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过去的几十年外界对东吴法学的记忆力如何的模糊，法学界现在承认，那是个不可攀越的高峰。
虽然只有短短37年的历史，东吴法学院却成为中国法学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学府，这与那个特定年代的机遇有关，也与一个个载入史册的名字有关。
那个年代已经远去，那些人物也一个个逝去，然而，历史抹不去他们的痕迹。
东吴法律人，没有被忘记。
名满天下
在东吴，若论名满天下，首推之人应该就是王宠惠，时有近代中国法坛第一人之称，被认为系近代中国继沈家本之后对中国法制近代化影响最大的人。
王宠惠的履历很炫：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学本科文凭获得者，耶鲁大学首个华人法律博士，世界上第一部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翻译者，中国第一任驻海牙国际法官，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第一任司法总长……
1921年起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兼职教授，1924年被东吴大学法学院授予博士学位。
王宠惠的研究学贯中西，领域涉及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法学理论、比较法等。民国以来，几乎每次法典制定或修改、司法上的重大改革，都离不开他的主持、参与或指导。
王宠惠的才学享誉世界，在国际法庭时令国际法界人士折服。王任我国出席国联首席代表时提出废除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国内率先为废除法外治权而行动；争取台湾回归祖国……
在国际上后来与王宠惠齐名的另一位东吴法学大家是杨兆龙，中国仅他们两人入选上世纪40年代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出的世界杰出50位法学家。
杨兆龙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波兰、捷克八国外语，谙熟世界两大法系的异同，主张经世致用，在法律实务和法学教育均卓有建树。
上世纪40年代，杨兆龙亲自草拟《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作为我国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律依据；出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时，筹组战犯罪证调查室，收集与整理战犯罪证30万余件；解放前受中共地下党托请出任最高检察院代检察长，促成全国司法机关释放一万多名政治犯……
1948年，杨兆龙接到来自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加拿大高校和美国高校的聘书，但几经犹豫后决定留下。
1963年，杨兆龙被投入监狱，1971年被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判处无期徒刑。
王、杨之外，东吴法学另外两个享誉国际法领域的是倪征日奥 和李浩培，两人是同级同班同学。
倪征日奥 近年来多为外界熟悉，他是新中国出任国际大法官的第一人，在90岁高龄时出版了他的自传《淡泊从容莅海牙》，东京审判时出任中方检察官首席顾问，建国后任外交部法律顾问，解决过著名的湖广债券案。
李浩培也是东吴大学1928届的毕业生，年轻时有志于法学教育，民国时期曾辞任司法大法官之职，创办了浙江大学法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了30年，李浩培处理过湖广债券案、光华寮案等。87岁高龄时，他就任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大法官，1997年91岁时在国际大法官任上辞世。
后经荷兰警方查明，李浩培先生是在住院期间被医院一名女护士杀害，他成为这位冷血连环杀手的其中一位受害者。
散落埋没
蔡晋，1933届东吴法学学士，解放前曾出任过民政厅厅长，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反右”之后调到上海向阳中学教英语，直到退休。
退休后他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重新得以接触法学，兴奋不已。虽然没有工资可拿，他仍然愿意每天走很远的路去上班。
《元照英美法词典》编撰者找到他时，他也同样高兴，他对与他讨论审校稿的1951届师弟蒋一平说，以为这一辈子法律再也不能派上用场了。
再也挤不动公交车后，蔡晋也不去法学所了，不再领慢慢从4元钱涨成25元钱的月票补贴。老伴去世后，他独自一人住在上海一个里弄的底层小间里，经常靠出去买碗馄饨或一个饼解决吃饭问题。他没有等到参与编撰的英美法词典的出版。
周枏，中国最有名的罗马法学家，被誉为“罗马法的活字典”，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个得意门生，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曾执教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界评论其为一代宗师，“中国与意大利建立起学术联系之前的罗马法教师，大都出其门下”。
