指出部分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是导致中日历史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日本学者理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有痛苦的战争受害经历，所以非常关注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并且明确承认了侵略战争的性质，同时也提出双方因战争期间历史体验不同而产生有差异历史认识的现实问题。
按照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开始的时候日本方面政治家的主张，今后政治家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表态，应当根据历史学家的结论。那么，此次共同研究的成果，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今后日本政治家政治表态应遵循的原则。
那么，如何看待共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波折呢？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自2006年12月开始后，确定了共同研究的题目，讨论的方式，研究的进度等，到2008年7月，基本按照计划进行，过程是顺利的。在发表研究报告的时间上，确实是根据中国方面的建议有所推迟，这一点被日本许多媒体反复追究。其实，历史学认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需要有长远的眼光。今天回顾当年发生的一些“波折”，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由政府出面组织学者进行的共同研究，在中日两国间是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开创性的工作。许多人推崇欧洲历史和解的经验，但是德国与法国之间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工作从战后初期就开始了，而第一本教材的出版是近60年后的2006年；开始于70年代的德国与波兰的共同编写工作也有近40年的历史。欧洲经历数十年才产生结果的共同研究，在中日之间仅仅开展了几年。即使研究报告发表时间比原计划多了一些时间，又有什么不可谅解的责任么？作为亲身参加共同研究的一员，我为能够促使亚洲在历史和解方面取得成就感到欣慰，为第一阶段共同研究取得有成效的进展感到兴奋。至于一些媒体出于不良动机故意追究所谓“波折”，学者完全没有必要迎合。人们可能还会记得，就是那些追究所谓“波折”的日本媒体，在共同研究开始的时候，不都是在那里大泼冷水吗？不都是告诉人们不要对共同研究抱有希望吗？而现在共同研究的报告发表了，那些媒体不仅不反省，又就推迟发表一事挑起事端，态度真是十分恶劣。有思想的历史学者不能听任这些媒体翻云覆雨，否则中日关系就永远没有希望。
至于推迟研究报告发表的原因，我曾经向日方的媒体介绍过：选择共同研究报告的发表时机，需要考虑一定的政治环境，也需要照顾双方民众的感情和接受的能力。虽然我的这一观点曾受到一些人的抨击。但我在这里仍然要郑重地阐明这一观点。
前面已经论述过，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表现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三个层面的历史问题似乎是几何学中的三个彼此相交但又不完全重合的圆。任何一个层面发生问题，都会影响到另外的两个层面，而解决任何一个层面的问题，也需要同时考虑另外的层面。所以，在考虑学术研究层面的共同研究报告发表时间的时候，照顾其它层面的因素，包括政府对发表时间的判断，民众的接受情况等，都是很正常的。当然，中日两国的国情不同，政府对发表时间的判断及民众的接受情况有差别，但事实证明，适当推迟发表的时间，并没有产生负面的结果。
五、对研究报告的学术研究角度分析
2014年出版的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由双方各13篇论文组成，文字将近60万。概括地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特点是“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这次公布的研究论文之所以称为第一阶段的研究结果，是因为尚有双方各3篇论文虽然已经完成，但此次未能发表，计划于第二阶段继续研究后公布。
那么，作为学术研究的成果，这一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有哪些特色呢？
首先，中日双方的学者对从古代到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形态进行了客观、辩证的分析，分别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
古代中日文化的紧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中方的研究报告认为“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流动’，从总体上说，当然是从强势的中国‘流向’弱势的日本，并概括了十一个方面，包括：稻作农耕技术向日本列岛的传播；华夏移民迁徙日本列岛及各种技术的对日本的影响；汉字及与文化建设有关的汉文典籍、文学作品等影响日本；佛教经典汉译本经朝鲜半岛进入日本；中国风格的佛教教派影响日本；与封建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建设有关的伦理观念向日本的传播，等等。而日方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在二千年日中交流史中，在至七世纪时的古代，从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成为主要途径。对马在中近世的重要性是作为国境之岛成为通朝据点。在对马藩宗家菩提寺万松院，行走在大杉包围的墓地，思忖着连系大陆与日本的对马的历史，在覆盖着海神神社的森林中体会到与大陆相连通的自然景观，重新认识了日本决不是与大陆隔绝的世界。”
而进入近代以后，则以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为契机，改变了文化的流向。留学生将在日本接受的西方学术传播到中国，而社会、经济、社会主义等大量日语词汇被引入中国，直到现在也被广泛使用 ，导致19世纪90年代之后，以日本向中国输出文化成为了主方向。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则是近代两国关系之中最富有积极意义的一个层面。
不过，中日双方的研究也指出了另一侧面的问题，那就是：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日本文化没有独自性”，不能将日本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或者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分支。中方的研究报告还明确指出了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即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和创造性两个方面。所谓包容性，是指日本文化善于将异体文化的优越之处集结于自身，不因学习其他先进文化而“数典忘祖”；而所谓创造性，则是指日本人的勇于学习和善于创新。
日方的研究还特别指出了中日双方对文化交流的认识差异：因为当时的日本单方面接受中国文化而没有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所以中国方面将中日交流史作为中外关系史之一进行研究。但接受了对自身发展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中国文化的日本，并没有将与中国的关系仅仅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史来理解，而是将其放在东亚世界这一国际世界中来观察人与物的流动，以及思想与宗教的传播。日方的研究还分析了中日双方的认识产生差异的原因，即中日学者之间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交流比较多，远远过于日本史研究领域两国学者的交流。所以日方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突破“一国史观”的问题。
