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是六朝之后又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而就研究规模之大、研究范围之广、史料来源之丰富而言，明代文体学都远在六朝之上。但学术界对明代文体学及文体史料学研究尚缺乏应有的重视。本文以学界较少注意的六部明代诗话为例，从一个侧面揭示系统挖掘、整理明代文体学史料对于推进明代文体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明代诗话/文体史料/文体批评
在明代文学批评中，文体学占据重要地位，对诗文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成了明代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当时许多文学流派之争在本质上都与“辨体”相关。“辨体”之风，虽承宋元而来，而盛极于明代。可以说，“辨体”是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词”，“文章以体制为先”差不多成为这一时代的共识。明代许多著作都是标榜“辨体”的，著名的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绝句辨体》、《诗源辨体》等。明代是六朝之后又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而就研究规模之大、研究范围之广、史料来源之丰富而言，明代文体学都远在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之上。这可以明代诗话中的文体学史料及其所蕴含的文体学思想为例证。
诗话自宋代兴起后，就成为传统诗文评的主要体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宋诗话中，已产生明确的辨体意识，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论诗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倪思《经鉏堂杂志》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①《后山诗话》曰：“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都可以看出对文体的重视。然而，类似的文体学内容在宋诗话中并不丰富，且多呈零散、随意而发的形态，缺少对各种具体文体系统、细致的辨析。到了明代，文体学已成为诗话的重要内容，讨论的问题也更为广泛、丰富、具体，不再是一些笼统的观念。如李东阳《麓堂诗话》辨古诗与律诗曰：“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辨诗、词、文之异曰：“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王世懋《艺圃撷余》论作古诗曰：“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词曲家非当家本色，虽丽语博学无用，况此道乎？”王世贞《艺苑卮言》论史传文体曰：“《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余音也。”胡应麟《诗薮•内编》辨析律诗与绝句曰：“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然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裂缯类也。李以绝为律，如‘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绝妙境，而以为律诗，则骈拇枝指类也。”胡震亨《唐音癸签》详论诗自《诗经》四言至骚体、五言、歌行杂体、唐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对这些论题进行系统细致的探讨，昭示了明代辨体批评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诗话中出现了一批辨体批评专著。如周叙《诗学梯航》上、中篇总论诸诗体，下篇专论唐律。杨良弼《作诗体要》集八十种诗体，每体后附以诗例，各加评析。杨慎《千里面谭》专论七言律诗和七言排律。影响最大的是许学夷《诗源辨体》。此书乃作者历四十年心血，十二易稿而成，其主旨在于辨析各体诗歌的源流正变。所涉诗体有五言古、五言律、五言绝、七言古、七言律、七言绝、乐府等，分别从体制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一一辨析其发展演变历程，上起先秦，下迄有明，合而观之，可谓一部诗歌形态发展史。而理论的自觉，体系的严密，论题的集中，都是宋代诗话所无法比拟的。这些辨体专著，是明代文体学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成果。
