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黄霖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路数，但过去被简单化、庸俗化了。今后的研究一是要与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二是要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等各个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真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王兆鹏认为，稿费作为一种创作目的而被追求时，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促进文学的生产；当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经济来源而补贴作家的生活时，它能够改善作家的生存条件，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王毅指出，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或生动地再现官商的暴虐，或写经商者不可避免的悲剧以及对于清官、天道的幼稚幻象，淋漓着古代中国皇权经济的血腥气。张兵认为，经济生活不仅对于戏曲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戏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戏曲的表演领域、调动演员的积极性、促进戏曲艺术水平提高、影响观众的精神生活。李桂奎认为，应加强从文本内部研究经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作用，并重点分析了个体的经济生活——“财色”——对小说叙事结构的统筹与调控。
【关 键 词】经济生活/文学/戏曲/文本
稿费是文学商品化的一种体现，当它作为一种创作目的而被追求时，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促进文学的生产；当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经济来源而补贴作家的生活时，它能够改善作家的生存条件，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稿费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拟集中探讨宋代的稿费制度，以期对宋代文学商品化的进程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一
宋代的稿费称为“润笔”，又称“润毫”、“濡毫”、“濡润”。当时的润笔，与现代稿费还是颇有差别的。现代的稿费，一般是由经营性的出版机构支付给作者，目的是购买作者的著作权以便向公众传播作品；而宋代的润笔，则是由特定的个体因特殊的需求而支付给作者，支付者的主观目的不是为了面向公众传播作品而赢利，更多的是享用所买诗文的特定价值。
宋代的润笔，约略分之，有两种情形，一是特定的公文写作可获润笔，一是受人请托所作的诗文可获润笔。因公文一般被视为应用文而非纯文学作品，姑置不论，在此只叙诗文润笔。这类润笔，又可分为两种，即受人请托而作的诗文，或者卖诗文以为生计。
受人请托而作诗文的这种润笔，由请托人支付。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有请人写诗而送润笔的例子。
熙宁二年(1069)中秋夜，宋神宗在小殿设便宴，与翰林学士王岐公（珪）谈诗，酒酣耳热之际，宋神宗令左右宫嫔向王珪求诗，王珪根据各人所长，一一写诗酬应，“尽出一时新意”，“人人得其欢心”。宋神宗也高兴异常，说：“岂可虚辱，须与学士润笔。遂各取头上珠花一朵装公幞头，簪不尽者置公服袖中。”①虽然所送不是钱，而是物，但毕竟是润笔。
如果说，宫廷中这种润笔不是常例，那么，民间请人写诗而送润笔，就属惯例了。比如，宗室赵士暕请陈师道题《高轩过图》诗，赵氏送“十缣”给陈师道②。苏轼曾应苏州姚淳之请而作《三瑞堂》诗，姚送香八十罐为润笔③。苏轼因从不受人润笔物，故托人还之。苏轼不受润笔是另一回事，表明当时凡请人作诗，都需要送润笔以酬谢。宋末方回，凡有人请其写诗序，都需得钱入怀后才肯动笔：“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④
至于受人之请写文章，也有润笔。北宋亳州有士子作佛庙，穆修应约为之撰写记文，记文写成后却不写其名，“士以白金五斤遗之”，欲“乞载名于石，图不朽耳”⑤。白金五斤作润笔，已是不菲。穆修因鄙其为人，既不书其名，也不受其润笔金。北宋著名学者李觏曾为某僧撰《新成院记》，僧送以“十千润笔”，十千，即十贯。因所获甚少，友人为之抱不平，写诗说：“田翁不知价，只得十千钱。”⑥
在各种实用性文体中，受赠润笔最丰厚的是墓志碑文。究其原因，主要是墓志碑文为墓主一生的盖棺定论，华夏文明特别注重人身后的名声清誉，而己载、表彰墓主嘉言懿行的墓志碑铭是刻石流传，可使墓主声名不朽。于是，买一篇文章不仅仅是寄托生者对死者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死者千古扬名，进而为整个家族增光彩添。因此，墓志碑文的润笔钱数自然大为可观。