其实，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历史学研究关注从国民国家的立场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进行观察，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世界的认识程度相吻合的，也与同国民国家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一致。当国民国家正在建立的过程中，特别是那一建立的过程遭受到外来压力的时候，如近代初期日本遭遇过欧美势力的入侵，而中国遭到诸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时候，那时的民族主义的目标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而那时的历史学有必要从热爱民族国家的立场为民族国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进行研究。如果说那就是“一国史观”的话，也有其特殊历史阶段的必要性。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有越来越大冲击的今天，在人类社会必须站在新的立场共同面对地球所遇到的资源、能源、气候、水、粮食等全球性问题的时候，历史学思考“一国史观”的负面的问题，也是必要的。
第二，中日双方的研究报告在论述的时候，涉及到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的认识，也进行了有益的交锋。
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表述上，日方的研究报告重在叙述关东军参谋、司令部、陆军中央、日本政府与内阁在事变发生前后的活动。如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周密计划和构想；日本政府对军队的行动开始不同意，“甚至连陆军指导层的激进份子也没有同意占领满洲的方案”，但最终又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当地军队的行动；政府并不积极支持“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的石原等人的设想，却尝试“以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但是和平努力因受到日本国内强硬派的阻挠而毫无成效。 中方的研究报告则首先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的必然产物”，其理由一是日本早已将中国的“满蒙地区”划在其利益线之内，进而则关注关东军及军部分别拟订的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从1930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部就“占领满蒙地区的文件”进行研究，1931年４月陆军参谋本部制订《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同年6月11日，在陆相南次郎的同意下，陆军省、参谋本部秘密组成以建川美次为首的“五课长会”，研讨上述情势判断的对策，并制订《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等情况，证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中方的研究还叙述了日本军队为实施上述计划而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争及对于日本军队行动的抵抗。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表述，日方的研究报告在叙述了枪击事件后，指出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参谋本部为防止事件扩大向驻屯军司令官下令“应避免继续行使武力”，而且在最初的几天里，还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过接触。但由于陆军内部存在“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对立。以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作战课长武藤章等“扩大派”自事件爆发后持 “一击论”， 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军一次打击，迫使国民政府转换抗日的姿态，一举解决日中问题。由于“一击论”者超过“不扩大派”，属于多数派，导致开始采取“不扩大”方针的近卫文麿内阁最终还是同意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的提议。所以，日方的研究认为对于事态的扩大，“政府和舆论都有责任”。“无视当地的停战努力就早早地决定派兵、与之同样论调的近卫首相和‘膺惩暴支’一边倒的媒体的论调等，都是助长日军趋向于侵略华北的综合因素”。 中方的研究报告同样叙述了枪击事件，指出“表面上看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研究报告又提出：日本驻屯军在丰台驻兵，本身就导致了与当地中国军队的矛盾与冲突，构成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动因。虽然日本内部存在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从7月11日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后，所谓“不扩大派”的声音完全被扩大派的声音淹没，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虽然进行了短暂的交涉，但交涉期间，日本不间断地向中国派兵，同时，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
参与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学者庄司润一郎先生曾有如下的概括：“日本方面侧重于在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客观的原因及决定的过程。所以，其研究结果认为在日中之间不仅仅只是战争，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选择与可能性。而中国方面则侧重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必然的发展趋势，从近代日本的“侵略”的计划性、一贯性与中国的抵抗的模式来理解历史”。
对中日双方学者研究报告的比较可以看出：日本方面的研究确实对两次事件中日本方面的决策过程有相当详尽的描写，使人们了解了其中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当然，这一工作与日本学者对于日方历史资料的熟悉程度有关，就像中方学者对这一过程中中方的决策过程有较多的描述是一样的。不过，将这两个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最重要的目的是需要从中找到真正的经验与教训。只有将表面看来似乎孤立、偶然的事件联系起来，才能够解释中日战争之所以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性，才能对问题的性质有所把握，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与教训。而且，这也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三，关于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是双方学者在研究中经常接触并且有争议的问题。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与痕迹进行的研究，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西方历史学自19世纪以来出现了被称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而且以“兰学”的形式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学。实证研究也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传统的考据、训诂等学问就是实证研究的一种方式。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资料的真实可靠与全面完整，特别是对于包括数量等问题在内的诸多的历史问题，为了使论证更具说服力，扎实的实证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论据可给予研究论点以最重要的学术支撑，也可以使价值判断无可质疑。历史学研究也需要价值判断，因为历史研究不是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历史学研究者利用其判断力进行思考的结果，实证研究的过程本身也包含了研究者的分析与判断。将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截然分开，甚至将其对立起来就不科学了。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时候，两国媒体及多数民众关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及“田中奏折”等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把握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的问题。