从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明代诗话中文体学史料异常丰富，文体学研究也空前繁荣。实际上，在明代，不仅这些辨体专著或著名诗话，即使在一般的，甚至很少为人注意的诗话中，也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文体学内容。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明代文体学的关注远远不及六朝，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很少，文体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更无从谈起。本文试以六部学界较少注意的诗话为例，从一个侧面探讨明代文体史料学与文体学思想及其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明代文体学研究的重视。
谢天瑞辑《诗法》十卷，又名《诗法大成》。天瑞，武林人，另著有《增补鹤林玉露》二十四卷。《诗法》今有《续修四库全书》第1695册收录，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复古斋刻本影印。此书书首有成化十六年(1480)杨成的《重刻诗法序》，故其初刻应在此前。此书自序曰：“诗法为作者之标准。近世著诗法者，自唐宋而下，名目不一，编辑不同。非涉于浩繁，则病于简略。学诗者如探海寻珠，穷年莫竟。予苦心岁月，集诸家之大成，广为十卷，而家法、句法、章法，醇疵美恶，毕具斯编。”可见此书宗旨在谈论诗法，并以集诗法大成自居。由于谈诗法不可避免要涉及诗歌体制形式等问题，书中又辑录不少前人著作，因此，《诗法》在文体学史料上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卷一至卷五辑录前代著作，主要有严羽《沧浪诗话》、范德机《木天禁语》、杨仲宏《古今诗法》以及《金针集》、《沙中金》等。卷一隐括《木天禁语》的内容，其中论五言长古篇法，有分段、过脉、回照、赞叹四要：“先分为几段几节，每节句数多少要略均齐。首段是序子，序了一篇之意，皆含在中。结段要照起段”，“次要过句。过句名为血脉，引过次段。过处用两句，一结上，一生下，为最难，非老手未易了也”，“回照谓要照题目，五步一消息，要闲语”，“赞叹方不甚迫促。长篇怕乱杂，一意为一段”。又论五言短古篇法，要“辞简意味长，言语不可明白说尽，含糊则有余味”。又概括诗歌八种气象，即翰苑、辇毂、山林、出世、偈颂、神仙、儒先、江湖、闾阎、末学，并加以申说：“已上气象，各随人之资禀高下而发。学者以变化气质，须仗师友所习所读，以开导佐助，然后能脱去俗近，以游高明，谨之慎之。又诗之气象犹字画然，长短肥瘦，清浊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得八法便成妙染而洗吾旧态也。此赵松雪翁与中峰和尚侍者道良之语也，谩录于此耳。储泳曰：‘性情褊隘者其词躁，宽裕者其词平，端靖者其词雅，疏旷者其词逸，雄伟者其词壮，蕴藉者其词婉。涵养性情，发于心，形于言，此诗之本原也。’”这里显然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风格与作者才性气质关系的讨论。尽管《木天禁语》被断为伪书，但此书在明代屡被征引，足见其影响②。《诗法》是较早征引此书的，其文献考据价值不言而喻。又《诗法》卷二辑录《诗家一指》，其中关于诗歌体貌的“二十四品”，即署名司空图《诗品》的内容。尽管这并非“二十四品”的最早收录，但也为其作者非司空图论者提供了佐证③。
