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新时期丁玲研究的现状作了全面的评述，侧重对研究中的分歧与争鸣作深入探讨，指出学术界应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点上研究丁玲创作的艺术个性、创作成败及其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以使丁玲研究从困惑走向未来。
【关 键 词】拨乱反正/艺术个性/困惑与突破/一切皆流
丁玲以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艰难的艺术探索旅程，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启示和深沉的思考。她似乎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经艰辛走向成熟的代表。正由于这样，丁玲研究从新时期以来成为热点。
一、新时期丁玲研究的总体估价
在1979年至1999年20年间，丁玲研究在总体发展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9年至1986年丁玲逝世前的8年，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建立丁玲研究队伍，是当时丁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当时丁玲研究的主体任务是破除22年来对丁玲形象的歪曲与亵渎，把对丁玲的理解和认识，回归到“反右”以前和30年代以前丁玲研究的正确结论上来，为重新认识丁玲、理解丁玲、研究丁玲，寻找到大家能接受的新的认识的衔接点。1986年3月，丁玲不幸逝世。1986年6月，丁玲研究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不久《丁玲文集》八卷的问世，使丁玲研究者能从容地阅读丁玲整个一生的创作。研究者从前一个时期丁玲研究中侧重于丁玲思想和作品相结合的研究来评价丁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业绩中走出来，把丁玲研究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画卷上，把丁玲研究与同代作家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20世纪文艺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丁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方法和观念也得到不断的更新。如果说1986年以前的丁玲研究，主要是以论文为主，那么这一个时期的成果则侧重学术著作，为丁玲研究谱写了新的一页。
二、拨乱反正：对丁玲的创作进行再评价
1979年丁玲以75岁的高龄复出文坛后，丁玲研究者开始摆脱沉重的梦魇。1980年，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文的发表，为丁玲创作的拨乱反正的再评价发出了可贵的第一声。袁文不仅逐一驳倒了多年来那些诬蔑莎菲的不实之词，而且以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指出莎菲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莎菲形象不仅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判逆者，而且是一个‘市侩’灵魂的惩罚者”。这就使人们对丁玲《日记》学术价值的认识，不仅恢复到30年代茅盾认为莎菲是个“旧礼教叛逆者”的新女性的观点上，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对《日记》再评价的同时，学术界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过去有争议的作品也进行了再评价。这些评论大都以新的观念和新历史视野，来评价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因而文章以犀利泼辣的笔墨，别具一格的文风，勇猛地冲破“左”倾思想的樊篱。其中以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在医院中〉》一文最为引人注目。严文认为：“《在医院中》的可贵之外，在于不仅写出了小生产者思想习气的危害，还进一步深入地写出了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是何等困难。”谈到《在医院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时，则认为它是中国干预生活文学的“先驱”，“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严文的发表，标志着对丁玲代表作再评论的探讨，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历史而发出具有理论深度的科学的阐述，对丁玲创作的有争议作品的再评价到此已告一段落。
三、整体考察：丁玲与中国新文学
严家炎1987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是篇对丁玲研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合点上，科学而客观地评价丁玲创作的力作。论文有不少独特而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丁玲的早期小说不但在意识内容上属于现代，而且在艺术思想、审美要求上也地道地属于现代”。指出早期小说的独特处在于：“作者不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而且以她强烈的现代意识”，深沉地感受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痛苦。“并通过较成功的典型形象深切、真挚地表现了这种痛苦”，进而指出“在写出20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样深刻地去理解丁玲早期小说中塑造知识女性内心痛苦的独特的美学成就，除严文外，还没有谁作过这样精湛的评论。严文认为“真正代表丁玲左联时期文学最高水平的”不是其它作品，而是《母亲》。“这是一部在艺术上真正有重要突破的作品”，认为《桑干河上》是“迄今反映土改最深刻、最丰富的长篇小说”，“是继《子夜》之后的一个新的突破，是丁玲对无产阶级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1]这是一篇立论新颖，文笔精炼活泼、论证严谨的佳作，它标志着丁玲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分歧与争鸣：是困惑还是突破？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新时期中出现对丁玲研究的争论有些是由来已久的，但也有一些是丁玲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
