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族地区“双重边缘”的区位型塑“治理重要节点”的地位，在现代性渗透中遭遇民族分裂势力的冲击，社会矛盾突出，治理难度很大。藏区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性、多方面、变异性、指向性等特征。目前，以“归拢人心”为目的的藏族地区社会治理方式的整体思路是增强国家认同，途径是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环境，并努力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政民关系。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未来期待是更加地“柔性治理”：突出社会建设，以“社会建设、生态保护”为中心；关照好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更要关照好其精神文化；以农牧民易于、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文化建设等；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等。
关键词：社会矛盾；社会治理；藏族地区
2013年习近平参加十二届人大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2015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这凸显了藏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性。藏区治理，素来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康”主要是指康藏地区，康藏的核心地带是甘孜藏族自治州辖地。学术界大量研究藏族地区历史、现实的治理经验[1]、当今的多种治理方式[2]、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等，较少分析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社会矛盾的治理是藏区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藏族地区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如此，但是，因其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促使我们还应更关注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基于此，本文旨在以甘孜藏区为例，研讨转型期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区位情境、社会情境、社会矛盾的特征以及治理诉求。
一、区位情境：“双重边缘”型塑出“治理重要节点”
甘孜藏区与其他藏区有共性，但因其特殊区位，社会治理困难重重。即甘孜藏区的治理可以为其他地方的社会治理积累经验，提供参考和样本。甘孜藏区的治理，之所以有这样的重要作用，源于它是联结内地和藏族地区的“中间圈”，它因“双重边缘”的区位型塑了“治理重要节点”[3]。
甘孜藏区处于内地—汉文化以及藏族地区—藏文化的“双重边缘”，同时联结双方，其治理状况也直接关联到双方。甘孜藏区是连接西南、西北乃至北方草原的交通孔道，也是西藏与内地交往的依托和锁钥，曾是内地通往西藏的“官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商道。甘孜藏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政治枢纽，曾经左右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及汉藏民族关系，是权力斗争的焦点地区，它的治理状况直接影响西藏并辐射西南边政。历史上，甘孜藏区是茶马互市的要津，抗战时期是最为重要的物资运输线，今天是“一带一路”上由东向西的重要节点。此外，甘孜藏区是藏彝走廊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于此[3]。
甘孜藏区既是“藏边”，也是“汉边”，甘孜藏区民众与其他藏族地区、内地的交往、交流甚多，因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容易在现实的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在在心理驱动下，心理的不平衡会更加强烈，这会使得藏族地区内部以及与周边地区容易产生摩擦。在藏文化区域，“卫藏”是中心，离“卫藏”较远的甘肃藏区、青海藏区、云南藏区、四川藏区等，都是“边缘”。“中心”与“边缘”，既是地理区位的，也体现在政权和宗教之上。历史上，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巨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全国支援西藏的援藏体制的影响下，西藏发展迅速，甘孜藏区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藏。不仅如此，甘孜藏区的发展也落后于青海藏区、云南藏区，甚至不如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行走于西藏与川藏之间，我们时常听见生活在甘孜藏区的藏族同胞说西藏的政策比他们好，西藏的藏族生产、生活等各种比他们好，实际上，就整个藏区而言，西藏地区的生产、生活水平确实比其他藏区略高一筹。