《诗法》从第六卷开始，为谢天瑞自撰，其目的在于补前人“体式未备者”（《诗法大成序》），其中涉及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排律、绝句、乐府、杂体诗等的体制特征、写作方法和要求等，更能表现作者本人的诗学思想。如卷八论五言律诗：“律体之兴，虽自唐始，盖由梁陈以来，俪句之渐也。梁元帝五言八句已近律体，庾肩吾《除夕》律诗体工密。徐陵、庾信对律精切，律调尤近。唐初工之者众。至王杨卢骆以俪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脱陈隋之气习。神龙以后，此体始盛。五言律诗贵沉静、贵深远、贵细嫩，要声稳语重。”论七言律诗：“七言律诗又五言八句之变也。唐以前七言俪句，如沈君攸已近律体。唐初始专此体，沈佺期、宋之问精巧相尚。开元间此体始盛，然多君臣游幸倡和之什。盛唐作者虽不多，其声调最远，品格最高，可为万世法程。”又曰：“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七言下字较粗实，五言下字较细嫩。凡作七言律，须字字去不得方是。句要藏字，字要藏意，如连珠不断方妙”，“七言律诗贵声响，贵雄浑，贵铿锵，贵伟健，贵高远”，“七言与五言微有分别。七言造句差长，难饱满，易疏弱，前后多不相应。自唐人工此者亦有数，可以为难矣”。又卷十论联句：“联句者，在坐之人角其才力，率然成句，联络成章，对偶亲切，类乎夸奇斗戏。古无此法，自韩退之始。观之《石鼎》、《斗鸡》可见。或云谢宣城、陶靖节、杜工部集中俱有联句。联句不自退之始。”论集句：“集句者，集古人之句以成篇。宋王安石始盛，石曼卿大著。是虽未足以益后学，亦足见诗家组织之工。”这些意见，对于研究诗歌体制都有参考价值。
宋孟清辑《诗学体要类编》三卷。孟清，莱阳（今属山东）人，生平不详。据《金薤琳琅》卷六载，曾任广平通判。《诗学体要类编》今有《续修四库全书》第1695册收录，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影印。书首宋孟清白撰《编辑诗学体要序》之末署“弘治甲子”，即弘治十七年(1504)，应为成书之时。此序说：“诗之所难知者体，而最难知者要也。知其体而不知其要，则声律无所谐，而所言泛泛矣。知其要而或出于体，虽律严语奇，亦非所谓佳作也。故兼体要而得之者为难，而学者亦尝病焉。”此书宗旨，就在于阐发作诗体要。卷一分诗源、诗变、总说、诸名贤诗话等内容，重在从整体上论述诗歌的源流演变。其中多引前人论诗之语，有些材料不易见到。如“总说”中引用《珊瑚钩诗话》关于骚、辞、铭、箴、歌、谣、行、引、曲、诗等的定义后，编者又有“续说”：“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铿锵之为乐府，怨而不失所守曰操，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联众人之语以成篇曰联句，集众人之语以成篇曰集句。曰香奁则脂粉裙襦之辞，曰无题则含情寓意之作。又有阴何体者，清深而浓丽也。曰言、曰辞、曰篇、曰咏、曰怨、曰叹，各有音节。此又余姚宋公传体要之所备也。”此段话前采自《白石道人诗说》，而联句、阴何体、香奁体、无题体等，《珊瑚钩诗话》没有论及的，乃为嘉靖年间进士余姚宋岳之语。这段话此前或同时代著作未有征引，赖此书得以保存。
《诗学体要类编》第二卷按类论述各种诗体特征，计有四言古体、五言绝体、五言近体、五言排体、六言绝体、七言古体、七言绝体、绝句拗体、绝句侧体、七言律体、拗律体、七言排体、柏梁台体、无题体、咏物体、骚体、赋体、乐府体、长短句体、词体、宫词体、竹枝词体、歌体、行体、操体、曲体、吟体、叹体、怨体、引体、盐体、谣体、咏体、篇体、禽言体、香奁体、联句体、回文体、一字至十字体、调体、和韵体等四十一种。其中“盐体”、“篇体”、“咏体”是根据《昔昔盐》、《白马篇》、《咏荆轲》等诗作命名的。这种因篇立体的方法，现在看来是不科学的，但这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命名的一种方式，如《冰川诗式》所论诗体，亦有此数体。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对每种文体，多能论述其源流演变、体制特征、写作要求和方法等，并列举其代表作品，有些作品后还附有前人评论。如论“五言绝句体”：“绝句五言，语短意长，一唱三叹，近体中之最近古者也。盖亦只是律诗结尾四句，谓之小律，含蓄无尽。”并录杜甫《八阵图》为代表作。此诗“遗恨失吞吴”一句，意多分歧。故后附苏轼的阐释以表明作者的观点。又如论“行体”曰：“步骤驰骋，有如行书，谓之行。宜痛快详尽，若行云流水。考之乐府，有怨歌行、长、短歌行之类。唐人效之者多矣。要必辨之而识其体也。”后引班婕妤《怨歌行》、杜甫《缚鸡行》为例。这些论述，基本上继承了刘勰文体论的方法。
此书第三卷所收有箴、铭、赞、颂、辞、诔等文体。论述的内容和方法与第二卷大致相同。尽管这些文体在六朝文笔论中都属有韵之文，但传统上不入诗类。编者论诗学体要，收录这些文体，也许是着眼于其语言形式如整齐的句式，有规律的押韵等特征。这些特征与诗歌是最为接近的。
刘世伟著《过庭诗话》二卷。世伟字宗周，阳信（今属山东）人，嘉靖中官宁州州同。其它事迹不详。此书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钦定续文献通考》，今有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7册据以影印。
