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溶金。起伏的山峦红装艳裹，更托出“黄云万里动风色”的壮美。我脚下这片土地，身旁这段残垣断壁，是30年前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方。当年对我呵护有加的老妈妈、大半辈子呕心沥血操劳的老队长都悄无声息去了，我一千个日夜居住的小土屋仅存风蚀雨剥后的残壁，残壁上爬满了长青藤，在日月辗转的余晖中尽情昂扬生长。
30年前，踏上这一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作为社会人进入社会了。那是高中毕业后的第3天，1975年7月16日。下乡知青的车队仅到公社，队上的保管员，人们敬称他林幺爸，把我领到这里。我在多部著述里提到的老妈妈，就是林幺娘。这位已经养育了5个孩子、豁达慈祥的农村小脚妇女，把孤苦无援的我视为第6个孩子。这个家因有队一级干部，并且是保管员，日子比其他人稍好一点。而稍好一点，也仅仅是可以保留几个鸡蛋。我来林家“混”饭吃，老妈妈总要在我的饭碗里“埋”下一个鸡蛋，还有几滴油珠。同桌的兄弟姊妹们视而不见。每当自己回想起那情景，感动与歉疚油然而生。如今我的孩子也接近自己当年下乡的年龄，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鸡蛋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志向的事情。
老队长身子瘦小，略有残疾，走路一蹶一跛，但精力充沛。他公而忘私、凡事身先士卒，赢得方圆几里的乡亲们交口称赞。他口才极好，记忆极好，队上开会，什么政策呀、形势呀，口若悬河。一年到头披星戴月，率领我们开山劈岭，“敢叫日月换新天”。石坡上种起了庄稼，禾苗虽然倔强，毕竟弱不禁风，一年又一年的辛劳，并没换来“新天”，乡亲们依然食不饱肚、衣不遮体。老队长常常荷锄而立，仰望苍天，浑浊的眼神分明闪着无奈的质疑和无限的惆怅……
夕阳下不再有呛人的炊烟漫过田垄。人们烧起了煤。我是坐朋友的小车来的。当年肩挑谷子送公粮的羊肠小路已变通衢大道。来的路上，找不见记忆中的那山，那水，那田坎。一起披星戴月犁田打耙的同龄人都外出挣大钱去了，留下老婆孩子，和一幢幢翠竹掩隐的砖房。看到这些生龙活虎的孩子，我想到鲁迅《故乡》笔下的“润土”。这些孩子，与他们父辈的童年相比，可谓天上人间。物换星移，时代与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尽管中国农村的变化参差不齐，还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贫困依然对他们虎视眈眈。毕竟，在农村大片土地上，“换了人间”。
我们这代亲历了改革前后两条路线对社会发展产生什么作用的人，对小平说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感同身受，对今天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有强烈的历史视角。脚下这片土地的变化是我观察社会的基点。问题再多，矛盾再尖锐，都不可抵消改革发展给国家带来的光明前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任何时候都坚定改革才有出路的信念和始终为改革辩护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十六大报告如是说。实践着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想想改革前的20多年，比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设置出来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带有很强的钢性，哪怕是小小的触动，都可能遭致灭顶之祸。如不是“文革”十年浩劫导致物极必反，改革还将延后。从1978年拉开改革序幕，到1992年确立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了整整14年，其间反反复复若干次回合，悲壮而凄美，足以见传统体制的钢性之强。即使在已经确立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两届新任国家总理在记者会上也先后表达出“淌过雷区”及“苟以国家生死与”的“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气概和决心，昭示了推进改革所遭遇的悲剧冲突。为什么说改革经济体制需要“巨大勇气”，也就昭然若揭。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伤害曾经作为共和国经济基础和支柱、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变国家的经济成分结构，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进而改变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这些，会不是天大的事？会不承担社会阵痛的责任？会不是悲剧角色？
既然改革到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步，国有企业必将彻底失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优势，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其传统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历史把改革发展的决策者、实施者推到二难选择的风口浪尖上——要么回到传统体制，更弦易张；要么执意推进，改革国有企业。事实上，作为改革的决策者、实施者没有选择的余地。1992年，市场经济早已势如破竹，在争夺市场的较量中，不少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有企业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你纵然有天大的力量和智慧，也不可能把迅速膨胀的这个市场经济“魔鬼”再放入魔瓶了。唯一的选择是改革国企，而且刻不容缓。这就是历史趋势。任何历史人物推动国企改革，触动共和国的国脉，都可能是悲剧角色，都可能背负一世的“骂名”。
中国该不该改革？这个早在26年前就非常明了的问题，在面临众多时代沉疴、社会沉疴，特别是工人的横向比较境遇普遍下降的今天，却变得扑朔迷离。作为经历了两个时代的我，痴心如初：中国选择改革，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选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对外开放，选择处理国际关系和维护国家利益时遵循求同存异、“和平崛起”的原则立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的一步。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十六大报告已经作出权威性的评述。我不再赘述。既然要改革，就必然要与传统势力、习惯势力短兵相见，“到疆场彼此弯弓月”。马克思早就说过，新生力量在出现的初期总是柔弱的，总是带有悲剧性的。这是因为当历史把改革者推上登上政治舞台后，把历史的使命重重地压在他们肩上的时候，这些改革者往往是以个体对抗传统势力、习惯势力的明枪暗箭，难免寡不敌众、防不胜防、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注定了力主改革的政治家们，往往是悲剧结局，其行动，每一次都是悲剧性选择。