甘孜藏区更难与临近的成都平原相比，正因如此，所以很多有条件的甘孜人（也有很多西藏人）在成都市及其郊区购买房屋，用于养老、小孩读书等。交通不便是甘孜藏区最显著的脆弱性，甘孜人对此的相对剥夺感也非常强烈。2017年底，雅安市至甘孜州泸定县的高速公路才刚刚开通，这是甘孜州通往外界的唯一的高速公路。之前，常常听到甘孜藏族同胞说交通上的不便，的确，公路交通是行走在四川藏区的唯一路径。在西藏地区，现有拉日铁路（拉萨至日喀则），拉林铁路（拉萨至林芝）也在建设中。而且，也是因为交通，甘孜州与邻居雅安市也存在交通上的限制。318国道是雅安，甚至内地通往甘孜藏区的主干道，飞仙关至二郎山隧道段是这条路上的“咽喉”。二郎山地区山高沟深、地质复杂，气候多变、灾害频发，所以道路崎岖狭窄，常常堵车。翻越二郎山，不到100公里的距离，不堵车的情况下，要3至4个小时，一旦堵车，时间便没办法计算了。我们常常行走这条道路，深深能感知其中的艰难。当地人常说：“进去了，就不想出来；出来了，就不想进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道路艰难。也是因为如此艰难的交通条件，每当国庆、五一等重要旅游季节，游客无法进入甘孜州时，便会造成许多不便。与此同时，许多日日夜夜往返在318国道上的大货车因为长期行走在这条公路上运输物资，导致路面被压坏，使得原本通行艰难的道路，更加艰难。但是，自从雅康（雅安至康定）高速通车后，交通便利了许多，因交通不便而带来的矛盾也被化解了。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治理藏族地区的基本策略之一是“稳藏必先安康”，这是基于甘孜藏区“重要治理节点”地位。现实中，这也被“藏独”势力所看中和利用，使得“过去一段时间里，安多藏区和康藏地区显得有些不平静；相反，在卫藏，尽管偶尔会有些许风吹草动，但总的说来却是平稳得多。在社会科学异口同声地将中国边疆地区的问题归咎于名目繁多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时候，藏边地区的情况就极具挑战性了[4]。
二、社会情境：现代性渗透的消极影响及民族分裂势力的冲击
目前，藏族地区面临着现代性渗透的消极影响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的冲击，社会矛盾明显。
以藏民族为主要居住地的青藏高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文化、生态、社会三者间共生共存的独特系统，系统内部关系协调。藏族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是社会建构的价值基础；生态环境形塑着藏族文化，影响藏族社会；藏族社会为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护生态环境[5]。遗憾的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青藏高原上的西藏和四省藏区是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是长期以来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性不断渗透，生态、文化和社会结构发生剧变。这既严峻地考验着藏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也强化着社会成员的逐利性。社会成员的逐利性增强，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如草地的过度放牧，藏药材的过度采集）等恶化着生态环境。这使得青藏高原上共生系统及其内在关发生了演变。
具体说来，现代性渗透的消极影响，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发展至上的工业化旨趣、对GDP追求以及人口膨胀等，这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遭遇瓶颈。在微观层面表现为民众社会生活日趋市场化，市场风险加剧，而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有限。在社会群体这一中观层面，表现为资源争夺、利益纷争愈演愈烈，原有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还以新的方式呈现。如草场边界纠纷是藏族地区历史上常见的社会矛盾，随着虫草市场价格的攀升以及牧民大量采挖而不断加剧。采集虫草的销售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绝大部分农牧民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每年虫草采挖季节便是矛盾突发季。
现代性渗透下，藏族地区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此刻却遭遇民族分裂势力的巨大冲击，社会矛盾相对更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加紧对藏族地区的渗透。达赖认为“认定一个活佛，控制一个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他亲自撰写大量所谓“宗教经文”或宣传品，偷运入境，在寺庙散发。同时直接派人策划、组织和参与在藏族地区的分裂破坏活动[5]。目前，达赖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多种形式进行分裂活动，主要包括抛撒反动传单、书写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在闹市区抛撒“龙达”和不过传统节日（春节）、不举行佛事活动、拒领政府各类补助、不参加政府组织的送文艺下乡等。在“藏独”分裂势力的冲击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在同一方向上同步增长。藏族地区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重叠合力，使一般社会问题政治化、民族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危害性[6]。藏民族受宗教影响较深，宗教因素是民族机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相互影响和渗透。在藏族地区，社会问题往往牵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被打上政治烙印，容易产生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和行为[7]。
