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宪法学中有关股份财产权的讨论，核心问题在于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即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间的基本权利冲突。本文介绍了德国股份财产权保障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涉及股东知情权和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实践，审视德国《股份法》在股份财产权的宪法要求下如何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财产权 机制保障 国家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冲突 比例原则 一、引言 我国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基本权利教义学的讨论尚处于兴起阶段。从基本权利理论已经相当成熟的德国的经验来看，宪法教义学的形成离不开宪法在个案中的运用。如Schmidt-Aßmann教授所言，“所有宪法教义学均是由指导性判决的案情及其相关法律领域的利益结构所共同决定的”。[1]“股份财产权”属于德国宪法财产权中一较新的分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股份财产权的判决大量增加。其中大部分案件涉及个别股东因多数股东或者公司管理机关的特定措施导致其股票的丧失或者股票价值的减损而引发的财产性争议。[2]股份财产权案件的增加，也推动了学界对于股份财产权教义学、股份财产权对公司法的影响等问题的讨论。[3]对于对宪法和私法各部门法的关系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些讨论值得关注。从股份财产权领域的常见案件类型可以看出，股份财产权处理的核心问题并非防御国家基于财产权的“社会负担”对股东权利进行的侵犯，而是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换言之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之间的基本权利冲突。在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中也不乏国家为实现特定政策性目标而动用公司法手段的实例，国家的这些行为同样需要进行以基本法第14条为依据的合宪性审查。这尤其体现为因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接管问题银行的行为。 我国的公司法的立法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1993年通过《公司法》的首要任务在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在企业制度提供恰当的公司组织和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法实施十年后，公司法应与国有企业改革分离，公司法应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普遍适用的规范并为所有投资者并提供平等的投资机会等观点，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4]在对公司法的任务发生认识转变的背景下，2005年的公司法取消对于国有公司的优惠性规定，强调对股东的平等对待。我国的公司法与德国的公司法一样，均承担了为商业活动提供恰当的企业组织形式的任务，均需要处理股东与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故德国基本法中的股份财产权保障对于公司法立法者在界定股东权利及其保护的边界时提出的要求，对于我国公司法的立法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文将首先梳理股份财产权的基本理论，以勾勒出德国宪法中的“股份财产权”学说的基本面向，然后再简要介绍和分析联邦宪法法院的重要判决并分析股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对德国《股份法》的影响。最后，本文尝试运用德国股份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有关股东权利的基本问题进行简要评析，希望可以由此从宪法角度反思我国现有的公司法制度。 二、德国宪法中有关股份财产权的基本理论 1、宪法中的财产权及股份财产权概念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财产权具有核心地位。如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所一贯强调的，在基本权的体系中财产权保障的功能在于确保基本权权利人在财产法领域的自由空间，使个体得以形成自我负责的生活。[5]财产权的属人性及其保障自由的功能，使得财产权的保障可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调整，故财产权的功能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内涵具有可变性。实物财产权尤其是土地财产权，就其对个人生活构建和存在保障的根本性意义而言逐渐让位于其他的财产积累手段如劳动收入以及国家的社保给付。伴随这一社会环境的变迁，财产权的内涵也超越了实物财产权的范畴，而涵盖了具有财产价值的其他私法权利甚至是公法上的主观权利。[6]联邦宪法法院明确了宪法所保障的财产权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私用性”（Privatnützigkeit），即某物归属于特定权利主体，可依其私人意志和利益为其所用；二是该权利主体对于该物具有处分权（Verfügungsbefugnis）。[7]由此可见，宪法法院对于财产权的理解是以实物财产权为出发点，要求宪法所保障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须如实物财产权一般可以排他性地归属于某一主体且该主体拥有独立自主地来行使该等法律地位的资格。[8] 《基本法》第14条所保护的财产权也包括“股份财产权”。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将其表述为由“以公司法为媒介”的、具备私用性和处分权特征的权利。 [9]股份财产权保证股东的财产权和成员权两个面向，前者指股东的财产性法律地位，包括参与利润分配、公司增资时的认购新股和公司解散时参与清算财产的分配的权利，后者指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力，尤其体现为股东的投票权和知情权。 [10]“以公司法媒介”是指，股东的权利是以其作为公司成员的成员权为媒介。股东通常不能直接使用其财产，其使用权仅限于财产价值，除了对股份进行出售或者设立负担外，只能间接通过公司的机关行使处分权。这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尤其明显，因为依照股份法运用股东提供的资本独立自主展开经营活动属于公司的管理和代表机关（即董事会）的权限范围。根据公司形式的不同及基于公司法中的多数决原则，股东资格的强弱也有差异：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东同时也是公司经理，具有单独的决定权；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大股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少数股东的处分权实际上几乎不发挥作用。[11]因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股份财产权和实物财产权的区别表现于，“在实物财产权的领域内使用财产的自由、有关财产使用的决定以及该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均归属于权利人本人，而在股份财产权的领域这三者间的紧密联系被大幅消解”[12]。 不少学者对这一模糊的表述提出了批评，认为宪法法院将企业财产权（Unternehmenseigentum）视为其股东的间接所有权，忽略了股份财产权和企业财产权之间应有的区别并无视内国法人和企业组织依据《基本法》第19条第3款所具备的基本权资格。[13]另有批评者指出，股东获得的财产地位只是公司成员的身份，由此产生的管理和财产性权利所指向的是公司而非归属于公司的财产。 [14]故批评者主张，股东的财产权客体仅是其持有的股份或成员权，而企业的所有权人是公司而非股东。[15]这一看法和民法中将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公司而非股东的通说是一致的。赞同宪法法院的观点则主张，股份财产权的保障应具有双重功能，股份财产权的客体不仅包括股东对于其股份的直接所有权，还应该包括股东对于依公司法所集结的财产的间接所有权，并进而提出所谓的“最有利原则”，即股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就其权利受干涉的层面——直接的成员权或间接的企业所有权或——主张权利保障。[16]这一原则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评估股份价值时在确定以个体股份的交易价值还是以企业价值作为基准时股东是否可以主张对其最有利的标准。[17]然而，联邦宪法法院并没有认可该原则。[18]联邦宪法法院对股东对于公司财产的间接所有权的认可，表明其更倾向于采用经济性视角（wirtschaftliche Betrachtung）而非形式化的法律（formaljuristisch）视角来对待股份财产权。这和其主张经扩张的财产权概念是一致的。因此，本文认为，批评者的主张并不具有说服力。 德国学界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基本法第14条对财产权的有关规定仅适合于实物财产权，而不适合于基于私法自治所创设的法律地位例如成员权或其他纯债法性法律关系，后者的宪法保障应通过直接保障私人自治的基本法第2条第1款来实现。[19]这一看法忽略了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已经随时代变迁而逐步扩张，实际上否认了对联邦宪法法院对财产权概念的扩展。[20] 2、股份财产权的保障内容和功能 基本法第14条提供的财产权保障就其主观公权利的面向而言首先是作为防御权抵御国家的侵犯。财产权保障确保权利人持有财产性权利的存续状态——又称“存续状态保障”（Bestandgarantie）或“法律地位保障”（Rechtsstellungsgarantie）——并在基本法第14条第3款有关征收的框架内就法律地位的减损提供“价值保障”（Wertgarantie）。[21]除此之外，财产权保障还包含对私财产权的“机制保障”（Einrichtungs- / Institutsgarantee），要求立法者确保，让私财产权存在并发挥功能的核心规范的存续状态。[22]联邦宪法法院指出，机制保障禁止剥夺私法秩序中对在财产法领域进行基本权保护的活动具有根本意义的实体领域，自由权需要财产权这一法律机制方可使个体独立自主、自我负责地以私用性目的参与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构建。[23]除了主观权利的层面外，基本权还具有客观法的功能，包含了客观的价值决定、价值标准。[24]通过对经营性财产权的保障，基本法同时保障了由独立于国家的市场机制和竞争秩序所组织的经济秩序。[25] 财产权保障还会影响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立法者在建构私法制度时以及法院在解释和适用私法规则时均需要注意财产权的要求。[26]基本权的保护功能使国家有义务防止私主体侵害其他私主体的基本权权益。在进行合比例性审查时，联邦宪法法院除了运用过度作为的禁止（übermaßverbot）外还认可了学说中所形成的对作为不足的禁止（Untermaßverbot）[27]。前者指向对自由权的干预，也是比例原则的通常要求，即立法者只能通过就其拟达到之目的而言恰当、必要及相称的措施侵入基本权利。后者是针对国家的保护义务的实现，要求立法者在兼顾冲突双方各自的法益类型、位阶、被影响的程度及受到影响者自我保护的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条件下采取充分的规范性措施有效及恰当地实现基本权保护。[28]在学界就基本权影响私法的方式和范围经历了长期的讨论后，联邦宪法法院和晚近的文献中展示出将“基本权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和“保护命令学说”相结合的趋势：在私法关系中，基本权发挥作用的方式不仅体现为法官在解释诸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概括性条款或者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应遵循的指导原则，而且还体现为可诉的国家义务，即国家保护基本权免受其他私主体侵犯并且在构建私法秩序时遵循基本权要求的义务。[29]保护义务的实现往往需要面对所谓的“相互性”（Reziprozität）问题 [30]。因为参与民事纠纷的私主体均为基本权权利人，对一基本权主体有利的保护性措施往往同时影响其他基本权主体的基本权，形成基本权冲突。由于宪法本身缺乏解决这类冲突的标准，法治国原则所要求的私法秩序的可靠性和安定性要求首先由立法者通过细致明确的规则来调和私主体发生冲突的法律地位。[31] 股份财产权的实体内容依赖于一定的组织结构，因为企业是一个复杂的人和物的集合体，其必须借助组织结构方才能具备行动能力。[32]故股份财产权首先要求，立法者为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导向的个人的集合体提供可以发挥功能的组织形式，具体而言立法者需要分配和界定作为公司成员的股东各自的法律地位并为公司内部的冲突提供解决方案。[33]换言之，股份财产权的主要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立法者通过提供公司制度以实现财产权的机制保障功能，二是国家保护义务在立法者制定股份公司法和法院适用该法时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机制保障作为立法者活动的最远边界（äußerste Grenze）只有在极端情形下才能展现出来，例如立法者彻底取消了公司制度。在职工集体共决一案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只要就公司的财产尚不能违背所有股东的意志做出决定，只要股东不会因为职工参与就丧失对选拔公司经营者的控制，只要股东还保有最终的决定权，那么立法者就尚未越过宪法上允许的界定和限制财产权的规范的界限。[34]这一阐述生动表达出财产权机制保障作为最远边界的功能。同样在该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基本法第9条第1款的结社自由指出，立法者须提供足够多样的、就不同类型的结社而言恰当的法律形式供人民选择，尤其须确保社团及其机关可以发挥功能。[35]Wolfang Schön教授指出，结社自由着眼于多人为实现共同目的而集结的人合属性，尚不能完全满足多人集合自己的财产共同从事经营活动时对使用其财产的需求。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正是要求立法者通过提供恰当的公司形式以满足人民集体行使财产权的需求。[36]通过分析宪法法院判决，他进而提出了股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要求公司法领域立法的“前后一致性”（Folgerichtigkeit）。[37]具体而言，立法者必须保障保证股东获得可以保证其参与公司意志形成的最低限度的信息权、决策权和控制权，“以确保原初的单一所有权所具有的的控制权和财产权元素借助公司组织这一媒介还可以继续存在”。