严家炎的《论丁玲小说的贡献》的发表，正如袁良骏所说：“基本立足点要‘真正恢复’丁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应有的地位’，廓清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发表的某些单篇论文中所含有的‘对丁玲作品的不恰当的指责’。”严文对丁玲各个时期代表作科学而客观的论述，清晰地勾勒出了丁玲创作发展的轨迹，从而肯定了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它标志着丁玲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对丁玲创作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才能使丁玲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严文发表一年之后，王雪瑛在《上海文论》上写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尽管没有对严文提出任何正面的交锋，但她对丁玲创作发展轨迹的评价，与严文是相“左”的，这在丁玲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惊。
王文认为丁玲创作《日记》时，是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来体认和塑造人物的，因此丁玲的创作不但是给文坛留下了一批生动的女性肖像，更是获得了一次自我超越的机会，显示了自己那种大胆而率真的性格魅力。但作者认为丁玲从《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只有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的创作中，丁玲才显示了艺术个性的生命力，“她的自我仍然顽强地要在笔下世界中露面”，其结论是丁玲到创作《桑干河上》时，人们已“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以《日记》那样独特的创作为起点，却以《桑干河上》这样的概念化作品为终点。”而丁玲创作为何导致这样一种“彻底失败”的悲剧结局呢？王文还作了以下的解释：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无疑应该是一种个性的扩张，一种感情的释放……是作家的一种自我保护……丁玲所以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似乎就正是出于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是，现实世界的黑暗一次又一次地撞坍她的心理城墙，她的每一次个性扩张都遭到严重的打击……到最后，在似乎不可抵抗的环境压力而前，丁玲还是认输了，她终于吸取了教训，由个性扩张转变为收缩个性，由自我抒遣转变为自我封闭，由倾听自己的心声转变为图解现成的公式：她的创作变了质，由先前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和自我保护，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2]
根据这样的归纳，丁玲的创作道路变成了一条失败的轨迹。这和严家炎的认为丁玲的创作道路是追随鲁迅的杰出“开拓者”的轨迹之间是有着严重的分歧的，这是很值得研究者深思的。
新时期以来，在探索丁玲的创作道路时，在探讨对丁玲创作“莎菲型”女性独特的艺术个性时，有些学者认为丁玲在新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从《日记》到《桑干河上》，而在人物塑造上，一直以“莎菲型”人物的艺术美为主，由此展示出丁玲创作的独特艺术个性，从而显示了她在新文学史上的独特的艺术地位。他们认为丁玲转换期中创作的《水》是艺术上的失败之作，《桑干河上》的成功，主要在于还能看到丁玲早期创作的细腻风格，并塑造了黑妮这样“莎菲型”的时代女性。后来林唯民在1987年的《华东师大学报》上发表了《莎菲……美琳……贞贞……陆萍…黑妮》一文中，提出了“如果丁玲坚持下去描写莎菲式的‘知识女性’或‘中国不幸的妇女’，而不去尝试类似的《一二九师与冀鲁豫边区》那样的创作，那么她的艺术风格会不会比现在更成熟，更臻完美，她艺术成就会不会比现在更成功、更杰出。”[3]这一问题的提出，把近年来丁玲研究中潜在的分歧揭示到读者面前，也就是丁玲沿着《日记》的艺术道路和风格去进行创作，还是沿着她转换期后的创作道路进行创作，才能使艺术风格“更成熟更臻完美”？使她的艺术成就“更成功更杰出”？王雪瑛的文章，是把林唯民提出的问题，对丁玲创作道路作了“全新的判断”。至此，把丁玲创作道路的争论，展现在读者面前，引起了丁玲研究者的关注。
张永泉在《丁玲侧论》中，认为“考察丁玲1942年以后的创作，这期间她几乎没有创作什么有价值的作品，特别没有创作一篇她所擅长的小说，因而在社会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4]张文显然是对王文持支持态度的。
王文发表后，罗守让在《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中针对她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丁玲的文学道路和文学创作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1.丁玲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忠诚的战士，她为革命的文学发展奋斗了一生。2.丁玲的文学创作在各个历史阶段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3.