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特征就是：立足现实、剖析现实和构建现实的有机统一。从方法论上看，目前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等都寓于这种统一中。这种有机统一也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功能或精神。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则不同，它包含但绝不等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发展形式上，“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当然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示出来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逻辑结果，但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其中，与这种现实批判精神相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在少数。原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就是属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主要表现是：遮蔽现实和虚构现实，直接为垄断权力、垄断真理、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服务。实际上，早在苏东剧变前，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精神相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已被苏东广大人民群众所摈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客观上起到了把苏东执政的共产党推向绝路的作用。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悲剧”，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面对苏东的现实，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失去了“自我”，沦为“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工具，成为虚幻、歪曲和捏造现实的主体。
何谓“现实”？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那里，“现实”是指“直接的现实”与“本质的现实”的有机统一。面对现实的马克思所要做到就是透过“直接的现实”来昭示“本质的现实”，即“扬弃了的现象的现实”。而“本质的现实”就是一定的历史由以生成的基础，是隐藏在各种复杂的历史偶然性和事件中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正因为如此，作为马克思学说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科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并据此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
论及马克思“立足现实、剖析现实和构建现实”的整个过程，学界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从逻辑上看，马克思是首先实现了对“德国现实”的科学批判，才进而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现实”的科学批判，虽然这两者是相互渗透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从笔者例举的他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时期关于“德国现实”的一些精辟论述中悟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现实”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把现代政治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完整地保存着）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②]，并强调他（恩格斯）写作该书的主旨就“在于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 [③]；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在把德国与英国的社会现实加以比较的过程中指出：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如果马克思不首先在逻辑上实现对“德国现实”的科学批判，那么他就不可能实现对“世界现实”的科学批判，从而也不可能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首先基于对处于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现实的科学批判进而对世界现实的科学批判，才能提出新理论和新范式，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从而也才能立足于国际学界，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二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精神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切入上。这里所说的“切入”，亦即“富有成效的深入批判”。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切入当代中国现实方面的状况，从整体上讲是不容乐观的，鲜有高质量的成果，难以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资源，更无法在影响力方面与中国的其他社会思潮相抗衡（如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遑论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种种体制和旧有的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制度方面的原因。不过，笔者以为，从主体的角度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本身存在着种种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本身并没有力量很快改变阻碍学术研究和创新的种种不利的客观环境，但他可以通过对自己的改变，使其研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成为现实批判的主体。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希望之所在。因此，笔者这里试图从主体的角度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切入中国现实的问题。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中说：马克思“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⑤]。“未必有一个私敌”道出了马克思的风骨、高尚的品质和现实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现实精神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敢说真话和愿意说真话。
中国“本质的现实”由深层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其内在矛盾等组成，也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当然也处于其中，故受各种关系的钳制。所以，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能否“敢讲真话和愿意讲真话”的问题。“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敢讲真话和愿意讲真话”，既是一种无私无畏的勇气，也是一种社会担当。因为，“真话”往往与社会流行的或主流的看法和观点相悖，碰触到了主导社会的固化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昭示了社会深层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把握了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密谋”的实质，揭开了蒙在人们思想意识上的雾霾，从而也使相关部门有不太舒服的感觉。这就必然会给讲真话者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明的或暗的“麻烦”，甚至威胁到其生存和发展。
“敢说真话和愿意说真话”，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精神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要求，虽然不是唯一的要求。然而，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的整体状况来看，“敢说真话和愿意说真话”至少没有成为主导。刻意规避所谓“敏感话题”，脱离对当代中国社会深层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矛盾和冲突的批判性思考，尽说“正确的废话”，在学界“蔚然成风”。所谓“敏感话题”，其含义很广，没有比较统一的界定，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其具体内容又不尽相同。但至少就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来看，“敏感话题”一般是指非权威或主流媒体（平台）发布的有关争议和不被相关部门认可的话题的信息，如有关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有争议和不被相关部门认可的话题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直指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要害，难以公开或在体制内讨论。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敏感话题”越多，抑或说，所谓不能公开或这体制内谈论的问题越多，表明马克思主义研究越衰落，从而这种研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越远。实际上，真理，必然是真话，最初往往也是“敏感话题”。