[38]国家的保护义务的实现要求恰当处理股份有限公司中私主体的基本权利冲突。在私主体的关系中，立法者必须必须以均衡考虑各方基本权利的方式来实现对私主体自由的保障与限制。[39]故Schmidt-Aßmann认为股份财产权的教义学应是以平等考虑私主体法益为导向、从基本权角度处理其冲突的教义学，并提出所谓的“等距要求”（Gebot der Äquidistanz），即立法者在依据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2句就财产权立法时须与所有的私主体保持同等距离。[40]这一观点也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认可。[41] 相较于机制保障和国家保护义务这两种功能，股份财产权的作为防御权的功能则显得比较薄弱。其原因在于，与对于财产权教义学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土地所有权[42]不同，股份财产权领域罕有出现国家为执行特定公共利益而对股东的法律地位直接进行干预的案件。其中值得一提的例子，一是1998年的《控制和透明性法案》（KonTraG）取消了《股份法》中的多数表决权股，以全面实现一股一权的基本原则，二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于2009年4月7日通过的《为稳定金融市场接管企业法案》，允许国家在对于金融体系有关键作用的银行陷入破产危机时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征收问题银行股东的股份。就前者而言，立法者取消股东已经获得的多重投票权无疑是对其法律地位的侵入，该行为在宪法上的正当性理由体现为恢复一股一权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提高公司结构的透明性，有关该法律变更的合宪性讨论集中于过渡性规则是否恰当以及对股东丧失的投票权地位如何补偿的问题。[43]后一部法案通过后则在学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44]但是，该法案并没有实际发挥作用。其一，其有限期仅到2009年6月30日；其二，在当时面临的抵押银行控股有限公司（Hypo Real Estate Holding AG / HRE）破产案中，联邦政府也没有采用该法案中明确规定的征收机制，而是运用了与该法案同日通过的《加速金融市场稳定法案》中规定的机制逐步接管该银行。[45] 3、股份财产权的权利人和义务人 股份财产权的权利人包括所有自然人，而无论其是否具有德国国籍。[46]根据基本法第19条第3款，内国法人（含住所地在欧盟境内的法人）也是财产权的权利人。[47]公法法人虽然可以成为民法上的所有权人，但是通常情况下并非基本权利的权利人，而是受到基本权直接的拘束。[48]如果私法法人的股份均归国家（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所有，那么无论该私法组织是从事经营行为还是履行生存保障的国家义务，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和通说均否认其基本权利主体资格。 [49]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类组织受到基本权利的直接拘束[50]，这一观点也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认同[51]。存在显著争议的是公法法人和私主体共同出资的所谓“混合经营”企业的基本权资格问题。主流观点反对个案导向的解决思路，认为不应该依据企业是否执行国家任务时而肯定时而否定同一企业的基本权资格，而只能一概地肯定或者否定。[52]然而，就具体的判断标准而言，存在相当大的观点分歧。在1990年的汉堡电厂股份有限公司（HEW AG）一案的裁定中，联邦宪法法院以该公司作为能源企业具有法定的履行生存保障（Daseinsvorsorge）的义务以及公法主体基于其高达72%的出资而获得的决定性影响为由否定了该公司的基本权主体资格并以程序不合法为由驳回其宪法诉愿。 [53]这一案件在学说中倍受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联邦宪法法院对于作为少数股东的私股东的基本权利考虑不足，主张基于股份所有权以“公司法为媒介”的性质应肯定混合经营企业的基本权主体资格。[54]持反对意见者则强调不应允许国家通过“逃入”混合经营企业而摆脱基本权利的约束。[55]第三类观点反对联邦宪法法院在上诉案件中的论证方式，但是在认可其结论并主张在公主体控制企业的情形下否定相关企业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56]后一种观点在新近的法兰克福机场公司（Fraport AG）一案中得到印证。在相关裁定中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指出：“由公法人所控制的以私法形式组织的混合经营企业与国家独有的、以私法形式组织的公营企业一样，均受到基本权直接的拘束”。[57]如果说一主体的基本权主体资格和受基本权的拘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58]，那么法兰克福机场公司一案的判决所确立的标准也应该适用于对混合经营企业基本权主体资格的判断。[59] 基本权无论是作为主观的防御权（Abwehrrechte）或是参与权（Teilhaberechte）抑或是作为保护命令（Schutzgebote）均是指向国家。[60]在公司中，公司股东——即便是掌控公司命运的大股东——也非基本权规范的对象[61]，除非该股东系公法人。在这种情况下，其对股东权利的行使受到基本权拘束。[62]虽然公司大股东可能构成所谓的“社会暴力”（soziale Gewalt）或“中间暴力”（intermediäre Gewalt） [63]，然而大小股东事实上的权力地位的差异尚不足以将大股东的地位与有权单方面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的国家权力相提并论，因为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原则上还是以私法自治为基础的。[64]依照将“基本权间接第三人效力”与“保护命令”相结合的主流学说[65]，公司中少数股东基本权利地位的保护也不应该通过给大股东施加基本权的拘束加以实现。由于发生冲突的私主体均可以诉诸基本权利而且由于基本权内容上的不确定性，承认少数股东的股份财产权对于大股东的拘束力并不能为解决该等冲突提供恰当的方案。股份财产权对股东间关系的作用，不仅体现为法院在运用公司法中的概括性条款——如股东的忠实义务、《股份法》第53a条的股东平等原则——时需要遵循股份财产权对公平合理平衡股东利益提出的宪法上的要求。而且在经国家高度规制的股份公司法框架内，从股份财产权的角度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立法者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下可以赋予多数股东影响少数股东法律地位的资格。[66] 4、股份财产权受到影响的形态 传统的基本权教义学使用“侵入”这一概念来描述国家权力对于基本权的干预。这一概念适合于基本权发挥防御功能的情形。以土地征收为例：被剥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财产权的“保护领域”（Schutzbereich），而立法者设定法定剥夺权限属于公权力“侵入”（eingreifen）财产权保护领域，该等侵入在宪法上必须正当化。“侵入”概念在德国宪法学界并非无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其在教义学上的功能在于将需要正当化与不需要正当化的措施区分开来，然而其不足以涵盖所有需要正当化的国家行为，在判断国家行为是否需要正当化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应是行为类型而应是行为对于基本权所保护的法益（grundrechtliche Schutzgüter）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他们主张用“基本权所保护的法益”来取代“保护领域”，用“影响”（Einwirkung）来取代“侵入”。[67]国家权力发生影响的形态多种多样，除了侵入行为外，国家权利可以限制（einschränken）基本权所保护的法益或者对其在法律上进行构建（gesetzliche Ausgestaltung）或者发生事实上的影响。[68]对基本权所保护的法益在法律上进行构建或做出限制，二者之间只有模糊的界限，这在财产权中体现尤为明显。基本法第14条第1款使用了“内容性和限制性规则”这一组概念。依照通说的观点，无区分内容性和限制性规则的必要，因为任何有关内容的规则也包括了限制于其中。[69] 鉴于股份财产权的核心功能不在于防御国家权力侵犯，而在于提供机制保障以及解决私主体（股东）基本权冲突，故本文使用“影响”而非“侵入”作为涉及财产权的国家行为的上位概念。在财产权领域里，内容和限制性规范以及征收是国家权力影响财产权的最重要的两种形式。二者如何区分不仅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在基本权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区分二者的现实意义在于，征收是以合理补偿为正当性条件，而对于财产权的限制通常并不要求补偿。[70]因为法律后果的根本性差异，故联邦宪法法院及通说均认为二者之间并无所谓的模糊界限，而是截然有别。[71]联邦宪法法院将征收界定为“为实现特定公共任务而全部或部分剥夺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1句意义上的具体财产权地位”的行为。 [72]这一形式化的征收概念其内涵窄于过去以国家侵入行为的严重程度作为区分标准的实质性征收概念。[73]学说中也大体认同征收具备剥夺受保护的法律地位、以有针对性的高权行为为形式以及目的在于实现特定公共任务这三大特征，而合法与否并非征收概念的必要元素。[74]有争议的是，是否需要“通过公权力获取财物”（Güterbeschaffung）这一特征。在2001年有关土地财产权的一个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指出“征收以剥夺具体的法律地位为前提，但是并非所有的剥夺构成基本法第14条第3款的征收。征收仅限于以公权力的手段获得财物以执行特定的、服务于公共任务的计划的情形”。[75]有的学者指出，为清晰区分内容和限制性规则与征收，联邦宪法法院强调征收是一个获取财物的过程，从而回归了将征收视为“通过法律所允许的行政行为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另一个出于公法上的理由而获得优待的主体且付补偿义务的行为”的经典概念。[76]因为征收的目的在于为公共任务服务，故以平衡私人利益为目的剥夺法律地位不构成征收。[77] 股份财产权领域相关的经典问题是，《股份法》和《企业改组法》允许多数股东将少数股东逐出公司从而使后者丧失其成员权，该等规则是否构成征收。在有关股份财产权的第一案1962年的Feldmühle案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征收是国家通过法律或者行政行为对财产权的强制性干预，而《企业改组法》有关条款只是赋予股东大会调整股东间私法法律关系的资格从而提供了影响股东权利的法律基础，而直接影响股东法律地位的并非国家的高权行为而是纯粹属于私行为的股东大会改组决议，故有关条款不构成征收。[78]基于同样的理由，联邦宪法法院将《股份法》中产生少数股东排除效果的规则以及2001年引入的“少数股东排除程序”（Squeeze Out）均视为内容和限制性条款，而非征收。在2008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德国国会于2009年4月7日通过《加速金融市场稳定法案》简化了《股份法》和《并购法》中的排除少数股东的制度，例如该法案第12条将《股份法》中将申请排除程序的大股东需要持股95%的要求降低到90%，从而使得联邦政府的“稳定金融市场特别基金”（SoFin）可以较为容易地排除问题银行中的少数股东，从而迅速进行重整以到快速恢复金融市场稳定的目的。在重组抵押银行控股有限公司（HRE）的过程中，“特别基金”采用了上述法案中规定的方式，通过定向增资、公开收购要约及再次增资逐步获得90%股份，并促成股东大会达成排除少数股东的决议。少数股东就该决议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违宪为由提起了撤销之诉。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可了上述法案第12条的合宪性。在股份财产权的框架内，法院指出，该法案虽然授权特别基金为稳定某金融机构而购入其股份，但是并没有授权其通过强制性购入股份的方式侵入股权。特别基金必须通过《股份法》规定的排除程序才能使其购入股份的行为合法化，而股份法中少数股东排除规则依照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并不构成征收，而是属于内容和限制性条款。[79]该上诉判决尚未生效，联邦法院第三审结果尚不得知。批评者认为，联邦宪法法院关于股份法中少数股东排除规则的判决不应该适用于《加速金融市场稳定法案》，因为该法案不涉及财产权的“私用性”，无关于大小股东的私用性财产权利益的平衡，国家借助特别基金给银行进行注资的目的在于履行稳定金融市场稳定的任务。[80]支持者则认为，依照联邦宪法法院所主张的形式化征收概念，特别基金对少数股东股权的影响不满足征收的条件，因为股权的转让是基于股东大会决议这一私法手段，故不满足高权行为这一要件。[81] 5、股份财产权领域的合宪性审查标准 德国基本法将财产权的界定和限制委之于立法者（第14条第1款后半句）。由此产生财产权的特殊之处，即宪法对其所应保护的法益提供的保障以普通法立法者对相关权利的界定为基础。立法者在财产权的领域具有双重地位：一方面须确定受保护的财产性权利的类型和内涵，另一方面须界定该等权利的边界。[82]这尤其体现为请求权、知识产权等必须通过法律规定才能具备确定性内容的权利。 [83]在界定和限制财产权利时，立法者不仅要符合所有权的“私用性”要求，确保其所构建的财产权利可以为权利人使用和处分[84]，即满足机制保障的要求，还必须确保有关规则符合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和平等原则的要求[85]。 （1）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比例原则 立法者在财产权领域的双重地位增加了运用比例原则在教义学上的困难性：在传统的基本权教义学下，比例原则要求国家就其侵入行为说明理由，即说明其适合性、必要性和恰当性，然而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制性规范并非侵入行为。 [86]即便如此，联邦宪法法院仍然运用比例原则对财产权内容和限制性规范的适合性、必要性进行审查[87]，要求“立法者以平等的方式权衡宪法所保障的法律地位与符合社会性的财产权秩序的要求，公平地平衡所有参与者的值得保护的法益，任何单方面的优待或负担均与宪法所设想的具有社会性的私财产权不相符”[88]。由此，有的学者指出，在财产权的社会义务（Sozialpflichtigkeit）[89]框架下，比例原则呈现出特别的结构，其不仅阻止立法者不合比例地削减财产权人地位，而且要求立法者不得不合比例地忽略财产权的社会义务。[90]财产权就公共福祉所负担的义务既是立法者限制财产权的理由也为之设定了边界。[91]就内容和限制性法律规则的必要性，立法者有较宽的规则设计空间。[92]就规则的适合性，学界普遍认可立法者宽泛的预测的空间。[93]在员工共决法一案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如果立法者的预测的情况与事实的发展不符，那么立法者有义务进行修正。[94]立法者在进行法益权衡时，财产权客体的使用及处分的社会关联性——与第三人或者公共利益的关联——越强，所涉及的第三人利益越具有根本性意义，那么立法者界定和限制相关财产权利的权限就越宽。反之，如果财产权保障个人自由的功能越明显或者其他个人关联性越强，那么其在宪法上享有的保障程度就越高，相应地立法者在行使其界定和限制财产权利的权限时就受到更多的拘束。