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长期担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董事局主席，这么多年来，大家都习惯称他“锦华主席”。7月2日上午，得知他病情恶化、正在弥留抢救的消息。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锦华主席是去年8月17日住进医院的。去年底到今年初，在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时，我曾几次到医院探望。让我感动的是，即便是病重，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一谈到改革，他依然充满激情，思路仍然那么清晰。

去年11月4日，我到病房看望锦华主席。我汇报了一些正在进行的改革研究课题和相关重要事项，也谈到了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筹备建立“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的情况。他再三叮嘱，“无论是中改院还是筹办中的东北振兴研究院，都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重点深入研究”。他认为，“东北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北振兴的关键是形成好的市场环境。”

锦华主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人们对改革的关注与争论空前激烈。1990年2月22日，一家媒体公开发出疑问——“是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锦华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出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经过充分调研，他上任不久就提出，抓改革就是要抓“牛鼻子”。他组织调查撰写了两份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翔实材料，促进了当时中央决策层的共识。

锦华主席经历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转轨初期，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着的严峻考验。1993年3月，他由国家体改委主任调任国家计委主任，“这个工作角色的转换，正赶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期，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即将成为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将正式确立的时刻。我感到有点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味道。”在经济面临巨大通胀压力，物价上涨最厉害的1994年9月、10月间，他连着几个晚上梦到群众抢购粮食。

今年1月21日，我再次到医院探望锦华主席。他重点谈到如何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他认为，现在局面大了，经济社会如此复杂，的确需要顶层设计、周全考虑，这是对的。但顶层设计只是一个方面，基层创新和地方试点也很重要。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更重要的在于群众的实践，应该进一步鼓励基层在改革中的创新和创造。当前的改革研究应着重研究如何要把地方改革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地方与企业敢闯敢干的大环境创造出来。锦华主席在病房中提出的改革思路，与他长期领导改革实践中的深入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

股份制改革曾经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一开始有人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90年代初，海南探索股份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1992年2月，锦华主席率领国家体改委几位同志与时任海南省省长刘剑锋一起到中改院视察。我当时还兼任海南省体改办的主要负责人，与海南部分企业一起汇报了股份制改革情况。随后，国家体改委在深圳召开股份制试点会议，锦华主席主张积极地搞试点，要求各省体改委在这个问题上敢于碰硬。他提出，“股份制应该试，试的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研究，可以改进。邓小平都讲，不好可以关了，有些要关得快一点，有些要关得慢一点，还可以看一看嘛。”

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关键环节。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依靠承包走入困境，改革陷入停滞。关于如何打破僵局，锦华主席在武汉召开的体改研究会年会上脱稿讲到，“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光砸了‘三铁’（注：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企业一样没有自主权，一样成不了市场主体，一样不能走向市场。”这些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

1991年10月，锦华主席给李鹏和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建议搞一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细则》。为了起草《实施细则》，国务院开会讨论了17次，国家体改委则讨论了21次，大的修改有7次。翻来覆去研究，核心问题是对企业经营自主权有个界定。为此，“我们找到了企业的‘婆婆’，商量找个具体办法把每个‘婆婆’的权力界定清楚。当时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啊，寸步不让，寸字不改。”1992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这个条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评价这个文件说，“这是历年最好的有关企业改革的文件之一。”

2016年7月2日，锦华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亲历者、领导者和推动者。他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他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对朋友、对家庭，对组织，对党对政府我没有任何亏心的事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是问心无愧的。”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济世情结，“穷年忧黎元”的惜民情怀，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励志改革研究事业。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