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致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习惯势力、传统势力没遭受致命一击。几番博弈，这些习惯势力、传统势力从两个方面破坏改革。一是利用传统体制赋予的绝对权利掠夺改革成果，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成为社会“新贵”，从而改变了改革的性质，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动摇改革的社会基础。二是用过去的“理论上的圆满”和“局部的圆满”与今天“社会新贵的罪恶”相比较，蛊惑人心，离间人心，使本身就在风雨飘摇中举步维艰的改革充满变数。明明是传统体制弊端所形成的势力利用社会转型新体制还不健全趁机吞噬改革发展成果，他们要说是改革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明明是改革必将铲除这些罪恶，他们要说是改革保护和纵容了这些罪恶；明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承受破坏力量所转嫁的阵痛而忧心如焚，虽然推出一个个举措，却常常在“过程”中被窜改、“走形”，他们要说这些决策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向前迈一步，还是回过头来治理整顿，总会被传统势力所利用，成为新一轮掠夺社会财富和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机会。而这些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又成为另一股反对势力借此攻击改革的口实。改革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全局的眼光、发展的眼光，那是政治家们的事，老百姓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个人的利益。面对改革发展进程中老百姓眼前的、个人的利益严重受损，谁来“买单”？反对派决不会把“买单”的责任推到传统体制性弊端派生出来的“社会蠹虫”那里，极力把人们的视线移到力主改革的政治家身上，坚持认为，这些力主改革的政治家才是“社会之罪”的始作佣者。历史上，任何一位改革者都面临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担改革之痛、千夫所指的风险。今天的改革，也难以跳出历史的铁律。
何况，发展市场经济本身也充满政治风险——那就是改革发展能不能很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是虽有血亲联系却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主要体现为自由竞争，注重效率，本身不承担公平的责任。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看得见的手”，则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一个艰难的互动过程。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人们的创造力和进取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是“赢者通吃”。自由竞争的胜利者再次占据优先享用资源的地位，如此循环发展，在增长的乘数效应中演绎着惨烈的市场厮杀，包含着深刻的“恃强凌弱”的社会不公。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由此引发出来。三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给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提出了如何解决非公平增长的难题。事实上，对公平的追问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历史。经历了一次次剧烈的社会震荡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才日趋完善。我们今天在发达国家看到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在资源配置“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承认“资源配置不公”、“赢者通吃”，同时注重“再分配”，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受益。而“再分配”往往是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到此，市场经济体制寻找到了维系社会公正的支点。我想，这也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最终果断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证基础。
但是，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就把“公平”放在了“效率优先”的从属的、“兼顾”的位置上。这不仅有因历史的陈见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误读，更有在市场经济初始时期发展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归咎了传统体制的弊端，而忽视新起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严重的弊端，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矛盾。
改革之初，邓小平就严肃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那真的就走上邪路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别到全局，本身就是一个非均衡发展的过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这“两个让”本身也是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导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大前提就是社会公正。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正已经深入人心。非均衡发展必然挑战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一不小心，都会导致制度危机。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而且也暴发了一批超富群体。更严重的是这批超富群体并非都是“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而其中不少人是通过传统体制弊端的力量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弊端的力量致富的，富裕之后不仅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却常常恃强凌弱，践踏社会秩序和法制，把向来乐天安命的老百姓搅得无法安宁。社会地位“高”而自身素质低，这是暴发户们的通病。而他们突出的社会地位加重了他们低素质的有恃无恐、践踏社会公正的行为的社会危害。
社会主义从理想到实践，最初是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窒息社会活力的弊端日愈突显，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验，使人们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之后选择发展市场经济，又是20多年，人们再也经历不起一次信仰危机了。如果说，现代网络是抒发民意的地方，那么，在网络世界，怨恨之声充塞其间。与改革之初普遍支持改革的民意相比，如今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至少已初露端倪。2005年在全国铺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起因之一就是解决一些共产党员信念动摇的问题。
而经济发展本身也关山险阻——这就是“现代化的陷阱”。圆明园防渗透工程在专家们之间和全社会里激起千重浪，绝不仅仅是对这个工程本身是否科学的质疑，因为更根本的难题是北京城市扩展速度过快致使整个自然生态循环系统被破坏。这个根本性的难题没有解决，圆明园湖的湖水最终会枯竭，所有的补救措施不过是苟延残喘。还有上海城市下沉速度加快的问题、珠江口海水倒灌问题。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往往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一份专家调研报告揭示：按绿色GDP计算，如果扣除环境治理的费用，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是负数。即使这个论断没有权威性，仅此给我们以警示，说生态危机是悬在我们经济增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恐怕并非危言耸听，在知识界已取得共识。改革发展需要考虑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经济发展难道不需要考虑自然可承受的程度？进而论之，经济增长与消耗资源相关。