[95] 在有关员工共决法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以股份财产权“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广泛的社会关联性”作为论证员工参与权正当性的核心论据，并强调对小股东而言对公司的出资仅具有投资性质而非与个体相关联的实现经营自由的行为，而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大股东股权的核心功能也并非是确保个体在财产领域的自由。[96]学界对此不乏批评之声。批评者认为，在这一论证模式下股份财产权因保障个体自由的功能较弱自始被视为一种低人一等的法益。[97]有关股份财产权个人关联性低的提法易令人误解，因为这并非关乎股东与公司财产的关联而是股东与其在宪法上受到独立保护的股权的关联，股权对股东而言至少也是保障自由、保障存在的资本投资。[98]有的公司法学者还指出，员工共决法判决中所强调的股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首先是针对企业及作为企业载体（Unternehmensträger）的公司的股东与员工的关系，而在公司股东之间并无能够成立特别社会义务的法益，股东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并不会触碰公共利益。[99]就国家在公司法等私法领域的立法而言，基本法第１４条第２款中规定的公共福祉不应被误解为是对某种特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求，此处的公共福祉首先是指对于能够发挥功能的私法及公司法秩序所存在的公共利益。财产权对于公共福祉的责任并不处理大股东和小股东如何相处的问题，而是要求国家的法律提供一个中立的框架，以供为实现经营目的而自由结合的股东活动。[100]新近的文献中，不少公司法学者提出应当明确区分（股份有限公司等所拥有的）企业财产权的社会责任与股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101]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本法第１４条第２款的社会义务条款中并不能推导出股份财产权的特别的社会义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股份财产权和其他的财产权一样也受到社会义务的拘束。股份法新近引入了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中监事会和董事会女性成员比例的要求，也正是以股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作为其正当性依据。[102] 公司法立法者在进行法益衡量时，不仅要权衡受到负面影响的股东利益与公共利益，而且也要实现私主体利益之间的合比例的平衡。[103]对私法领域的个体私法自由的赋予与限制属于“立法者须以均衡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分配问题，其既不可不合比例的限制自由也不可不合比例地保障自由”。 [104]对于以“自由结合”为特征的股东关系而言，强化部分股东的权利地位必然构成对其他股东的法律地位的限制。故公司法的立法者需要同时注意对过度作为的禁止（übermaßverbot）以及对于作为不足的禁止（Untermaßverbot）。鉴于公司法中的利益冲突及基本权利冲突往往并不涉及到财产权作为个体存在保障的本质内涵，故可能存在多种符合基本权要求的冲突解决方案，因此在比例原则的界限内公司法的立法者对于如何转化基本权原则有相当大的判断和裁量空间。[105]比如，立法者对多数股东的限制可以弱于禁止过度作为原则所允许的程度，只要其没有不合比例地忽略少数股东基于基本权的保护需求；反之，立法者提供的保障也可以超越最低程度的要求，只要不会对其他主体形成过度的限制。[106]有的学者强调，对于基于财产权的保护义务不应该提出过高要求。在宪法所要求的少数股东保护的界限内，立法者应该有自由的活动空间，应当允许立法者以基于整体经济发展的考量制定规则，而且宪法并不要求股份公司法的立法者排除任何的权利滥用的可能性。 [107]如果法律规则在个案中使得大股东得以形成违反基本权要求的权利滥用，这尚不构成立法者对于基本权的侵害，只要相关股东能够通过有效的实体或者程序手段进行防御，例如通过对股东大会决议提起以大股东滥用权力为撤销理由的撤销之诉。 [108] （2）信赖保护及平等原则 在财产权领域，信赖保护具有特别的形态。只有当权利人可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信赖其权利的存续状态时，财产权才能实现在财产领域确保权利人的自由空间的功能。有的学者指出，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内容和限制性规则时对比例原则运用，其正是以财产权利先前的状态作为审查的出发点，表明立法者受到其已经创建的机制性结构的拘束。[109]也有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对比例原则的补充，即使对既有的法律地位的取消或者修正本身可以正当化，立法者基于比例原则的要求也有义务对依照旧法获得的法律地位予以考虑。[110]财产权保障允许在存在足够重大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完全地废除曾受财产权保障的法律地位。在这种情形下，立法者必须确保从旧法到新法之间的温和过渡。[111]平等原则在财产权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些特殊性，通常需要运用比单纯的恣意禁止更为较为严格的合比例性要求，因为立法者建构财产权利所建立的机制性体系中往往会对一些权利人做特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需要正当性理由。[112]这二原则在股份财产权领域运用较少，故再次不再展开。 三、股份财产权典型案件解析 1、股东的知情权 股东获得有关公司的充分信息，不仅是其行使管理性权利也是其处分财产性利益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知情权是股东成员权的根本组成部分。对此，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也予以明确认可。[113]依照《股份法》第131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均有权向董事会要求提供公司的有关信息，只要该信息对于恰当判断会议议程有必要性。与《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a条第1款所规定的股东对于公司经理的信息请求权相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受到两方面的限制：股东只能在股东大会上主张知情权而且其提出的问题必须和会议议程相关。该等限制的合宪性，是2000年的Wegner诉Daimler-Benz案的核心问题。就知情权行使时间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认可了立法者希望由此确保股东平等获得信息的初衷，认为这符合基本法第3条平等原则的要求。就知情权内容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遵循比例原则的前提下，立法者可依照公司形式的不同——即公司中股东权限的不同——来设计股东的知情权，因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只能通过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投票权来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故公司法可以将股东的知情权限于和股东大会议程有关的事项。[114]鉴于《股份法》赋予持股合计达到20%或者50万欧元的少数股东要求增加会议议程的权利（第122条第2款），行使知情权遭拒绝的股东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董事会提供有关信息（第132条）以及董事向股东提供不实信息时的刑事责任（第400条第1款第1项），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立法者充分采取了预防措施以确保股东知情权的实现。此外，知情权并非股东的唯一信息来源外，股份法给公司施加的信息公开义务可以提供给股东做出投资决定所需的信息。故联邦宪法法法院认为《股份法》第131条第1款对知情权的限制并非不合比例。[115]同时，在就普通法院运用该条款对个案中股东大会主持人限制股东提问和发言时间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法第14条对股份财产权的保障要求法院既要防范董事会滥用其拒绝提供信息的权利（《股份法》第131条第3款）也要防范股东滥用其知情权，法院尤其需要注意，股东大会只有在组织者就可供利用的时间能尽可能公平有效分配的前提条件下才可发挥作为股东民主实现场所的功能。[116]由此，联邦法院法院基于对股东获取信息及参与股东大会的利益与股东整体对于股东大会功能正常发挥的利益的权衡认可了股东大会主持人对于股东的提问权和发言权进行限制的权利。2005年的《股份法改革法案》在《股份法》第131条第2款增加了一条款，允许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授权股东大会主持人恰当限制股东的提问和发言时间及就此做出具体规则。立法者认为，股东提问和发言权的行使涉及到统一同样受到基本法第14条保护的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该冲突的解决应该由权利主体自行负责，故立法者通过认可章程自治使股东就该问题获得更多的决定自由。[117]以联邦宪法法院的Wegner / Daimler-Benz判决为依据，公司法学界通说认为，股东大会主持人限制股东提问和发言时间的权利的正当性基础在于股东对于应对个别股东滥用提问和发言权所存在的保护性需求，故该权利并非来自于公司章程的授权，上述新增条款只是起到了澄清的作用。[118]对于联邦宪法法院是否在该判决中也同样认可股东大会主持人有权限制股东提出信息请求的时间，公司法学界的理解不一。[119]就此，新规则明确了公司章程可以授权股东大会主持人就此做出限制。 关于知情权的另一个重要判决涉及《股份法》第131条第3款第1句第3项的合宪性问题。该条款允许董事会在股东要求公开某一资产在财物报表中所确认的价值和其可能具有的较高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时行使信息拒绝权。这一条款造成的后果是，董事会不必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财产的账面价值与其实际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从而可以形成所谓的“隐性资产”（Stille Reserve）。形成这一价值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会计准则不允许在财报中反映某些价值的增加，或者是因为行使会计法中的估值选择权或者是因为税法上所要求的折旧。[120]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从基本权的角度看，隐性资产的存在并非毫无问题，因为小股东可能面临因对公司价值判断不准确而将股票贱卖给他人的危险。然而，法院认为，鉴于公司在《商法典》会计规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的框架内形成隐性资产的可能性有限，故行使信息拒绝权不会对股东股份财产权造成太大影响。此外，还需要考虑隐性资产对于公司而言所具有的一定的防范破产的效果、公司以及与小股东相区别的、以进行经营为导向的大股东对于该信息保密的利益，以及公开隐性资产可能与《商法典》会计规则中要求的谨慎性原则（Vorsichtsprinzip）不符。因此，法院认定在该案中承认董事会信息拒绝权并未对股东的股份财产权造成不合比例的负担。[121]学界对该判决反应不一，有的学者认可公司对于隐性资产的保密利益，因为假如董事会公开对单项资产的价值评估则竞争者和交易对方可能利用这些信息从而对公司造成损害并间接影响股东个体的财产利益。[122]反对者批评联邦法院忽略股东知情权所承担的向股东就其投资的资本运作情况进行汇报的功能，不公开隐藏资产信息可能使大股东可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小股东股票。 [123]联邦宪法法院的支持者则批评这种观点过度强调股东的财产利益，而忽略了股东的成员地位系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124]还有一些学者反对联邦宪法法院的论证方式，认为在宪法的层面上公司作为股东基于共同目的形成的结合体不能向股东主张自己单独的利益，有关隐藏财产的信息拒绝权的正当性理由只能由会计法规则所导致的信息的不准确性。[125] 公司对于隐性资产保密的利益和小股东获得信息的利益的权衡，在根本上涉及到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与透明性的程度这一会计法的法政策问题。联邦宪法法院从隐性资产的功能、会计法规则等多个角度进行的论证，恰恰说明宪法法院对普通法立法者法政策选择的尊重，只要该决定从基本法保障的角度是可以主张的（Vertretbar）。[126]2009年的《会计法现代化法案》为使财务报表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企业情况取消了诸多价值评估选择权[127]，于是也大大缩减了形成隐性资产的可能性。在这一背景下，故关隐性资产的信息拒绝权的适用范围在事实上也大为缩减。考虑到这一情况，在比例原则的框架内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认可相关条款的合宪性。然而，联邦宪法法院从公司的信息保密利益的角度所进行的论证则值得商榷。因为从股份财产权教义学的角度，难以在宪法层面上证立一个独立于股东整体利益的公司利益。公司的保密利益在根本上是公司法立法者对于股东（及其作为整体）的信息利益与有关信息的公开可能给股东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信息本身的准确性缺乏保障或者信息可能为不良第三方利用——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故将其视为立法者为实现保护目的而作出的法政策选择或许更为恰当。 2、少数股东的排除 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投票权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少数股东从公司中排挤出去，是大股东和少数股东这两个群体利益碰撞最为激烈的情形。这既是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股份财产权的第一案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其诉讼实践中最常见的案件类型。联邦宪法法院1962年的Feldmühle一案对于股份财产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案涉及当时的《企业改组法》第15条是否违宪的问题。该条款允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其全部资产转让给公司主要股东，其结果是少数股东退出公司并就其股份获得补偿金。[128]在在比例原则框架下权衡大小股东利益时，法院肯定了企业集团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和控股企业为提供经营效率对集团内公司进行结构调整的需求，自由开展企业经营活动属于《基本法》第2条所保障的范畴，而对于少数股东而言持股通常属于投资而非经营行为。