就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涉及重大现实问题的“敏感话题”不少。例如，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空心化”及其原因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引发当代中国社会各种深层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问题、“文革”的理论和思维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其原因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变革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等。与这些涉及重大现实问题的“敏感话题”在方法论上和逻辑上直接相连的涉及重大历史问题的“敏感话题”（也称“涉及重大‘现实历史’问题的‘敏感话题’”）有：“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问题、“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问题、中国新民族主义路线和纲领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关系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文革”的关系问题，等等。毫无疑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体应当批判性地研究上述涉及重大现实问题的“敏感话题”，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涉及重大历史问题的“敏感话题”，否则，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渐行渐远。
三
如上所述，“敢说真话和愿意说真话”，需要巨大的勇气和社会担当意识，但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会说真话”。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所谓“会说真话”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真话”是坚守宪法底线的真话，抑或说，“真话”是宪法所规定范围内的“真话”；二是，“真话”本身要自圆其说，要自洽，要具有逻辑批判的力量，要为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会说真话”的这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则要基于“中国现实”加以不断深入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批判性探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但对何谓社会主义（包括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则要基于“中国现实”加以不断深入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批判性探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则要基于“中国现实”加以不断深入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批判性探讨。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拒斥泛意识形态化（也有学者称之为“意识形态两极对立化”）的倾向，自由、独立、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现实”，从而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轨道。所谓“纳入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轨道”是指：把“中国现实”凝练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使其内在结构、矛盾和发展规律获得学科化的论证。进而言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能够使“真话”获得强大的逻辑批判的力量。而这种逻辑批判的力量与“说好话”和“说坏话”、“正能量”和“负能量”，是毫不搭界的。
笔者以为，就切入当代中国现实而言，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的一个通病就是把“意义式”论证(也称“迎合式”论证)作为学术研究的方式[⑥]，这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有很大危害，同时也模糊了“会说真话”的界限。其特点有二：一是，或是简单围绕着“上头精神”阐述出各种意义来（即“怎么好这么说”，极尽赞美之能事），或仅限于为证明其合理性寻找各种根据，而把现实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撇在一边。例如，近期，学界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就是如此。不少学者尽其所能地对“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理念在其中的地位加以“解读”，论证其如何正确和多么重要，然唯独缺失的就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理念为何一直在中国不能真正贯彻的制度和文化上的根源，以及如何实现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理念的路径，进行批判性思考。正是这种批判性思考，才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
二是，把中国现实中的“过渡性”的过程和模式固定化，以从中提取似乎不能再变的“中国经验”。目前中国主流媒体反复强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如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获得极大提高，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这是不是事实？当然是。故此，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围绕着这一事实大做“文章”，提炼出许多“中国经验”，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公有制（国企）与私有制（民企）的有机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强政府’的有机结合”，等等。这些算不算是“中国经验”？的确算是。然而，同一事实还另一面，即：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所走完了的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品尝”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经历的苦难。进而言之，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的取得，是以社会腐败日益横行（国企领域最为腐败）、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贫富分化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一再降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等为代价的。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整体社会状态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有相当的差距。这也说明，上述“中国经验”也包含着需要反思的深刻教训。笔者以为，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体，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从学术上论证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要辩证肯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的道路的合理性；其二，这种合理性是历史的，绝不能赋予其固定的、不变的特性，否则，未来的中国社会的走向就是不确定的；其三，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探寻到超越既有“中国经验”局限性的路径和方法，以使中国道路一直伸展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在这方面彰显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给中国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精神文化活力。
综上所述，“敢说真话和愿意说真话”并“会说真话”，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的要求很高。可以认为，“敢说真话和愿意说真话”并“会说真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中占主导地位之时，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学界获得自己的话语权之日。
原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6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2009年版，第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⑥]“意义式”论证，如果仅作为一种宣传方式，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的。但它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