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藏族地区面临着双重矛盾、双重任务。双重矛盾，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双重矛盾长期存在，互相交织，深刻影响藏族地区。双重矛盾意味着双重任务，既要发展（目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脱贫攻坚），又要维稳。发展方面，藏族地区面临多重脆弱性交织[8]，贫困治理依然艰巨，维稳方面，稳定局面呈现，但问题依然很多。
三、矛盾特征：种类、来源多元且性质易变
复杂的治理情势下，藏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性、来源多元化、变异性、指向性等显著特征。
1.社会矛盾多种多样。藏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多样性被当地人概括为“内地没有的，我们有；内地有的，我们更突出。”其中，“内地没有我们有的”包括两类：一是从外部植入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是藏独势力破坏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二是从内部来看，主要是农牧民的社会生活逐渐市场化，而市场化又牵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形成内地没有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宗教信仰问题相关的，主要是农牧民的某些想法和行为与寺庙的主张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牵制。“我们这里啊，牧民不大敢明目张胆地卖牛，如果他白天卖，寺庙里的喇嘛看到了，就要威胁他，说不给他家念经。这样，牧民就害怕了。有的老乡没办法，只有偷偷摸摸地卖牛，一般就等晚上天黑了，用车子拉走。这样卖，价格就压得很低了，老乡就很吃亏啊！”民众之所以害怕寺庙不给念经，是因为信仰及生活惯习，一旦有这样的威胁存在，他们精神上便难以承受。
2.多方面的矛盾来源。藏族地区社会矛盾来自多方面，既有历史问题的遗留，也有现实发展中的新问题；既有经济进步中的问题，也有文化堕距，等等。
藏族地区历史遗留了一些社会矛盾，例如传统的资源纠纷多，持续时间很长，且容易发生群体性冲突。“在当前藏区的各类社会冲突中，草场资源纠纷一直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草场纠纷不仅多发易发，且难彻底根除；草场纠纷经常演变成为村落之间的群体性暴力冲突，造成伤人、死人和巨大财产损失等恶性后果，严重破坏藏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纠纷裁决过程中，冲突双方经常援引当地民间习惯法而不是国家法进行处置，这使许多人感觉国家法的权威受到了挑战”[9]。
目前，藏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生长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伴随城镇化出现的民间土地交易问题、失地农牧民问题等。甘孜藏区因为联结内地与西藏，地理、交通各方面优势明显，故有许多搬迁户移居至此，这些搬迁户会与当地百姓买地卖地，由于藏族同胞的法律意识相对缺乏，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土地交易问题。此外，与内地一样，藏族地区也存在着社会治安问题，如偷盗车辆、偷盗牦牛等。
3.社会矛盾容易发生性质变化。在民族分裂势力挑拨下，藏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容易发生性质变异。在藏族地区，一个简单的矛盾与纠纷，往往夹杂多重因素，导致其性质发生变化，难以解决。
首先，各种纠纷发生后，一旦分裂势力插手，就容易转化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甘孜的社会治理中，矛盾纠纷等社会问题与宗教因素总是牵扯在一起，容易变成政治问题。比如征地中的一些细小的矛盾纠纷，就有可能变成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一般的草场纠纷、沙场纠纷等，很容易转变为政治问题。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其实很正常，在各个国家都会有，但是被反对势力煽动就会讹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国外的媒体，有时候容易不分是非，胡乱报道，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噱头，通过这些爆料，他们可以对我们进行攻击。”（访谈记录：20140728-GZ-ZFW-YWW）