故法院认为，立法者基于重要的公益性理由可以认可控股股东自由经营的利益相对于少数股东投资利益的优先性。[129]然而，立法者做此价值判断须满足两个条件才不会构成对于少数股东财产权的侵犯：其一，须提供有效机制防范控股股东的权力滥用；其二，须确保少数股东就其成员权的丧失获得全额补偿。前者体现于股份法中有关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和无效之诉。 [130]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度指出，股票具有复杂的属性，其既有财产权的面向又有成员权的面向，而以哪种属性作为立法的根本性标准须由立法者自行决定。[131] 时隔三十多年之后，联邦宪法法院在1999年的DAT/Altana案中重审了其在前一案件中的立场：基于重要的公益性理由，立法者可以认可控股企业在集团公司中自由经营的利益优先于少数股东维持其股权的利益，然而该价值判断须以被迫退出的少数股东的正当利益得到维护为前提。[132]该案涉及《股份法》第320条的合宪性。该条款允许持股95%的企业股东（又称“主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在维持公司独立法律人格的条件下将该公司并入自己的企业。自公司并入决议登入商事登记簿时起，其他股东的股份自动转让给该主公司从而退出公司。[133]联邦宪法法院认可了该条款的合宪性。其一，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之诉为少数股东提供了防御大股东滥用权力的有效法律救济。其二，《股份法》第320b条赋予了少数股东获得恰当补偿（Abfindung）的权利，并且通过设置裁决程序（Spruchstellenverfahren）在程序上确保少数股东能够获得全额补偿。[134]此外，法院对全额补偿的要求进行了具体化。法院认为，股票的交易能力（Verkehrsfähigkeit）是其作为财产权客体的重要属性，因而也是评估股票价值时必须考量的因素。故除普通法院判决和学说中所认可的全额补偿的标准外——即补偿须反映将公司的隐藏资产和内在的业务价值考虑在内的股份的真实价值，补偿金须以所涉股份的交易价值为下限。就股份的价值评估而言，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4条并未要求采用某特定标准，然而在上市公司的情形下交易价值的确定须考虑股票价格。也就是说，少数股东的补偿不得低于股价，除非股价在例外情况下低于股票的交易价值。[135]由此，联邦宪法法院修正了各邦高等法院在当时学界通说影响下在其审判实践中所主张的、股价因易受外界因素干扰而不宜作为评估股票真实价值的标准的观点。[136] 两年后的Moto Meter案与前两个案件案情类似。其涉及的问题是，通过转让资产解散公司的方式是否合宪以及普通法院可否拒绝就相关股东大会决议有无正当理由进行审查。根据《股份法》第179a条，控股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公司资产全部出售给自己或关联公司，随后促成股东大会达成解散公司的决议并分配公司剩余财产，从而取回出售公司资产的大部分价金。而公司少数股东能够获得的清算收益取决于控股股东就公司资产愿意支付的价金。联邦宪法法院认定，虽然上述条款使得公司大股东可以绕过《股份法》中有关“公司并入”及《企业改组法》中有关“公司合并”[137]的诸多保护性规定从而轻而易举地将少数股东逐出公司，但是该条款本身并不违反基本法第14条。法院原则上认可立法者提供将少数股东逐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因为基于《股份法》和《公司改组法》中数量众多的股东权利保护规则，少数股东的存在本身对大股东就意味着显著的成本、潜在的困难，甚至还可能拖延其认为有意义的经营措施。[138]在进行法益权衡时，法院强调，少数股东因持股数量极为有限故其股权的管理权或控制权功能微弱，其股权在根本上属于“资产投资”，只要能够获得与股权价值相当的补偿，那么可以认为少数受损的法益分量并不重，因为少数股东作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能够发挥功能的时代一定能够在同样或者类似的企业中找到替代性投资。”[139]由此法院否认了多数股东将少数股东逐出公司时须提供额外的正当理由。然而，法院也注意到《股份法》第179a条就少数股东保障而言存在规则漏洞。该条款所规范的通常情形为公司将资产转让给第三人，这时大小股东就售价的确定而言具有一致性利益，然而该条款未注意到在公司将资产转让给大股东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但法院并不认为上述条款因此而违宪，而是认定普通法院在就有关出售资产的股份大会决议进行审查时基于宪法的要求有义务审查，少数股东是否获得了与其股权价值相符合的补偿。[140] 联邦宪法法院在Moto Meter一案中的立场为立法者认可主流学说所主张引入的“逐出少数股东”（Squeeze Out）制度奠定了基础。[141]2001年12月20日的《有价证券公开收购和企业并购法案》在《股份法》中首度引入了该项制度（第327a-327f条）。据此，持股达到95%的股东（主要股东）可以要求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以现金清偿为条件将其他股东的股份转让给自己。在准备股东大会时，主要股东有义务制作书面报告解释说明达到了95%的临界值以及拟提供的现金清偿的合理性，但无需说明要求转让股份的理由。少数股东逐出制度使得主要股东可将公司变为一人公司，一方面节省了召开股东大会的高昂费用以及为满足资本市场的公开要求所需要的花费，另一方面大股东不再面临股东大会决议可能被少数股东主张撤销的风险从而可以更为迅速、灵活地开展经营活动。[142]相关立法理由中指出，“少数股东逐出规则所导致的股票中蕴含的法律地位的丧失，鉴于由此得以增强的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以及有关在经济上全额补偿少数股东的规则，可得以充分地正当化”。[143]少数股东逐出制度包含了复杂的程序性规则。每位少数股东均可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在裁决程序[144]中裁定现金清偿的合理性。因为清偿的恰当性可以在裁决程序中审查，因此不能就清偿不合理主张股东大会决策的撤销。 [145]股份转让决议在登记与商事登记簿后方产生效力，但是只要仍有一个股东大会决议撤销程序悬而未决，那么登记法庭就不可以进行商事登记，除非诉讼法院通过生效裁决裁定该撤销之诉不妨碍登记的进行。[146]而有关清偿数额的裁决程序则不会妨碍登记的进行，因为裁决程序正式要将该争议与股权转让的执行分割开来。[147]该规则实施不久即有少数股东就法院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可提前登入商事登记簿的裁决提起宪法诉愿，联邦宪法法院得以有机会就少数股东逐出制度的合宪性问题作出明确表态。 法院首先阐述了运用比例原则审查股份有限公司立法的具体标准，即“立法者应该公正平衡公司参与者的利益，……并和所有的股东保持同等距离”。[148]如果立法者在设计少数股东排除制度时遵循合法目的，并确保少数股东就其股票的损失获得全额补偿，且保障其获得有效法律救济，那么该制度就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149]法院肯定了少数股东逐出制度的合法目的。首先，鉴于法定的少数股东保护规则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微量持股的私人投资者针对股东大会决议提起的撤销之诉的迅速增加，法院认同立法者有关小股东滥用权利阻碍大股东的经营行为从而迫使其支付和解金息事宁人的现象的判断。[150]其次，法院认为，股东持股越低，立法者在订立规则就可越少考虑其参与公司经营的成员利益，因为其本就不能对公司政策施加任何影响。对这样的股东而言，持股通常只是资产投资而非经营行为。立法者对于主要股东持股95%的要求可以确保，被排除的股东因为缺乏影响公司经营的现实可能性故其出资利益仅限为财产性利益。[151]就立法者对于逐出条件仅作持股数量的要求，法院认为，由于多样倾向下大股东逐出小股东有其正当性，故立法者的这一选择并未超越其构建私法关系时具有的宽泛的裁量空间。[152]立法者要求清偿的适当性由法院所委任的专家鉴定人审查，并且鉴定人不当的判断还可以通过裁决程序予以纠正，故法院认为立法者采取了充分的措施以保障被逐出的股东获得恰当补偿。 [153]就法律救济而言，法院肯定了立法者对对撤销之诉进行的限制：立法者有权决定通过何种法律途径审查清偿的恰当性，因此其可选择以裁决程序而非撤销之诉对清偿的恰当性进行审查。[154]此外，法院还肯定了立法者引入登记阻却消除程序(Freigabeverfahren)的合理性。因为立法者规定少数股东逐出制度的目的在于避免有益的企业经营措施因为少数股东滥用撤销权遭到拖延，鉴于撤销之诉通常耗时绵长，立法者有必要采取程序性规则保障以逐出少数股东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决议的登记不会受到不必要的拖延，否则少数股东逐出制度的目的将会落空。[155] 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系列判决表明，股份财产权对于少数股东的成员权仅提供有限的存续状态的保障，保障的核心在于股权的财产权要素。联邦宪法法院认可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合宪性的核心论据在于，其认为控股股东的经营性利益重于少数股东对于其股份的投资性利益。Feldmühle案，法院论证控股股东利益的优先性时一方面强调控股股东促成公司结构变更的“公益性理由”，即经济秩序对于灵活组建企业集团从而重新配置企业资源的需求，[156]另一方面则强调控股股东开展企业经营活动的自由除了受财产权保障外还属于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行动自由和第12条第1款的职业自由的保障范畴。而少数股东基于其有限的股权对公司经营管理几乎无实质影响，故其股权基本上只有资产投资的属性。只要少数股东的财产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那么对其成员权的限制就不会违背股份财产权的要求。联邦宪法法院基本延续了这一论证模式，并在评价少数股东法益时增加了两个因素。其一，法院以投资者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选择替代性投资的可能性强化其对少数股东股权的投资属性的认定。其二，法院强调少数股东的存在对于公司迅速灵活展开经营活动形成的阻碍。[157]少数股东带来的困扰，在根本上源于《股份法》提供的广泛的少数股东保护机制。这些机制的存在加大了公司的行政管理成本，也让公司面临部分小股东滥用权利的风险。多数股东排除少数股东的制度，正是从公司及以从事经营为导向的大股东对于经营效率的利益出发对少数股东保护机制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宪法法院并未要求多数股东就其逐出少数股东的行为提供实体理由。也就是说，除了以防范权利滥用为目的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的实体审查外，联邦宪法法院不要求立法者就逐出小股东的股东大会决议设置额外的实体审查机制。其理由大概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股份财产权仅提供有限的存续状态的保障。其二，多数股东有全额补偿小股东的义务。在此条件下其逐出小股东能否实现其要达成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其付出的补偿金和其希望通过重整公司获得的收益相比是否值得，属于其私人自治的范畴，国家不应要求企业经营者就其具体的经营决策提供正当理由证明其有用性。[158]由少数股东的补偿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原因在于普通法院在适用有关规则时倾向于形式化的、以法律条文文义为导向的标准，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被排除股东的全额补偿须以股价作为底限的要求则是强调了股票的经济属性，从而为少数股东的补偿条款的运用补充了经济性考量。[159] 四、股份财产权保障对德国《股份法》的影响 股份财产权既保障股东的财产性权利，也保障股东作为公司成员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力。就股东的管理权而言，德国《股份法》将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力强制性分配给董事会，股东大会权限被限定于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法律明确列举的事项（《股份法》第76条及第119条第1款），且股东大会对于董事会并无指挥权。有的学者指出，强制性地赋予董事会和监事会不受股东大会指挥、独立行使职责的权限，实质上是限制了股东对于其集体所有的公司财产的支配权，故须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160]对《股份法》所确立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权限分配模式，联邦宪法法院默认了其合宪性。[161]其指出，法律和章程需要确保公司发挥功能并平衡其中可能发生冲突的利益，因股东之间及其与公司之间的利益通常并不一致，故股份法赋予了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管理机关维护所有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权利和职责。[162]由此，学者认为，联邦宪法法院在运用比例原则来判断公司法立法者对股东地位的干预是否恰当时，采用的是“符合实体事项要求”（Sachgesetzlichkeit）的标准或者说是所谓的“实体必要性”（sachliche Notwendigkeit）标准，即为确保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由股东通过自由集合其财产所形成的较大规模组织的经营效率，公司需要具备行动能力的机关，以克服股份公司中内在的股东利益多元化问题。[163]在宪法的层面上，公司管理机关并无为基本权所保护的法益，其所拥有的法定权限体现的是股东整体对于公司有序有效运营的利益。保护私法秩序正常发挥功能，本身也是基本法第14条第2款中的公关福祉的要求。 在德国股份法的立法者认可董事会独立负责从事经营管理的权限的同时，学界通说认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目标反映为区别于公司股东整体利益（又称“公司利益”）的“企业利益”的实现并要求董事会以该利益作为行为的指引，即董事会在行使其经营性裁量权时应同等对待企业中的相关利益，即股东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并实现各种利益的平衡。[164]在公司法中确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中心地位，更有助于上述利益平衡的实现。鉴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大型企业的组织形式对社会的重大影响，立法者可以股份财产权在该公司形式下的较强的社会关联性以及股份财产权由此负担较重的社会义务为由，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中心主义主张宪法上的正当性。 立法者通过内容和限制性规则对财产权进行规范时，对如何依照基本权的要求实现私主体利益的平衡有相当大的判断和裁量空间。[165]以有关隐性资产的信息拒绝权为例，联邦宪法法院从会计法对于有争议性的隐性资产的认可出发所进行的论证，展示出其对于普通法立法者法政策选择的尊重。对于公司法的立法者而言，股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要求立法的“前后一致”性。这在股东的管理性权限方面体现尤为明显。从宪法角度看，股东的管理性权限只需达到可以使股东“前后一致地”行使公司法所赋予的管理权所要求的程度。