我国资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国际平均值，2003年我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的55%，钢材占26%，煤炭占30%，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是世界的1/4。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已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顽疾，深层次的问题是透支子孙的资源来支撑今天的高速增长。这些，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包括不少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的政绩追求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贪婪而疯狂地榨取财富等问题。再进而论之，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不知不觉”成为世界加工工业中心。品牌是他人的，知识产权是他人的，由此90%以上的利润进入他人腰包。相反，我们则付出100%的环境污染成本。这些，使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本身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布局不尽合理的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更大。中国经济，常常在布满风险的雷区里驰行。
仅仅粗疏一掠，已足见改革发展的艰辛与风险了。人们的迷惑和质疑有现实基础。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解决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迷惑和质疑。既然惟有改革才有出路是不可动摇的大前提，支持改革也就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知识分子，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性和传统，有“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自责意识。真心支持改革，就不仅对一切阻止改革、破坏改革的言论旗帜鲜明地给予回击，对改革发展中出现和问题和矛盾，也不能回避。“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常常是知识分子们的自然喟叹。
中国改革发展已经走过20多年。20多年来，走的是一条渐进的、以点（试点）带面的发展路径。1/4世纪的时间不算短，在一轮又一轮的“效益优先”的重复过程中，演绎出深刻的起点不公，积累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起点不公，即使程序合法，必然会是更严重的结果不公。从结果上看，这个合法的程序也就无正义可言。社会公平与正义成为突显的问题。缺失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然矛盾重重，风险重重。世界的一切问题和矛盾都因非公平、非正义而起。国家的责任就是在发展与公正之间找到平衡点。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公平与正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是制度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是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重大转折，转向公平正义的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执政要求。相信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落实，非均衡发展中留下的非公平问题终将化解。我常说：杜鹃啼归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朋友们问，东风是谁。我说：东风就是社会公正。
写到这里，读者也就能理解这部书的中心议题了。改革发展与社会公正是我审视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的基准。这部书稿用3年多的时间落成，是我从深圳到北京到成都，再从改革发展一线回到社科院后继续与改革同行继续追踪改革发展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所作的思考。它或许不能算是一部严格的学术专著，这个“严格”是对学术著作结构的模式化、系统化而言。按这样的要求，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循规蹈矩。改革还在进行中，提炼出改革发展的模式恐怕为时过早。我仅仅是选了一个点：2003，这个历史的拐点。这一年，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转折。这个重大转折，本身就有突出重围、走出晕旋的意义。这个拐点前后出现的热点、难点非常有思考的价值。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实践，我无法也无力用僵硬的理论框架来约束自己的谋篇布局。我只能从几个角度切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剖析，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只能望读者去领悟了。比如，我之所以把《文明的演进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作为本书的跋，是因为中国存在一个弱势群体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观察，弱者的力量，带有自然力的力量。对自然力只能敬畏。这个基本道理，为什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能明了呢？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人大会后答记者问时提到“穷人经济学”，表明了中国政府将着力于维护穷人的利益来平衡改革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关系。
知识分子带有天然的批判现实、批判社会的特性。但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批判的使命，还有建设的使命。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有对历史趋势的敏锐的洞察力，还有向人们讲清历史的真相、走向的责任。批判的目的，不是激化社会矛盾，加大整治的难度，把社会带回过去，而是引向未来。在这一点上，同样是“世间疾苦，笔底波澜”，却划出了知识分子先进与保守的界线。不错，决定木桶容量多少的是那块最短的木块。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因为最短的木块决定容量而无视还有更多的长木块呢？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指出体制的缺陷和缺陷的恶果，还要提出补长木块的办法。
沐浴这夕阳的余辉，母亲呼儿回家的声音更显得天地之宁静。我眼前晃动的是：改革带着满身的问题和伤痕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支持改革的人们何尝不是满身的伤痕。包括吴敬琏在内的知识分子不是也遭来骂名吗。我突然联想到在这段残壁里，当年读鲁迅《野草》里的《过客》的情景：那个满身伤痕的独行者，执意前行。前面究竟是墓场？还是鲜花？取决于是带着老人的告诫，还是带着小女孩的希望。无论如何，只要前行，即使满身伤痕，生命因此而辉煌。这些年来，我不感到孤独，虽然也招致了一些误解，但更多的是支持和鼓励。我此，对这些从不认识的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2005年9月19日
《转型期中国改革与社会公正》，陈伯君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目 录
林凌：序：不为浮云遮望眼
第一章 发展的困窘：非均衡发展之痛
一、非公平经济增长中的西部
西部问题，仍是中国问题
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
大一统政策的“非中立”缺陷
实力、条件不均等的市场竞争
逆向的“边际效益”
推动经济公平增长
二、希望的田野怎么啦?