其次，民间个体纠纷容易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甘孜藏区素有的地缘、血缘、族群、信仰紧密联结的团结方式，使得家族—村庄有着极强的内聚力，这既体现在生产生活中的互帮互助，也体现在解决矛盾和纠纷时的群体性集合，即民间社会长期存在着以“群体性”来解决问题的惯习。主要表现为一旦发生纠纷和矛盾，村民们不是个体性地调解、商谈，往往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甚至更多的群众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当一群人聚集起来后，如果受到非理性的言行的刺激，就会出现群体围攻、群体对峙的场面，使得原本简单的纠纷矛盾瞬间复杂化。调研时发现，一个牧民家被盗牦牛13头，发现牦牛被盗后，就有失主家的亲戚、朋友、村民共70多人，几天时间团团围住购买赃牛的屠宰场，使得个人问题很容易就变成群体性问题。
4.矛盾更容易指向基层政府。藏族地区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焦点更容易直接指向基层政府，这是基于政府在藏族地区发展中的刚性优势[10]以及民众对基层政府的高度依赖。此外，藏族地区社会组织发育极为有限，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缓冲带”，加之民众贫弱，有问题、有困难也只能找政府，于是矛盾和问题便不约而同地指向基层政府。“我们这里出现了偷牛盗马，接下来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大量的、大规模的老百姓向政府提出各种诉求，既有合理的，也有未必合理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民间冲突和纠纷的不断升级所导致的。”（访谈记录：20130808-GZ-GZZ-GD）
可以说，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小政府、大社会”结构不同，我国自古便是“大政府、小社会”结构。西方治理理论在其“小政府、大社会”结构下一直倡导着“政府退、社会进”，在我国，可以说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一直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藏族地区亦不例外，基层政府在各个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换言之，在藏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将不断发挥作用，不断地“进”，只是需要更“艺术”地“进”。
四、“归拢人心”：当前藏族地区社会治理方式及其成效
藏族地区社会治理非常艰巨，但经过多年努力，治理成效显著，最典型的是民众对基层政府态度的转变。“有一段时间，我们基层干部想去开展综治工作，但都进不了寺庙，也进不了老百姓家里面，只要一出现摄像机等，老百姓立马就躲，绝不出面。现在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2008年到2011年，干部进村进寺庙开展工作，老百姓还是会躲着我们干部，不愿意打招呼。2011年8月，我刚来乡上工作，被派去寺庙开展工作，喇嘛的态度不太友善。2012年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可以说现在干群关系融洽了。现在只要有干部驻村，老乡们会主动送酸奶给我们吃。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说是多方因素所导致的。”（访谈记录：20140730-GZ-XZF-LMAZ、20140723-GZ-TBX-ZRDJ）
藏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围绕增强国家认同而为，总体性思路是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来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进一步协调社会关系，尤其是改善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以“归拢人心”。
这些年来，公共产品供给整体性地改善了农牧民生产条件，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最贫弱群体得到更多关照。2008年后，国家加大了对藏族地区的投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大为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在促进整体性发展的同时，藏区政府努力“托底”，保障最贫弱群体的基本生活和生产。照料最贫弱群体的方式包括机构照顾（如各级福利院等）、集体性关照、分散照顾（如每位孤儿都由县、乡干部结对帮扶等）。在甘孜县我们调查到集体性关照的典型案例之一是“拖坝乡贫困户移民新村”的建设。移民新村由每个乡镇最贫困的2户搬迁而来，现有47户/215人。移民们的生计方式多样化化。一是种地。县上租地329亩，分给移民，每户7亩。二是采挖虫草、药材，收益不错。三是惠民政策补助，包括：全村人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195人享受A类（107元/月），其余的享受Ｂ类（81元/月）；2007开始有贫困资助金（195元／人/年），每年增长，2013年长到650元/人/年；享受粮食直补、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助；低保户参加医疗保险，政府支付一半费用，五保户和孤儿全部由政府支付；有50人买了养老保险。四是打工。主要是在本地打小工。五是大棚蔬菜、养猪场分红。经过几年努力，拖坝乡移民新村家庭的生计状况已有了很大改善，已经有几户有了小车，用于打工、跑运输等。