换言之，股份法立法者须保障股东最低限度的信息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以确保其可以参与公司意志的形成。以知情权为例，《股份法》确定了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管理权的基本原则，故联邦宪法法院认同了立法者做出的股东的提问须与股东大会议程有关的限制以及允许股东大会主持人限制股东的提问和发言时间，以确保股东大会能够有效发挥股东民主实现场所的功能。 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和保护义务功能，要求立法者在平等对待股东权利的基础上为解决其可能发生的基本权利冲突提供一个中立的框架。有关少数股东排除的系列判决表明，联邦宪法法院认可普通法立法者在就股东财产利益的实现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机制的前提条件下作出有利于大股东或多数股东灵活开展经营活动的制度安排。联邦宪法法院在进行法益权衡时未曾赋予少数股东保护以特别的分量，而是强调在财产权保障的框架内原则上应平等保障股东的法益。股东形态和利益的多元化这一不争的法律事实，可以为这一立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持有很少股份的股东在股权分散的状况下也可能有影响经营活动的能力，而持有较多股份的股东也可能追逐短期利益而无视企业的长期性经营利益。[166]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公司法中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逐步出现，根本原因在于股份法广泛的少数股东保护机制对于大股东灵活开展经营行为所造成的妨碍和这些保护机制被滥用的风险。故少数股东排除机制其实是对少数股东保护机制的制衡。 五、股份财产权保障对我国公司法立法的一些启示 德国基本法第14条中的股份财产权保障的是股东“以公司法为媒介”的法律地位。换言之，基本权保障的内容是公司法所认可或者赋予股东的权利。立法者在股份财产权的领域所承担的双重功能——确认受基本权保护的法益并确定保护的界限——在以强制性规则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法中体现尤为明显。德国股份法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导向实际上是对股东的经营管理权的限制。虽然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从公司有效运营需要具有行动能力的机关的角度间接认可了《股份法》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然而由此并不能推出，董事会中心主义是股份财产权实现机制保障的必然要求。因为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仅要求立法者提供可以发挥功能的公司形式，而并没有要求立法者提供最佳的公司形式。我国公司法传统以来采取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导向。虽然董事会、监事会、经理有着独立的公司机关的地位，但是股东大会有较宽的权限。股东大会是否对其可以行使指挥权，公司法对此尚未明确表达。从德国法的视角来看，公司法是采取股东大会中心主义还是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并非宪法问题，而是属于普通法立法者的法政策选择。但是董事会中心主义基于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要求和股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可以获得宪法上的正当性依据。 从德国的知情权案件可以看出，股东利益与作为股东整体的公司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立法者有义务采取恰当方式平衡该等利益。股东作为整体对于公司正常有效发挥功能的利益，在宪法层面上可以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为支撑。此外，股份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所保护的公共福祉，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了对于能够正常发挥功能的公司法秩序的存在的公共利益。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过程中就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知情权曾讨论过，是否应该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请求查阅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的权利。[167]有学者批评道，该制度可能使股东得以自由查看涉及公司经营秘密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从而影响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及公司在竞争性商业社会中的利益。[168]正式的《公司法》条文中只认可了股东可以查阅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从股份财产权的角度看，保护公司经营秘密是保护股东整体利益的要求，故可以以此为由限制股东知情权的范围。我国《公司法》第98条和第151条规定，在股东大会上股东有权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质询。该质询权如何行使，法律并无进一步的规定。学者认为，应由公司章程作出具体规定。[169]德国公司法的实践表明，股东知情权包括其中的提问权的行使不仅对于股东权利的实现有重大意义，也是容易出现争端的领域。从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和保护义务的角度看，立法者有义务对于此容易发生基本权利冲突的领域提供争议解决的框架。 在贯穿公司法的多数决原则之下，公司法立法者需要调合推动公司意志形成的大股东或多数股东对于尽可能灵活开展经营活动的利益和小股东或少数股东对于避免股东多数权力滥用的利益。德国《股份法》中的少数股东排除制度，正是立法者调合者两种冲突的典型例子。虽然联邦宪法法院从股份财产权、行动自由和职业自由的角度允许立法者认可多数股东所代表的经营性利益相对于少数股东的投资性利益的优先性。然而比例原则和基本权的保护义务功能要求，立法者做出对多数股东有利的制度安排的同时须充分考虑少数股东的保护性需求，即立法者必须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以避免多数股东滥用权力，并且提供程序性机制以保证少数股东就其受到的不利影响获得充分的财产性补偿。从程序保障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增加了单个股东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无效和撤销之诉的权利，以强化小股东对控制股东的抗衡能力，但是因为撤销和无效理由分别仅限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程序瑕疵和决议内容违反章程规定，故现有的无效之诉和撤销之诉的机制就大股东滥用其多数地位、但却并未违反强行法的行为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注释: [1] Eberhard Schmidt-A?mann, Der Schutz des Aktieneigentums durch Art. 14 GG, in Festschrift Peter Badura, 2004 (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 1009。 [2] Raiser, in: FS Kümpel, 2003, S. 437, 450. [3] 有关文献：Peter Jung, Individualrechtsschutz durch Wirtschaftsgrundrechte im Gesellschaftsrecht, JZ 2001, S. 1004?ff.; Christoph A. Stumpf, Grundrechtsschutz im Aktienrecht, NJW 2003, S. 9ff.; Wolfgang Sch?n, , Der Aktion?r im Verfassungsrecht, in FS P. Ulmer 2003, S. 1359ff.; 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ff.; Z?llner, GesRZ Sonderheft 2004, S. 5ff.; Hofmann, in FS Hopt (2010), S. 833ff.; Mülbert, in FS Hopt (2010), S. 1039ff.; Bastian Schoppe, Aktieneigentum, 2011. [4] 王红一，“《公司法》修订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学术研究》2001.6, 89-94/91；王保树，“《公司法》修改应该追求适应性”，《法学》2004.7，5-7/5；刘俊海，“《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法学》2004.7, 8-10/9；蒋悟真，“公司法修改的理念信守与路径考察”，《法学评论》2005.2, 97-104/99。 [5] BVerfGE 24, 367 (389); 50, 290 (239) – Mitbestimmung; 97, 350 (370-371); 102, 1 (5) - Altlasten. [6] Joachim Wieland, In. Horst Dreier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3. Aufl., 2013, Art. 14 (以下引为“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33?ff.; Pieroth/Schlink/Kingreen/Poscher,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30 Aufl. 2014 (以下引为“Pieroth/Schlink u.a., Grundrechte”), § 23 Rn. 977ff. 我国文献中对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精辟阐述参见张翔: 《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基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初步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7] BVerfGE 42, 263 (294) = NJW 1976, 1783 – Contergan; 50, 290 (239) – Mitbestimmung; 102, 1 (15) - Altlasten. [8] 比较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49?ff. und 57?ff. [9] BVerfGE 14, 263 (276) = NJW 1962, 1667 – Feldmühle; BVerfGE 25, 371 (407); BVerfGE 50, 290 (342) = NJW 1979, 699, 703 – Mitbestimmung; BVerfGE 99, 367 (391); BVerfGE 100, 289 (301). [10] BVerfGE 100, 289 (301?f. Rn. 43); BVerfG, NJW 2001, 279; Papier,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kommentar, 2014, Art. 14 (?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195; 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Kommentar, Art. 14 (?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Art. 14 GG“), Rn. 142. [11] BVerfG NJW 1979, 699, 703. [12] BVerfGE 50, 290 (342) = NJW 1979, 699, 703 – Mitbestimmung。对此予以认同的学者，如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195 以及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GG Kommentar, Art. 14, Rn. 142。其同样认为，实物财产权所具备的权利人资格和控制权及使用权的统一、以及控制权与职责和责任的统一等典型特征，对于股份财产权而言并不显著。 [13]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V/1, 2006 (以下引用为“Stern, Staatsrecht IV/1”), S. 2193; Walter 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rsg.), Handbuch Staatsrecht VI, 2. Aufl. 2001 (?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db Staatsrecht VI “), S. 1067. [14] Mülbert, In Hopt / Wiedemann (Hrsg.), Gro?kommentar AktG, 4 Aufl. 1999, Vor §§ 118 – 147 AktG, Rn. 187ff. [15] 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db Staatsrecht VI “), S. 1068; Stern, Staatsrecht IV/1, S. 2193; Christoph A.Stumpf, Grundrechtsschutz im Aktienrecht, NJW 2003, S. 9, 10?f.; Mülbert, In Hopt / Wiedemann, Vor §§ 118 – 147 AktG, Rn. 188. [16] Wolfgang Sch?n, Der Aktion?r im Verfassungsrecht, in FS P. Ulmer 2003 (Sch?n, in FS Ulmer 2003), S. 1359, 1369-1371. [17] 比较Sch?n, in FS Ulmer 2003, S. 1359, 1371, 脚注56。. [18] BVerfG NJW 2012, NZG 2012, 907, 909 Rn. 25 - Deutsche Hypothekenbank; NZG 2011, 869 = NJW 2011, 2497 Rdnr.?24. [19] Peter O. Mülbert / Lars Leuschner,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n Vorgaben der Art. 14 GG und Art. 2 Abs. 1 GG für die Gesellschafterstellung – wo bleibt die Privatautonomie?, ZHR 170 (2006), S. 615ff.; Lars Leuschner, Gibt es das Anteilseigentum wirklich? NJW 2007, 3248, 349. [20] Martin Tonner, in: FS Karsten Schmidt, 2009, 1581, 1585 Fn.27. [21] Brun-Otto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1, 6 Aufl. 2012, Art. 14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29; Wendt, In. Sachs Grundgesetz Kommentar, 7 Aufl. 2014, Art. 14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9. 