墓志润笔，在唐代就已相沿成风，到了宋代，跟制词的润笔一样，也是“国之常规”。有的文士，为人撰写墓志，不愿接受润笔，皇帝甚至出来帮忙说项，令其接受润笔。如杨亿为枢密副使马知节之父全{J2R211.JPG}撰神道碑，杨亿“润笔一物不受”。马知节向宋真宗奏请：“臣以杨某为先臣撰碑，况词臣润笔，国之常规。乞降圣旨，俾受臣所赠。”宋真宗闻奏后传旨：“润笔卿宜无让。”⑦这是北宋之事。南宋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周必大为韩彦古书写其父韩世忠神道碑，彦古送“金器二百两充润笔”，周必大觉得“义有未安”而不受，并向宋孝宗上《辞免润笔札子》陈情，结果皇上御笔批复：“依例收受，不须恳辞。”⑧南北宋大臣之间关于润笔的一送一辞的两次争执，最终都由皇帝钦定接受，可见奉送与接受润笔确已成为“国之常规”，皇帝是依例裁决。朝中大臣是如此，民间也不例外。北宋元祐间赵挺之曾对黄庭坚说：“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⑨
宋代墓志润笔，相当丰厚。位高名重的大手笔撰写的墓志，所获润笔动辄几百两银子、几千匹绢。《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二载，“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受润笔帛五千端”。这五千匹帛确实需要好多辆“太平车载以赠之”。作墓志的“某公”，实指欧阳修⑩。欧阳修又曾为宰相王旦撰《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王旦之子仲仪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资”，欧阳修开玩笑说还缺少一个捧酒盏的女侍者，仲仪立即派人花费千缗买来二位侍女送给欧阳修，欧阳修最终因为惧内只接受了金器而没有接受女侍(11)。这一润笔，连物带人，费用也有几千贯。王硅曾撰卫王高琼、康王高继勋神道碑，皇上赐其“银绢各五百两匹、金腰带一条、衣一袭”作润笔(12)。范祖禹撰魏王墓志，其家“送润笔银二百两、绢三百匹”(13)。宋徽宗朝，著名词人周邦彦曾为大臣刘昺的祖父作埋铭，刘昺“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14)。宋末元初赵孟頫为“罗司徒奉钞百锭为润笔”请胡汲仲为罗父作墓铭(15)。五十两银子为一锭，百锭就是五百两银子。从这几笔润笔的数目，大致可以了解宋人墓志润笔的行情。
一篇墓志的润笔，多达几百两银子，在宋代相当于什么样的支出和收入呢，我们不妨作一点比较。
先看一项军费开支。据研究，宋代禁、厢军每年每卒平均费用大约是五十贯(16)。
再看宋代士大夫的俸禄。据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所载，宋初知县的月俸不满十贯，簿尉的月俸只三贯五百七十文，而且三分之二是支付茶盐酒等物。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以后，官俸有所增加，赤畿县知县月支现钱二十贯、米麦共七斛。其他级别的县令，则在二十贯以下。又据《宋史•职官志》，宋代最高行政长官宰相、枢密使的俸禄“月给三百贯，另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九载，南宋秘书省的长官秘书监月俸为四十二贯，另加“米麦各十石、添给钱十贯，厨食钱十二贯”，合计六十四贯（不含米麦）；秘书省正字月给十六贯，厨食钱九贯，合计二十五贯。
魏王家属送给范祖禹的润笔，在前述几例中是相对较小的一笔，也有银二百两、绢三百匹。一两银子相当于一贯钱（宋代银价时有上涨，有时一两银相当于一贯二百文或一贯四百文不等），二百两银子至少是二百贯。范祖禹一篇墓志的润笔，相当于景德以后知县一年的俸入、秘书监约五个月的俸入、秘书省正字十个月的俸入。著名诗人陈师道曾任正字，他任正字时十个月的俸入才抵得上范祖禹一篇墓志的润笔。王硅一篇墓志的润笔，银绢各五百两匹，比宰相的月俸还高，又相当于十名禁、厢军卒一年的费用。看来，宋代墓志的润笔是够高的了。
墓志碑铭请人撰成后，还需另请人书写刻石，书写者也有润笔。欧阳修的朋友“陆经，多与人写碑铭，颇得濡润”(17)。因为润笔很高，故有人书写一篇墓志就可以脱贫。比如，南北宋之交的席大光请书法家吴傅朋书写其母的墓碑，“预储六千缗而润毫。或曰：傅朋之贫脱矣”(18)。六千缗即六千贯，相当于宰相二十个月的现俸，吴氏确实可以“贫脱矣”！
书写一碑而获“六千缗”的润笔，并由此脱贫，撰写墓志自然更可以发家致富了。南宋初孙觌就因常为人撰墓碑而家用丰饶：“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19)
二
由于创作诗文也可以获润笔盈利，故宋代产生了一种卖诗文为生的现象。常有文士以卖诗文为生计，或以卖诗文补贴家用。
北宋都城汴京有一位张寿山人，自言“某乃于都下三十馀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20)。张寿山人在京城三十年靠卖诗以糊口，可见当时卖诗文有一定的市场，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如果仅仅是偶然的卖诗，他就无法糊口。北宋还有一位曹希蕴也经常卖诗。《桐江诗话》载：“曹希蕴货诗都下，人有以敲梢交为韵，索赋《新月》诗者。曹诗云：‘禁鼓初闻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谁家宝鉴新磨出，匣小参差盖不交。’”(21)这类卖诗者，要求才思敏捷，能依据买诗者的特定需求当即写成交货。扬州也有一位诗人吕川，“卖诗于市，句有可采者”。吕惠卿知扬州时，常与之唱和(22)。宋初苏州人许洞，曾卖诗还酒债：“许洞以文辞称于吴，尤邃《左氏春秋》，嗜酒，尝从酒家贷饮。一日，大写壁作歌数百言，乡人竞来观之，售数倍，乃尽捐其所负。”(23)
