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史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破临城、枣庄，东指峄县、向城、爱曲，志在临沂。同时，坂垣师团由胶州湾登陆，向西推进，与矶谷师团相呼应。
这是台儿庄会战的一部分。日军为了徐州，必须攻台儿庄，为了占领台儿庄，必须攻临沂。
当时临沂由庞炳勋驻守，张自忠率部增援，后来在安徽阜阳收容流亡学生的李仙洲参加了此役。两军血战，伤亡难计，国军部队的连长几乎都换了人。
连为战斗单位，连长纷纷伤亡，可见战斗之激烈。近在咫尺、有名有姓，一位老太太的儿子在张自忠将军部下担任班长，一个冲锋下来，连长阵亡，排长升为连长，这位班长奉命担任排长。又一个冲锋下来，新任连长阵亡，这位刚刚升上来的排长奉命代理连长。一日之内，连升三级，再一个冲锋，他也壮烈牺牲了，这回不用再派人当连长当排长了，全连官兵没剩下几个人。
我未能立刻记下、永远记住这位乡亲的名字，我没有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那时，政府也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最爱说“无名英雄”。
那时，日本有世界第一流的陆军，坂垣师团又是日本陆军的精锐，却在这场战役中一再败退。
在那以步枪为主要武器的战场上，一个训练良好的步兵装子弹，举枪，瞄准，扣扳机，击发，子弹射中目标，一共需要十秒钟，而在这十秒钟内，对方另一个训练良好的士兵可以跃进五十公尺。
这就是说，如果在五十公尺以内，有两个敌兵同时向你冲过来，你只能射死其中一个，另一个冲上来，你只有和他拼刺刀。
可是，同时有十个敌兵冲过来，你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就应该知道，“人海战术”是有用的。
大批难民拥到南桥，空气紧张起来。五姨丈全家到齐，父亲从兰陵匆匆赶到，带着魏家一家人。一连几天几夜谁也不敢上床睡觉，所有的人集合在客厅里倚着行李假寐，连鞋带都系好。静夜听自己的脉搏，感觉到前方在流血。
难民，在他第一天当难民的时候，一点也不像难民。仅仅换上一身旧衣服而已，依然很自信，幽默感也没有丧失。他们从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来，有许多崭新的见闻，公众凝神倾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这时候，他们简直就是明星。
他们说，日本兵喜欢杀人。他们说，日本军队进了村子先控制水井，来到井口向下一看，井里藏着一个人。日本兵就毫不迟疑地朝井里放了两枪，那一井水全不要了。
日本兵为什么处处杀人，是一个他们解不开的谜。有人说，日本兵信一种邪教，要在生前杀多少人，阵亡以后才可以魂归故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哪天会死，所以急急忙忙杀人凑数。
有一次，一队日兵进入村庄搜索，老百姓都逃走了，有个男人偏偏不逃，他用白纸红纸剪贴了一面日本国旗，朝日本兵挥来挥去。
日本兵毫不客气，给了他一颗子弹，望着他倒下去。
下面一个动作就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那日本兵走到尸体旁边，从地上拾起那面简陋粗糙的太阳旗，恭恭敬敬地折叠起来。
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们，她在河北有个亲戚，糊里糊涂送了命。那人正在田里工作，抬头一看，前方远处公路上有一小队日军经过。本来谁也不碍谁的事，偏有一个日兵走出行列，朝着他跪下。
你可以想象他是如何惊愕，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一跪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从未听说过跪姿射击。只听得“八勾”一声，——当然，没法确定他到底听见了没有。
我们终于听到炮声。
炮声在西，我们立刻往东逃。炮声像号令一样，把这一方百姓全变成难民。满地是人，路太窄，踏着麦苗走。空中无月，还嫌前途不够黑，恨那几点星。
炮在后面“扑通扑通”响，不回头也感受到炮口的火光。每个人向自己心中的神祷告。母亲常常诵念耶稣的一句话：“祈求上帝，教你们逃难的时候不要遇上冬天。”而现在是阳历三月。
那时候，人们常说：“日本鬼子一条线，中央军一团乱，八路军一大片。”日本军队只沿着交通线推进，要躲开他们倒也容易，所以难民在炮声中仍然沉着。中央军重点防守，常常依战局变化仓促部署，人仰马翻。八路军则深入基层，组织民众。我们在战场边缘游走，中央军八路军都没碰着。
走着走着，满地黑压压的颜色淡了，不唯天光渐亮，人也越走越稀。各人有各人的判断，各人投奔各人的亲友，大地真大，悄悄地吸纳了这多出来的人口，不露声色。日出前但见一天云块向地平线外急奔，络绎不断，一如逃避追杀，而地面不见有风，景象诡异，令人好不忐忑。
我们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小溪前行，两岸桃林，正值花季。我那时已读过《桃花源记》，比附的念头油然而兴。几棵桃花看起来很单薄，几十亩桃花就有声有势，俨然要改变世界。一直走进去，好像深入红云，越走越高，战乱忧患再也跟不进去。