财产权保障在宪法所允许的征收之外是否还包含财产价值保障，这在德国学界是有争议的。宪法法院持否定态度，如BVerfG 10, 17 (30f.).。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如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Art. 14 GG, Rn. 90; 持不同意见者如，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9 及其在脚注22中列举的文献。我国文献中对“存续状态保障”的详细介绍，张翔: 《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基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初步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2]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0ff.; 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Art. 14 GG, Rn. 91。 有的学者认为，“基本存续状态”（Kernbestand）所体现的基本权对于立法者的拘束力实际已为基本法第19条第2款所要求“本质内容保障”（Wesensgehaltsgarantie）所涵盖，财产权的机制保障还包含了宪法立法者支持私财产权的价值判断，如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30。 [23] BVerfGE 24, 367 (389); 50, 290 (239, 344). [24] Pieroth/Schlink u.a., Grundrechte, § 4, Rn. 91ff. und 94. [25]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8; 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Art. 14 GG, Rn. 10ff. 因此他们反对宪法法院在其判决——如BverGE 50, 290 (238)——中提出了基本法对于经济制度的中立性论点，认为基本法对于经济制度的开放性只是相对的。 [26]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37；财产权的间接第三人效应的阐述见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220?f. [27] BVerfGE 88, 203 (24ff., 259ff.). 对禁止作为不足原则的形成具有根本影响的学者：Canaris, AcP 184 (1984), S. 228, 245. [28] Jung, JZ 2001, 1004, 1005; BVerfG 88, 203, 261f. = JZ 1993, Anh. Nach S. 1172, dazu S. 86; 89, 214, 232 = JZ 1994, 408, 409 m. Anm. Wiedemann. [29] BVerfG 81, 242, 255f. = JZ 1990, 691, 692. m. Anm. Wiedemann; 96, 54, 64f. = JZ 1997, 777, 778f. m. Anm. Stark; Canaris, AcP 184 (1984), 201 (226.); 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S. 1572ff.; Jung, JZ 2001, 1004, 1007. 对宪法法院所认可的国家保护义务的案件类型的列举及其详细阐述见Pieroth/Schlink u.a., Grundrechte, § 4, Rn. 110?ff. [30] Ipsen, Grundrechte, S. 32; vgl. 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S. 945f. 他将发生冲突私主体双方合国家的关系描述为“法律上的三角关系”(Rechts-Dreick)。 [31] 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Rn. 1577f. ; Ipsen, Grundrechte, S. 32; Jung, JZ 2001, 1004, 1008. [32] 对股份财产权的“组织依赖性”（Organisationsabh?ngigkeit）的详细分析见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 1011-1012. [33] 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 1014; Wiedemann, Gesellschaftsrecht I, S. 701f. [34] BVerfG, NJW 1979, 699, 705. [35] BVerfG v. 1.3.1979 BvR 532/77, BVerfGE 50, S. 290, 355. [36] 对基本法第9条和第14条关系的详细阐述见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67. [37] Wolfang Sch?n, FS Peter Ulmer (2003), S. 1359, 1368; 对此认同者，如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 1017;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07所提出财产法上的机制需要满足“实体领域的内在逻辑性”（innere Sachgesetzlichkeit）的论点在本质上与“前后一致性”要求是一致的。 [38] 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67. 与此观点类似者如Jung, JZ 2001, S. 1004, 1013; Stumpf, Grundrechtsschutz im Aktienrecht, NJW 2003, S. 9, 11. [39] Klaus Stern, Probleme der Ausstahlungswirkung der Grundrechte auf das Privatrecht, in: FS für H. Wiedemann (2002), S. 133, 142; Jung, JZ 2001, S. 1004, 1005.. [40] 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 1014. [41] Vgl.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42] 就土地所有权案件对于财产权教义学形成的影响，参见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 1012. [43] 值得注意的是，多表决权股的目的在于出于公共利益或者重大国民经济利益的考量赋予特定少数股东的否决权，其大多运用于能源供给企业中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股东，因此取消多表决权股实际上对于私主体的基本权影响有效。对取消多表决权股的合宪性分析，参见Winfried Kluth, Abschaffung von Mehrstimmrechtsaktien verfassungswidrig? ZIP 1997, S. 1217ff.; Wolfgang Z?llner / Hans Hanau,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n Grenzen der Beseitigung von Mehrstimmrechten bei Aktiengesellschaften, AG 1997, S. 206ff. [44] 参考Ivo Appel / Matthias Rossi, Finanzmarktkrise und Enteignung – Zur Vereinbarkeit des Rettungsübernahmegesetzes mit Verfassungs- und Europarecht, 2009; Thomas B?ckenf?rde, Die getarnte Enteignung, NJW 2009, S. 2484ff.; Elke Gurlit, 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 und Eigentumsgarantie, NZG 2009, S. 601ff. [45]这一部法案简化了《股份法》和《并购法》中的排除少数股东的制度。其合宪性争议见下文第4节。 [46]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68;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6. [47]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6。依照通行的“所在地理论”（Sitztheorie），法人的所属国根据其实际运营的所在地来判断，对此参见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9 m.w.N. [48]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7. St. Rspr. Vgl. BverfGE 21, 362 (39f.) – Sozialversicherungstr?ger; 61, 82 (100f.) – Sasbach; 78, 101 (102) – Eigentumsrecht von Rundfunkanstalten. Zu den anerkannten Ausnahmen vgl. Ipsen, Grundrechte, S. 19. [49] BVerfGE 45, 63 (80); 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1 m.w.N. [50] Dreier, in: Dreier, Art. 1 GG Rn. 70 m.w.N; Jarass / Pieroth, Art. 1 GG Rn. 39; Stefan Storr, Der Staat als Unternehmer, 2001, S. 49ff. 少数派观点主张以此类企业受到公共目的的约束为额外条件，例如Markus M?stl, Grundrechtsbindung ?ffentlicher Wirtschaftst?tigkeit, 1999, S. 115ff. 对学界就德国铁路和德国邮政私有化后的继任企业的基本权义务问题的讨论及联邦行政法院和联邦法院有关判决的概述，参见Dreier, in: Dreier, Art. 1 GG Rn. 73。 [51] BVerfGE 128, 226 (245, Rn. 50). [52] 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3 m.w.N. [53] BVerfG NJW 1990, 1783 = JZ 1990, 335 m. krit. Anm. G. Kühne. – HEW; BVerfGE JZ 2009, 1069 m. Anm. G. Kühne (=BVerfG NVwZ 2009, 1282 –Stromnetzbetreiber), 在该案件中联邦宪法法院延续了前一判决的思路，以类似理由否定了公法股东持股75.2%的涉案公司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 [54] 例如H. G. Koppensteiner, Zur Grundrechtsf?higkeit gemischtwirtschaftlicher Unternehmungen, NJW 1990, S. 3105, 3114. [55] 例如Markus M?stl, Grundrechtsbindung ?ffentlicher Wirtschaftst?tigkeit, 1999, S. 70ff., 90f. m.w.N. [56] 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8. 同样主张在存在公法人对公司的控制的情况下应将公司行为视为公法人的行为的学者：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 Art. 19 Rn. 284; Art. 19 Abs. 3 Rn. 72ff.; v. Münch / Kunig-Münch, Vor. Art. 1 – 19 Rn. 20. [57] BVerfGE v. 22.2.2011 – 1 BvR 699 / 06, NJW 2011, 1201 – Fraport AG. 学说中的多数意见似乎持不同观点，认为让混合经营企业本身受基本权拘束与私股东的私法自治不符，Starck, in: 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 Art. 1 GG Rn. 231; H?fling, in: Sachs, Art. 1 Rn. 104; Jarass / Pieroth, Art. 1 GG, Rn. 40. [58] 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Huber, Art. 19 Rn. 277. 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也明确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BVerfG NJW 1990, 1783 – HEW; BVerfG NVwZ 2009, 1282 –Stromnetzbetreiber. [59] 比较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8，其认为该判决补充性地确认了汉堡电厂案的裁定。 [60] BVerfGE 42, 143, 148 = JZ 1976, 589, 590; Canaris AcP 184 (1984), 201, 202; 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S. 1511f., 1576. [61] Jung, JZ 2001, 1004, 1007. [62] Dreier, in: Dreier, Art. 1 GG, Rn. 71. 然而，除了基本法第3条所要求的平等权外，对于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直接相关的基本权利并不多，对此见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Rn. 1422。 [63] Jung, JZ 2001, 1004, 1007. 对这二概念的介绍参见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Rn. 1586ff。