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提议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研究抗战史，大陆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台湾的中正文教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两年一度的两岸共同研讨抗战史的会议已经进行了五届，收获良多。
2015年11月，两岸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议开展抗日战争共同研究，马英九积极响应，称“这是开放的态度”。于是，“海峡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更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的抗日战争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学术，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祖国的统一将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史在两岸学术界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分别有一批学者在进行研究，其间的学术交流也早已开始。但应当承认，两岸迄今的抗战史研究，大多数成果都是在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上进行各自的表述，亦即从各自立场出发向对方传达各自的观点。看起来是共同发表或出版，但也只能属于浅层次的共同研究，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共同研究”。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研究呢？我认为至少应在以下三个层面取得突破，即：实现历史资料的共有；基于共同历史史料与事实，共同对历史叙述的不同角度进行交流；在深入交换意见，了解与理解对方认识角度的基础上，对单方面的历史视角加以调整或修正。三个层面的工作看似容易，其实每一步都需要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
1 共同经历与共同记忆
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考验，甚至使我们发生了凤凰涅槃式的转变。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并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尝试，但困难重重，一路坎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分裂战乱、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自觉和觉醒，才能使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开始成为现实。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基于此，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原因。
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和平的意义、民族团结的意义、社会进步的意义。抗战胜利后我们虽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对和平、团结与发展的追求，已经越来越成为海峡两岸民众的共识。
抗日战争虽然存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虽然也有各种不同意见与主张的争论，但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下，始终是以中国为一方和以日本为另一方的涉及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既然如此，就需要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思考抗日战争的意义。我的亲人中有许多是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和自身的感受参加抗战的，虽然他们加入了不同党派的部队，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在台湾见到过许多抗战老战士，每次与他们谈话，总是充满了感动和敬佩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两岸的民众对抗战有共同的经历和体验。
2 不同角度的观察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两岸对抗战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台湾作为从1895年起被日本实施50年殖民统治的地区，虽然直到日本军队投降，岛内的抵抗与斗争从未停止过，但与大陆抗战的历史记忆是有差异的。当然，更不用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将被殖民的历史视为屈辱；另一方面，在大陆亲身参加抗日战争后到台湾的人们，尽管保留了深刻的关于战争的记忆，但海峡两岸战后的信息及政治环境毕竟隔离，对抗战史的许多深层问题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所以，尽管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华民族逐渐建立了不甘奴役、誓死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的认同，但也要看到民族主义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特别是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使海峡两岸的学者长期不能利用对方丰富的文献资料，无法了解对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当然更不可能就不同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这样的局面更强化了两岸对抗战史认识的差异部分，而历史认识的共同部分则大部分被掩盖。这是海峡两岸长期没有形成共同研究环境的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双方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开展起来。记得在1999年，我首次与陈鹏仁先生、刘维开先生和现在已经过世的刘凤翰先生见面，讨论抗战史中的军事问题，但这一机会还是在日本学者卫藤沈吉和山田辰雄先生的努力下实现的。当我们各自发表论文并进行讨论后，相互之间的印象都有明显的改变。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差异，甚至距离还很大，但是也有许多的“共同”，甚至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随着交流的深入，两岸学术研究的共同点被发现得越来越多，而围绕历史认识的差异也逐渐成为双方讨论交流的对象。
3 共有历史资料作为第一步
作为“共同研究”的第一步，历史资料的共有是最重要的工作。
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台湾保存的史料的确是巨大的宝库。这些年来，大陆学者欣喜地看到，台北的“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不少单位，在开放档案资料方面确实做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所以，每年都有不少大陆学者前往台湾搜集资料，许多地方的阅览室甚至出现大陆利用者多于台湾的现象。如此频繁往来，肯定会对两岸的学术资料共有发挥积极影响。近些年来，大陆的档案开放和出版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关心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有目共睹。坦率地说，由于大陆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在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方面，大陆与台湾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大陆学者为此也提出了许多更加开放档案资料的意见与建议。最近制定的深入开展抗日战争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中，大陆把资料整理、数字化和对外开放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相信会对两岸的共同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抗日战争史料的共有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只要两岸学者和有关部门都有决心，就可以做到。事实上，现在比以前就有了明显进展。两岸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之际，就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从而有了相当多的共同语言。例如，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资料的交流与共享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积极努力，在资料方面各自坦诚相待，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4 尊重不同视角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意义自不待言。作为真正的历史学者，绝不应当提出没有史料根据的结论。不过，即使历史史料基本实现了共有，也不等于对史料的解读、分析和认识就会自然地形成一致意见。因为对同样的历史史料，观察、认识和分析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有人把这样的不同提到“历史观”的层面，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一旦从这个层面探讨问题，往往妨碍了两岸学者间继续深入研究实际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说对历史史料的认识角度就是“历史观”的话，那么，学者间就同一史料的观察、分析角度即“历史观”有差异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对最根本的历史判断，如谴责侵略和战争暴行、维护和平与公平正义等有共同立场的前提下，每个人对历史问题的观察、视角都是独特的，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历史集体记忆与观察角度也不一样，不可能让所有人保持完全同一的观察视角。学者应当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认真了解对方的观察、分析角度，同时反观自己的认识角度，找出其间产生差异的原因，思考是否有可能吸纳不同的认识角度而扩展自己的视野。只有将不同视角的观察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才能对自己的观察对象有相对完整、全面的、接近客观实际的准确理解。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纳入规范的学术研究范畴，不应当动辄把历史认识差异的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当然更不应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也就是说，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当然，这样不等于说学术问题与政治没有关系，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对学者的考验。
记得在2010年，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所长致辞时提道：大陆方面的学者已经与日本学者进行了共同历史研究，我们两岸学者是不是也能进行共同研究呢？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完全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两岸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之际，就已经发现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间就抗战史的共同研究比中日间就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有更好的基础。
东亚地区在历史认识方面存在争议是人所共知的，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学者就历史问题开展了共同研究，中日、日韩政府之间也主导了学术性的共同历史研究。为什么能够进行共同历史研究？这是因为所谓历史问题，其实存在三个不同层面，即政治层面、感情层面、学术层面。在中日两国共同历史研究开始时，我曾收到许多来信，有的表示支持中方学者与日方斗争到底，有的则认为与日本人坐在一起讨论历史问题就是绝大的错误。我理解提出这些意见的人们的心情。不过，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参与共同研究的是双方的学者，不是政治家。尽管对方学者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与我们有差异，但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反思了战争教训，痛恨军国主义的罪恶，已不再是战争中的对手。中日历史学者之间的对话是学术研究，不是战场上的角逐，也不能仅仅是感情的宣泄。学者在共同研究中的最大任务不仅是自己把观点表达清楚，而且需要了解不同角度的对方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对不同的历史认识分析鉴别，从而得出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观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是对于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认识，也应当倾听和尊重。逐渐披露的历史史料和冷静科学的态度，一定会逐渐缩短不同认识的差距。根据参与中日韩历史共同研究的经验，对于不同国家的学者来说，首先追求的并非立即建立“同一的历史认识”，而是解决史料利用不均衡问题，然后是了解观察的不同视角。前者，即史料的共享正是共同研究应努力的方向，相对来说容易解决，而后者即观察视角的不同，是影响研究结果的主要障碍，值得深入思考。我们在跨国的历史共同研究中，提出了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的命题。那么，对于海峡两岸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学者具有“跨越”的意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