政府认为，进一步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是增强国家认同的关键，实行寓服务于管理，缩短政民距离。甘孜政府的多项工作都体现了寓服务于管理，例如异地人口管理与服务，进一步融合本地与外地人口；大调解中心“双法共用”，既遵照国家法律，维护了法律尊严，又尊崇民间习俗和惯例，体现了民族特性；网格化管理深入仔细，延伸服务至百姓居住的楼栋，甚至家庭。
政府通过建立和实施各种制度，缩短政府与民众距离。政府部门贴近群体的工作制度包括：实行群众工作全覆盖；乡镇工作方式的变革，包括实行干部驻村、包村制度；建立便民服务中心，直接为村民服务等。这些制度设计都有一个核心，即改善民众诉求表达方式和进行反复协商。甘孜藏区群众工作全覆盖活动内容有六项：结对认亲，党支部（机关支部和农村党支部）共建共创，（寺庙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向，幸福工程，“爱国守法感恩”宣传教育（对象是寺庙、老百姓等），爱心帮护（对象是弱势群体）。群众工作全覆盖活动使得各级政府官员与农牧民、僧侣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协商，建立情感，民众的需求得到满足。一个同心同向工作中的故事，呈现了基层干部与寺庙的“零距离”。负责孔玛寺工作的干部这段时间就住在寺庙里，他时常看到小喇嘛们把篮球投向油桶，询问后得知小喇嘛们很喜欢打篮球，但是苦于寺内没有相应设施，便常常偷跑到离孔玛寺5公里的县城中学去打球。寺庙管理不便，孩子们的安全也是问题。于是，该干部主动联系政府，帮助孔玛寺修建了篮球场。篮球场修好后，小喇嘛们再也不偷跑。该干部感慨地说：“寺庙工作只靠宣传、教育成效一般，我们政府帮孔玛寺修好了篮球场，这件实事一做，不仅孩子们高兴了，连管事喇嘛也称赞，我们也就双赢了。”（访谈记录：20140728-GZ-ZFW-YWW）
此外，甘孜政府所实行“挂帮包”（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以及干部驻村包村制度等，使得“由干部找群众转变为群众找干部”。此外，实行“三代办”，干部直接为老乡“跑腿”。“三代办”即乡镇干部到村里帮老乡办事、乡上干部到县上帮老乡办事、村干部入户为老乡办事之后再到乡上办。
大到改善公共产品供给、实行各种帮扶政策，小到修建篮球场、干部帮忙跑腿服务，都体现着藏族地区政府心系百姓和对群众的关心。可以说，甘孜政府正在不断地探索如何“艺术”地将治理嵌入到藏族同胞的生产与生活之中，从而“归拢人心”，收获积极的社会治理成效。
五、“柔性治理”：藏族地区未来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边疆地区的治理存在软治理与硬治理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对应不同的范畴，学者认为，边疆地区的软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系统对边疆民族地区及其各族群众在经济上实施帮助、援助、照顾的倾斜政策，在政治上实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在文化上实施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政策，在精神情感上坚持爱护、关心和尊重的基本准则，以此争取边疆地区及其各族群众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最终达到组织和动员边疆各族群众自觉维护边疆和谐稳定，实现边疆繁荣发展的治理过程 [11]。概括而言，即经济上予以照顾、情感上特别关怀、文化上注重交融、治理上追求灵活。软治理的优势在于充分利用可以顾及边疆地区的许多特殊性[12]。上述甘孜藏区的社会治理实践正是软治理的具体体现，我们沿袭上述关于软治理的分析，将未来转型期的藏族地区社会治理总结为更加地“柔性治理”：在经济上继续对藏族地区的发展予以支持，但更多地顾及其生态脆弱特殊性。在文化上，最求灵活的治理模式，将关照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相结合，并以农牧民易于、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文化建设。在政治上，加强群众的政治认同，就需要高度重视村级组织建设。
1.加强顶层设计，突出生态、社会治理。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总体性要求或目标选择应该是特别关注社会治理和生态建设。即藏族地区要以社会建设和生态保护为中心。当然，这不取决于当地政府，更依赖于中央政府（至少是省级政府）的顶层设计。转变工作重心，落实藏族地区的主体功能区建设。藏族地区是生态脆弱区，例如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录》，甘孜藏区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主要职责是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风沙源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与恢复等，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换言之，藏族地区的主要功能一是区域稳定与发展，二是建构生态空间，提供生态产品。
突出社会治理，前置社会矛盾防范和治理机制。强化社会治理，急需改变“重事后治理，轻事前防治”的现象，即当社会问题比较小的时候，政府未不引起重视，未及时去处理，当问题由轻而重之后，便不得不花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去解决。