四库馆臣对《过庭诗话》评价不高，以为“皆拾七子之绪余，实于汉魏盛唐了无所解，于宋诗亦无所解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然从文体学角度看，此书对近体诗中一些一般文体著作不涉及的体裁的论述有一定价值。如关于三韵律诗，此书卷上曰：“三韵律诗，唐人往往有之焉。戴《下第寄友人》云：‘金门君待问，石室我思归。圣主尊黄屋，何人荐白衣。年来御沟柳，赠别两霏霏。’与李益‘登长城’之作体正相似。然二诗工力悉敌，不可以优劣论。至刘长卿《从军》六首，与‘石楼’、‘下山’等作，乃初唐格调，独出二公之上。”又提出“长篇绝句”之体：“诗有长篇绝句，诗话所不载，虽唐人亦有不尽知者。孟浩然《上张吏部》云：‘公门世绪昌，才子冠裴王。出自平津邸，还为吏部郎。神仙余气色，列宿动辉光。夜值南宫静，朝游白禁长。时人窥水镜，明主赐衣裳。翰苑飞鹦鹉，天池待凤凰。’盖绝者，截也，亦可复续。合是此体，观者当自得之。”（《过庭诗话》卷上）。又有六言律：“六言绝句在在有之，八句律作者绝少。鱼玄机《寓言》云：‘红桃处处春色，碧柳家家月明。楼上新妆待夜，闺中独坐含情。芙蓉叶下鱼戏， 蝀天边雀声。人世悲欢一梦，如何得作双成。’又《隔江寄子安》一篇自出机杼，虽情落淫泆，而格调秀发，姑记之以备一体。”（《过庭诗话》卷上）。又论绝句诸体曰：“唐人作绝句，其法多般。亦须理会得法用，方能自作。大率作者多截去中四句，如王维‘金杯缓酌清歌转，画舸轻移艳舞回。自叹鶺鴒临水别，不同鸿雁向池来’，老杜‘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截去首二句与末二句者也。戴叔伦‘四郭青山处处同，客怀无计答秋风。数家茅屋清溪上，千树蝉声落日中’，刘长卿‘怜君一见一悲歌，岁岁无如老去何。白屋渐看秋草没，青山莫道故人多’，此截去后四句者也。武元衡‘艳歌能起关山恨，红烛遥凝边塞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张承吉‘晓风抹尽燕支颗，夜雨催成蜀锦机。当昼开时正明媚，故乡疑是买臣归’，此截去前四句者也。又王缙‘声名不论十年余，老大谁能更读书。林中独酌邻家酒，门外时见长者车’，此截去第三、四句与末二句者也，又属折腰格。若卢照邻‘世故相逢各未闲，百年多在别离间。昨夜秋风今夜雨，不知何处入空山’，皇甫冉‘道向毗陵岂是归，客中谁与换春衣。今夜孤舟行近远，子荆零雨正霏霏’，则折腰绝句，此类亦多。又有吴体绝句，如老杜‘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鸂鵣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是也。又有古风绝句，如李白‘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帽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是也。”四库馆臣批评此书论绝句，“有绝前四句、后四句、中四句诸体，是并不知先有绝句，后有律诗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所评不确，此说非溯源之论，只是谓绝句与律诗格律上的关联，“论绝句之法”，如此说并无不可。又其中提出折腰体绝句、吴体绝句、古风绝句等，四库馆臣未置批评，似有认可之意，也当为文体研究者注意。又卷下论诗歌诸体风格特征与写作要求曰：“大抵绝句要言约意该，余韵铿然。七言近体丰韵精爽，沉着婉曲。五言律溜亮痛快，点缀精奇。排律铺叙典实，顾盼远到。歌行突兀歇拍，脉络绵远。乐府风流激切，雅俗想兼。汉魏古诗浑厚和平，质而不俚。集古天然辏合，不加增损。拟古取格定意，去我从彼。吴体飘缈虚怯，松散放逸。”这些意见，简要精到，也颇有可取之处。
梁桥撰《冰川诗式》十卷。桥字公济，号冰川子，真定（今属河北）人。由贡生授四川布政使经历。四库馆臣以为此书成书于“嘉靖己巳”年。按嘉靖无己巳，当是隆庆己巳年(1569)，即隆庆三年。今有山东省图书馆藏明隆庆四年朱睦、梁梦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7册据以影印。