丁玲是一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作家，她的创作个性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跟随革命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她善于吸取时代先进思想的滋养，不断地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在他看来，“贬低或是公允地评价丁玲以及像她这样的作家，否定或是充分肯定丁玲等人，都不仅仅是对于丁玲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成就、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评价问题，也关系到今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学，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5]文章中咄咄逼人的口气，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在今天，当权威的解释体系瓦解之后，人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层面、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出发探讨丁玲的创作发展的历程，在这中间，相互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再涉及是对那种水恒、神圣的一统观点体系的原则性态度，那么这种来自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轰动也就失去它的市场。换之而来的是一个学术气氛和谐而宽松的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站在时代变迁的文化原野中来考察和审视丁玲创作发展轨迹的嬗变。
王文发表后不久，袁良骏曾很有感慨地说：“王文被有的同志誉为不受‘公论’牵制的佳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中，确实看不出多少‘公论’的影响。然而，‘公论’是否都错？如果都错，为何又成了‘公论’？是否‘众人皆醉我独醒’呢？这些，都有待今后的丁玲小说研究做出进一步探讨。”[6]
在1993年春，湖南桃花园举办的丁玲创作国际研讨会上，对王文感叹的突破者不是别人，却是袁良骏自己。他认为“丁玲复出后，以《牛棚小品》那样的血泪史文学控诉了‘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给阔别已久的、对她给予厚望的读者们一个美好的希冀。”“但是丁玲愈来愈让人们失望：她的血泪控诉以《牛棚小品》始，几乎也以《牛棚小品》终……剩下的仅有怀人忆旧和歌功颂德了！”进而指出：“丁玲的晚年，与早年的丁玲、延安的丁玲判若两人，她的棱角、锋芒、勇气统统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不，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7]P(280)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与王雪瑛认为“丁玲后期的创作，先前的那种积极的自我超越，变成了自我丧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是同一观点，甚至有所超越。因而他的观点，遭到了杨桂欣的反对。杨认为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后，不再创作揭发、控诉极“左”路线罪过的作品不是事实，并指出“一部《风雪人间》不就是丁玲创作的自己从被划为右派到‘文化革命’期间悲惨遭遇的血泪写照吗？”同时还指出，袁的发言中有些运用了丁玲在西安会上讲话的资料，是袁强加给丁玲的，因而她认为对丁玲创作有研究的袁良骏这些新论使她“惊异”。“令人百思不解！”[7](P284-285)
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时，不仅将袁和杨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同时收集在该书中，并且还把刘增杰与苏景昭对丁玲40年代初期文学活动中，不同观点的文字也收集在内。香港学者怀冰先生认为这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将给日后丁玲研究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7](P293)
王雪瑛与袁良骏的论文是在丁玲研究中发表了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他们立论有偏差，或者以某种偏见和标准来衡量一些作品的得失，甚至以此去否定一些作品存在的价值，这是不可取的。但王雪瑛从丁玲创作中艺术个性的消长来探讨丁玲创作的成败，从而使我们从中吸取借鉴，这是值得研究者去深思和探讨的。袁良骏则把丁玲整个一生的不幸和某些悲剧，看成是“中国文坛的不幸，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这到也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还值得一提的是刘增杰认为丁玲、王实味、艾青等40年代初的文学活动，是“涌动于延安文坛的一股文学新潮。这股短暂的、充满生机的文学新潮，既是对于延安文学主潮——工农兵文学思潮的挑战，也是对工农兵文学思潮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但在“1942年春，随着声势浩大的批判王实味运动的开展，这一文学新潮也在无形中夭折”。[8](P140-143)这种观点，对重新评价丁玲40年代的创作和文艺思想，是有独具慧眼之处的。
当袁良骏对丁玲其人其文提出质疑的文章，在学术界刚刚沉静下来时，王蒙先生于1997年《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我心目中的丁玲》。该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震惊。
这是篇对丁玲其人其文提出全面质疑的文字。王蒙认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去和至今（死后）仍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并说丁玲“是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还说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露骨一点，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这就使复出后的丁玲不甘寂寞，将新时期的青年作家，看作自己“竞争的对手”，她公开提出“作家是政治化的人”。这使她陷入80年代文艺界各种思想争鸣的漩涡里，“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而她又“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高于一切的宝贵”。从而使她“盛气凌人炫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不革命。”凡此种种，在王蒙眼中，丁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