2.坚持物质与精神并重的治理。藏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既要关照好农牧民基本物质生活，更要关照好其精神文化生活。长期性贫困是藏族地区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因此，我们应关注老百姓的“温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发展至今，“温饱”问题虽然没有完全彻底解决，但已有很大改善，于是“脑子”问题就成了最深沉、最迫切的问题。关照“脑子”，急需强化义务教育、农牧民教育、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中，义务教育、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都十分重要。针对广大农牧民，需要进行文化教育、观念灌输等。干部教育也迫在眉睫。
3.以农牧民易于、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文化治理。藏区的社会治理是在隐性文化的作用下进行的。要利用隐性文化来进行藏区社会治理，政府首先需要更多地考虑农牧民的可接受性。例如很大一部分农牧民不懂汉语，应将各种宣传节目、资料等制作出藏文版，便于农牧民收看、收听、阅读。其次，政府可采用服务购买等方式，资助农牧民自我组织、自我开展文化活动，更多地参与其中。最后，政府需要建构文化宣传教育的“营销”思维，把握农牧民的意愿，采用农牧民喜闻乐见的方式。
4.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加强藏族群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藏族地区社会治理首要工作。要促使这项工作更加“柔性”的展开，就需要从藏族同胞生活的村庄做起，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便显得极为重要，这直接关涉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对于藏族地区，村委及党支部的作用极为重要，可以说，它是地区稳定的基石和关键。“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做好自己的事”，这是村级干部最低的要求，但这在民族地区远远不够。如果一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工作能力不强、凝聚力不够，便十分危险，缺乏工作能力可能导致党和政府的建设政策、惠民政策等无法充分落实，凝聚力不够可能会使本就相对松散的藏族同胞更加松散，正如一位当地干部所言，“乡、村干部把老乡们组织好了，不闹事了，这个地方的发展就可以谈得上开始了”。（访谈记录：20140730-GZX-ZFW-YWW）
参考文献：
[1]王德强.云南藏区维护社会稳定经验述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贾霄锋,张艳丽.冲击与回应：藏区土司和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研究——以董卜韩胡土司为例[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王川.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关系述论[J].中国藏学, 2006(3).
[2]羌洲.安多藏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机制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刘嘉尧.藏区社会发展中的生态补偿实践研究——以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为例[D].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3]陈艾.多边联结带：甘孜藏区治理地位反思——基于“中间圈”解说[J].江汉论坛, 2018(11).
[4]张亚辉.民族志视野下的藏边世界：土地与社会[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
[5]冯雪红，安宇.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生态、文化、社会系统——关于藏族的山地民族学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4).
[6]谷家荣.记忆、身份与认同：滇越跨境民族心理调查[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7]闫文虎.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的和平环境[J].现代国际关系，2005(5).
[8]李雪萍.反脆弱发展：连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新范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3).
[9]扎洛.社会转型期藏区草场纠纷调解机制研究——对川西、藏东两起草场纠纷的案例分析[J].民族研究,2007(3).
[10]李雪萍，汪智汉.短板效应：西藏公共产品供给——兼论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特点[J].贵州社会科学，2009(6).
[11]方盛举,吕朝辉.论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模式[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1).
[12]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J].晋阳学刊，2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