南宋也常有卖文为生的。王炎就一再说到自己鬻文糊口。其《双溪类稿•二堂先生文集序》自谓“年十四五，学作举子文字”，“其后挟琴书鬻文以糊口”。同书《南窗杂著序》亦谓“某用先大夫之学侥幸登科，处则鬻文以补伏腊之不给，出则随牒转徙糊其口于四方”。他的同宗友人王至卿也曾卖文糊口，同书《樗叟诗集序》云：“至卿浮沉里中，挟琴书鬻文以为生。”(24)括苍吴斯立也是“鬻文以自给”，并赡养老母。时人真德秀称赞“此斯立之所以为贤也”(25)。宋末曾子良在宋亡后，“归隐山中，鬻文以自给”(26)。
宋人卖文章，有时像卖其他商品一样，摆摊开铺叫卖。南宋陈藻《赠故乡人》诗说：“我家已破出他乡，如连如卓方阜昌。岂料囊金随后散，一齐开铺鬻文章。”(27)可惜因史料的匮乏，我们难以了解开铺所卖诗文的价格。想来，其价格不会很高，至少是比墓志的价格要低得多，否则，他们就不是糊口而是发家致富了。
这种开铺卖诗文，其销售对象是个体需求者，即针对个体的需求创作诗文以获钱物，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润笔。只不过前面所说的诗文润笔，都是请托者主动请求，作者是相对被动的。而卖诗文者，则是主动地公开叫卖。宋代润笔之风的流行和卖文为生现象的出现，表明宋代文学商品化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注释：
①钱世昭：《钱氏私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阮阅：《诗话总龟》，第2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③龚明之：《中吴纪闻》，第三册，第28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④周密：《癸辛杂识》，第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⑤苏舜钦：《哀穆先生文》，见《苏舜钦集》，第233-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⑥吴聿：《观林诗话》，见《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⑦释文莹：《湘山野录》，第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⑧周必大：《辞免润笔札子》，见《文忠集》，卷一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王明清：《挥麈录》，第12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⑩费衮：《梁溪漫志》，第95-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曾慥：《高斋漫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王珪：《免撰高卫王康王碑润笔札子》，见《华阳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范祖禹：《辞润笔札子》，见《范太史集》，卷二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庄绰：《鸡肋编》，第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陶宗仪：《辍耕录》，第4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6)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7)孔平仲：《谈苑》，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陆经，字子履。董更《书录》卷中亦云：“陆经学士坐责流落，欧阳文忠公怜其贫，每与人作碑志，必先约令陆子履书，欲以濡润助之也。由是子履书名亦自此而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张端义：《贵耳集》，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第4317页。
(19)王明清：《挥麈录》，第16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0)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第1307页。
(2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第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2)马纯：《陶朱新录》，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真德秀：《送吴斯立序》，见《西山文集》，卷二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刘壎：《曾平山序水云邨诗》，见《隐居通议》，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陈藻：《乐轩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这里所谓“开铺鬻文章”，也许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不一定是真的开商店卖文章。有待进一步寻找资料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