此书分定体（卷一、卷二）、练句（卷三）、贞韵（卷四）、审声（卷五）、研几（卷六、卷七、卷八）、综颐（卷九、卷十）六门，卷首附“诗原”总论诗学关键。“练句”谈句法，“贞韵”谈押韵，“审声”谈平仄，“研几”谈诗格，这几部分内容基本属于诗格性质，也与诗体相关。如“研几”部分把五、七言绝句分为实接格、虚接格、一意格、四意格、兴兼比格、兴兼赋格、折腰格、续腰格、连珠格、含意格、分应格、接应格、字应格、双尾格、单尾格、下句释上句格、隐语格、翻案格、点化格、夺胎格、换骨格等。五七言律诗有四实格、四虚格、前实后虚格、前虚后实格、前多后少格、前开后合格、前散后整格、前整后散格、一字贯篇格、二字贯穿格、一字血脉格、三字栋梁格、一句造意格、两句立意格、字相连续格、句相照应格、接项格、充股格、纤腰格、续腰格、归题格、藏头格、单抛格、双抛格、单蹄格、双蹄格、牙锁格、一意格、钩锁连环格、顺流直下格、内剥格、外剥格、兴兼比格、兴兼赋格、比兴格、抑扬格、颂中有讽格、美中有刺格、物外寄意格、雅意咏物格、雄伟不常格、想象高唐格、抚景寓叹格、专叙己情格、感今怀古格、先问后答格、应字格、无题格等。由于特定的格与特定的体相联系，因此，这些诗格论也具有文体学意义。
《冰川诗式》的文体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定体”和“综颐”两门。《定体》两卷，根据不同标准，把古今诗歌分为五十三类，分别是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六句律、六言绝句、六言八句、六言排律、七言六句律、七言五句、九言诗、九言古诗、一字至七言（“七言”疑当为“七字”）诗、一字至十字诗、五七言诗、三五七言诗、四六八言诗、长短句、回文诗、和韵回文、反复体、离合体、借字体、联句诗、集句诗、首尾吟、古乐府、谣体、讴体、骚体、辞体、操体、歌体、引体、问答体、五杂组、三艳妇、四愁诗、五噫歌、藁砧、上留田、禽言、虫言、诗余、和韵、回文、创拟。梁桥以为这些都是“诗之正体”（《冰川诗式》卷二）。正体之外，又附录各种杂诗，计有璇玑、藏头、歇后、盘中、字谜、物谜、物名、数名、卦名、州名、支干、建除、易言、难言、大言、小言、危言、十七言、十九言、二十三言、三十言等。每种诗体，多引前人资料论其源流演变、体制特征、写作要求等，亦间出己意；论述之后，收录此体代表作品，并于题下附点评，最后总结写作要领。如卷一“七言绝句”论曰：“七言绝句始自古乐府。《挟瑟歌》、梁元帝《乌栖曲》、江总《怨时行》等作皆七言四句。至唐初始稳顺声势，定为绝句。绝句者，四句不相联属。或云截取八句律之四句，或云绝妙之句。”论后收录王维《寒食汜上》、陆龟蒙《江南》、李峤《奉和圣制幸韦嗣立庄应制》、杜甫《赠花卿》、《绝句》等。每题之下各有点评。如评《寒食汜上》曰：“此诗其法前散后对。”评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曰：“此诗四句，意不相连属。”最后总结七言绝句写作要领曰：“凡作七言绝句，如窗中览景，立处虽窄，眼界自宽。题广者取远景，寸山尺水，愈觉其遥。取近景，一草一木，皆有生意。言从字顺，辞从兴底，命意臻妙，句少而意无穷，方为作者。”全书所涉各体，其体例与内容大致如此。唯引文不标出处，前人之论与作者之见难以区分，是为不足。
“综颐”门专收前贤论诗言辞，时时附以己意，更接近“诗话”性质。引文同样无出处，影响此书文献价值。然其中颇有他书罕见材料。如卷九揭示诗歌各体声情特征曰：“诗之名曰诗者，五言章句整齐，声音平淡；七言章句参差，声音雄浑。曰歌者情扬辞达，音声高畅；曰吟者情抑辞郁，音声沉细；曰行者情顺辞直，音声浏亮；曰曲者情密辞婉，音声谐缛；曰谣者情谲辞寓，音声质俚；曰风者情切辞远，音声古淡；曰唱者与歌、行、曲通；曰乐歌者情和辞直，音声舒缓；曰叹者情戚辞老，音长声绝；曰解者与歌、曲、叹、乐通；曰引者情长辞蓄，音声平永；曰弄者情活辞丽，音声圆壮；曰清者情逸辞激，音声清壮；曰辞者情长辞雅，音声平亮；曰舞者情通辞丽，音声应节；曰怨者情沉辞郁，音声凄断；曰讴者情扬辞直，音声高放；曰骚者情深痛加而极其愤；曰赋者辞语富丽，事意详尽；曰操者情坚辞确，阨穷不失；曰盐者与行、吟、曲、引相类；曰篇者情明事遍，不遗余意。以至曰别、曰调、曰思、曰哀、曰啼、曰咏、曰文、曰章、曰诔、曰箴、铭、赞、颂、无题，则各有意义，辞情音声亦异，不能缕陈，而总谓之诗。”又同卷论诗的组织结构曰：“诗贵三停：有起，有中，有结。凡起，古诗要混沦包括，语整意圆；五言律诗要声稳语重，七言律诗要声起语圆，绝句要平实，第一、二句是。凡中，古诗要反复变化，意真语畅；律诗颔、颈疏通拔（疑衍一字）；绝句要精要，第三句是。凡结，古诗含蓄不尽，意重语轻；五言律诗声细意长，古言（当为“七言”）律诗声稳语健，绝句健决，第四句是。”又论诗体曰：“诗有体。如作一题，须自斟酌，或骚，或选，或唐。骚不可杂以选，选不可杂以唐。首尾浑全，不可一句似骚，一句似选，一句似唐。”这些意见，都表现了辨体意识指导之下的诗学观点，值得研究者重视。
王昌会④撰《诗话类编》三十二卷。王昌会字嘉侯，上海人。《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四”收录王昌会《诗话汇编》三十二卷，应为此书别名。该书成于明万历丙辰(1616)年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刻本。