“反右”运动时全家被遣往西宁，周枏进入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文革”期间被批斗、“关牛棚”，下放劳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有赖安徽大学收留，周枏得以重返教坛。
周枏为人十分淡然，晚年回忆起这段凄苦岁月，一句“我离沪改行，历经风雨”带过。96岁辞世之时，将自己的藏书悉数捐出，遗体捐赠。
卢峻，东吴法学院1930届毕业生，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东吴法学院教授，同样晚景凄凉。他的母校哈佛大学每年都会给他寄法律报告，并邀请他重访母校，但那显然离他过于遥远，就连给逼仄闷热的屋子里装个空调都无力支付。
盛振为，1924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后获得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出任东吴法学院第一任华人教务长，后任东吴法学院院长，还兼任过东吴大学代校长。
盛振为的子女说，他为法学教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盛在管理学院的同时一直在为学生授课，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教授，是教授兼院长，不是院长兼教授。
据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法学家施觉怀回忆，盛振为在任时坚持学校独立，不开设宗教课，不受教会影响，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反共合作要求公然拒绝。他在任期间不计开支，聘请法律界名人来授课。任教期间培养出不少人才，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倪征日奥和李浩培等。
盛振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侍奉年迈的父母，辞谢了台湾大学聘其为校长的邀请。后来的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上世纪80年代得以平反。
何人识君
很多东吴法学院的学子都对鄂森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对鄂森在东京审判中的卓越贡献倒是提得很少，他的美名更多源自他的心慈性善，对人宽厚，乐于接济。
鄂森是东吴法学院1928届毕业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是上海最知名的律师之一，兼任东吴法学院教授、教务长。
1948届毕业生马裕民回忆说，鄂先生有随身携带支票簿的习惯，学校团契凡有经济需求，小事一件，他不问政治背景，常常私人掏腰包解围。给他们教授刑法课，全用英语。布置预习，从不检查，考卷也没时间批阅，每人80分。他常教诲同学“气莫盛，才莫露”，说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往往是招祸之根。
鄂森在院里很受欢迎，马裕民认为，如做民意测验，拥护鄂森的学生一定为压倒性多数。
1950届毕业生傅大成回忆，同学在背后亲热地叫鄂森为“鄂老爷”(英文律师Lawyer的谐音)，他曾作为东吴法学院篮球队领队率学生去参加比赛。庆贺院队成立时，鄂森还在海宁路口凯福饭店请吃西餐，“我们这些穷学生真有点受宠若惊”。
鄂森最初提过编纂英美法词典的动议，后来因战争而作罢。抗战时期，留在上海的东吴法学院师生教学尤其艰难，也是鄂森极力庇护、维护周全。
解放后鄂森被捕入狱，家属生活无着，东吴一些校友凑钱送去，谁也不会忘记他当年的慷慨和宽厚。
著名海商法学家、中国海商法奠基人之一的魏文达，在学生眼里也有很不一样的风采。
魏文达是东吴法学院1928届的毕业生，后回母校当兼职教授，给学生教授海商法。
马裕民回忆，当时魏先生还经营了一家船运公司，非常忙碌，上课从不点名，上完课坐上汽车就走。解放后公司被接收了，他成为公司职工，后来又被打成“右派”。
有一次，中国和外国做生意谈判，正在扫地、倒痰盂的魏文达暗暗听到谈判内容，听到中方需赔外方几千万元人民币，他会后大胆和一位平时和气的干部说中方有反败为胜的可能，干部派他立功。
魏文达打起西装领带坐上谈判桌，外方看他轩昂自若、英文流利，不禁侧目。谈判结果，中方不但不赔，反赚几十万元。此为轶事一则。
魏文达在海运学院重新执教法学，其间还将校友高文彬从外语学院调到海商法研究室。
短短37年间，东吴法学院秉承了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寓意学校教育与报效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培养出了享誉国内外的一批又一批报效国家的法律人才。
首任华人教务长盛振为曾言：“良以法律教育之目的，不在培植专为个人求功利之普通人才，当为国家社会培植知行合一、品学兼优之法律人才。”东吴法学院走出来的学生，恐怕最能证明这座学校的能量。这种能量在30多年间的迸发，曾引得无数人探究原因。
杨兆龙的女婿、学者陆锦壁说，杨兆龙的坎坷经历是其个人之大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特定时代大悲剧的缩影。
其实对于东吴法学，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