谈到丁玲的创作时，王蒙则认为：“丁玲是那一辈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写的女性，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进而王蒙说他在“少年时候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
对丁玲复出后写的《牛棚小品》，王蒙赞不绝口地说道：“丁玲描写她与陈明同志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真如少女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青春。”
概括地说来，王蒙指出丁玲是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并称颂“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可与此同时，他认为丁玲还是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的“女性典型”。“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但主要是被伤害过”。[9]
王蒙的文章引起了丁玲亲人与学术界的关注。陈明对王文说丁玲复出后将中青年作家看成自己竞争的对手，作了反驳。他以丁玲与中青年作家多次谈话的摘录，说明丁玲不仅把中青年作家看作“文坛的瑰宝”，而且把他们看作“我们文坛的希望”。陈明相信，面对王蒙“对丁玲的指责”，“不带偏见的广大读者，自能作出判断。”
陈明对王文中“说丁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的不实之词，很动感情地说，这话出自1957年批斗丁玲时“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之口。事隔40年后“没想到，王蒙同志在论及丁玲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的距离时，引用的是‘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他说过的话，这话与当年批丁时如出一辙，一字不差”。使陈明无法理解的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竟然还一个劲地用如此恶毒的语言给丁玲泼脏水”，这使“丁玲在九泉之下，又怎能安宁？”[10]
周良沛在《重读丁玲》一文中，以自己亲眼见到的中青年作家张贤亮、白桦、包括王蒙在内前进路上受到挫折时，丁玲对他们的扶植与关怀，来说明丁玲并不是王蒙所说的“是政治化了的”作家。[11]
艾农在《真实的丁玲与谬托知己者笔下的丁玲》一文中，针对王文中对丁玲人品的指责，作了全面的反驳。他认为，丁玲“是一位人品与文品高度一致的真正伟大的革命作家”。谈到丁玲的创作时，他指出丁玲“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忠实实践者……写出了一系列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12]
在这次争论中，不论是王蒙，还是陈明、周良沛、艾农等同志的文章，对丁玲的人品相左的观点较多一点，而对丁玲创作成败得失的论争，涉足不深，显然争鸣并没有真正深入，好多丁玲研究者保持了沉默。
1998年至1999年间，有关丁玲的创作评论深入的论文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研讨会”的文章，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结集为《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一书出版。不少研究者对“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学者们对“丁玲在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丁玲女性小说的特色与贡献”提出了看法；同时对丁玲创作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女性解放之路的探求”等发表了精湛的见解；有的学者还从女性文学角度将丁玲和张爱玲在40年代创作中对女性命运的思索作了比较研究；有的学者则从“丁玲创作‘性爱’描写的美学价值及深层次文化心态来揭示丁玲小说独特的美学追求”。研究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将“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的课题，达到了深入研究的阶段，从而拓展了丁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期间，令人欣慰的是谢冕同志在总结“新中国文学50年”(1949-1999)得失时，他在谈到丁玲前后期创作的“个性”时，作了以下概括：“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看不到‘这一个’丁玲。而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看到了，尽管后者比前者写得早得多。是莎菲使丁玲在她的作品中和文学史中存活着，而不是后来那些使她赢得了荣誉的新作”。[13]
其实，谢冕对丁玲创作总体评价，王雪瑛于1988年《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中已提出来了。事隔11年后，谢冕是以一个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兼评论者的身份，并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来总结现、当代文学从“五四”到1999年这80年的发展轨迹时，以丁玲为例来证明一个作家取消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去描写和表现他们陌生的生活和人物。这种避开和抛弃自己的长处以就自己的短处、压抑个性适应共性、消隐个人的眼光和观察的角度而代之以群体共有的表现手法，使许多富有才华的，当年正处于创作成熟期的作家丧失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13]这是通过新文学发展80年的实践与经验，概括出的血和泪的教训。这种现象在老一代的作家中，丁玲和曹禺表现较突出。曹禺到了晚年方才“悟”到。可丁玲到她逝世前，还认为自己的杰作是《桑干河上》，而不是《日记》。她逝世后，有的研究者提出丁玲最优秀的小说是《日记》，她后期的创作缺少艺术个性而走上了“失败之路”，因而常常遭到指责，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王蒙的文章，对丁玲人品的评论，确实有不当之处，但对丁玲创作的总体评价，与王雪瑛、谢冕等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近20年来丁玲研究中的争鸣性文章，使丁玲研究从困惑中有了突破，并使丁玲研究从沉闷中得到了发展。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丁玲研究者正在深思中使丁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陈明说得好，丁玲“作为作家，人们对她的作品和她的为人，有不同的评价，是很自然的”。[10]王蒙在《我心目中的丁玲》结尾时说：“我愿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9]这是王蒙的肺腑之言，还是另有其深刻的内涵，我们相信，聪敏的读者会作出公论的。