《诗话类编》是对历代诗话的分类集纂之作，性质近乎宋代阮阅所编的《诗话总龟》。全书分为体格、名论、帝王、忠孝、节义、夙慧、科第、神仙、鬼怪、方外、宫词、闺秀、妓、题咏、考订、品评、诗赏、诗遇、诗穷、诗弹、诙谐、感慨、谶异、高逸、吊古、哀挽、梦幻、规讽、杂录，共二十九类。该书以体格置于书首，大概体现其以文体为先的思想，这一部分集中采录了历来诗话中的文体史料。所谓“体格”包括“诗体”与“诗格”：
风雅颂体、赋体、古乐府体、古诗体、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律体、排律体、绝句体、联句体、诸体、一字血脉格、一字贯篇格、二字贯穿格、数字连序格、钩锁连环格、单抛格、双抛格、内剥格、外剥格、前散后散格、前多后少格、句相照应格、明暗二例格、兴与比兼格、兴兼赋格、接项格、交股格、牙锁格、应字格、扇对格、四对格、折腰格、偷春格、回文格、歇后格、借韵对格、流水句格、错综句格、葫芦韵格、辘轳韵格、平头换韵格、促句换韵格、平仄各押韵格、古今韵、音韵辨、公取古诗句格、失律格、诸格、五仄格、破题格、对句格、用字格、叠字格、叠实字格、下三字用经史格、押字格、三言诗格、九言诗格、诗止三句格、止五句格、一字至数字诗格、绝句格、诗藏人名格、诗藏药名格、以时为体、以人为体、杂论体格。
所谓“格”，主要指诗歌的特殊表现方式，如字法、句法、用韵等方面的特殊方式，但这些方式有时与文体也密不可分，所以诗格有时也就含有诗体的含义，如“回文格”、“三言诗格”、“九言诗格”等。卷二“名论”采录历代诗话中论诗名言，其中亦有不少文体史料。如：论七言、论五言、论律、论绝句、论乐府、论长篇、论讽谏诗、论荣遇诗、论登临诗、论征行诗、论赠别诗、论咏物诗、论赞美诗、论赓和诗、论哭挽诗等内容。《诗话类编》中每种体格都收录前人论诗的相关材料，如“诸体”：
诗体有曰歌者，其体近古，如《五子之歌》、《长恨歌》、《五噫歌》；有曰歌行者，如《麹车行》、《放歌行》；曰咏者，如《选》《五君咏》、储光羲《群鸱咏》；曰操者，如辛德《水仙操》、牧陵子《别鹄操》；曰唱者，如魏明帝《气出唱》；曰弄者，如《古乐府》内《江南弄》；曰哀者，如仲宣《七哀》、少陵《八哀》；曰愁者，如《寒夜愁》、《玉阶愁》；曰思者，如太白《静夜思》、《长相思》、韦应物《莫相思》；曰乐者，如齐武帝《估客乐》、朱藏贾《古城乐》；曰别者，如杜《新婚别》、《垂老别》；曰集句者，谓聚集古人诗句为一篇也。曰口号者，或四句或八句，草成速就，达意宣情而已也。他如《选》《名都篇》、《白马篇》，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如汉武帝《秋风辞》、《木兰辞》，因其立辞之意，曰辞。如《蜀道难》，即古歌辞之类，以其错综用句，曰长短句；如《兵车行》，体似行书，曰行；如《古霹雳引》、《走马引》、《飞龙引》，述事本末，曰引。如古《陇头吟》、孔明《梁甫吟》、相如《白头吟》，悲如蛩螿，曰吟；如古《大堤曲》、梁简文《乌栖曲》，委曲尽情，曰曲；如沈炯《独酌谣》、王昌龄《箜篌谣》，词通俚俗曰谣。如古《楚妃叹》、《明妃叹》，感而发言，曰叹；如《选》四怨、《古乐府》内《独步怨》，怨愤而不怒，曰怨。
“诸体”既简述每体的特点及命名原因，又举例说明。然此段文字未标作者和出处，似乎综合元稹、姜夔、严羽等人之说，又似乎加进了作者自己的语言，确不易判断。《四库全书总目》谓“是编摭拾诸诗话，参以小说，裒合成书。议论则不著姓名，事实则不著其时代，又并不著出自何书，糅杂割裂，茫无体例，亦博而不精之学。”王昌会自谓“是编纂辑成书，无敢妄作，间有数条相合，大同小异，如题红叶、题三娘墓故事，诸书错综互见，无所取裁者，漫加笔削，汇成大观”。（《诗话类编•凡例》）该书除个别文献之外，大多引文既无作者，又无出处，又经编者笔削，所以造成史料来源的含糊。我们怀疑书中可能还包括作者自己编写的内容，不一定全部是对前人的辑录。此书与宋孟清的《诗学体要类编》相比，篇幅要大得多，但宋书史源标志清晰，而王书的史料更为复杂，我们不清楚这些材料的准确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个人的观点。但《诗话类编》在当时颇有影响，如费经虞的《雅伦》多引此书，尤其是关于诗格部分征引甚多。