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社会权力地位差异（das soziale Machtgef?lle）是基本权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的核心论据。该学说的一些支持者正是以限制社会权力的必要性主张应该认可基本权在特定情形下对私法主体的直接拘束力。对理论的批判详见Canaris AcP 184 (1984), 201, 206f. [64] 比较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S. 1591f.; Jarass / Pieroth, Art. 1 GG, Rn. 35; Canaris AcP 184 (1984), 201, 206f.; Ipsen, Grundrechte, S. 21f. (Konsensprinzip und einseitige Verpflichtung als zu unterscheidende Strukturmerkmale) [65] 参见前文二、2。 [66] Bernhard von Falkenhausen, Verfassungsrechtliche Grenzen der Mehrheitsherrschaft nach dem Recht der Kapitalgesellschaften, 1967, S. 4f.; Bastian Schoppe, Aktieneigentum, 2011, 173.? [67] 具有代表性的学者：J?rn Ipsen, Staatsrecht II-Grundrechte, 17 Aufl. 2014 (?Ipsen, Grundrecht II“), S. 41 – 43; Dreier, in: Dreier, GG Bd I, Vorb. Rn. 125-128; 对“侵入”概念的详尽的批判见M. Sachs, in: Klaus Stern, Staatsrecht III / 2, S. 128-158; [68] 对四种影响方式的详细解析见Ipsen, Grundrecht II, S. 43-47. [69] 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307ff;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48;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2. [70] Ipsen, Grundrecht II, S. 213。我国文献中对于征收和补偿的相互依存关系及所谓的“唇齿条款”（Junktimklausel）的介绍，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载于《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101页。 [71] BVerfG NJW 98, 358; anders noch BverfGE 58, 300, 331f.;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49; Jarass, in: Jarass / Pieroth, Art. 14, Rn. 75. [72] BVerfGE 70, 191, 199f.; 72, 66, 76; 74, 264, 280; 79, 174, 191; 100, 226, 239f. [73] Jarass, in: Jarass / Pieroth, Art. 14, Rn. 75; Deppenheuer, in: 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 Art. 14 GG, Rn. 401f. und 403 ff.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as materielle Enteignungsbegriff befürwortend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50f. [74] 例如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4; Jarass, in: Jarass / Pieroth, Art. 14 GG, Rn. 76. Deppenheuer, in: 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 Art. 14 GG, Rn. 406ff.; a.A.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51f. [75] BVerfGE 104, 1 (9f.) – Baulandumlegung; 126, 331, 359; BverfGE 115, 97, 112 = NJW 2006, 1191; anders noch BVerGE 82, 201, 211; kritisch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51f.;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3 对该特征表述含糊，一方面援引BVerfGE 24, 367 (394)，认为这并非必要要素，另一方面又指出征收通常限于“通过公权力获取财物”的情形。 [76]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50; ?hnlich Gurlitz, NZG 2009, 601, 603. 该定义源于联邦法院下述判决：BGHZ 6, 270 (27). [77] Z.b. im Fall der Baulandumlegung (BVerfGE 104, 1, 9f.), der st?dtebaulichen Sanierung (BverwG, NJW 1996, 2807f.), der Regelung des nachbarlichen Ausgleichs (BVerfGE 72, 66, 76f.), siehe Jarass, in: Jarass / Pieroth, Art. 14 GG, Rn. 80. [78] BVerfG NJW 1962, 1667. [79] OLG München, Urt. v. 28. 9. 2011 – 7 U 711/11 (nicht rechtskr?ftig), ZIP 2011, 1955ff.? ? [80] Gurlit, NZG 2009, 601, 605; Thomas B?ckenf?rde, NJW 2009, 2484, 2488; Uechtritz, NVwZ 2012, 1472, 1474. [81] Thomas Voland, End gut, alles gut? – Die Verfassungs- und Europarechtskonformit?t der Regelungen zur Finanmarktstabilisierung, NZG 2012, 694ff. [82] Wolfang Sch?n, FS Peter Ulmer (2003), S. 1359, 1360. [83] 比较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db Staatsrecht VI, Rn. 69. [84]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58;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3 Rn.143. [85]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59; Peter Jung, JZ 2001, 1004, 1012. [86] 参见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3 Rn. 144; 对其分析表示认同的学者，如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Art. 14 GG Rn. 226; 看法类似者，如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 1013。 [87] 例如BVerfGE 52, 1, 29 = NJW 1980, 985, 987; 95, 48 [58] = NJW 1997, 447; 101, 239 [259] = NJW 2000, 413;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3 Rn.145. [88] BVerfGE 52, 1, 29 = NJW 1980, 985, 987. [89] 中文文献中探讨该问题的代表性文章：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载于《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101页。 [90]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145; Pieroth/Schlink u.a., Grundrechte, § 23 Rn. 1007。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如Depenhauer否认比例原则的特殊结构，认为在财产权领域审查的对象是对财产权客体所负担的社会义务是否适合、是否有必要， 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Art. 14 GG Rn. 226f。 [91]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104 und Rn. 145; 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308. [92] BVerfGE 8, 71 (80); 53, 257 (293);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61;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3 Rn.145 [93]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3 Rn. 145;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61. 对立法者预测空间的详细阐述见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321ff。 [94] BVerfGE 50, 290 (335.) = NJW 1979, S. 699, ? – Mitbestimmung; ?hnlich BverfGE 56, 54 (78) – Flugl?rm; 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323. [95] BVerfG NJW 1979, 699, 703 – Mitbestimmung; 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311?f.; Jarass / Pieroth, Rn. 42?f. [96] BVerfGE 50, 290 (347?f.) = NJW 1979, S. 699, 705;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18. [97] Kritisch aus zeitgen?ssischer Sicht etwa Wiedemann, Gesellschaftsrecht I, S. 712, der sich explizit gegen eine Ausklammerung auch ?kleinen“ Anteilseigentums aus dem Schutzgehalt des Art. 14 GG wendet; ?hnlich Eckelt, Verfassungsrechtliche Kernfragen der Mitbestimmung (1978), S. 16; Hans-Jürgen Papier, Das Mitbestimmungs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aus verfassungsrechtlicher Sicht, ZGR 1979, S. 444, 461?ff. (aus Schoppe, Aktieneigentum, S. 132 Rn. 676.) [98] Jung, JZ 2001, 1004, 1012; 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db Staatsrecht VI, § 149 Rn. 117. Etwas anderer Akzent bei Papier, in: Maunz / Dürig, Art. 14 GG Rn. 195. (aus Schoppe, Aktieneigentum, S. 132 Rn. 676.) [99] Wolfgang Z?llner / Hans Hanau,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n Grenzen der Beseitigung von Mehrstimmrechten bei Aktiengesellschaften, AG 1997, S. 206, 215 (aus Schoppe, Aktieneigentum, S. 133) [100] 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S. 1009, 1016?f. [101] Holger Fleischer, Gesellschafts- und Kapitalmarktrecht als wissenschaftliche Disziplin, in: Engel / Sch?n (Hrsg.), Das Propr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 2007, S. 50, 67; Peter O. Mülbert, Soziale Verantwortung von Unternehmen im Gesellschaftsrecht, AG 2009, S. 766 ff.; Schoppe, Aktieneigentum, S. 133. [102] 对新规则合宪性的具体分析见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144. [103] 比较Schoppe, Aktieneigentum, S. 138，其将这两方面分别归纳为纵向和横向的权衡。（zur Abw?gung auf der vertikalen Ebene vgl. Z?llner / Hanau, AG 1997, S. 212, 215; Martin Winner, Squeeze-out und Schutz des Eigentums, GesRZ Sonderheft 2006, S. 9, 12f.）