五、结束语：“一切皆流”
当我们阅读近期丁玲研究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和部分学术著作后，巡视20年来丁玲研究的成果，深切地意识到丁玲研究确实已从拨乱反正中逐步走向成熟，20年来丁玲研究的学术论著，以远远地超过了以往50年的总和。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丁玲研究确实已成为中外学者的热点。人们对丁玲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作家研究兴趣的浓烈，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丁玲的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当我们沿着20年丁玲研究的回顾再往上追寻丁玲研究的发展史时，我们会一目了然地感到70年来，在丁玲研究者中影响最深的是雪峰和茅盾对丁玲的评论。今天丁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者是严家炎和袁良骏同志，他们对丁玲的研究已在雪峰和茅盾的基础上有了突破。如对莎菲的认识，雪峰认为莎菲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14](P294)严、袁都作了否定，严认为“莎菲的主要特征就是和庸俗作斗争”，“她是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典型”[1]。袁则认为：“莎菲是个既背叛封建旧礼教，又惩罚‘市侩’灵魂的叛逆女性”。[15]还有黑妮这个人物，雪峰认为是“没有完全写好的人物”[14](P331)，严则认为“黑妮等人物的塑造，是以油画似的丰富繁复的色调呈现在读者面前，闪耀着生活本身的独特光彩”[1]。袁认为，黑妮形象的塑造，“确乎表现了早期的委婉、细腻的特点”，黑妮是丁玲塑造的“全新的形象”，是“莎菲型”的女性中别具一格的新女性。[6]这无不说明，今天的丁玲研究者，对丁玲创作的研究已在雪峰等人的基础上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但我们也不可否认，雪峰与茅盾的丁玲研究，或多或少还有其局限性，他们主要是以社会学，或站在左翼文学的观点来评价丁玲创作的嬗变的，其中对丁玲创作转换期的《水》等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桑干河上》的评论，难免有偏高的现象，而我们的研究者，以后基本上很难突破这种框框。近年来，当有的研究者想通过丁玲创作的独特艺术个性的探讨，来评论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时，常有感到无法突破的困惑。林唯民在写《丁玲小说研究60年来述评》的结尾时，为丁玲的创作从《日记》到《杜晚香》没有彻底“完成自我超越”而很有感慨地说，对于丁玲来说，她具有一个伟大作家的充分条件，如卓越的才华，惊人的敏锐，丰富的经验，独特的情感体验，剔骨镂心的心理分析，浓郁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等。但她最终没有能够奉献给世界文坛堪称一流的作品，而其本人也未能进入世界伟大作家的行列，这是整个中国新文学和时代的深刻悲剧。
这种令人深思的发问，是渴望丁玲研究能有新的突破，但又未能如愿以偿的烦躁心灵的流露，也是对当前丁玲研究处于新的沉静感到忡忡之忧的袒露，同时也是一个丁玲研究者从感性激情上升到理性激情后尚感到莫大困惑的反映。
面对林的发自肺腑的困惑的心底呼喊，使我们惊奇的是目前丁玲研究中，对丁玲创作的论争显得沉静而冷漠，而对丁玲其人的论争，却引起了热衷。
丁玲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常常以含泪的微笑来使自己在忍辱负重中达到了自我超越的境地；但丁玲也常在异常困惑的心境中，去面对复杂人生，在自我超越和自我保护的矛盾统一中日益走向成熟之路，这才是真正的丁玲。当我们这样来认识丁玲的时候，就看到了在写莎菲时发出叛逆绝叫声的丁玲；看到了在写《在医院中》的陆萍时的丁玲，那就是在荆棘丛生的路上，在千锤百炼中也不消融她的个性的丁玲；看到了写《桑干河上》黑妮时的丁玲，她以细腻、敏锐而又泼辣的笔墨，通过黑妮的爱与恨的心声的呼喊，显示出“世间最贫困的是女人，但最富有的也是女人”；看到了丁玲写《魍魉世界》时，在恨和爱的迷乱人生的阵痛中，去拷问自己灵魂的丁玲；还看到了写《风雪人间》时和陈明以生死不渝的爱，冲破了一切淫威和权利，冲破了森严壁垒的铁窗，冲破了死亡的风雪人生的丁玲。而作为丁玲研究者的我们，为目前丁玲研究中的没有针锋相对的辩驳、没有激烈的争论的沉静和冷漠感到惊奇！如果我们不再以冷漠的心态去封闭自己曾活跃过的自由争论的激情，也不再以相互的迁就来维持表层的和谐，而是以任性的率真，让相互在激烈的争论中去体现各自的个性和才华，那么我们就能向沉静的过去告别。我们就能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聚焦点上，抛开那个年代给我们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就可使我们从各个不同的美学角度，不同的理论视野去观照丁玲其人其文，形成把丁玲的个性和研究者的个性融为一体的一个活生生的丁玲形象。
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一切皆流”。我们在回顾与展望丁玲研究时，想用这句名言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因今天我们不仅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去探索丁玲创作的独特个性及其美学情愫；而且还站在“一切皆流”的时代激流中与东西方文化的碰击声中寻求已经死去的丁玲和至今还活在人们心中的丁玲。总之，我们将从丁玲一生的悲喜剧中来领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从中去寻求人生的真谛。因为我们不仅属于现在和未来，而且属于过去——那个漫长的甚至曾身历的苦难的过去！正如鲁迅所说，作家的“生命力”要在“承受过去，向着未来”[16](P300)中去袒露诗心。
收稿日期：199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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