费经虞撰，费密补《雅伦》二十六卷。该书常见版本为《续修四库全书》本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两种皆据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影印。另有齐鲁书社2005年版周维德整理《全明诗话》本，据雍正刻本整理，二十四卷，与康熙本卷数不同，序跋亦有异。费经虞(1599-1671)，字仲若，号鲜民，门人私谥“孝贞先生”。成都人，崇祯年间举人，曾任云南府同知，《江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有传。费密(1625-1701)，经虞子，字此度，号燕峰。经虞曾为明朝官员，而此书成于清代顺治年间，刊行于康熙年间。历来目录之家，或系之明代，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或系之清代，如《续修四库全书》。此按惯例列入明朝。书名为《雅伦》，乃取《书》“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之意。此书写作时间相当长。经虞在书后“叙”中说：“《雅伦》成于汉中，所见典籍犹少。既举族而南，居于江都，姻戚杨公研涟架上卷轴甚富，遂得遍观。儿子复时时假于亲戚，再加补葺，更七八载，比前颇备。”此书的性质是私塾诗学教材一类的书籍。费密在后记中说“《雅伦》一书，先子孝贞先生客沔县时乡塾中编次以训密者也。”其体例是先集前贤诗话等论述，加以断语，再选文为例证。如“楚辞”先录司马迁以来关于屈原与楚辞的种种论述，加以按语，然后选《离骚》等篇，篇末又加评点。该书大量选录历代诗歌，颇似选集；又集古代诗歌基本术语概念、韵部，便于查找，颇似类书，可谓集诗评、选本与类书于一身。作者的诗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卷八“琐语”之中。这部分可作为独立的诗话。《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在诗学上“大致于古宗沧浪，于近人宗弇州也。”
全书共二十六卷。卷一“源本”、卷二“体调”、卷三至卷十四“格式”、卷十五“制作”、卷十六“合论”、卷十七“工力”、卷十八“时代”、卷十九“针砭”、卷二十、二十一“品衡”、卷二十二“盛事”、卷二十三“题引”、卷二十四“琐语”、卷二十五、二十六“音韵”。全书差不多涉及诗学各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文体的论述，遍及全书，然集中于“体调”、“格式”二部分十三卷中。“体调”的含义近于今人“风格”。有“以朝以年而论的”，如建安体、黄初体等；有“以诗体而论”的，如选体、柏梁体等；有以人而论的，如苏李体、曹刘体等。这种分类受到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的影响，但又增加一些后人诗体，如元遗山体、杨廉夫体、李何体、袁中郎体、钟谭体。
“格式”包括诗的体裁与诗法诗格。诗的体裁：楚辞、赋、乐府、歌、行、歌行、讴、诗、成相、吟、辞、引、咏、曲、篇、艳、畅、操、叹、哀、悲、思、愁、离、别、乐、铭、繇、诵、祝、谚、语、言、赞、箴、戒、诔、职、噪、酒令、占、谶、嘲、判、诅、诀、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柏梁、四言、三言、六言、六言律诗、五言六句、七言六句、七言三句、五句、促句、四声、五仄、口号、问答、藏题、双声叠韵、谜虎、拟古、补古人诗、取古人诗、隐括古诗、联句、六言五言相间、一句三言一句七言相间、半七五言、半五六言、半五七言、一字至七字、一字至九字、一字至十字、四六八言、二四六八十言、璇玑图、五言四韵（近体）、七言四韵（近体）、五言二韵（绝句）、七言二韵（绝句）、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以下杂体）建除、六府、四色、四时、人名、将军名、宫殿名、屋名、数名、兽名、鸟名、草名、药名、树名、郡县名、百姓名、船名、车名、二十八宿、六甲、二十属、五行十干、星名、八音、针穴名、龟兆名、相名、道里名、藏名、歇后、十无、离合、回文、叠字、覆窠格、十离、八至、六忆、十索、大言、细言、难言、易言、了语、不了语、乐语、醉语、馋语、滑语、吃语、危语、暗意、恨意、远意、禽言。每种文体皆有诗为证，并引前人对该体的论述，再断以已语。这部分收集了相当丰富的文体史料，也反映出费经虞对于文体的渊源流变的观点，集中起来就是一部简要的诗歌文体概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