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当时，由于处于现代人很难想象的战争混乱状态，加上记录不完整、状况很难复原。所以在进行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之际，尽管已经尽力搜集了种种资料与证据，但仍不具备进行学术性的实证研究的时间与条件。所以出现了两个法庭的判决书分别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20万以上”和“30万以上”的情况。从理论上讲，追求更精确的数字，进行更严密的实证性研究都是必要的，但是能够进行那样实证研究的条件至今仍无大的改善，可以说否定两个审判书上的数字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所以历史学研究经常将审判书上的数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历史依据。 对于实际数字的研究与追究，可能是今后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以户籍统计的资料推论当时南京的人口数量，从而对被害人数进行推算，还有诸多不科学的成分。
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并不妨碍对南京大屠杀性质的判断。无论如何，南京大屠杀都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是严重违背人道的暴戾的行为。从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数量问题并不能成为日本反省战争责任的障碍，当然更没有成为日本战后走和平道路的障碍。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谴责，并不是以价值判断取代实证研究。而在这一问题上，应当注意的是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价值判断的结论而轻视甚至反对进行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倾向，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借实证研究不足而否认价值判断的结论的倾向。需要看到：确实有人企图将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认定转移到数字的讨论，而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提倡实证研究，而是为从根本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故意设置陷阱，为所谓“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制造舆论。中日共同研究报告公布后，日本的右翼学者们对日方学者表示极大的不满，称：（日本学者）“承认发生了大屠杀，这是很大的问题。最新的研究证明，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虚构论”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可见右翼学者并非真正关注实证研究，提出“南京大屠杀存在虚构论”才是其目的。
对比中日双方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双方学者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日本军队对中国受害人（包括对平民的伤害、对妇女的性暴力、对俘虏的集体屠杀、对城市建筑与居民房屋的破坏）的残暴的屠杀行为；产生这样的暴戾事件的原因与教训是什么；围绕这一事件的历史认识为什么产生分歧，争论的过程与问题点这样三个问题。
围绕“田中奏折”的讨论也很有代表性。
1927年日本的东方会议前后，“田中奏折”被作为文件在中国的报纸上披露出来。当时被指出在行文格式及所涉事件的叙述方面有较多漏洞，所以对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论。但是由于在那之后东亚发生的事态及日本的行动确实是与“田中奏折”中的表述是一致的，所以也被认为是证明日本侵华的计划性与一贯性的根据。甚至后来重光葵也承认：“之后发生的东亚的事态，以及与之相伴的日本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原文为“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推行的，因此，也就难以拭去外国对此文书的疑惑”。 也就是说，重光葵竭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是也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实际的侵略活动本身证明了其计划性与阶段性。这是问题的本质，而且已为中日两国学术界公认。
“田中奏折”本身作为文件是否存在，是应作为实证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而在确凿的证据提出之前，单纯以“田中奏折”的存在证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计划性，忽视了实证研究。科学的历史研究应当摒弃这种武断的做法。但是，综合分析日本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在中国的活动，并不能因“田中奏折”的真伪性存在问题而否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基本性质。“否定田中奏折意在否定田中外交的侵略性，想利用田中奏折伪造说，给田中义一带上免罪符”，则是根本错误的。
对比中日双方的研究报告也可以看出：日方学者在没有否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前提下，强调“田中奏折”的根本谬误，而中方学者则在注意到“田中奏折”存在真伪的争论的前提下，强调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与“田中奏折”精神的一致性。这样的研究结果证明双方确实是在努力处理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不过，在“田中奏折”是否至今仍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上，双方的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因为日方学者认为迄今为止中日之间之所以存在严峻的历史认识分歧，很大程度上缘于“田中奏折”，因为该奏折当时就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外交”的产物。而这样一来，问题就又回到了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性和连续性的判断上。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即使在学术界，也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报告在2010年1月公布后，中方委员会认为这是促进两国历史学界包括民众历史认识相互理解，进而使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机会。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学术层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管的刊物《抗日战争研究》上曾连续发表了中日双方学者的学术文章，介绍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深入探讨其中重要的历史问题，已经收到了积极的成果。现在，将研究报告正式出版，一定会更积极地促进中日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也一定会暴露出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制造障碍的阴谋。相信研究报告的读者们，会从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积极的启示，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全文见《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二辑，以刊登文章为准
下附第二辑目录
（图片来源于网络）
--------------------------------------------------------------------------------
歡迎投稿
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
提供战略性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
投稿郵箱：zlygl@cssm.gov.cn
公眾號：战略与管理
微博：战略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