说出“城市带农村”的真相
都是“带”字惹的祸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促进农民增收
确立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地位
第二个太阳
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生态化”时代与中国农业前景
三、市场经济混乱的症结何在？
信用缺失何以支撑契约经济
道德的人本主义原则
伪道德泛滥是信用缺失的根源
道德缺失必遭报应
建设以人为本的道德体系
四、“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与“权力三化”
渐进式改革的代价
是什么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和变数
转变政府职能触及体制性弊端筑成的壁垒
五、外贸逆差给了我们什么信号？
不能走“逆差大国”的发展之路
宏观调控遭遇“投机政绩”与“投机经济”的双重阻击
发达国家给中国企业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涉外经济活动的深层次审视
六、叫缓“城市化”进程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叫缓”城市化进程
换个思路发展中国
第二章 力挺改革：淌过改革发展的急流险滩
一、弱势、强势、权势与社会公正
关注弱势群体与巩固工农联盟
冲破强势群体的利益结盟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与遏制权势腐败
影响改革的三种心态
二、产权改革可能遭遇政治风险
破解基本经济制度难题
现代产权制度是激活做强国企的体制保证
产权改革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
三、博弈五重奏：当前政府改革面临的阻击
政府改革中的悲剧精神
“党政分工”与“以党代政”
政府权“三化”与行政伦理
“投机政绩”博弈中央宏观调控
我看“吴敬琏现象”
政府“不作为”与公民社会发展诉求
鹿死谁手？
四、穿过“雷区”：改革的重点、难点及风险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国企改革的难点、风险
金融体制改革与防范风险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
第三章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一、谁持彩练当空舞？
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之魂
解决好3个关键问题
二、世纪之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新的伟大工程”
改革发展的愿景
理论创新的根本尺度
以革命为主导思想的选择——什么是社会主义？——世纪之光
“巨大理论勇气”
开拓新境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赋予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
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
三、宪政民主，走近、走进还是走好？
执政理念的新境界
“人民共和”的国家政治基本结构
中国化的宪政民主之路
宪政民主一路走好
四、铸造忠魂：忠诚与民族伟大复兴
忠诚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当前突出问题是“忠诚”品质的缺失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铸造“忠诚”的价值原则
忠诚是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五、第三次浪潮与中国农业
中国入世与农业安全
增长的极限
为土地使用权流转立法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企业化
六、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
绕不开的历史课题
究竟是什么决定大国盛衰？
是“和平崛起”？还是“强力崛起”？
第四编 不信东风唤不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信念不可动摇
坚定改革信念至关重要
谁在动摇我们的信念？
二、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感念温总理的“穷人经济学”
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善待国有资产应是改革发展的底线
三、中国工人，永远是共和国的脊梁
拾起失落的尊严
中国工人，永远是共和国的脊梁
工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四、与传统范式彻底决裂
突出重围的改革之路
“回到马克思”
五、民主政治，重在稳妥推进
肩负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重任
民主与执政息息相关
稳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对民主政治发展充满信心
六、对资本参与分配的法理思考
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
追问资本的创造力
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社会分配公平只能体现在再分配上
七、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的本质
“以人为本”的普世影响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八、市场经济能忌讳自由原则吗？
一个世纪的争论
掸去历史的尘埃
吃进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思潮
自由的原则与市场经济
九、必然律是自由的镣铐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吗？
自由是挣脱必然的羁绊
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
代跋：文明的演进与弱势群体的权利
附1：访谈录
《了望东方周刊》访谈：小平遗产与现实中国
《中国改革》访谈：政府改革面临的几个难题
上海《社会科学报》访谈：西部发展遭遇非公平经济增长
四川法制报《都市聚焦》专访：“权贵经济”是社会失衡的主因
《成都日报》访谈：在思想解放的时代做学问
附2：本课题前期研究成果一览表
后记：生命因你而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