自唐代以来，诗格盛行。《雅伦》另一个价值是对各种诗格进行阐释。其中论各类律诗的格法有一百一十多种，用韵的格法有十八种。这些格法据费经虞的解释，与文体的关系相当密切。以往论诗格颇多，但《雅伦》把各种诗格系之具体的诗体，颇有特点。比如“五言近体格法”包括大格、麟趾格、垂绦格、雀屏格、垂绦变格、雀屏格、并蒂芙蓉格、流水格、蜂腰格、江左格、中分格、四平格、四仄格、古格、拗体格、偷春格、散格、重云格、夹起格、扇对格、一字贯篇格、牙锁格、一字血脉格、纤腰格、钩锁连环格、单抛格、内剥格、外剥格、秋蝉鸣树格、飞鸢格、春树藏莺格、山连水断格、分应格、仄押格、叠字格。经虞各举诗例为证，并简要论述各种格法的特征。比如“麟趾格”就录苏味道、李峤、苏题之诗为例，然后总结道：“八句皆对，古谓之麟趾格，如麟之行步整齐也。”又如“雀屏格”，经虞谓“前四句不对，后四句对，名雀屏格，言如孔雀之尾丽于后也。”这些原先看似形象实则偏僻难懂的术语在费经虞的阐释下意义变得相当醒豁，这些阐释有助于理解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
费氏父子在思想史上地位已为人注意⑤，《雅伦》在文体学史上也应该有一席之地。江都许承家《雅伦序》谈到历来诗话的缺陷时说“然人为一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或得此失彼，或存甲缺乙。……未有集诗法之大成者。成都费鲜民先生之《雅伦》出，而后古今体格、名辈才华始兼而不遗。”言外之意，《雅伦》就是“集诗法之大成者”。又谓“是书当与《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同垂不朽矣。”所评不免过誉，但该书在研究古代诗歌文体方面，确有集成之功。《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此书乃未为精密”，还指出其中舛误之处。的确，从文学批评角度看，这些分类也许显得琐碎，有些分类也不科学。但是从文体史料角度看，则该书汇集了极为详尽的材料，包括一般文学批评著作所不提的少见文体，差不多是一部古代诗歌文体词典。
以上简要介绍了六部明代诗话在文体学及文体史料学上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保存文献上，更因其反映了明代诗学思想和创作倾向，丰富、深化了古代诗歌文体研究，值得引起明代文学研究者注意。然而，这六部诗话在文学史上影响甚微，长期以来不为学术界关注。清何文焕《历代诗话》、近代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都不予收录。近年齐鲁书社出版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收录明诗话91种，最称完备，但上文介绍的《诗法》、《诗学体要类编》、《过庭诗话》、《诗话类编》仍未收录。一般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也很少提及这些作品。至于诗文评之外的笔记、类书等，其文体学史料及文体批评价值，就更为学术界所忽视了。这种现状表明，系统发掘、整理明代文体学史料，已成为明代文体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当务之急，对于拓宽明代文体学研究史料来源、探讨明人文体观念和文体学思想，乃至推进整个明代文学批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说郛》卷七十五上，中国书店1986年版。
②详参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③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的争议，可参考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中国古籍研究》第1辑；汪涌豪《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王运熙《〈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新民晚报》1995年10月30日；祖保泉、陶礼天《〈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少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中国诗学》第5辑；祖保泉《再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江淮论坛》1997年第1期。
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该书作者误署为“王昌曾”。
⑤胡适《费经虞与费密》一文称“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的风气：他们真不愧为时代精神的先驱者。”（《胡适文存》二集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