. [104] Jung, JZ 2001, 1004, 1005. [105] Jung, JZ 2001, 1004, 1005. ?hnlich bereits Wiedemann, Gesellschaftsrecht I, S. 705; Speziell zum Aktienrecht Raiser, JZ 1979, S. 495 (aus Schoppe, Aktieneigentum, S. 136.) [106] Jung, JZ 2001, 1004, 1005; Canaris, JuS 1989, S. 163; Canaris, 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 S. 84?f.. Zum Wechselbeziehung von Freiheitsbeschr?nkung und Freiheitsschutz vgl. auch BverfGE 81, 242 (261) – Handelsvertreter; zum Ausgleich zwischen Mehrheits- und Minderheitsinteressen im Aktienrecht v. Falkenhausen, Verfassungsrechtliche Grenzen der Mehrheitsherrschaft nach dem Recht der Kapitalgesellschaften 1967, S. 6. [107] Stumpf, NJW 2003, S. 10 unter Berufung auf VerfGE 50, 290 (315) = NJW 1979, 699.; Schoppe, Aktieneigentum, S. 149. [108] So bereits BverfGE 14, 263 (275) – Feldmühle; vgl. Jung, JZ 2001, 1004, 1005; Stern, Staatsrecht III / 1 1988, S. 1576; Kronstein, BB 1960, 221, 224; v. Falkenhausen, AG 1963, 150, 152; für eine st?rkere gesetzgeberische Missbrauchsbek?mpfung allerdings Fechner/Schneider, Verfassungswidrigkeit und Rechtsmi?brauch im Aktienrecht, 1960, S. 44. [109]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93 Rn.145;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61. [110] Deppenheuer, in: v. Mangoldt / Klein / Starck, Art. 14 GG, Rn. 229. [111] 对此的详细介绍参见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62f.;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148ff. [112] 对此的详细介绍参见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63. [113] BVerfG, NJW 2000, 349, 350 – Wegner / Daimler-Benz; AG 2000, 72 - Wegner / Scheidemandel.; kürzlich best?tigt in BGHZ 160, 385, 388 – Thyssen-Krupp.? [114] BVerfG, NJW 2000, 349, 350 – Wegner / Daimler-Benz. [115] BVerfG, NJW 2000, 349, 351 – Wegner / Daimler-Benz. [116] BVerfG, NJW 2000, 349, 351 – Wegner / Daimler-Benz. [117] Vgl. Begr. RegE UMAG, BT-Drucks. 15 / 5092, S. 17. [118] Hüffer / Koch, AktG, 11 Aufl. 2014, § 131 Rn. 22d. 在2005年股份法改革前的主流观点也认为，限制股东发言权属于股东大会主持人而非股东大会的权限范围，参见MünchKommenAktG / Kubis, 3. Aufl. 2013, § 131, Rn. 98 m.w.N. [119] Bejahend Hüffer / Koch, AktG, 11 Aufl. 2014, § 131 Rn. 22d.; verneined MünchKommenAktG / Kubis, § 131, Rn. 99; auch zweifelnd K?lnKommAktG / Kersting, § 131, Rn. 285. [120] Schoppe, Aktieneigentum 2011, S. 235. [121] BVerfG AG 2000, 72ff. - Wegner / Scheidemandel.; [122] Hüffer / Koch, § 131 AktG Rn. 29; MünchKommAktG / Kubis, § 131, Rn. 118. [123] 如Heidel, in: Heidel, Aktienrecht, 4. Aufl. 2014, § 131 Rn. 67f. 批评者，如: Volker R?hricht, Die aktuelle h?chstrichterliche Rechtsprechung zum Gesellschaftsrecht, in: Gesellschaftsrecht in der Diskussionen 2000, S. 3, 10ff.; Axel J?ger, Rechtsprechungsbericht: Die Entwicklung der Judikatur zur AG in den Jahren 1999-2000, NZG 2001, S.?97, 100f.; 主张该条款违宪的学者，如Wolfgang Dieter Budde, Rechenschaftslegung im Spannungsfeld des Grundgesetzes, in: Festschrift für Adolf Moxter, 1994, S. 33, 54ff. und 58. Siehe auch K?lnKommAktG/Kersting, § 131 Rn. 322ff. m.w.N. 诸多知名经济学者也对该判决提出批评，参加Theodor Siegel / Peter Bareis / Dieter Rückle / Dieter Schneider / Jochen Sigloch / Hannes Streim / Franz W. Wagner, Stille Reserven und aktienrechtliche Informationspflichten, ZIP 1999, S. 2077ff. [124] Hüffer / Koch, § 131 AktG Rn. 29. [125] Sch?n, in FS Ulmer 2003, S. 1378f. [126] Thomas Raiser, Anlegerschutz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Festschift für Siegfried Kümpel, 2003, S. 437, 442; R?hricht, in: Gesellschaftsrecht in der Diskussionen 2000, S. 3, 14ff. [127] Weitere Ausführungen bei Hennrich, FS K. Schmidt, 2009, S. 81, 583ff. [128] 关于该条款是否构成征收的问题，见上文第二章第4节。 [129] BVerfGE 14, 263, 281f. = NJW 1962, 1667, 1668. [130] BVerfG NJW 1962, 1667, 1669. [131] BVerfG NJW 1962, 1667. [132] BVerfG, NJW 1999, 3769, 3770. [133] 对公司并入的介绍，见[德]怀克、温德比西勒著：《德国公司法》（第21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57页。 [134] BVerfG, NJW 1999, 3769, 3770. [135] BVerfG, NJW 1999, 3769, 3771; best?tigt durch BVerfG NZG 2012, 907, 909 Rn. 20 - Deutsche Hypothekenbank. [136] Raiser, in: FS Kümpel, 2003, S. 437, 448. [137]对公司合并的介绍，见[德]怀克、温德比西勒著：《德国公司法》（第21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20-727页。 [138] BVerfG NJW 2001, 279, 280. [139] BVerfG NJW 2001, 279, 280. [140] BVerfG NJW 2001, 279, 280. [141] Martin Tonner, in FS Karsten Schmidt (2009), S. 1581, 1583. Er verweist auf Gesetzesbegründung in BT-Drucks. 14/7034, S. 32; BGH NZG 2006, 117; Papier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 Stand 2002, Art. 14 GG Rz. 195; Lenz/Leinekugel, Eigentumsschutz beim Squeeze out, 2004, S. 11 ff.; Bugert, BB 2007, 1518 m.w.N. [142] Uwe Hüffer. Aktiengesetz (10. Auflage). München C.H.Beck 2012 (hereafter ?Hüffer“), § 327a Rn.?1. [143] BT-Drucks. 14/7034, S. 32. [144]对裁决程序的详细介绍，见[德]怀克、温德比西勒著：《德国公司法》（第21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665页。 [145] 参见《股份法》第327f条。 [146] 参见《股份法》第327e条第2款，其援引了第319条第5、6款的登记阻却消除程序(Freigabeverfahren)。 [147] [德]怀克、温德比西勒著：《德国公司法》（第21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页。 [148]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149] Vgl. 参见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150]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Rn. 20. [151]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Rn. 23. [152]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Rn. 24. [153]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Rn. 26-27. [154]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Rn. 30. [155]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Rn. 31. [156] 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87. 财产权的分配功能详见Engel, Die soziale Funktion des Eigentums, in v. Danwitz/Depenheuer/Engel, Bericht zur Lage des Eigentums 2002. [157] 对这两个方面的批评意见见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89. [158] 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87-1388; Schmidt-A?mann, in FS Badura 2004, 1009, 1025表示赞同。另比较Hüffer, § 327f. Rn. 2f.; Vetter, Squeeze out, AG 2002, S. 176ff. [159] Raiser, in: FS Kümpel, 2003, S. 437, 450f. [160] 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72; auch Papier, in Maunz-Dürig, Art. 14 GG Rn. 502ff. [161] 比较BVerfG, AG 2000, 74 = NJW 2000, 349, 350 – Wegner / Daimler-Benz; AG 2000, 72 - Wegner / Scheidemandel.? [162] BVerfG, ZIP 1999, 1801 (1802) - Scheidemandel II. 对此持批评意见者认为联邦宪法法院的上述陈述有认可独立于股东利益的“企业自身利益”的嫌疑，而且似乎否认了股东监控公司经营的功能，如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74. [163] 前一种提法源于Wendt, in Sachs, GG Kommentar, Art. 14 GG, Rn. 107f. und 118a；后一种提法源于 Sch?n, in FS Ulmer 2003, 1359, 1373; Holger Fleischer, Gesetz und Vertrag als alternative Probleml?sungsmodelle im Gesellschaftsrecht – Prolegomena zu einer Theorie gesellschaftsrechtlicher Regelsetzung, ZHR 168 (2004), S. 689, m.w.N.; zustimmend Schoppe, Aktieneigentum 2011, S. 215。 [164] Hüffer, §?76 Rn.?12b; K?lnerKommAktG/Mertens/Cahn, §?76 Rn.?15?ff. [165] 比较BVerfGE 50, 290 (335.) = NJW 1979, S. 699, ? – Mitbestimmung; BVerfG NJW 2007, 3268, 3270, Rn. 24 – squeeze out。参见上文第二章第5节第1小节。 [166] Zum ?Rollenwechsel“, Wiedemann, in FS K. Schmidt, S. 1741: Der innververbandliche Wechsel von der Verantwortung als Mitunternehmer zur blo?en Portfolio-Anlage – und umgekehrt – ist in der Einheitsgesellschaft ohne inhaltliche Ver?nderung der Mitgliedschaftsrechte und grunds?tzlich ohne Zustimmung der Mitgesellschafter m?glich. [167]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起草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一）》（征求意见稿）（该司法解释未正式发布）第36条第3款曾作此规定，并在2003年11月6-7日最高法院民二庭召开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专家论证会上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可。2004年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的《公司法（修改草案）》也作出类似规定。对此，参见蒋大兴：“反对少数股东的保护”，王保树主编《转型中的公司法的现代化》2004年， 546，549。 [168]蒋大兴：“反对少数股东的保护”，王保树主编《转型中的公司法的现代化》2004年， 546，549. [169] 王保树/崔勤之，《公司法原理》，页174；对于该条款在运用中可能引发的争议见李建伟，《公司法学》2008， 页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