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前的今天，著名的《5.16通知》已经是“箭在弦上”。如今，带给中华民族与世界东方文明最惨痛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话题；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一直未能获得国人的“共识性”评价，有大量的中国人长期致力于“为其翻案”，文革的阴魂总是难以驱散。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缺少反省精神的民族；从“文化学”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我看来，文革阴魂不散，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传统政治制度与草根文化的“相互强化”机制，即，专制政体的“延续”导致对文革思想根基的清理十分有限，充满各种矛盾的“体制性”评价因此变得似是而非；而基层草根民众在这种政治环境当中始终难以摆脱传统的“循环—报复式”政治观念；当体制内高层人士不断利用这种所谓的“民意”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时，传统政治文化就得以获得强大的“再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强化既有的政治运作逻辑，陷入恶性循环的陷阱。

首先，当前中国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的“整体性”评价源自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重要文件。文件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很明显，这种性质定位虽然对文革本身做给予了“否定”，但是对其发动者却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有人由此将文革解读为：继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等以来所出现的“探索性错误”；将这种话语逻辑继续引申开来——毛主席尽管发动了错误的文革，但仍然不失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身份！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的日常思维往往具有“整体性”特征，而《决议》对文革的评价——文革虽然错，但发动文革的人基本没错——却要求人们突破这种思维方式，用学术的辩证思维来看待它，实际上等于是回避了对其“根子”问题的反思，这种似是而非的评价和没有力量的否定带来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文革进行重新解读，甚至“换一个角度”彻底颠覆《决议》的定性，我相信，这应该是文革阴魂不散的“体制性”原因。

其次，在悠久的专制主义政治环境熏陶之下，中国基层民众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三点：民粹主义与极端平等主义（平均主义）思想（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称之为“铲平主义”）、循环主义的“江山轮流做、今天到俺家”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打江山、做江山”）、对政治强人的非理性“天然”崇拜（本人曾经在《中国民间“崇毛派”的思维方式》一文中对此做过剖析）。这一套政治观念与专制政治之间构成“对立又统一”的默契关系，在中国的“训政”（更不要奢论宪政）缺失状态下，它必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主流政治话语当中的“毛泽东形象”正好迎合了这套政治观念的社会心理需要，随之而转化成为撩拨中国基层民众三根“政治神经”的政治符号。因此，中国基层民众对毛泽东的“自发崇拜”就很容易扩散与升级为对文革的认同，特别是在当今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已经极为突出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就显得顺其自然——他们找不到（甚至根本不想去找）走出历史循环的路径，只能奢望一位“万能”的政治强人帮助自己实现翻身做主人的梦想，哪怕是自己最终难以成为“主人”，也希望通过把既有的主人拉下马来换得两级分化社会的终结，这是文革阴魂不散的“社会心理”原因。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运作逻辑虽然发生了些许改变，但是最根本性的“内容”还是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因此，毛旗等于还是“正统”，党内左右两种政治势力的对立也一直存在着。当毛时代的极端贫困、残酷斗争、人性堕落等负面感受逐渐在民众的视野里消退，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极分化、精神空虚、官场腐败等负面感受却不断得以强化时，党内左派必然会借机寻求“翻盘”机会，企图通过利用基层民众对毛时代的“怀旧”心态来赚取更多的政治合法性，甚至铤而走险，搞非常规政治活动。而且，有的政客即便不能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可毛泽东时代，但仍然会以“实用主义”的心态选择毛泽东这面政治旗帜作为权力斗争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武器；这等于说，毛泽东已经成为了现有政治体系内部难以撼动的“神像”，而这必然进一步强化基层民众对他的崇拜，作为其重要政治遗产的文革自然难以被真正“清理”干净。子孙否定祖宗必然是“艰难”的，基层民众传统政治心理的顽强延续使得这种“可能”进一步降低；因此，针对文革的再评价问题，在位的政治领导者大多都选择了“逃避”的姿态，他们都不想或不敢触碰中国的这根敏感政治神经，我相信，这种政治情势就是文革阴魂不散的“权力运行逻辑”原因。

总而言之，毛泽东与文革有着难以割舍的天然联系，毛泽东自己坦然承认，他一生之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革”，因此，只要他的神坛地位不能动摇，对文革的任何否定性评价都会变得软弱无力；只要不能真正揭开毛泽东的历史面纱，就必然难以真正否定文革的政治合法性，更难以根除其发生的政治文化土壤。一个极其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似乎不可能完成这项历史任务，因为它直接源自于毛泽东，只不过是从由一个人集权专制的僭主政体转变成为由一群权贵专制的寡头政体，否定前者就等于对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进行了“釜底抽薪”，这是任何的当政者都难以面对和处理的棘手话题。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德国可以立法禁止“纳粹”思想的传播（据说连纳粹的手势都是不允许的），中国却只能对“文革”思想含糊其辞，更不要说理直气壮地加以禁止了。

中国如何才能迈出“反思文革”的根本性一步？我们很难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抱有希望，但是我们不得不展望一下“继续维持现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它一定是悲惨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权贵越猥琐 民粹越暴烈”，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对立统一”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演绎了无数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最近微信上流传的一篇作者署名关山远的文章《明朝灭亡前，满朝文武个个争做影帝》深刻证明，专制体制一旦被暴力打破，新的“僭主—暴民”政体必然会随之出现，这时候发生的灾难不会“选择对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想说，贪腐、特权固然可恶，但文革式解决方案不仅不能破解这个难题，反而会制造更大的灾难，然而，我们既说服不了权贵，也劝阻不了民粹，这应该是当下中国公民所面对的一个“最无奈”境况了！必然承认，文革阴魂不散，是全中国的危机，是所有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与面对的重大话题。如果说，普罗大众的思想改造非朝夕之事，那么，执政党的政治方针调整就是一个相对容易操作的事情。为此，我不报希望地提出如下三条建议：

1、采取得力措施缓解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继续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力度，以降低民粹主义思想的滋生速度；同时，筹备立法，禁止文革思想传播，将“公然为文革招魂”的言行定性为“反人类罪”，从根本上解决文革“定性不清楚”的问题。

2、鼓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开展针对文革的学术研究，从学理上弄清文革的发生机制，从而为防范它的再次出现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广大的领导干部群体推行相关理论知识的集体学习活动，使其充分认识到文革的巨大危害和正确的防范之道。

3、对中国各级学校的政治课程（特别是大学的通识课）进行改革，逐渐减少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教学内容；同时加强现代“法治精神”的宣传，着力培养中国青少年群体的公民意识与个体权利观念，从而为中国宪政制度与政治民主化建设打下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