林尽，果然有屋舍桑竹鸡犬，果然有男男女女问长问短，消息不少，倒不怎么惊慌。你们看见过鬼子没有？当然没有，不然，还有命？你们家房子给烧掉没有？谁知道，也许正在烧着呢。听说鬼子兵也有高个子，个子越高越凶恶，当真？问得津津有味。
村上的人都说，他们位置偏僻，这“耳朵眼儿胳肢窝儿”的地方，日本军队不来。一老者拿出一本地图给我们看，日本军队专用的地图，不知怎么有一本遗落了。老者说你们快走，日本人已经把这个村子画在地图上，他们早就算计在内了。
我抢过地图，打开一看，兰陵当然画在图上，兰陵四面的卫星村庄也画上，兰陵镇西的丘陵、镇南的小河沟也标出来。至于这个“耳朵眼儿胳肢窝儿”里的小村庄也赫然俱在，连这一座桃林也没漏掉，我从没见过这样详细的地图。
我越看越慌张，顿时觉得内衣内裤袜子鞋子全被人脱下来看过。传说前几年那些卖仁丹的郎中、卖东洋花布的货郎、牵着骆驼游走行医的蒙古大夫全是日本派出来的测绘员。这可怎么办。老者说，咱们这种小地方，十里以外就没人知道，这种地方是不能上地图的，如果小地方的地名也登在报上，也画在地图上，这地方就要遭殃了。这种小地方永远只能在“胳肢窝儿耳朵眼儿”里，是上不得台面的啊。
那是戴着毡帽、撕一段布束腰的老者，衣领衣袖全是油垢、牙齿熏黄的老者，叼着旱烟袋、吐着唾沫的老者。言之谆谆面对听者藐藐的老者。
青天四垂，虽然不见敌机，却好像上面有日本人的眼睛。桃林茂密，挡不断遮不住什么。
村子虽小，却有干干净净的礼拜堂。这教会的主持者跟兰陵教会有往还，跟南桥任家也沾些亲故。凭这层关系，我们才到这个村子上来。
教会给我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就下起雨来，五姨说：“逃难时固然不要遇见冬天，也最好别遇见雨天。”她庆幸这时我们不在路上。
第三天是作礼拜的日子，我们参加本村的聚会。他们请五姨主讲，五姨有布道的天才，在台上满面荣光，成了另外一个人。
五姨引用的经文都与逃难有关。依照《圣经》，耶稣再来之日，基督徒在世上的一切灾难都要结束，耶稣把他的信徒提升到宝座旁边，共享永久的幸福，但是，在这个好日子的前夕，却是灾难最多最重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灾难都把握最后的机会倾巢而至，好像灾难也知道来日无多，孤注一掷。
所以，灾难来了，不要怕，灾难不过是幸福的预告，灾难是一种喜讯，是耶稣提供的一项保证，灾难越严重，基督徒的胆子越大，和上帝的距离越近。那天，坐在这个小小的礼拜堂里的人似乎都很兴奋，我敢说他们有几分志得意满。
我本来就不觉得我在逃难。由兰陵到南桥，那是“摇到外婆桥”。由南桥东行，我家还能维持一辆“二把手”，那是一种木制的独轮车，由魏家弟兄前后驾驶，车轮特大，把车座分成左右两个，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左边，妹妹坐在右边，妹妹腿底下放些面粉大米，准备沿途食用。
我们还有一头驴子。
还有这一溪桃花，一种太平岁月温柔旖旎的花，落下一瓣两瓣来贴在你手背上，悄悄呼唤你。
红玉拼成的花。红云剪成的花。少年气盛嫉妒心极重的花，自成千红，排斥万紫。从没见过也没听说桃林之中之旁有牡丹芍药。
桃花林外只是一望无际的麦苗，以它的青青作画布，来承受、衬托由天上倾下来的大批颜料。
从没听见有人把遍野桃花和漫天烽火联系起来。
直到第五天，雨歇。
连宵风雨，几乎洗尽铅华，这倾城倾国，也抵不过风云一变。
父亲和姨丈天天出去打听消息。姨丈决定往东走，因为南方就是台儿庄，父亲却要往南走，走到台儿庄以南去，因为陆军可能在连云港登陆。谁也不敢劝对方改变心意，各行其是。
外祖母和四姨也在这里。大舅母信赖她的娘家，六舅筹划打游击，都没有同行。现在决定五姨带着外祖母，我家带着四姨。
在患难中和我家相伴的，除了魏家，还有顾家，顾娘和我母亲是教会中结交的好友，他们穷苦，可是他们有个壮健的儿子，必须躲避。
现在是真正逃难，不宜再坐在车上，车子会给盗匪某种暗示和鼓励。于是在出发前卖掉那辆“二把手”，售价很低，也算是对东道主的一种答谢。车上的行李由魏家老二挑着，粮食则放在驴背上。
清晨，在礼拜堂里作了祷告，分手上路。人数少了一半，顿时觉得孤单。走到中午，忽然有大批难民来和我们合流，似乎可以证明南行是对的，内心宽慰不少。可是，傍晚投宿又只剩下我们三家，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很忧郁，觉得他们遗弃了我们。
母亲是缠过小脚的人。她拄着一截竹竿，上身前倾，划船似地奔波，走得慢，但是不休息，常常在我们停下的时候越过我们，奋勇前进。
那时，弟弟的年龄是，指着地上的蚂蚁，满脸惊异，嘴里含着模糊不清的句子，等我答复。他一次大约只能走一里路。
但是，弟弟挣扎着不让老魏抱他。老魏对他不友善，他感觉得出来。小孩子不管多么小，都能分辨人的善意恶意，据说，连胎儿都能感应母亲的喜怒哀乐。这次逃难，一览无遗地暴露了我家的没落，根据当时的惯例，魏家不能不来帮助东家，但是，他如果开始考虑对我们是否值得这样做，也是人情之常。
于是，大部分时间由父亲抱着弟弟。父亲的体力并不强，沿途流汗喘气，露出另一种窘态。
妹妹的年龄是，刚刚可以和我吵架，走起路来不会输给我，但是常常坐在路旁喊累了。我的任务是专门盯住她，平心而论，我对她走走停停并没有反感，可以趁机会也休息一下，但魏老大就不免啧有烦言了。
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